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當路易十四這位君主在全歐洲稱霸之際，他統治下的王國已開始衰竭，這一點確實無疑。在路易十四朝代最光榮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跡象已經顯露。法蘭西早在停止征服之前，便已千瘡百孔。誰沒讀過沃邦給我們留下的那篇關於政府統計表的令人驚駭的短論？17世紀末，甚至在那場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開始以前，總督們在致勃艮第公爵的奏摺中，都暗示了國家日益加劇的衰落景象，而且並不作為新近的現象來談論。「若干年來本財政區人口銳減，」一位總督說道。「這座昔日富庶繁榮的城市今天已沒有工業，」另一位總督說道。這一位說：「省里原有製造業，但今天已被拋棄。」

那一位說：「過去居民的土地收穫大大超過今天；20年前這裡的農業不知繁榮多少倍。」「近30年來，人口和出產減少了五分之一，」同時代的一位奧爾良總督說道。應該建議讚賞專制政府的個人和喜歡戰爭的國君們讀一讀這些奏摺。

由於這些貧困主要源於政體的流弊，路易十四的死亡與戰爭的結束都不能使公共繁榮再現。18世紀上半葉，論述政府或社會經濟的所有作家均持共同見解，即外省並未恢復；很多人甚至認為，外省在繼續崩潰。他們說道，唯有巴黎日益富庶和擴大。總督、前大臣、實業家在這一點上與文人們看法一致。

在我看來，我得承認我決不相信18世紀上半葉法國在繼續衰落；但是被消息靈通人士所支持的這一普遍的見解至少證明，當時沒有明顯的進步。我所能看到的有關這一時期歷史的所有政府文獻確實表明，社會陷於一種麻木狀態。政府因循守舊，毫無創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環境更舒適健康；個人也不去發起任何重大事業。

大革命爆發前三四十年左右，情況開始變化；在當時社會的各個部分似乎都可看到一種迄未注意到的內在震動。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窺見出；但是逐漸地，它變得更突出，更加明確。這個運動逐年擴大加快；整個民族終於動了起來，彷彿復活了。請注意！這不是舊生命復活；推動這巨大軀體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軀體復甦片刻，無非是為了使之解體。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使人焦急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

這種精神很快滲進政府內部，將它從內部改造，外部毫無更動：法律沒有改變，執行法律卻是另一樣。

我在別處說過，1740年的總監和總督與1780年的截然不同。這一實情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詳細證明。雖則1780年的總督與前任有同樣的權力，同樣的代理人，同樣的專橫性，但他們的目的卻不相同：前者只負責使所轄省份保持順從，徵募兵員，尤其是徵收軍役稅；後者則有很多其他事要關心：他的頭腦里裝滿無數旨在增加公共財富的計劃。道路、運河、製造業、商業是他思考的主要對象；農業尤其引起他注意。絮里成為行政官員中名噪一時的人物。

正是在這個時代，他們開始組成我已提到的農業協會，創立賽會，頒發獎金。有些總監的通報並不像公務信函，倒像有關農藝的論文。

主要通過各種捐稅的徵收，人們能最清楚地看出統治者精神的變化。同過去相比，立法同樣不平等，同樣專橫，也同樣嚴酷，但是在執法時，所有的毛病都減輕了。

莫里安先生在回憶錄中說道：「當我開始研究稅收法時，我對自己的發現大吃一驚：單是漏稅，特別法庭便有權處以罰金、監禁、體罰；包稅官完全憑籍他們的誓詞，控制幾乎所有財產和人身，等等。幸好我沒有局限於單純閱讀法典，我很快就有理由確認，在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與舊金融家和新金融家習俗上的差異相同。法學家總是傾向於減罪緩刑。」

1787年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徵收捐稅會招致多少弊端煩惱！不過我們應當正確評價幾年來徵稅中的溫和與分寸。」

文獻考證充分證實了這種論點。對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經常可見。尤其可以見到對窮人的苦難的真正關心：這種現象以前是找不到的。對窮苦人，稅務部門極少施行強暴，蠲免捐稅更頻繁，賑濟更多。國王增加所有基金，專門用於在農村創辦慈善工場或救濟貧民，他還經常設立新基金。我發現1779年在上基耶內一個財政區，國家用這種方式發放8多里佛；1784年在圖爾財政區發放4里佛；1787年在諾曼底財政區發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願將政府的這個部門只交給大臣去管；他有時親自負責。1776年，當御前會議判決確定，國王獵物在王室狩獵總管管區周圍毀壞農田，應付農民賠款，並指出進行賠款的簡便可靠的方法時，國王親自撰寫了各項理由。蒂爾戈對我們講述了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王把親手寫好的東西交給他，國王同時說道：「你看我也在我這方做工作。」假如人們按照舊制度存在末年的樣子去描繪舊制度，那麼繪出的將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卻不太像的肖像。

