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在阿崎婆家
在崎津的天主堂見到祈禱的老農婦更加堅定了我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決心。在夕陽下山之際，我來到崎津鎮唯一的一家計程車公司雇了輛計程車去阿崎婆的村子。民俗學研究領域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民俗學研究者必須步行進村。我不是不知道這事情。我害怕在這種時候一個人走小路被村人見怪。
在村裡雜貨鋪前我下了車，天已全黑了，待我的眼睛習慣了黑暗之後，我過了架在河上的小木橋，登上通向北方的平緩的山路。右手不遠的地方有幾戶人家，草屋頂下紙拉門處電燈閃爍發光。我要去的阿崎婆家的破門前，只有微弱的光，像古老傳說中狐狸的家一樣。後來我才知道阿崎婆付不起電燈的安裝費。電燈公司給安不起電燈的人家免費安一隻三十瓦的燈。所以與別人家比，她家光線分外昏暗。
站在她家門前，看見破窗戶紙上有無數人影晃動，當我判斷這些人影是一個人時，我一下用勁拉開重重的拉門，飛也似地進了屋，好像外邊有人追一樣趕緊關上門。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可能陷入一種輕度的心理異常狀態。我想應該說幾句寒暄話，而從我嘴裡意想不到的叫出來的竟是「媽媽」，這是上次訪問時在兩個同村人面前不得不叫的稱呼。
阿崎婆好像正要站起來幹什麼事，口裡發出像是噢又像是喝的聲音，她把手裡的貓放到地上死盯著呆立著的我。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阿崎婆對我說：「大黑天的，你真找著我家了，快上蹋蹋咪，快進來。」我邊說，「真想見見您，所以又來打擾了。」邊上了蹋蹋咪。
可能人們不會相信，我與阿崎婆第二次見面只說了這麼幾句話，可是事實就是如此。她問我吃晚飯沒有，我說吃了。她與上次一樣給我倒了白開水，用親切的目光打量了我，問我這兩個月生沒生病，還說我比以前胖了些，其餘的什麼也沒問我。按常理她該問我為什麼這時候來她家，來幹什麼，更應該問我是什麼地方的什麼人，她一概不問。我受她這種態度影響，關於自己的事一句也沒有提。談了一陣話，阿崎婆說：「你走了那麼遠的路一定累了，早些休息吧！」從裡邊的壁櫃里拿出被子。我本想如果沒有被子的話，明天去崎津鎮或本渡鎮去買，有被子給我用實在太值得慶幸了。
解開舊的雨斗篷，阿崎婆打開的是手織的黑條紋棉布褥了和廉價的紅被子，看來被褥本來就沒有被套和褥套。
我想幫她鋪床，阿崎婆制止我，讓我等一會兒，用雞爪子一樣的手拚命拍打褥子，拍打得很用力，不像是撣掉灰塵。可能我露出了詫異的神色，阿崎婆說：「這個褥子是我從外國帶回來的，用婆羅洲的木棉做的芯。木棉與日本的棉花不一樣，必須這樣使勁拍打。」約莫拍打了十分鐘之後才給我鋪上。
那天夜裡我雖然身體很疲勞，但是幾乎一夜未眠。我睡在那條裝著婆羅洲棉的褥子上面很不好受，因長期沒人用，褥子潮氣很重，人好像泡在冷水裡一樣。但我睡不著的原因並不是這個。阿崎婆剛才拍打褥子時的一席話刺激了我，雖然疲勞得很，但是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入睡。
阿崎婆說這個褥子是從外國帶來的，這樣想來是她在當妓女的時代常用的吧！在美麗的南國之夜，各種膚色的外國男人輪番來到她這裡，出錢玩弄她的肉體，鋪墊的就是這條褥子吧。所以這條褥子給人冷冷的感觸。那準是飽蘸了阿崎婆的淚水。這些淚水是背著別人流下的，為的是悲嘆自己向幾千名異國男人出賣嬌小身軀的無奈。不，不僅是阿崎婆一個人，像她一樣的成千上萬流落海外以賣淫維持生活的日本女性的淚都灑在這褥子上。
