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重返北京
毛澤東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個月是他收穫的季節，儘管並不盡如人意。
毛澤東是由新民學會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組成的驅張請願團的團長。毛澤東還接受了《大公報》和其他報刊的任務，他這次不再是身無分文了。
在武漢停留10天以後———毛澤東在這裡對當地形勢作了考察———這一行人到達北京，正好參加在湘鄉會館舉行的有千餘人參加的反張集會。毛澤東帶著一條標語來到會場：「張毒不除，湖南無望。」
毛澤東在古老破敗的福佑寺租住下來，這裡位於故宮附近的北長街。他睡在沒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鍍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間閱讀和寫作的地方是一條香案，油燈搖曳的火苗將其映成怪影。香案旁邊是一台油印機———這是新時代從事政治活動的聖物。這裡就是這位來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稱為「平民通訊社」的印刷車間。
毛澤東的驅張計劃並沒有多大進展。北京的世界更廣闊，所關心的是更大的問題：大軍閥統治的「國民」政府的腐敗；凡爾賽會議以後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反響；五四思想的傳播。毛澤東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顧的眼神。
毛澤東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穫是楊小姐。楊開慧比毛澤東小八歲，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少女，圓臉龐，皮膚白皙。毛澤東在前一次來北京時，就已萌發對她的愛情，現在他們的感情更深了。
毛澤東到達北京一個月之後，楊教授去世，這似乎為毛澤東與楊開慧的結合開闢了道路。
這是1928年10月楊開慧寫下的《偶感》。詩中表達了她對毛澤東的思念之情：「天陰起溯(朔)風，濃寒入肌骨。念茲遠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備？孤眠(誰)愛護，是否亦凄苦？書信不可通，欲問無(人語)。恨無雙飛翮，飛去見茲人，茲人不得見，(惘)悵無已時。」
這對情侶開始了他們的「試婚」［18］，這是楊教授不曾贊成的，不過他們在北京並沒有共同的居處。他們在毛澤東棲身的北長街寺里的神像旁見面，或者去溫暖舒適的楊家。春天，他們一起到西山騎馬漫遊，在僻靜處相會。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過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楊的結合是自由戀愛的結晶，這在舊中國是極為少見的。一年以後在長沙舉行的結婚儀式只不過是走過場而已，很少有人記在心中，甚至毛澤東本人在1936年與埃德加·斯諾談話時，也回憶不起這次婚禮的確切日子。
長沙的趙女士沒能活著去光揚五四道德準則，而楊小姐的奮爭使這種精神在政治運動中得以體現。死去的趙女士使毛澤東滿腔憤懣盡訴筆端，活著的楊小姐則令他心醉神迷。趙女士永離人間，楊開慧則在精神上給毛澤東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澤東在20年代進行筆戰和繼之以真槍實彈的鬥爭。
也是在那寺廟的香案上，毛澤東閱讀了《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他熱心搜讀各種譯成中文的有關材料)。這一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動了他。部分是因為《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譯本在中國1919年11月出現——是當時在中國最有影響的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為俄國革命后，經過李大釗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輝。
1920年8月，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譯者陳望道。
蘇俄成了毛澤東的指路燈塔，就像1790年法國之於英國的激進派一樣。他對馬克思理論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婦女的交談中表現出他對新俄羅斯的熱情。那位婦女說：「搞共產，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腦殼。」毛澤東激動地回答：「腦殼落地，砍腦殼，當然，當然，但是你要曉得共產主義多麼好！那時國家不再干涉我們了，你們婦女自由了，婚姻問題也不再拖連你們了。」［19］
對毛澤東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思想，它解釋歷史是怎樣從一個階段演進到下一個階段。
毛澤東對於革命行將帶來的社會前景考慮不多，他也沒有注意到最為艱難的關鍵問題是要奪取政權。不過，在1920年他已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認為中國的命運要與俄國式的革命連在一起。
只有這樣才能拯救國家，克服落後，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釋放，五四英雄們的理想才能在社會中實現。
馬克思主義絕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種疾病那樣，只是從一種歷史環境傳播到另一種歷史環境，而是在新的環境中再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也正是這樣。自1919年他成為《新青年》的讀者時，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已在心中播種。聖彼得堡傳來的消息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的希望所在。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的吸收僅是毛澤東的思想演進的第三個階段。
