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3）

毛澤東巧言善辯，他極力迴避對他的許多讚譽之詞。當惠特拉姆表示他對現代中國作出了巨大貢獻時，毛澤東卻說他的作用還沒有那麼大。

惠特拉姆評論起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沒有得到過蘇聯的幫助。毛澤東對他的話再次做了訂正。他慢吞吞地說，莫斯科

惠特拉姆回答不了毛澤東的問題，但回到堪培拉后，他給這位主席寄了一份關於達爾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說明、雖然這座城市直到1911年仍稱作帕麥斯頓，但是作為港口，它在1889年就以查理?達爾文的名字命名了。此外，在這一點上他還做了「自我批評」，因為他當時未能答出這個問題「有時」幫不了什麼忙。

惠特拉姆極力反對中國進行核試驗，毛澤東似乎對此不以為然。毛澤東說:「我們不在乎你提出這個問題。」毛澤東說，就像在父子之間，即使是最愚蠢的問題也可以談。針對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對中國核試驗的反對，毛澤東宣稱「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毛澤東甚至不屑為中國的核試驗政策辯護。

惠特拉姆反對「必要的例行公事」這一說法，不過他後來讓步了。他承認，不能把中國的情況簡單地與法國相提並論。原子彈是在中國本土爆炸，不像法國在遙遠的殖民地進行試驗。加之中國實際上受核武裝敵人的威脅，而法國則未必如此，並且巴黎還受到美國的保護。惠特拉姆極力迎合毛澤東但並未奏效。

毛澤東激動起來了。法國正受到蘇聯的巨大威脅，它需要獨立的威懾力量，它也應該有這種力量。

毛澤東表明自己的信念時，也答覆了對手。然後他又說了句「毛主義」哲學的格言。這句話似乎削弱了他的強權政治的態度，因為他始終認為原子彈是國防的支柱。「不管怎麼說，核武器並不起多大作用，」他沉思道，「起主要作用的還是人。」

毛澤東在整個下午的簡練話語，可不是對信奉正統派基督教的人的教義。

澳大利亞客人稱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的成就。毛澤東則提出異議。他認為目前取得的成績微不足道:「不過，中國的貧窮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毛澤東似乎不能或不願把自己思想的各個層面調合成為一貫的模式。

毛澤東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同意毛澤東留戀過去那種把貧困作為優勢的好戰精神，最典型的莫如副總理鄧小平，但是毛澤東也讚許地提到了鄧小平的名字。毛澤東在對惠特拉姆解釋中國軍隊與其他國家軍隊的差異時，即以鄧小平為例。他評價鄧小平:「打過仗，懂軍事。」

惠特拉姆向毛澤東提及，這位副總理曾告訴他說出席過「八大」和「十大」，「九大」卻沒有參加。為什麼鄧小平在1969年的這次會議中缺席了呢?

外國來訪者很少向毛澤東問到有關政治局的事情，不過毛澤東並不在意這一尖銳問題。對鄧小平未能參加1969年的「九大」，他的回答是:「那時林彪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換句話說，毛澤東在1969年仍與極左派打成一片，那時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鄧小平來出席會議。

1973年，毛澤東對極左派的態度更趨複雜。在1970年至1972年間他擺脫了他們。現在，他極想從他們儲藏豐富的武庫中取出一些武器，但又猶豫不決。其原因部分是他的健康狀況日趨下降，部分是他對下屬的看法變幻莫測，以至於朝令夕改。

惠特拉姆談到了王洪文，說他在「十大」后閃電般上升已「世界聞名」。他問毛澤東:「你在什麼地方發現他的?」

惠特拉姆是以玩笑的口吻提問的，毛澤東本來可以輕鬆作答，但他生硬地說:「不知道。」

澳大利亞客人都把眼睛轉向毛澤東，所以誰也不知道王洪文當時的表情怎樣。

在曆數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國革命史上漫長的經歷以後，惠特拉姆提醒道，當年你們長征時，王洪文還沒有出世呢。王洪文試圖說些什麼，卻被周恩來與惠特拉姆打斷了。