後來，阿崎婆告訴我這條褥子的確是她當妓女時常用的。她被賣到東南亞的時候她的母親已經改嫁了。母親為了讓她穿上一件新衣服，到村裡各戶人家去借棉線，熬夜紡成條紋布，連裁帶縫趕做了一件新衣服。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件，也是最後一件家裡做的衣服。她就是穿著這件衣服被賣出島去的。到了婆羅洲妓院后，老闆罵道：「穿這麼素的衣裳怎麼接客。」可她不想把離別時母親親了縫製的衣裳收起來，就把它改成一條褥子，裡邊裝上婆羅洲的木棉，這就是我身下這條紋褥子的來歷。
我與阿崎婆共同生活的三周一直睡在這條褥子上。說實話，我時刻擔心這褥子上還會不會殘留梅毒、淋菌。但是，我能躺在作為阿崎婆妓女時代的見證物的這條褥子上，對於要親手書寫她們隱匿歷史的我，是最有意義的體驗，是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雞鳴聲此起彼伏，差點兒讓一直當做枕頭的座椅靠墊從我的頭下邊滑走。我一睜眼，天已大亮了。阿崎婆拉著我到附近人家去串門。昨夜睡覺前我告訴她，我買了三四袋小包裝肉包子，她說：「那麼，明天去村裡的我的親戚家串串門。」
首先去串的一家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從門前小路向小河的方向走，半路上就可以見到它。阿崎婆告訴我這裡邊住著什麼人：「夏天你來時，你見過戶主。頭髮染成金色，眼睛看不見，那是我死去的哥哥的媳婦。」然後又串了一下她嫂子家西邊的兩戶人家，這兩家是金髮盲眼人的兒子——阿崎婆的外甥們住的。
姑且不論上次見過的嫂子，我想這次阿崎婆對外甥一定也會像上次一樣介紹說我是他的兒子勇治的媳婦吧。可她只回頭看看我說一句「這位太太要在我家住幾天」。我正要裝阿崎婆的兒媳婦，阿崎婆的話把我的銳氣都挫掉了。我沒辦法，只好說一句，「請多關照吧！」把那包子拿出來。孩子們向點心包撲過去，咬著包子，這情景我在東京從未見過。
說起來，訪問這幾家等於是這個村子接納我的儀式，它宣布我要在阿崎婆家呆上一陣子。村裡也正式接納了我。在這個儀式勉勉強強地結束之時，我與阿崎婆的共同生活便開始了。
實地體驗一下，阿崎婆的生活比我以往所見所聞要貧窮得多。後來我才聽說，阿崎婆的生活費由京都的兒子寄來，每月才四千元，除了這經常遲誤的贍養費外，沒有其他收入。日本《生活保護法》經常被人們批評為棄民政策，連這政策都規定農村老人一個月的生活費為九千五百八十七日元，而阿崎婆衣食住一切只有四千日元，連《生活保護法》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她還要拿這錢養活九隻被拋棄的瀕臨死亡的貓。她常說：「它們也有生命的，多可憐啊！」
按衣食住的順序描寫一下她的生活，先談談她的衣著。阿崎婆只有幾件衣服。在崎津鎮冰水屋遇見她時她穿的是出門的衣服——褪了色的粗糙的藍裙子和洗掉色的波紋縐的襯衫。那天是她每月一次拜她所信的軍浦大師的日子，所以她才穿的，平常家居的服裝是條灰色的舊棉布裙子和一件短袖的單薄的人造棉襯衫。人造棉是二戰期間生產的紡織品，波紋織物是戰後不久流行的。只有村裡人辦喪事的時候，阿崎婆才會從舊五斗櫃中取出一件銘仙絲織物的和服來穿。這是特殊又特殊的，是不知何時從別人家分贈來的遺物。