「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毛澤東談起他在北京度過的第二個冬天，「使我樹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20］。這三本書除《共產黨宣言》外，還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后兩本書給予毛澤東的不是很純的馬克思主義。［21］
不過，毛澤東已經確立了自己的「信仰」。從1920年夏天開始，他認為自己已經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並且以後從未動搖過。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和空想主義都從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擠出去了。
毛澤東並沒有在一夜之間吞食馬克思、脫胎換骨變成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從他繼續從事湖南自治運動的行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離開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這裡並不能為湖南自治做些什麼。
楊開慧自父親死後便隨母親一起回到長沙。毛澤東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時間與她相聚。
在那個時候，他還希望與陳獨秀教授詳論自己新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毛澤東變賣了自己過冬的大衣買了火車票起程去上海，腦子裡裝著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隨毛澤東在長沙、上海、韶山、廣州、武漢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大革命失敗后，留在家鄉板倉堅持黨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軍閥何鍵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義，時年29歲。關山遠隔的毛澤東聞訊痛苦莫名，悲憤地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毛澤東處境艱難，他為大班和富有的買辦洗燙衣服並要來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當夥計，每月的薪水是12塊至15塊錢。其中約要八塊錢用作車費，因為他要往來於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間。如果說在他以後的生活中對上海很少露出笑臉的話，我們不難理解個中緣由。
毛澤東期望陳獨秀在湖南問題上予以指導，但這位革命的教授手頭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產國際派遣的俄國顧問已經到達中國，與李大釗和陳獨秀商討關於在中國成立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具體事宜。
那年春天，陳獨秀是迄今所知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澤東後來談起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傳統鬥士時說。毫無疑問，洗衣店的艱辛使毛澤東進一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也幫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馬克思所說的「無產者」這個詞的意義何在。
毛澤東去碼頭向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送行，陽光閃爍在黃波蕩漾的黃浦江面上，潮濕的空氣中回蕩著裝卸船貨的號子和汽笛聲。毛澤東身上穿著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裡洗得泛白的灰布長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學會會員在上海的半淞園舉行了會議。毛澤東講了話，他提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口號。會議決定委派他回長沙任湖南勤工儉學運動的負責人。大家鄭重地合影后，便沿著吳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國貨船。
有些女生隨這夥人一起出發了。讓女生參加這一運動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貢獻。他曾對領著一幫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說：「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3］他對婦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體現了他對舊中國的憎恨。
有位學生對毛澤東沒有赴法表示遺憾，毛澤東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們歸來再著手。」［24］
毛澤東獨自站在斜坡上，看著朋友們依次走進船尾的四等艙。在他轉身走回市內前，他高聲喊道：「努力學習，拯救國家。」［25］
湖南的內戰連續不斷。但是到了1920年夏，戰爭以張敬堯敗走和較為開明的譚延闓上台而結束。毛澤東在這種新的自由氣氛下帶著滿腹政治計劃回到長沙。
奉譚之命擔任騷亂不已的第一師範校長的人恰巧是毛澤東過去的老師，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澤東為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修業學校的主事。*主編《湘江評論》時，他曾在修業學校教過課。當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在法國做工時，毛澤東無可爭議地成為新民學會的領導人。
