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幸福的倒霉鬼
柳比歇夫完成自己原訂的計劃了嗎？大自然賦予了他（或者說他從大自然那兒領取了？）完成計劃的一切條件：才能、長壽；他還制訂了一個時間統計法，儘管有所偏離，但他還是一直遵循著這個時間統計法來使用時間和精力……
可惜，他並未完成原訂的計劃。在生命將終的時候，他明白自己的目標並沒有達到，而且永遠也達不到了。根據自己的時間統計法，他可以精確地計算出，還差多少就可以達到他立下的目標。當他決定集中精力寫《德漠克利特和柏拉圖兩個流派》一書時，他已滿七十二歲了。他預計這本書將佔用七至八年的時間，並將成為他最後的一部著作。就象任何一部最後的著作一樣，這部著作將是一部主要的著作，裡面將剖析普通生物學的概念。
在寫作過程中，書的中心部分開始增添大量一般哲學性的思索和社會科學的科目——這倒不是偶然的，因為這本書的內容理應涉及人們認識的統一性。
用了幾年時間，他才寫到哥白尼。顯然，他未必能囊括生物學各科了。按具體體系擬訂的研究項目也落空了。從一九二五年起，他就千方百計壓縮自己對昆蟲的研究。他捨棄了象蟲類，只留下了地蚤。但就是地蚤，他也不得不縮減種類。到了一九七0年，在可靠地鑒別性別方面，他總共才完成了六個小類的任務。設想得那樣多，而完成得卻那樣少！四十五年從事跳甲屬的研究工作，成果卻是如此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鮑里斯·烏瓦洛夫同他一起開始工作。在同樣的這些年裡，烏瓦洛夫在兩千種非洲蝗蟲中，驗證、論述了將近五百種過去沒有研究過的類目。烏瓦洛夫一生研究的就是蝗蟲，結果就成了世界上在這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組織了非洲的治蝗工作，為此獲得了英國、比利時和法國授予的勳章。當然，烏瓦洛夫給自己提出的是另一種任務，但不管怎麼說，總是……
柳比歇夫一度曾幻想把研究地蚤的工作同一般理論性問題結合起來。但他沒來得及做。所以他在這方面也遭到了挫折。當然，有關害蟲的研究工作還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昆蟲學方面，他稍帶也作出了某些概括（就目前看來，成績也不算小）、例如，他概括出等級制度並非到處都適用的。這個概念就不僅涉及生物學一門科學。他的著作使數學家、哲學家、控制論專家都發生興趣。可以找到不少告慰之處。但預定的計劃沒有能完成。他調整自己的時間統計法，使它成為一種生活方法，就是為了完成預定的任務——然而卻未能完成。不走運呀。他是一個不幸的人。
……他屬於能超越自己可能性界限的那種人。他的身體並不怎麼好，但由於遵循一定的生活制度，他長壽，一生基本健康。他在各種最為複雜的情況下，始終能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他幾乎一直從事他想乾的和他愛乾的工作。他不是可以算作一個幸福的人嗎？
這兒說的幸福到底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他制訂的、核算過的、安排好的計劃落了空。哪一項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大部分著作沒能在生前出版。他提出的目標確確實實是當務之急，目標並沒有使他失望；相反，他通過自己的著作已經接近了這個目標，已接近到能夠看得見它是多麼美好，多麼有意義，並且是可以達到的。現在當他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時，已經死或將臨，這是最令人傷心的。他所缺不多——再有一次生命就夠了。當意識到自己失算了，一切都將付之東流，這是多麼傷心。除了不幸，還能稱作什麼呢？——他是一個不幸的人！
