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三豪傑”

26歲生日前不久，毛澤東第一次離開了他的家鄉湖南。

《三國演義》中有三位英雄，毛澤東與楊教授的另外兩個學生也以此為范自稱為「三豪傑」。這兩個同學，一個是蕭瑜，一個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戰鬥激情的青年，與毛澤東的母親同鄉。楊昌濟於1918年離開長沙執教於北京大學。他在首都寫信給這「三豪傑」談如何到西方勤工儉學以拯救中國，新民學會討論了這封信，蔡和森代表長沙方面進京參加赴法籌備工作，毛澤東和另外20人於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後坐船到武漢，接著乘火車到達北京。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時的住處：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8號。

毛澤東早就想去北京。以楊昌濟為橋樑，由《新青年》雜誌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後來同蕭三談起北京這份刊物時說：「它有兩個宗旨，其一是反對古文，其二是反對舊禮教。」［1］

毛澤東的個人處境與北京的富麗堂皇正好相反。猶如從小池塘中一躍成為大魚的任何大學生一樣，他現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魚的痛苦。沒有工作，身無分文。

起初，他在後門附近的楊教授家與看門人同住一間小屋［2］，後來與另外七個湖南青年一起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間小房。八個人像沙丁魚一樣擠在炕上。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每當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3？搖］

北京的開銷比長沙大。買煤燒炕使他們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問題。他們只好八個人合買一件大衣(湖南人從不穿大衣，就像佛羅里達人從不穿皮襖一樣)，輪流著穿，以抵禦迅即席捲北京的嚴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樣找到工作？他去請求楊教授相助。儘管毛澤東很窮，但在湖南那些好學校里他結識了不少人，並學會了交往。楊昌濟給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寫了封簡信，詢問能否為一個參加勤工儉學運動而處境窘迫的學生找個工作。

讀了《新青年》，毛澤東最佩服兩位作者，「他們一度成為我的楷模」，他說。這兩人中的一個便是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教授。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胡適。

毛澤東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閱覽室，月薪8塊大洋，報酬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書架，打掃房間，登記閱覽者的姓名，對一個有師範院校畢業文憑的26歲青年來說，這不算工作。

北京大學紅樓。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澤東在北京期間，曾在這裡擔任圖書館助理員。

在北京大學，毛澤東不是什麼長沙才子，而只是靠兩隻蒼白的手整理書刊的僱員。毛澤東回憶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4］

或忙碌在大窗戶下邊三屜辦公桌前，或穿梭於書架之間，身著褪了色的藍長衫，穿一雙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過任何東西。毛澤東通過他的簽名簿認識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我曾經試圖同他們談談政治和文化問題，」他傷心地回憶道，「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講南方方言的圖書管理員要說些什麼。」［5］

在北大的各個場合毛澤東的地位也同樣低，只有在緘口不言時他才能去聽講座。一次，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胡當時是著名的激進分子，後來成為有名的自由主義者，蔣介石的駐華盛頓大使)。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個，當他得知毛澤東是沒有註冊的學生時，這位激進而洒脫的教授拒絕回答。

但是，毛澤東像水蛭一樣盯住周圍一切好的東西，他渴望涉足知識界的大門。他參加了新聞學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這是恰當的選擇，因為報紙和道德問題是他當時的熱情所在。

他新結識了人，其中有張國燾，這是來自韶山以東一個地主家庭的青年，儘管他們沒有成為密友。

華北與華南有諸多不同，毛澤東25歲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與北京差別很大，就像佛羅里達與蒙大拿的差別一樣。除冬天嚴寒、口音相異、飲食不同等環境問題外，毛澤東還面臨更重要的心理問題。

北方是官僚傳統的沃土，同時是達官貴人的世界。在權貴眼中，滿頭大汗的苦力是不會有腦子的，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一個曾在韶山種過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間，毛澤東的活動範圍狹小，那個冬季他形成了對北京生活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澤東的心中另有一個北京，他獨立持重，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小天地。

毛澤東喜歡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他漫步在公園和宮殿。在西山，在長城，他抒發思古之幽情。面對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誦起唐代詩人的名句，體驗著岑參筆下那令人讚嘆不已的冰雪晶瑩的意境。［6］這位來自湖南農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趨沒落的中國文明的內在和諧。

這都城處在不斷的政治動蕩之中，不過毛澤東似乎更沉湎於細微事物：「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讚美。」值此時節，這位來自長沙的叛逆者暫時忘卻其使命，迷戀於詩詞和古老的傳統，流連于山水之間。

毛澤東決定不去法國。蔡和森和其他一些來自長沙的朋友起錨遠航了，毛澤東看出自己難於同他們一起前往。留學的一項準備是學習法語，而毛澤東不會法語。儘管出國留學可以得到資助，但每個學生還得花些路費。毛澤東早因債台高築而無法再向有錢的熟人張口借錢。*

*在少年中國學會一次討論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澤東經濟上的窘迫。毛澤東發言說：「總是坐著空談沒有用，應該付諸行動。把你的衣服給我，我來洗……大小不論，價錢一樣。三天以後你就可以交錢取貨。」沒有人反應。後來一位學生的妻子開玩笑說：「作為紳士，毛澤東不會幹洗衣服的行當。」另外一位學生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就對毛澤東說：「那好吧，明天你來給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會不會做。」毛澤東真的做了，當然也就得到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