*毛澤東在學校的大門上寫了一句口號：「世界是我們的，做事靠大家來。」(《毛澤東年輕的時候》，載《工商日報》，柬埔寨，1967？鄄01？鄄13)毛澤東在編輯《湘江評論》時曾在這裡代過課。當蔡和森和其他的湖南名流正在法國的工廠里忙碌時，毛澤東無可爭議地成了新民學會的領導者。
修業小學的報酬豐厚，主事的職位且有一定的威望。毛澤東很快就顯示出他不只有儉樸的一面。他與楊開慧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這是一個財主建在花園中的住宅，寧靜而雅緻。租金每月12塊，與他在上海洗衣店時的收入一樣多，超過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收入的50%。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已躋身長沙上層社會。
1920年至1921年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趨於一致的時期，這給他的政治生活帶來新的目標，也給他的親屬多少帶來一些痛苦。
毛澤東把五四精神推向前進。他創辦了青年圖書館，又(與其他人一起)重建湖南學生聯合會。［26］在回韶山的幾周內，他給家鄉傳送了新文化的火炬，成立了一個教育促進會。他在湖南《通俗報》上撰文並擔任編輯。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報紙，毛澤東的朋友何叔衡任主編后，該報便轉向左派。
在一位與他關係頗好的女同學———她也是楊教授最好的學生之一———的幫助下，毛澤東創辦了文化書社［27］，在湖南傳播左翼文化的種子。「湖南人現在腦子飢荒，實在過於肚子飢荒。」他在《文化書社緣起》中寫道。
毛澤東在湘雅醫學專科學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間房作文化書社社址，並從楊開慧的母親那裡得到經濟上的資助。他甚至請擅長書法的軍閥譚延闓為書社寫招牌，出席開業儀式。在那個下午的開業典禮上，這兩個冤家對頭握手言歡。［28］
書社營業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鎮成立了七個分社。初期最暢銷的書籍有(都是中文書刊)《社會主義史》、《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新俄國之研究》等，雜誌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勞動界》。
毛澤東在五四運動的主旨中增進了親蘇俄的內容。他和《通俗報》主編何叔衡一道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併發起了赴俄勤工儉學運動。在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影響下，毛澤東試圖組織勞工聯合會。在共產國際的建議下———這些建議從北京和上海通過信件傳給他———他開始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同時他還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一共產黨外圍組織。*
*劉少奇當時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早期成員，後來去蘇聯的莫斯科遠東勞動大學勤工儉學。這位勤奮的少年來自寧鄉縣的一個地主家庭，他比毛澤東晚五年畢業於第一師範。毛澤東第一次去北京時他們曾見過面，並談論過勤工儉學問題。
1921年5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廳辭退，《通俗報》的激進分子也一齊被解僱。毛澤東聘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為修業小學的教師。在反抗鬥爭中，如果說學生是中堅力量，那麼小學教師則像一根紅線把他們與那影響不斷擴大的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行營連在一起。
第一師範本身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校內學生中招募新的追隨者；靠學校的薪水維持少數學生領導人的生計；利用校友會寬敞的活動場所召集會議，並以文化書社的名義向每個與會者贈送10元錢作為禮物，還讓年輕人方便地出入圖書館，猶如出入公共汽車站一樣。第一師範對於毛澤東這個嶄露頭角的共產主義者來說像一個大家庭。
毛澤東的家人也被吸收進來。毛澤東的父親於1920年死於傷寒，終年52歲———此事毛澤東很少提起，除了說幾乎沒有人參加父親的葬禮外［29］———毛澤東悄無聲息地接過了父親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弟毛澤民進入第一師範，讓三弟澤覃在一個很好的中學讀書，還把他繼妹澤建送到附近衡陽市一所師範學校。
這三人不久便參加了共產黨組織，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毛澤東像父親一樣時時把他們打發得團團轉。
毛澤東已不再是孤身奮鬥了。他和上海、北京和法國的同志保持通信聯繫。他在長沙這個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條大魚，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聯繫。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久有了身孕。毛澤東在1920年寫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贊成湖南自治問題的。［30］這是毛澤東最終要支持地方主義嗎？是的。從其生氣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照見毛澤東是怎樣一個人。
1920年，毛澤東在報紙上發表的對於「湖南改造」的主張。
還在上海洗衣店幹活的時候，他就與一位主辦《天問》周刊的湖南活動分子和湖南改造促進會取得了聯繫。現在，譚延闓成了省長，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證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入室」。