……他具備一切足以獲得盛譽的條件；意志力、想象力、記憶力、稟賦以及其它品質。它們搭配恰當、勻稱。搭配勻稱，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整個核心在於搭配勻稱。稍過之或不及，都會使一切成為泡影。我認識一位物理學家，他至少能完成三項最重大的發明。可是每次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驗證，到頭來別人超過了他。對自己過分的苛求——他過分害怕出差錯——反而害了他。他反應不夠敏捷，或者說他思想不夠解放，或者說他還缺少些什麼別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單有思考能力還不夠，還需要有性格。
所有這一切，柳比歇夫都夠了，賦予他的，不多不少正合適，要是他給自己選擇的目標稍許小一點點的話，那麼他可以獲得不知大多少的成就，等待著他的將是法布爾或烏瓦洛夫般的盛名……
他不走運，太自然捉弄了他。誰能想到一切會安排得如此複雜？他倒總是遵照伊凡·安德列耶維奇·克雷洛夫的教導去安排工作的：「如果想要工作有一個令人欣慰的結局，那麼就去干你心向神往的工作。」然而並沒有出現令人欣慰的結局。
倒霉鬼。他自己也這麼稱呼自己。
可是為什麼在年輕的科學家中——也不僅僅是青年，還包括有貢獻的、聲名烜赫的學者——喜歡他的人一年多似一年？為什麼在各種會議上，聽眾懷著深切的敬意聆聽他的報告？為什麼他自認為是幸福的人？更確切地說，他自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
用聖經中的神話來打比方，可以將他比作施洗的約翰：他屬於為生物學準備新觀點的那種人。他播種，卻明知看不到發芽。
他懷著一個信念，深信他的工作以後會用得著的。那些在他身後繼續活下去的人會需要他的。這是一種自我安慰，比之於科學家，這種自我安慰在藝術家中更為常見。其實，與他同時代的人也需要他，不過各有各的需要罷了。
不久以前，我國著名的科學家謝爾蓋·維克多洛維奇·麥英和阿歷克賽·弗拉基米洛維奇·雅勃洛科夫在評述柳比歇夫的一篇遺著時寫道：
「在生物學家中，大家知道亞·亞·柳比聯夭堅決反對當今最流行的進化論觀點（也就是把關於進化中天擇的主導作用的學說同群體遺傳學的成就結合起來的觀點）。由於其它一般生物學上的問題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同進化論學說有聯繫，那就毋怪亞·亞·柳比歇夫在對待這些問題上也總是與大多數人贊同的觀點相左了。在這種經常性的『反對派立場』中有著特別珍貴的東西。甚至很多柳比歇夫的學術方面的對手也感激柳比歇夫睿智的批評……看來，象柳比歇夫這樣的批評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最終證明他們是錯誤的。」
要說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什麼，那就是無可爭辯的真理、不可動搖的信仰、絕對的結論。
「……您提出了一個論點：科學同許多社會普遍真理相聯繫著，而哲學中則一條這樣普遍公認的真理也沒有……我親愛的朋友，您是從哪一個月球上下凡來的？現在正好可以提出同您完全相反的意見：在最精密的科學領域中，沒有普遍公認的東西，相反，有的卻是巨大的意見分歧。在數學中，有一系列非歐幾里得幾何學，在數學原理方面，思想紊亂……在概率論和數學統計學學說中，思想又是多麼紊亂啊！在天文學方面，現在不是一個拉普拉斯理論，而是一大堆理論，在地球起源方面，已不是一個冷縮理論，而又是眾說不一的種種理論……您在這兒該說了：『除此而外，總該有一些不可動搖的事實啊，例如地球是圓的，而不象一張薄餅。』現在確實已經有了不可動搖的否定意見，例如地球並不象一張薄餅，但至於地球形狀的肯定意見，那麼眼下意見之分歧是令人吃驚的……形成了地球輪廓的數學理論，殘留部分的輪廓是隨了地球的歷史而成的。特別還指出了有一個時候，月亮離地球要比現在近得多，當時地球和月亮幾乎聯成一體……科學愈不精密，它們就愈沒有變動，而在精密科學中，變化是巨大無比的，而且持續不斷地進行著……」
