知難行難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②，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③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④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麼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於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⑤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⑥」聞：「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麼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麼。

為什麼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⑧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瀋陽事件》。）

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於「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頭》第一期，署名佩韋。

②「偃武修文」語見《尚書·武成》。

③「治國平天下」語出《禮記·大學》：「國治而後天下平。」

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清帝溥儀（宣統）於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當時訂立的優待皇室條件，仍留居故宮。關於胡適見溥儀的事，見《努力周報》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載胡適的《宣統與胡適》一文。其中說：「陽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五月三十日（陰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

⑤溥儀於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的國民軍進駐北京后，即被趕出清宮，搬進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他作傀儡，於十一月間把他從天津送往東北；一九三二年三月偽「滿洲國」成立時，他充當「執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稱「康德皇帝」。

⑥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政學系政客。一九二一年與胡適同辦《努力周報》，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孫傳芳任命為淞滬商埠總辦，后又投靠蔣介石。

⑦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文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等職。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學學潮被蔣介石召見時，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被蔣以「治學不嚴」為借口，當場拘押，同年十二月獲釋。

⑧「知難行易」是孫中山提倡的一種學說，見於他一九一八年所寫的《孫文學說》之中。這一學說認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當時革命黨人中的畏難退縮思想；但也誇大了所謂「先知先覺」者的個人作用。後來蔣介石等人利用這一學說，作為他們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學論據。《新月》第二卷第四號（一九二九年六月）轉載了胡適所作的題為《知難，行亦不易》一文，批評「知難行易」學說，提出所謂「專家政治」的主張，要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聲言「此說（按指『知難行易』）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當時胡適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參加蔣介石政府。

⑨羅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員。曾留學美國。他寫的《瀋陽事件》，是評論九一八事變的小冊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圖書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