鞋呢，除了她經常穿的裡子磨損厲害的橡膠草鞋外，只有一雙木展。木展帶子十分破舊，木紋也清楚地顯露出來。這雙木展平常總收起來，我與她同住的期間，她只有在參加別人葬禮時才穿。從這點看來，這是她做客時的鞋。夜裡的被褥有一條婆羅洲棉的棉被，沒有枕頭，也沒有睡衣，她每天晚上穿著白天的衣服睡覺。
我和她只是短期共同生活，所以除了床上用品與我直接有關外，我對於她的服裝沒有多大的發言權。但是，關於她維持生命的飲食，問題要深刻得多。
首先，別人家有廚房，阿崎婆沒有，找遍全家既沒有井，也沒有自來水，更沒有下水道，屋裡有一個她用粘土捏成的爐灶，上邊放一個熏黑的水壺。側面有一隻裝過橘子的包裝箱，上面只放一隻鐵鍋。在旁邊放著一隻漏水的臉盆，裡邊放著五、六隻碗，這就是她全部的廚房用具。既沒有湯碗，也沒有盤子。飯菜全盛到飯碗里吃。
做飯不可缺少的水怎麼解決呢？房門人口的房檐底下，放著一隻一米高的水缸。水是從二、三十米遠處小松樹底下的井裡用凹凸不平的鐵皮桶打來的。
那口井幾十年前可能是一眼井，而今只不過是路當中的一個直徑八十厘米的大洞，當然沒有井蓋，連井邊石頭圍子都沒有。往裡一瞧只見有少量積水，用凹凸不平的鐵皮桶上的粗麻繩吊下去汲水，打上來的水總漂浮著樹葉和小蟲。她把水放進水缸里慢慢使用。阿崎婆告訴我，這個水缸是兩年前她妹妹一家舉家離村去名古屋時給的，在這之前的長時間內，需要水的時候才到井邊去打。
在這個不能稱做廚房的廚房裡，阿崎婆做些什麼吃呢？我住進去的第二天早晨，阿崎婆給我做的是一半米與一半棵麥混合起來的飯。在我住在村裡的那段時間，再沒有比這次用米多的時候了。阿崎婆後來告訴我，那也是她為歡迎我做的最高級的飯。平常她吃的是放很多棵麥的飯。米麥各一半的時候，由於米是劣質紅米，溫熱的時候還可以，一冷就乾巴巴的難以下咽。如想熱一熱又沒有蒸籠，拾來的柴和枯葉還要節約使用，所以她總用大鍋一次做好，為此我們只好使勁吃又硬又冷的飯。想就點菜吃，也只有鹽或菜油煮的土豆泥，既沒有大醬湯也沒有鹹菜。她一周以十日元從賣魚的貨郎擔那裡一次性購買不大新鮮的三條小竹莢魚，把它與土豆泥一起煮來吃是唯一的好菜。這三條十日元的小魚據阿崎婆說也是為貓買的。鄰居家時常做麵條，煎炸些好吃的，阿崎婆家根本不可能做。從早到晚，每頓飯都得吃乾巴巴的裸麥飯和鹽煮土豆泥。
與東京中等收入階層的人比較，飯食如此簡陋，其原因確因她每月只有四千日元生活費，是低收入者。此外與阿崎婆不會做飯也有關係。村裡到處可以採到可食用的野菜，如果會做的話，飯菜的花樣會更多一些。但在少女時代本應學習烹調。縫紉的時光，阿崎婆在海外當妓女，所以根本不懂怎樣做飯。
不僅阿崎婆一個人這樣，其後根據我的觀察，過去曾在海外當妓女的女性大抵如此。會不會做飯是當主婦的重要資格，從這個意義上講，她們當主婦的資格就這樣被剝奪了。
最後再談一下她的住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沒有廁所與澡房。
澡盆很貴，她可能買不起，阿崎婆習慣到不遠的外甥家去洗澡。有幾次她也帶我去洗。她外甥家的澡盆是一個大鐵桶，下邊墊幾塊瓦，用火燒，十分簡陋。洗澡間既無電燈又無蠟燭，只有一點點月光照進來。我第一次來這裡洗澡的那天肩部有熱烘烘的東西觸我，我不由得繃緊身體定睛一看，在我的鼻尖處有一隻大而黑的牛眼——阿崎婆外甥家的澡房設在牛棚的一角。
人不必每天洗澡，所以借外甥家的澡房倒也算了，而沒有廁所對我來說可是大事。原先的房主像是建有廁所。在房子的東北角勉勉強強蓋起來現已半塌的儲藏室里，就有過去廁所的痕迹。起初我就想在那兒上廁所來著。可是阿崎婆制止我說：「那廁所別用了，板子都腐朽了，有可能掉進茅坑裡去的。」我用眼神問她那應該去哪兒呢？她指著懸崖下邊的空地說：「在那邊，我也在那裡解手，誰都看不見。」