他具有一種在學術方面發表與眾不同的見解的特殊才能，他能對看來似乎是最可靠的原理表示懷疑。有時，他否定、駁斥我原來認為顯而易見的一些事物，這就促使我去思考。這裡重要之點在於他激起人們的思維，他促使長期不動腦筋的人去思索。說來奇怪，有許多科學家犯了不動腦筋的毛病。他們促進思維的器官衰退了。更何況無所用心毫不影響他們的學術指標……
他回答一位抱怨沒有時間考慮問題的年輕有為的科學家（捎帶提一下，他在很多方面還多虧了這位年輕人）說：
「……沒有時間思索的科學家（如果這不是短時期，而是一年、二年、三年），那是一個毫無指望的科學家；他如果不能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度，擠出足夠的時間去思考，那他最好放棄科學……您現在已經是一位博士了，有著崇高的地位，您已毋須匆匆忙忙，應當設法對自己有一個了解。您到底給自己提出了什麼樣的目標？如果您提出了目標——想在科學領域中獲得儘可能大的成果，那麼必須把思考的時間留出來……偉大的卡·馮·伯爾以《觀察與思考》作為自己著作的題目，可是在當代著作中，觀察極參，而思考卻往往極少……您的哲學見解（與大多數生物學家的哲學見解雷同），處於某某（當時寫了一系列毫無水平的生物學論文的一位作家——作者注）的生物學見解的水平上：結果是兩種——不僅是完全的無知，而且是教條主義地肯定實際上屬於迷信的東西。科學家可以不可以忽略哲學？可以。但他就無權援引哲學論據了……請您安排出時間來考慮一下您現在認為無可爭議的東西，在您尚未補上這一空白之前，別去寫什麼暢銷的書籍，要麼乾脆放棄進化論學說，因為在您不可能思索的情況下，顯然您對此是無法勝任的。」
能不能用一個人對自己提出的目標來衡量他這個人呢？一般用什麼來評價人度過的一生？用他帶來的益處來衡量？人才比庸材帶來的益處要多些？那天才當然要比人才還要多些！但是一個人沒有才華，沒有傑出的才能，又有什麼罪過呢？而有才華的人又有什麼功績可言呢？是呀，天才的科學家對科學的貢獻多於中乘之材。然而一個天才的科學家身上表現出來的主要是自然界，而不是這個人本身。
柳比歇夫不是一個天才；天才永遠是那個總其成的人。一種事業，總有許多先驅者為之獻出智慧，最後輪到一個人來完成它，這個人就是天才。我之所以對柳比歇夫發生興趣，正由於他不是天才，因為天才是無法分析的，好在天才也不用去研究。天才只適合於讓大家來讚美。至於柳比歇夫，吸引人的是他的秘密，他靠了這個秘密得以施展身手。儘管他並沒有製造任何秘密，他批駁了認為他有過人的工作能力的說法。
除了時間統計法之外，他還有幾條守則：
「1．我不承擔必須完成的任務；
2．我不接受緊急的任務；
3．一累馬上停止工作去休息；
4，睡得很多，十小時左右；
5．把累人的工作同愉快的工作結合在一起。」
這幾條守則不可能要求別人去遵守，這幾條守則是他個人的守則，是按自己生活和自己身體的特點擬訂的：他好象在研究自己工作能力的心理特點，在研究最適合自己工作能力的日常生活制度。
他幾乎從未抱怨過自己沒有時間。我早就注意到，善於工作的人，時間總是夠用的。不，最好還是用另一種說法：他們的時間要比別人多些。我不由自主地記起康斯坦丁·格奧爾基耶維奇·帕烏斯托夫斯基在杜布爾塔如何長時間地散步，津津有味地講開了他自己有趣的小故事；他似乎無所事事，因為他從不來去匆匆，從不說自己忙，然而他卻比我們任何人都幹得多。什麼時候乾的？不知道。
象柳比歇夫這樣的人，似乎同時間建立了一種神秘的、誰也猜不透的關係。這樣的人無所畏懼地面對這位貪婪之神。
人們經常敵意地對待時間。空間、物質—一這些東西都能以某種方式加以馴服。時間卻始終那麼放蕩不羈。自從人類窺見宇宙深處，聽到計算幾十億年的宇宙時鐘的滴答聲，看到銀河系會如何崩潰時起，時間就顯得更加可怕了。
