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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當8O年代開始時，卡斯特蘭諾依舊逍遙法外。在雷戈公園昆斯布爾瓦街上的聯邦調查局布魯克林——昆斯常駐機構里，有些人開始覺得這太過分了。

但是事實上，到那時為止，卡斯特蘭諾從未被警方列為特殊打擊目標。聯邦調查局尚未做出直接進攻暴徒最高首腦人物的作戰策略；在《反詐騙及腐敗組織條例》還未實施的時候，大頭目們看上去簡直不可能被直接起訴。因此，警方對一些街頭地痞立案，希望他們成為眼線供出他們的小頭日，而這些小頭目為了救自己而告發幕後人，這樣一步一步到終點。

畢競，暴徒們獲得利潤是遵循「積少成多」的原則。

那麼讓暴徒招供的工作為什麼不用同樣的方法呢？

在某些案例中，在某些家族中，這種方法取得了成果。但對甘比諾家族，卻幾乎是一無所獲。因此甘比諾家族越來越有組織性，越來越佔優勢了。

使這種局勢日益受挫的是在7O年代，總的來說，是在反對有組織犯罪的鬥爭進程中沒有先例的一段時期。有了新頒布的反詐騙法令做武器，運用法庭授權的「第三號授權法令」允許的監視行動，聯邦調查局的行動小組與各地州立和聯邦打擊犯罪組織合作，已經設法嚴重干擾了美國所有的6個秘密犯罪家族的活動。其中的兩個家族——在威斯康星州的達拉斯和麥迪遜——已完全失去活動能力。

在全國範圍內，不僅僅是衛士，不僅僅是隊長，而且秘密犯罪家族的首領們由於大量觸犯法律而被逮捕、被起訴或被驅逐。打擊黑手黨的工作進展順利，這些對高層首領的起訴還巧妙地起到了更多的作用，因為最高首領的倒台通常會引起權力鬥爭，其中會有一個或更多的覬覦王位者會被除掉或者用其它方式投降，無力參與權力鬥爭。

在紐約，五個黑手黨暴徒家族中，除了卡斯特蘭諾，每個首領在7O年代都為法律問題大為頭疼。盧切斯家簇的首領卡邁因·特拉蒙蒂，因為偽證罪被判了5年監禁。卡邁因·珀西科，科洛博家族的首領，因為搶劫罪被判了14年監禁；科洛博本人，自從在1971年向義大利裔美國人公民權利同盟集會開槍案件中受傷后一直昏迷不醒，由於他控制一個龐大的賭博業帝國而被起訴。保楞·西亞卡，博納諾家族的首領，因為販賣海洛因被捕；菲利浦·拉斯泰利，在70年代后斯繼承了他的權力，他因觸犯反壟斷法、暴力行為和勒索罪被起訴，被關了11年，弗蘭克·「芬齊」·蒂爾里，吉諾維斯家族的首領，也許會獲得根據「反詐騙及腐敗組織法案」被起訴的第一位紐約黑手黨首領的榮譽；他被起訴經營詐騙行業，其手段包括謀殺和勒索。

卡斯特蘭諾，甘比諾家族的首領，是唯一使執法部門束后無策的紐約黑手黨首領。的確，在70年代他曾被起訴過一回——那是在1975年，被指控犯有詐騙罪。但是，在審訊進行過程中，政府的王牌證人，一個叫阿瑟·伯拉德利的人，決定不去作證，正如一個聯邦調查局眼線後來證實的。卡斯特蘭諾和伯拉德利聯繫過，向他提出我們能想象到的條件，使他無法拒絕。如果伯拉德利沉默不語，他就能得到數萬美元，還能獲准「赦免」，饒恕他從前與政府合作乾的蠢事。赦免，在這裡意味著他不會被謀殺，任何人也不難理解卡斯特蘭諾這個提議的反面也同樣真實，因此，伯拉德利在審判過程中堅決不開口，結果因有犯罪企圖被判了5年監禁，而卡斯特蘭諾平安走出法庭，臉上淡淡的微笑說明了真相。

後來的情況越來越清楚，保羅·卡斯特蘭諾不僅是黑手黨這個池塘里最大的一條魚，也在變成最精明的一條魚。與再以後暴徒內部對他的抱怨之辭相反，他並不羞於動用暴力——一點也不。但是他意識到，單獨的恐嚇只是一種姿態而不是一種策略。

策略有更多的方面：勸說，對冒險的斟酌，還有利益，知道如何等待。卡斯特蘭諾掌握這些技巧的嫻熟程度給人印象深刻。在所有近期黑手黨暴徒首領中，他最嚴於律己，最有約束力。他把私心置於事業之外，沒有犯那種錯誤——那種大多是由於性格缺陷而不僅是戰略錯誤判斷而造成的錯誤——那種能使黑手黨首領迅速走向滅亡的錯誤。

巨頭保羅的行蹤記錄越是給人印象深刻，某些特工對他的懷疑越發加深。他成了一值得盯住不放的人。他那種自我隱蔽的生活方式和越來越少的消息只增加了幾分神秘感。聯邦調查局的偵探們有時會久久地、出神地凝視著卡斯特蘭諾的照片，彷彿這凝固的形象能提供一些抓到他的線索。在近期的一些照片中，教父戴了一副淺色飛行員式眼鏡；這副眼鏡看上去和他很不相稱，彷彿是哪個女兒，或許是一個年輕的情婦弄來為他戴上的。好讓這個老傢伙顯得新潮些。但是卡斯特蘭諾很愛虛榮，而且警惕著任何可能暗示力量衰弱的表現；他要是能剋制住這種虛榮心，就不會戴著這副眼鏡被照下來了。話說回來，他要是能剋制住這種虛榮心，就根本不會被照下來。