會談快結束時，王洪文才找到一個機會回到惠特拉姆對他的評論上來。「我正是長征時出生的，那年我一歲。」他強調說。

接著他補充說，自那時起他就已經「像毛主席和周總理那樣，開始千革命了」。這種聲明只能說明他資歷太淺。

王洪文似乎不像中國政府中的第三號人物，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是那樣看待他。毛澤東在「十大」對王洪文的提升是點了頭的，他在會議剛剛結束就對法國總統蓬皮杜談起過王洪文:「你看看他，很有前途。」不過他這時已不抱幻想了。』

周恩來是毛澤東的神秘書苑與世界的橋樑。既要保護毛澤東，又要慎重地控制毛澤東，這對周恩來來說是個極大的難事。

在與毛澤東會談時，惠特拉姆幾次努力試圖給這場尷尬的交談加上一點兒樂觀的氣氛。他說，就中國的問題來看—毛澤東幾次談過這些問題—「革命的前途」無疑是在年輕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來都活不到革命結束的那一天了。」毛澤東是這樣。

王洪文對這一點很清楚。1974年1月，他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學習小組上作了一次講話(從未發表)，這篇講話是典型的自我辮解。以前中共領導人的任何一次談話都沒有像王洪文的這次講話那樣，引用了那麼多毛主席語錄。

他是在竭力提示聽眾.他是—或者曾經是—毛澤東的寵兒。《問題與研究》，1975。實際上，自1973年後期以來，極左浪潮主要發生在教育界〕導火線是張鐵生點燃的。他中學畢業后在東北的一個農場工作。

在遼寧省的大學入學考試中，他交了白卷，並附上一封信，憤怒譴責了現行的考試製度和教科書、。

張鐵生的信通過廣播如經典一般在6個省播出。《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他的信，並加了編者按以示贊成。不久，這家報紙的頭版頭條上又刊登了一篇激昂的文章。

作者12歲，她說她已受夠了學校的師道茸嚴那一套

這個孩子氣憤地說:「我們還是毛澤東時代的孩子嗎!他們怎麼像對待奴隸一樣對待我們?」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是東北反教育權威文章的幕後策劃者。

他30歲，當時主管遼寧省的宣傳工具。他的支持使遼寧年輕造反派的「反潮流」成為可能，並不受限制地發展。

作答的，他拒絕與惠特拉姆共奏一曲未來的凱歌，拒絕按惠特拉姆提議的那樣，從結構上來探討中國革命的未來。人固有一死是他的主題。

「我已疾病纏身，」他示意說。

周恩來笑著插話:「他只是膝蓋有點風濕痛。」這樣說或許是出於詼諧，因為周恩來想讓客人們這樣認為；或許是出於談話的窘迫;或許是想婉轉地顧及毛澤東的自憐。

毛澤東接著說:「我已和上帝打過招呼。」他不隱瞞自己惡劣的健康狀況。

周恩來緘口不語。與毛澤東相比，他見上帝的日子(這種話他從未講過)比毛澤東更近。

在11月這個寒冷的下午，毛澤東面前這兩位活生生的人使他感到更加孤獨、可悲。周恩來會比他死得早，王洪文坐「直升機」上來僅數月就引起了他的懷疑。而這兩個人又是他權力機構中的第二和第三號人物。毛澤東要拖著步伐邁向未來，而這兩人都不會跟他在一起了。

死亡與疑慮正把毛澤東與他的可能的繼承者分開。

周恩來看了一下表，示意會談已經差不多該結束了。毛澤東指了指王海容—一個思想靠「左」的小人物，當時她坐在周恩來的旁邊，文靜而拘謹。這位主席打趣說:「她把我管得很緊，從不讓我說話時間太長。」

極左派和反極左派集團為了職位和政策，借不成體統的批孔名義進行拉鋸式的競爭，造成局勢緊張。

《人民口報》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每隔那麼七八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來。」這是在1973年後期發表的。這是讓人們回到1966年的那場對「牛鬼蛇神」的鬥爭中去。』