柳比歇夫對待具體時間的勇敢精神使我大為驚訝。他善於捉摸具體的時間。他學會了如何同跳動著脈搏的、正想溜走的「現在」打交道。他不怕屈指可數的、日益減少著的余年。他小心翼翼地延長時間，緊緊挨住它，盡量做到不無故浪費時間，連點滴時間都不放過。他對時間就象對不可或缺的生活口糧那樣重視。「消磨時間」——這是不可能在他頭腦中產生的念頭。任何時間對他來說都是寶貝。時間是進行創造的時間，認識事物的時間，享受生活樂趣的時間。他對時間滿心崇敬。原來，一生完全不象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麼短暫。這裡問題不在壽命長短，也不在工作安排得滿騰騰的。柳比歇夫的經驗在於充分使用一天中的每一個小時，一小時中的每一分鐘，時時考慮實效。一生的時間是極長的時間，在一生中可以把工作乾個夠，可以讀大量的書籍，可以學會好幾種語言，可以出門旅行，可以飽聽音樂，可以教育子女，可以在鄉下居住，也可以在城裡居住，可以栽培花園，可以培養青年一代……
如果我們自己慢慢吞吞，那麼生活就不等人。
我們好象只能使用經過精選的時間。我們記得的只是一生中最精彩的時刻。半個小時對我們來說不算時間。我們只承認整段整段的時間，只承認不受客觀環境和偶然事件干擾的大段時間。只有在這樣的時間裡，我們才打算大顯身手。短一點的時間，我們馬上會借口外界干擾、借口客觀條件而認為不適用。啊，不依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具有充分權力和理由的客觀條件真是威力無比！把責任往它們身上互推，那是多麼輕而易舉啊……
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些借口是怎樣在削弱和腐蝕我們的靈魂……我想以我的一個朋友來作為反面的例子。他曾經是一個滿不錯的科學家，後來又擔任過一個很大的研究所的所長。馬上我又想起我熟悉的一個作家類似的遭遇，隨即又聯想起另一個作家。職務確實剝奪了他們很多的時間，而且妨礙他們進行工作。但久而久之他們就習慣了這些客觀情況的制約。他們都幻想能擺脫出來，並經常說，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就要大幹自己心愛的工作了，因為撥冗是很難寫出書來的，更不可能從事科學研究。他們終於擺脫出來了。每個人都盼到了這麼一天。但很快發現，他們誰也不能工作了。他們長時間不肯對自己承認這一點，他們尋找客觀理由，也就是尋找新的職務，拖延時日。避免擺脫職務，儘管他們曾反覆說起過要擺脫它，還可能曾反覆爭取過。第一個人開始狂飲，然後自殺了。第二個人不知什麼緣故就銷聲匿跡了。第三個人……其他幾個還活著。
柳比歇夫經常稱自己是倒霉鬼，同時又覺得自己是一個幸福的人。
他的幸福感從何而來？可能是由於他充分地施展了身手，盡情發揮了他的聰明才智。倒霉鬼和幸福——我不知道怎樣才能使兩者結合在一起。也許他明白，主要的並不在於成果……
他不去為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鑽營，不到編輯部去奔走，他也不去講情求告……他捨不得把時間耗費在這些事上。
他避免必要的串門和喜慶活動。
可是在一件事上他卻一直很「大方」，那就是寫信。我不談結親友們的書信：不管這些信寫得如何詳細，內容如何豐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指的是事務方面的書信和學術信札。學術信和中，有的長達十頁，有的甚至二十頁、四十頁，密密麻麻，用打字機打的。在這些信里，他對寄來的學術報告和手稿提意見，評論書籍，對各種論文進行分析。向他請教的，什麼問題都有！不管是關於泰雅爾·德·夏爾頓、通靈術、機體適應問題、開天闢地以前的大自然、昆蟲的名稱、戲劇、人口學，還是抹香鯨……都來徵求他的意見。
隨便拿一年來說明他通信的數量吧：
「一九六九年。收到四百十九封信（其中九十八封來自國外人共與二百八十三封信。發出六十九件印刷品。」