「這狗娘養的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難抓住的。」

說話者是布魯斯·莫，布魯克林——昆斯聯邦調查局辦公室甘比諾小隊的主管人，從1980年起他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保羅·卡斯特蘭諾這個焦點上。

莫是一個深思熟慮、說話委婉而且很有條理的人。

作為安納波利斯海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他曾在潛水艇中做過電力工程師。他習慣於科學邏輯和船上生活的那種強制生異乎尋常的整齊，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但追蹤有組織犯罪成員可不是一個有邏輯性的事業，其方法也很少有整齊的；完美這個概念在這條戰線上不太適用，所以莫有時會很煩惱。當他煩惱時，他就咬煙鬥嘴，臉上抽搐。這種抽搐，持續時間只一瞬，使布魯斯·莫的一隻眼睛垂下來，生動地表現出一個倍受折磨的敏感人的形象。

「狗娘養的，」他重複說：「幾十個銀行帳戶，有這裡的，還有國外的。關起門來和那引些官員合作，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模樣。還有那些相關的部門。他的權勢線路在工會裡穿來繞去像高峰時間的計程車一樣。和7大街有聯繫，和肉類批發商有聯繫，這種消遣真無聊。你要是想從這裡找出條路來，你就得當個他媽的工商管理碩士。」

「對於一個沒念完8年級的人來說幹得不錯埃」安德里斯·庫林斯偵探說。

「是不錯，」莫沮喪地說：「對於一個有竅門高薪聘用一批卑劣的隨從為他工作的人來說。」布魯斯·莫和許多聯邦調查局的人都認為，黑手黨暴徒的律師和顧問們和這些歹徒一樣應當受到嚴懲——也許應受更嚴厲的懲罰，畢竟，罪犯們走上犯罪之路經常是因為真的或自認為沒有別的出路了。但是那些刑事律師和會計師一開始便擁有特權。他們有選擇的餘地。他們為什麼要干這種勾當呢？

莫指了指卡斯特蘭諾的檔案，它像本電話簿那麼厚，大約也像電話簿一樣有啟發作用。「我們不得不和所有這些廢話打交道。」

「我們一直在努力，」喬·奧布賴恩偵探說：「但是事情似乎只能走這麼遠了。一般到了隊長這一層，就再也得不到什麼了。」

奧布賴恩透過六樓骯髒的玻璃窗看著我面，目光越過昆斯布爾瓦大街。此時是星期五晚上7點鐘，大多數工作的市民們開始度周末了，漫射的霓虹燈的激光混在煤煙暮色為，改變了外面空氣的顏色。

使人心情煩躁。

「我們得嚇嚇他。」布魯斯·莫說。

「很難，」安迪·庫林斯說，「他不是那種容易驚慌失措的人。他甚至不喜歡離開家。」

「但是有人和他保持聯繫。」莫堅持說。

「任何時候。」奧布賴恩同意說，他已經熟悉了卡斯特蘭諾家那馬蹄鐵形的車道和各種型號的高級車輛。

「嗯，」安迪·庫林斯無精打采地踢了莫的辦公桌一腳，單調的聲音回蕩在寂靜的辦公室里，「我的建議是，讓我們與那些能和他說話的人交談。能找到多少就談多少。讓我們直接走到他們跟前，非常友好地對他們說話。」

「說什麼？」莫問，「他們不會和偵探們說話。」

「對於這一點我們有幾分把握？庫林斯全務請求說，「我的意思是，他們不准許和偵探交談，的確如此。可是你看，他們會對我們試圖和他們交談感到驚訝。他們會覺得好奇，想知道我們要幹什麼。」

「此外，」奧布賴恩接過話說，「那又有什麼壞處呢？」和安迪·庫林斯一樣，他是局裡國外反間諜部的老兵。他順著聯合國總部周圍華麗的大道來回追蹤間諜。在那條工作線上，實際上和嫌疑犯交談都被認為是莫大的奢侈。要這麼做得需要國務院批准，因為對一位令人棘手的外交官——或者說如果這個體面的雜種的確是個間諜——不愉快的態度會引發國際爭端。與黑手黨徒打交道有一個很大的優勢——他們不會有位大使來對你大呼小叫的，「我看這麼做不會有什麼損失。」

基咬著煙斗，嘴唇發出輕輕的「撲撲」聲。只是和這些人談話——這不太符合他對於條理和戰略嚴密性的想法。可是，他又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動搖甘比諾家族這棵大樹，「但是我們對他們說什麼呢？」

「什麼都可以說！」安迪·庫林斯說：「說『生日快樂』，說『你最近在賽馬場運氣怎麼樣？』說什麼並不重要。我們就是要讓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和人交談，讓他們考慮誰在和誰說什麼，讓他們都回到卡斯特蘭諾那兒，盡職盡責地報告說有人和他們談話了。」

「那正是我們所要的」，喬·奧布賴恩說，「我們要讓保羅——一天里六次、八次、十次——聳聳肩膀說：『別擔心，他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只是些傻警察，四得探頭探腦』。我們要讓他們把這些話重複很多遍，對所有的人說，這樣過一陣子他就不那麼有把握了。我知道這些黑手堂暴徒的心理——他們太習慣於說謊了，他們聽見自己說什麼話次數越多，他們越要懷疑這些話是否可能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