如果還堅持到老廁所去，掉在腐爛淤塞的化糞池裡我也經受不起，只好聽阿崎婆的話，小便時空著手，大便時帶著鐵鍬到崖下去，找地面較軟好挖的地方挖一個小坑，大便完了用土埋上。我總擔心會不會被在梯田耕作的村民看見，更叫人受不了的是，總有一些牛虻和蒼蠅成群地飛來不擇地方地亂叮裸露出的皮膚。
就我所知，阿崎婆的生活是我所見過的最貧窮的生活。所以對在城市中等收入階層生活慣了的我來說，與她的共同生活實在是很苦，像死一般難耐。我曾有幾次，不，幾十次地為緩解自己的痛苦想掏出錢來買白米、買肉、買魚，想購些木材來請人修一個簡單的廁所。這些事用我帶來的錢都能做得到，也是與她共同生活的我應做的事。
可每逢手觸到錢包時，我都責備自己，你打算與阿崎婆同吃同住，才來天草訪問的。如果你不能每天三頓吃麥飯。坐在腐爛的成了蜈蚣窩的蹋蹋咪上、睡在幾千個異國男人躺過的婆羅洲棉褥子上，不能在崖下挖坑大小便的話，她能把你看成是同一立場的人嗎？能把她海外妓女的真實生活告訴你嗎？現在的你從一開始就接受了阿崎婆的好意，與她一起過貧窮生活不是應該的嗎？
我在三周的共同生活中不僅沒有用金錢幫助阿崎婆，而且過著她平時過的普通的生活。成天到晚地吃拌著一點兒紅米飯的麥飯加上鹽煮土豆泥，對我來說像在地獄一樣苦不堪言。不吃的話我就聽不到這個人掏心窩的話，如果吃了就是得到了通往她心靈的通行證。這樣一想我數著飯粒也吃下去了。
就這樣過了十天左右，我開始很隨意地問阿崎婆在海外的生活。當夜晚鋪婆羅洲棉褥子的時候，我從婆羅棉的話頭轉到她幾歲去的婆羅洲，那時候婆羅洲有多少日本人，都做什麼樣的工作等等問題上。可是阿崎婆沒給我正面的回答。她說：「去婆羅洲的時候我還小。」究竟為什麼被賣到婆羅洲的，走的哪條路線，怎麼去的，當時她是什麼心情，全閉口不談。
我並沒有打算寫一般的海外日本妓女的訪談錄。正因為如此，我才考慮住進天草島的。可是過了一周、十天還沒有成果，我可真有點著急了。
可是，那以後不久阿崎婆卻把我想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之所以有這個變化，我認為是村民們對我產生了懷疑。村民們公開的疑念當然是我到底是不是阿崎婆的兒媳。她獨生子勇治的妻子一次也沒到天草的婆婆家來過，連阿崎婆也只見過照片，應該誰也沒見過她。但是金髮盲女的大兒媳好像說了這樣的話：「我去京都時到勇治家吃了頓晚飯，他妻子比那個女人矮，比她胖。」這金髮女人的兒媳婦還為我著想，畢竟去她家洗澡所以彼此也熟悉了，上述的話她只說過一兩次，而金髮盲女是大閑人，她逢人便講，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不久，全村人沒有不知道這事的，只有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有一天魚販子給貓送竹莢魚時，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告訴他我住在東京，對東京街道很熟悉。這件事傳來傳去，使村民們更加懷疑了。
於是以金髮盲女——阿崎婆的嫂子為首，全村人都對住在阿崎婆家的我產生了疑問。考查的結果是「那個女人要不是阿崎婆在婆羅洲的私生女就是阿崎婆別的妓女同伴的孩子。肯定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阿崎婆的。如果不是那樣的話，也許是搞風俗行業的，有什麼大難到這兒躲難來啦。」