他的通信對象有研究所、學會、院士、新聞工作者、工程師、農學家……，他的某些書信簡直寫成了專題論文和學術論文。有些書信，例如同巴維爾·格利戈里耶維奇·斯維特洛夫、伊戈爾·葉夫根尼耶維奇·塔姆、同阿歷克賽·弗拉基米洛維奇·亞勃洛科夫、同尤里·阿納托里耶維奇·施列捷爾、同萊姆·巴朗采夫和同奧列格·卡列寧的通信幾乎就是學術述評、學術對話、學術辯論，可以結集出版。
僅就柳比歇夫用硬紙封面裝訂成冊的幾卷厚厚的學術信札而言，它們本身就是當代自然知識、哲學、歷史、法律、科學知識、倫理學和其它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的百科全書。
我一直不能理解，古人是怎麼搞的，竟然能寫這麼多的書信。而柳比歇夫身處現代，還在從事這一行將過時的行當，則尤其令我驚訝。
他在一封信中說明了自己寫信的原則。每個月他都訂一個計劃，計劃好給誰複信。他似乎把所有收到的信都編上號碼，打上復不復的記號。
「緊急的書信，我立即答覆，其它的書信，則暫緩作復。在寫重要著作時，除緊急者外，一切書信都擱置一段時間再作回答。
「但這裡有人說，必須回復一切信件，還得馬上回信，據說這是禮貌。當然羅，在當今用古代頌歌風格寫的名人傳記中，一些完全不足信的美德備受表揚。諸如顯聖的尼古拉的傳記就寫到了一種美德，說此人一出世，就篤信宗教，因而每逢齋戒的日子，他就拒絕吃母奶……，在私人通信中，任何義務都應當經過雙方同意。我認為，不管是在官方關係中還是在私人關係中，眾所周知的起源於柏拉圖的偉大的締約思想，是完全無可爭議的。任誰都沒有權利要求對方答覆自己的信件，複信往往是由於通信雙方協議好的，或者出於關懷（完全不是必需的）。我力求答覆每一封信，因為我的書信來往，數量適度，從中我得到一種滿足，還因為通信不但並不妨礙我的基本目標，相反，還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達到這些基本目標。」
讀他的信，能得到一種特殊的享受。他的書信顯示出他的博學多才，他的才華使他能夠完整地看到這個世界。遙遠的、外國的、某些局部的和零星的東西，在他眼中經常成為整體的一個部分，能拼成一幅統一完整的圖畫。他能給每一件東西找到它的位置，並且能教會別人如何去恢復失去了的完整概念。
然而，糟糕的事正在一步步逼近——他怎麼捨得白白浪費這麼寶貴的財富呀！不將它用於公共事業，而去用在某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往往還是他不太認識的。他的某些書信完全是現成的文章，馬上可以付印；另一些書信則包含了大量素材；他把自己思索、考慮和觀察所得，分贈他人，而且把這件事做得認真、詳盡，似乎這是他的職責所在，是給他指定的工作。這樣，花費在這方面的時間就非常之多。好吧，就算你分心旁騖，寫上幾篇關於歷史的文章，那畢竟還是文章啊。這可是私人通信，對方看過，就算完了，別人誰也不會去看。
這又是分散精力，又是一種矛盾。一點一滴地扣下來的時間，一下子都浪費在寫信上，結果又引來了大批複信……在通信人裡邊，還有些喪盡天良的人：抓來就用，白佔便宜。
如果我們按常規去判斷，那麼情況就是如此。但柳比歇夫有自己一定之規。信上有地址，有人在等回信，並不是籠統地象需要文章和書籍那樣需要他的回信，而是有某個具體的人在等地的回信，這對柳比歇夫來說，是比時間還要珍貴的。一個真正的醫生能為一個人，為一個病人而竭盡全力，柳比歇夫也是這樣，當有人需要他的時候，他可以獻出一切。不管他多麼珍惜時間，他也能把它貢獻出來。在他身上沒有那種吞噬一切的、除了科學沒有其它的著迷現象。科學、學術活動不能也不應當是最高的目標。應當還有比科學、比時間更為珍貴的東西……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著名的蘇聯畫家巴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費洛諾夫。