或是毛澤東的身體太虛弱，或是他太冷酷，或是他自己就不相信，以致他不能為大家定義一下牛鬼蛇神，這勢必造成混亂。

1974年初，他連放在眼前的手指都看不見了，僅僅能辨白光的方向。他的舌頭也不聽使喚了，不僅發音不清，甚至合不攏嘴。

毛澤東親自發動了大規模的「批孔」運動。雖然沒人能預測這一運動的最終命運，但「批孔」(「批判孔夫子」的縮寫)卻成了許多極左派狂熱行為的理論根據。

「文化大革命」的語言又像雨後春筍般地盛行起來。毛澤東的像章再度流行。在上海這個極左派最堅強的堡壘出現了一本新的雜誌《學習與批判》，其目的似乎要搞得比中國共產黨的黨刊《紅旗》更紅。

內聚力的下降與政治溫度的上升同步進行。如同林彪事件的后兩年一樣，僅做好本職工作是不夠的。現在，你必須裝腔作勢談思想觀念，越是響亮、越有戲劇性越好，而且你必須把所有邪惡與「階級敵人」孔夫子聯繫起來。

減少交通事故的關鍵取決於「批孔」運動的效果，海南島的廣播如是說。

義大利電影導演米開朗琪羅?安東尼奧尼1972年到中國拍片受到歡迎，現在他被稱作「****小丑」。他那單調的甚至冗長乏味的影片已經成了「對中國人民的挑釁」。

對羅馬「小丑」的攻擊又牽扯到「反美」運動上來，並很快成為「批孔」的副題。《人民日報》輕蔑地說，美國人竟認為安東尼奧尼的毒草電影「引人入勝」，由此可見，在美國「杜勒斯的陰魂仍然未散」。

貝多芬被批判為「頹廢派藝術家」。1973年間，費城、維也納和倫敦交響樂團來華演出，並引起很大反響。但在毛澤東的中國，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安全的。《人民日報》拉長腔調數落歐洲的文藝作品:「對我們來說，不難察覺出這些荒誕、離奇的旋律背後所反映出的淫穢、腐朽的生活和頹廢的情調。」年邁的毛澤東(不是西方音樂迷)顯然私下對某些俯首帖耳的人叮囑過，音樂像其他東西一樣，只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才能挖掘出它的秘密。

孔夫子曾說過:「過猶不及。」毛澤東不相信這一套。他絕對看不到中庸的好處。

然而，毛澤東的變化觀與孔夫子的社會秩序觀之間的戰爭，在1974年恰恰是一場滑稽劇。

孔夫子的影響確實阻礙了毛澤東主義者改造中國。在農村遍布孔夫子的遺風，特別是對女性的態度、地位、變化等的看法，都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不過，在毛澤東的中國，類似批孔這樣的運動表明政治局有人會受到衝擊。

1974年間，毛澤東接見了20餘位國外的達官顯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毛澤東每天都從自己的報紙上讀到排外的文章。這些文章使人想起「義和團」的造反熱潮。

這些是否是政策失控發生的傾斜?是否表明各個派別已經四分五裂?是否反映了毛澤東的言行自相矛盾?這都有可能。

毛澤東說:「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並不等於白吃。這句延安時代的重要論斷，在1974年秋天，北京新聞界又重新把它放在顯要的版面。毛澤東做了公平合理的「警告」，綠燈閃過之後是紅燈。

江青把孔夫子作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上爬的敲門磚。

周恩來則全力以赴地加人這場運動以迎合現在似乎要疏遠他的毛澤東。他把林彪的名字安在孔夫子的前面。

變「批孔」為「批林批孔」，這樣被迫參戰的總理想把一場鬧劇差不多改編為一場喜劇。毛澤東不是說過嗎?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會跳出來，現在，孔聖人和國防部長居然作為這種類型的孿生怪物被強行推到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面前。這兩個人，一個才死了兩年半，另一個卻長眠了2500年。

周恩來感到整個運動都荒誕滑稽，並且確實對偉大的文明古國是奇恥大辱。它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政治局已處於癱瘓狀態。政治局的癱瘓在於毛澤東身在其位而不能謀其政。

對江青來說，由反孔發展而來的批林批孔運動給全國造成巨大混亂，於「左」派大為有利。對周恩來來說，它被視為批判林彪集團的繼續，故是一根套在極左派脖子上的繩索。

毛澤東贊成江青的看法，但他並不總是配合這位「文化大革命」中聖母瑪利亞式的人物。總之，他的健康狀況不允許他和著江青的步子並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