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淝水之戰
公元383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統的「前秦」皇帝苻堅大舉伐晉。他剛統一北方不久,長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門,所謂「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晉朝雖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線,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漢水一帶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戰場,也能在江翼壽陽附近發動攻勢。從各種跡象看來,苻堅並沒有在東線與晉人決一死戰的決心,而是統率了很多雜眚部隊,無法統御,只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同時又過度自信數量上的優勢,所謂「投鞭足以斷流」。他總希望以涼州蜀漢幽冀之兵,號稱八十七萬的力量,「猶疾風之掃秋葉」,不怕晉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師之前,就宣言要讓東晉皇帝司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書左僕射(等於副首相兼軍政部長),晉朝的文武大臣謝安或桓沖,也為未來的吏部尚書和侍中。都預先替他們在長安建造官邸。
如果現存的資料全部可信,則此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也有幾分書獃子的習性。他與晉人交戰之前,也讓以前俘獲的晉臣朱序作使臣,訪問晉軍。後來朱序卻將秦之虛實告訴對方,替他們定下了速戰速決的方針,並且在戰場上,採取對苻堅不利的行動。
晉朝的總司令謝安,正式官名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后將軍」。他也有書獃子的脾氣,年輕時無意仕進,只是與名士來往,有聲望。到四十歲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滿口清談。人家規勸他,他就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戰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軍事。兒子謝琰,侄子謝玄,謝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將領。對付苻堅號稱百萬的軍隊,他只有八萬人抵禦。但是他「鎮以和靜,御以長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他對親信將領個別的指示,以使他們「各當其任」為原則。部署既畢,即不再多言,並且招集親朋,下圍棋游山水以表示「夷然無懼色」。
北方混成的秦軍和南方緊湊的晉軍對峙的時候,謝安的前鋒招致北軍司令:「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從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這文辭只改動數字,在《晉書》里出現兩次,其以作戰當作競技看待,有《左傳》作風,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寫成,但是征之兩方將領風度,也可能是據實記載,因為率北軍的將領苻融,也以文學稱著,既能「下筆成章」,也能「談玄論道」,他作的賦尚是「壯麗清贍,世咸珍之」,並非一介武夫,尤不帶戎狄氣派。
他這次可算是上當。秦軍剛一後撤,朱序即在陣后流布謠言,說是北軍已被南軍打敗。這時倉皇集結的部隊,勞師遠入,人地生疏,又無堅強的鬥志,也就信以為真。如是一潰就不可收拾,苻堅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晉軍大獲全勝。前線戰報剛到總司令部,謝安正與朋友下圍棋,他看后將文書置在几案之上,對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氣到底無法全部抑制,下棋完畢,他步入戶內,腳上筋肉緊張,一時伸展不盡如意,用力過猛,竟將木屐之底,在門限上踏損,俗語「不覺屐齒之折」,由來如此。
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以後南朝的劉裕於公元417年入長安,不能久駐。北朝的侯景反覆叛變,也曾於公元548年陷建康,不久即為部下所殺,都去統一全國的目標甚遠。
直到公元589年才有隋文帝楊堅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戰206年。
在這兩百多年內常成為南北兩方拉鋸占的地區,除了淮南以外,還有湖北的襄陽一帶。這也可以說是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做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草有速達之效。只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見其端倪。如《晉書》說苻堅有「騎二十七萬」,只因一水所隔,不能衝鋒陷陣。而晉軍雖獲空前大勝,也不能擴大戰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這長期的分裂,還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著武裝移民的情調,有如280年之平吳,西晉發動了20萬人的兵力,至建鄴收版籍,則只有男女263萬,其南徵兵力已佔當地人口很大的一個比例。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15英寸同雨量線」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其背景則是他們所受亢旱的打擊,又必較華北為甚。雖然資料不全,歷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證:公元333年石虎自長安徙秦雍民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使居枋頭(今河南浚縣附近),又以羌師率其眾數萬徙居清河之灄頭(河北棗縣)。石季龍則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於兗豫雍洛。淝水之戰前夕,長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鮮卑羌羯為多。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半由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衝突,不易徹底執行。淝水戰前,東晉之桓溫,曾克服洛陽,又於369年入長安,終在枋頭挫敗。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晉書》食貨志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複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的進行,匈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后將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後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里混合,並且游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并」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并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30至卷86,其中列有542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215人,司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只62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幹預情形大有出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產及勞動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433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裡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從合法的積累,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400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志則說在北魏486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漠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