他可算是我所知道的人中對事業著迷的一個最為突出的例子。費洛諾夫狂熱地忠於自己的藝術。他過的是禁欲主義的生活，經常吃不飽——不是他不能掙錢，而是他不願用自己的畫來養活自己。他排斥一切，甚至連最微不足道的妥協他也不能表示同意。根據他姐姐葉芙多基婭.尼古拉耶芙娜·格列波娃的回憶，他的畫室就是他的寓所，陳設簡陋，過的是斯巴達式的生活。他對於其他畫家，能持一個批判的態度，就算是好的，更經常的是根本不承認。由於對自己藝術的著迷，他非否定其它一切藝術流派不可。只有他的繪畫，他才承認是真正的繪畫，只有他的風格，他才承認是革命的風格。他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不惜離開自己的親人，不顧任何艱難困苦；他將自己全部的稟賦傾注於一件事上——那就是他的繪畫。工作、書寫、繪畫、站在油畫前、尋找新的方式方法——這些，也僅僅是這些，構成了他的生活方式，這也就是他的生活。自然，對藝術抱這樣一種忠誠的態度是值得尊敬的，但不太容易引起人們的好感。可是費洛諾夫的繪畫確是驚人的。這麼說來，到底是什麼幫助了他？是他的著迷和狂熱幫助了他？他那獻給革命和彼得堡工人的雄偉的畫幅滲透了熱情，畫布上處處繪聲繪影、栩栩如生。所有這一切的獲得，難道與他的著迷無關？抑或歸功於他的著迷？這麼說來，著迷對才華是有幫助的？它一點壞處也沒有嗎？不過，當我們今天欣賞費治諾夫的畫時，對於費洛諾夫以什麼代價獲得了這種美，試問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
既然這種著迷能對一個畫家有幫助，那它又有什麼壞處呢？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情況可能同樣如此……
重要的是成果、是發明、是獲得的真理……
一切似乎確實是這樣，然而不知為什麼，我還是象過去一樣，對這種著迷沒有好感，總覺得它令人不快。有時瀏覽費洛諾夫的繪畫，我從思想上感激他——同時又感到憤懣。回想他的一生，我從心眼裡壓根兒否定這種生活。我弄不明白，他到底正確還是不正確？一般說來，他到底有沒有權利去這麼做？
寫信是柳比歇夫實際能夠給予人們的一種小小的幫助。由於有可能幫助人，他變得十分慷慨，他忘掉了時間，不惜一切，全力以赴。他的評語實際上是一篇非常詳細的評論。他無私、無償地做這些事。他分析錯誤，找出可疑之處，進行論爭；他還做編輯的工作——改正錯誤、指出問題、提出建議。不太認識的人、完全不認識的人來向他求教，他也不拒絕。
他工作的規模簡直相當於一個類似諮詢總局、救濟總局、學術服務局那樣的機關。除了學術上的意見，他還提出道德方面的意見。他老實不客氣地以導師自居，教訓人，提出要求，分析行為。對我個人來說，他信中最寶貴之處，正是道德方面的教訓。就拿他給一位通信者的一封信作為例子吧：
「……說到奇熱夫斯基——我不相信您的觀點是正確的，我更傾向於您是錯誤的。您寫道：「現在搞清楚了兩件事：（1）奇熱夫斯基的理論就是流行病現象同太陽能的關係。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騙局，但大自然研究者協會卻上了這個當……』奇熱擊斯基的著作我讀得不多（我記得整本都是用法文寫的），而且還是很久以前看的了。把一個人稱之為頭號騙子手或無賴，——這就意味著深信這個人全部的資料都是毫無水平的，都是偽造的，並且旨在達到個人卑鄙的目的……否則即令他的結論完全是錯的，也不能稱他為騙子手或無賴。我舉尼·亞·莫洛使夫這麼一個作者為例吧。我讀了他輝煌的著作《在雷雨和暴風雨中的新發現》和《耶穌傳》（共七卷）。莫洛佐夫寫道，由『具有真才實學』的科學家們支持的理論，如果有他這樣的論據，那麼一定會看成是出色的、言之有據的理論……