實際上正如後文將介紹的，阿崎婆的同伴大江的富美有孩子，海外日本妓女有時不得已生下孩子來當私生子養著，這種例子不少。所以阿崎婆若有一兩個私生子也並不奇怪，其中一個仰慕生母來訪也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阿崎婆本人的孩子，是她當妓女時朋友的孩子也可能大老遠的來訪問她。與這兩種推斷比較，風俗女來躲禍的說法有些牽強。可是村裡人只考慮長期住進曾經是海外日本妓女的阿崎婆家的女人准不是所謂正經的女人，而且我的臉上殘留著十幾年以前遇到的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所留下的幾道疤痕。這也成為一種根據，村裡人依它推斷我是風俗女。
村裡人斷定我是以上三種人之一后，忽然對我難以想象地親熱起來。這種親切是來自一種優越感。他們認為我是不幸的可憐的女人，盡量可憐我。他們想這女人若不是妓女的孩子就是風俗女，反正比正經人低一等。
而且，這些閑言碎語也微妙地影響了阿崎婆，她對我的態度比以前更加融洽了。她依然不問我是什麼人。夜裡躺在床上聽秋蟲鳴叫睡不著的時候她常常跟我聊幾句。比如：「告訴你，男人啊可壞啦。多好的男人也不要對他認真。你要真正認起真來就要誤自己啊。」她的口氣是把我看成和她同樣立場的人，作為長輩的她要把生活經驗告訴我。
我用一種痛苦的心情聽著，這些是她幾十年海外妓女生活留下的人生智慧的總結。
我們彼此沒有什麼隔閡之後，我問阿崎婆她在婆羅洲的生活，她和以前不一樣了，一點兒不隱瞞地全都告訴了我。客人是哪國的最多，一晚上接多少客，收客人多少錢，對賣淫這行當有什麼感覺，她是怎樣進人皮肉生涯的等等。
我了解這些也不是一口氣問個沒完，而是作為共同生活者能了解多少是多少。因為是偶爾興之所至的談話，不免有些零碎。剛說婆羅洲山打根的事，一會兒又談到阿崎婆小時候在天草的事兒，接著又回到妓院的事。
我必須儘可能精確地記錄。用錄音機當然是不行的，甚至不能在現場做筆記採訪。我每晚聽阿崎婆講她自己的故事，然後又反覆回味，把每一個細節都記在腦子裡。第二天當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我便拚命地寫在信紙上，然後投入村裡的郵筒里。我反覆地重複上述的過程。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村民們無論在任何場合翻動我的東西都發現不了什麼秘密，當然阿崎婆是文盲，我從不擔心她會如何；二是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採訪素材都安全地在東京我丈夫手頭保管。
這樣的採訪生活大約過了三周，我好容易對她的歷史和海外妓女時代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下一章記敘的是我從她那裡聽來的簡略的生平。當然，這是斷斷續續聽來的，採訪過程本身就已經加上我主觀的解釋。我的採訪談不上能完全代替她，只以她的口氣敘述。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只好隔靴搔癢，借阿崎婆的第一人稱敘述來談她的一生吧。
此外，阿崎婆是文盲，也認不得片假名和數字，所以從她那裡聽來的人名、地名只用其音，不知漢字適用哪個。我回到東京后讓有關單位寄來了她談過的人的戶口複印件及有關文件，盡量復原了這些人名地名的漢字。但也有限，所以不能復原的就以片假名代替了。這一點請讀者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