毛澤東論述這個問題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想的延伸，還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文章《毛澤東選集》沒有收入)。他也沒有為將來獨立的湖南確立社會目標，僅僅是讓湖南脫離壓在背上的重負。
毛澤東對湖南自治問題的議論是對自己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的運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稱為「外國」。他呼籲成立「二十七個小中國」，因為「大中國思想」是一種罪惡，阻礙了平民生活的「自然發展」。
誠然，毛澤東之所以贊成27個省都關起門來自治，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各省的小建設成功，一個更為強大和繁榮的中國才會存在，「這正像美、德兩國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對於一個已經是激進的信奉國家民族至上的人來說，轉而支持分省自治無疑是令人震驚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認為這是他的一個錯誤。
他沉痛地寫道：「四千年歷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湖南的歷史，只是黑暗的歷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這是四千年來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北京，同其軟弱無能的「國民」政府(以及它嚴寒的冬天和對南方方言的歧視)一併受到毛澤東的抨擊。
到1921年春，毛澤東已失去對湖南獨立自治的熱情。軍閥的更迭也動搖了這種激進的理想。譚延闓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統治者贊成自治，但反對通過自治解放民眾的任何意向。
數周后，毛澤東帶頭衝擊省議會，把掛在考究的牆壁上的條幅、旗子扯了下來。他認識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並要在現存政治結構之外組織活動。
1920年7月，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在法國蒙達爾尼召開會議。這是與會會員的合影，其中有：向警予、蕭三、蔡暢、蔡和森、蕭瑜、羅學瓚、陳紹林、張昆第、葛健豪、歐陽澤、顏昌頤、李維漢。
蕭瑜在法國勤工儉學回國后見到了毛澤東。他們徹夜長談，淚眼相對，並發現彼此間存在鴻溝。毛澤東是親蘇俄派，蕭瑜則不是。毛澤東贊成強權，蕭瑜則擔心這會危及個人自由。
毛澤東決心組織民眾來奪取政權，蕭瑜則仍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學究。他對毛說：「像劉邦和項羽(漢朝的兩位政敵)那樣爭奪天下的爭鬥，在耶穌基督和釋迦牟尼看來，就像街頭頑童為爭一個蘋果打架鬥毆一般。」
毛澤東簡單地反駁道：「你不同意卡爾·馬克思的理論，多遺憾。」［31］新民學會兄弟般的團結自此成為過去。
1921年初的一個大雪天，新民學會在文化書社開了三天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強調「變革」的目標，反對「改良」。他贊成採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對「通過幾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從法國歸來的大部分人反對他的觀點，一些繼續留法的人也寫信反對這一觀點。他似乎遭受了挫折，所以他在會上宣布新民學會「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他贏得了自己鬥爭的勝利。他轉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觀點類似的會員拉進了社會主義青年團，視新民學會如敝屣。
五四運動的參加者已經分裂成兩派，這一結果使毛澤東與蕭瑜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論戰已經為他們作了總結：「談論主義」還是「研究問題」？知識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體問題，還是在一種思想意識的指導下付諸一定的行動？［32］
胡適教授為首的五四自由派堅持研究具體問題而遠離政治生活，李大釗教授為首的馬克思主義派則信守「主義」。毛澤東無疑站在「主義」一邊*，他希望發生分化。如果把五四傳統與某一具體思想形態聯繫在一起就意味著會產生分裂的話，這種分裂是件大好事。
*胡適避談思想意識問題，要求成立「好人政府」。這與毛澤東曾想要孫中山任總統、康有為任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組成政府時所持的理想的折中主義何等相似。———譯註另一種分化已迫在眉睫。在1920年，無政府主義乘時而「入」。一些敏感、篤信絕對自由的年輕人組成了自己的組織：湖南詩雨社、健學會、青年會和(最有影響的)勞工會。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的信條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時他曾為之傾倒，可現在他心中的馬克思已經驅逐了克魯泡特金，他狠命地與勞工會展開鬥爭。
毛澤東以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類馬列主義的書籍為武器，抨擊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對方，嘲笑無政府主義者要「在24小時之內廢除國家」的蠢舉妄動。每當從無政府主義的陣營中爭取過來一人，毛澤東就把他引薦到組織嚴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中來。
在北京時的孤獨和被人疏遠，使毛澤東傾向於接受無政府主義。現在，他正作為長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帶頭人大踏步地朝前邁進，並把無政府主義視為令人難容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