他這個說法完全是正確的。可是他的結論卻完全是荒謬的。他說：凡是王國——埃及王國、羅馬王國和以色列王國——都一樣。他把耶穌同偉大的巴錫里奧斯混為一談，把朱里葉斯·凱撒同康斯坦丁·費洛爾混為一談，他認為古代的耶路撒冷就是龐培，猶太人純粹是義大利人的後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一切能不能接受？我不打算接受，但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莫洛佐夫是騙子手或無賴。可以說，莫洛佐夫收集了象勃朗峰那麼高的一大難事實，但可以拿出象喜馬拉雅山那麼高的一大堆事實來反駁他。就我對達爾文主義所抱的深刻信念和所持的態度而言，也完全可能說出諸如此類的話來。達爾文和達爾文主義者確實收集了象勃朗峰那麼高的一大堆同他們觀點一致的事實，但我博覽群書之後，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有著象喜馬拉雅山那麼高的一大堆事實同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不相協調一致，而且這座山還在不斷增高……」
緊接著他又寫道：
「……人們可能說，達爾文主義畢竟得出了理智的結論，而莫洛佐夫得出的是愚蠢的結論……然而並非莫洛佐夫所有的著作都導致荒謬的結論。化學家們高度評價了莫洛佐夫的《物質結構的周期表》一書。他在這部著作中，預感到了零點群、同位素和其它一些東西。他無疑是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但他一生的特殊情況，只允許他發展天賦中一個方面—一非凡的想象力，而按我看，他的批判思維並未得到充分的發展。怎麼辦？接受還是拒絕莫洛佐夫的觀點？我認為兩者都不足取，應當採取第三種辦法；利用它作為建立批判性的認識論的資料……可以批判奇熱夫斯基，研究他的結論，並指出這些結論毫無價值……這就說明了奇熱夫斯基的觀點是錯誤的（如同莫洛佐夫的觀點是錯誤的一樣），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有權利稱他為騙子手。我還認為您否定奇熱夫斯基是出自一般的、我們通常稱之為『方法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我完全是您的反對者。精密科學的歷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信仰『占星術影響』，也就是天體對地面現象發生作用的觀點的人（包括哥白尼、凱普勒和牛頓）同完全否定這種觀點的人（其中最傑出的是伽俐略）之間的鬥爭史。古典星相家們認為可以用簡單的辦法來決定個別人的命運，這他們是錯了；他們的反對者們則咬牙切齒地忍痛接受了萬有引力的占星術原則，但極力『不讓』它繼續發展。最近幾年，『占星術原則』似乎在進攻，提出磁暴，太陽光輪同傳染病很可能有關聯。但傳染病是由細菌引起的呀！這是千真萬確的。不過讓我們來回想一下佩坦科費爾同科赫的爭論：為了推翻科赫的假設，佩坦科費爾喝了一試管的霍亂桿菌，結果竟然平安無事。是否佩坦科費爾因此就把科赫的假設給推翻了？……」
他耐心地、以各種事實和例子來不斷提高學術道德的水準。人們有時聽從他，有時同他爭論，有時生他的氣，但人們需要的恰恰是他在道德方面的嚴格要求。此外，我還有這麼一種感覺，人們需要有人去批評指責他們。
柳比歇夫利用每次機會去尋求真心誠意和擺事實講道理的論爭，他要求雙方都能容忍不同的意見。他屬於那麼一種罕見的人，當人們同這種人爭論時，感到很愉快。當他開始同強有力的對手爭論時，他力求理解透徹對方正確的一面。
「真正的科學家和真理的探索者，從來沒有絕對的信念（這裡說的是有爭論的那些知識領域），他總是不斷用新的論據來試圖取得對方的同意，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覺得在對方面前有什麼值得自傲的優越性，也不是出自虛榮心，而首先是為了檢驗自己的信念。因而一直到他確信自己確已理解了對方全部的論據，確信對方並非基於極為客觀的材料，而是由於這種或那種偏見而持這些觀點，因而，進一步的爭論已屬無益，直到這個時洗他才停止爭論……筆者只有在能用與對方相同程度的說服力來陳述對方意見，並能補充自己的意見來說明對方偏見的根源時，才能停止劇烈的爭論。」
這些論爭的守則，就其嚴格程度而言，就其一絲不苟的精神而言，幾乎可以同決鬥的規則相媲美。
如果今後有朝一日要從柳比歇夫的各種著作和信和中輸出有關倫理道德的語錄，那就可以彙集成一部道德、生活和行為的守則大全。——不能說這是一套完整的道德倫理學說，但至少是一個內容豐富的道德綱領。獨特而準確。「正派人」的概念不大能使柳比歇夫感到滿足，僅就這一點來說，柳比歇夫的道德綱領就夠獨特的了。在他眼裡，「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準相當於「集體水準」的人。他的要求不同——他要求真正的道德，也就是說，要求一個人能獨立地進行自我修養以提高道德水準，要求一個人不是把道德看成是墨守成規，而是一種克制和自我修養的過程。他明白，這樣的人永遠是很少的，但其人數總是能保證人類在道德方面的進步。
對他來說，克里緬基·阿爾卡基耶維奇·季米里亞澤夫是科學家的典範。為什麼他選中了季米里亞澤夫呢？這完全不是由於柳比歇夫羨慕他學術方面的某些成就和他研究考察的能力，不是的，首先是由於季米里亞澤夫的道德品質。他倒並沒有專門去研究回憶錄之類的資料，他私人也並不認識季米里亞澤夫。他只能在閱讀季米里亞澤夫著作的過程中判斷這個人。在季米里亞澤夫的學術著作中到底有哪些精神品質吸引了柳比歇夫？（1）忠於純科學事業；（2）意識到一個科學家對人民和對社會的社會職責。
很多人認為這兩種品質不能兼備。
「……一些科學家取了第一部分，於是躲進了象牙塔中，並認為他們有權忽視時代的要求，同時，這些科學家們總是把真正純理論的科學同微不足道的探求，同毫無用處的科學混淆在一起。另一些科學家表示（往往只在口頭上）自己打算為人民和社會服務，準備僅僅從事實踐，實際上，他們既不促使純科學向前發展，也不推動實踐活動。季米里亞澤夫在其名副其實的代表作《路易·巴斯德》一書中，給這些科學界的投機分子們一個出色的回擊。
「這部卓越的傳記還向我們揭示了季米里亞澤夫個性中另一個傑出的方面：他不把科學家的學術成就同世界觀混為一談。誰都知道，巴斯德是篤信宗教的天主教徒，而季米里亞澤夫則是一個有戰鬥精神的無神論者，但在一場論戰中，某些唯物論者單憑感情，站到了巴斯德的對立面一方去，季米里亞澤夫卻堅決地站到了巴斯德一邊。」
在他崇敬的每一個科學家——卡爾·馮·伯爾、法布爾、哥白尼——身上，他總是把道德因素放在第一位。任何時候都不是籠統、抽象的道德，而總是某些具體的道德品質，某些實在的和積極的心靈特徵，激起柳比歇夫無限的欽佩。
他一貫利用可能的機會給自己的朋友們——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貝克列米舍夫和亞歷山大·加夫利洛維奇·古爾維奇——以應有的讚揚，這是頗令人感動的。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莫漢達斯·甘地也使他肅然起敬。
在他緊張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們、他喜愛的人兒、他的表率都不斷在變換。仔細去考察這種變化，該是很有意思的事。對於柳比歇夫，任何時候都不能說他已「成為」怎樣一個人。他永遠正在「逐步成為」怎樣一個人。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變化，他總是重新考慮，不斷提高對自己和對自己理想的要求。
時間統計法幫助了他，或者是迫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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