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公共繁榮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所有跡象都表明了這點：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北美戰爭並未減慢這一飛躍發展；國家因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

當時一位行政官員說道：「1774年以來，各類工業發展起來，從而擴大了所有消費稅的內容。」實際上，將路易十六統治的不同時期里國家與負責徵稅的金融公司簽訂的不同協定作一比較，就能看出協定每次延期時，地租價格都在迅速不斷地上升。1786年租約比1780年多出1400萬里佛。「可以算出，所有消費稅所得每年遞增200萬，」內克在1781年結算書中說道。

阿瑟·揚斷言，1788年波爾多的貿易額比利物浦多；他還說：「近幾年裡，海上貿易在法國比在英國發展更快；這種貿易近20年增長了一倍。」

人們若注意各時期的差異，就一定會確信，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立憲君主制的37年是我們和平和迅速發展的時期，唯有這個時期在這方面能與路易十六朝代媲美。

如果人們想到政府還含有許多弊病，想到工業還遇到許多難處，那麼已經展現的這派如此巨大、如此興旺的繁榮景象，就會讓人驚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否認這個事實，因為他們無法解釋這個現象，他們就像莫里哀劇中的醫生那樣斷言，病人不按規則，就不能痊癒。賦稅不平等，習慣法五花八門，國內關稅，封建權利，行會管事會，官職等等，有了這些東西，法蘭西居然能繁榮富裕，確實，這怎能叫人相信？然而不管怎樣，法蘭西開始富裕和全面發展起來，因為在所有那些製造低劣、嚙合不好、似乎註定要減速而不能推動社會機器的齒輪之外，掩藏著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足以使整部機器結成一體，並推動全部朝著公共繁榮的目標運轉：一個依舊非常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一個從上層階級看已成為歐洲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內部，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

國王繼續以主子身份講話，但他自己實際上服從公眾輿論，每日每時都受公眾輿論的啟髮帶動，不斷向它諮詢，對它敬畏恭維；根據法律條文國王是專制的，但在法律實施中受到限制。自1784年起，內克在一份公開文件中舉出一個公認的事實：「大多數外國人很難設想公眾輿論當今在法國發揮的權威：他們很難理解這股甚至對國王宮廷發號施令的無形力量到底是什麼。然而事實畢竟如此。」

把人民的偉大強盛一概歸因於法律機制，這種觀點是再膚淺不過的了；因為在這方面，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發動機的力量在製造產品。請看英國：那裡的行政法和我們的相比，至今仍顯得更複雜，更五花八門，更不規則！但是在歐洲哪一個國家比英國有更多的公共財產，範圍更廣，更可靠，更多樣化的私人財產，社會更牢固，更富庶？原因不在於這套法律的優良，而在於推動整個英國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不完善無關宏旨，因為生命是強大有力的。

在法國，隨著我剛剛描述的繁榮的發展，精神卻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長。民族明顯地正走向革命。

況且，後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人們如果研究法蘭西島舊財政區留下的檔案，定會很容易斷定，正是在鄰近巴黎的地區，舊制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了改革。在那裡，農民的自由和財產，已比任何其他財政區受到更好的保護。早在1789年以前很久，個人徭役便已消失。徵收軍役稅變得比法國其他地方更正規、更輕、更平等。假如要理解當時一個總督能為全省的福利和減輕窮困做些什麼，就必須閱讀1772年改進徵收軍役稅的條例。從這條例看，捐稅已完全改觀。政府專員每年下到各個教區；村社在他面前集會；財產價值當眾確定，每個人的財產用對審方式確認；軍役稅最後經所有應納稅者的協作而制定。再沒有行會理事的專橫，再沒有無益的暴力。不管徵收制度怎樣，軍役稅無疑仍保持其固有的毛病；它只壓在一個納稅者階級身上，對於工業和地產一視同仁；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軍役稅和鄰近財政區仍冠以同樣名稱的捐稅大不相同。

相反，沒有什麼地方的舊制度像盧瓦河流域及河口處、普瓦圖沼澤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裡點燃並滋養了內戰戰火，那裡對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時間最長久；以至於有人會說，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

這種觀點使人驚奇；但歷史充滿著類似的景象。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博馬舍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動。

再無人認為1780年法國在衰落；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國進步的限制了。正是在那時，人能不斷地無限完善的理論產生了。20年以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人們的想象力預先就沉浸在即將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於衷，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除了這些普遍原因之外，這一現象還有其他更為特殊但同樣強有力的原因。儘管財政管理已經像其他部門一樣完善，它還保留著專制政府固有的毛病。由於財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裡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作法。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並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財政拮据中。和前任一樣，他不斷使他的債權人收不回債；像先王一樣，他向四面八方舉債，既不公開，也無競爭，債權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們的資本也永遠取決於國王的誠意。

有一位值得信任的證人，因為他曾親眼目睹，而且比別人看得更清楚，對此說道：「那時法國人與自己政府的關係中充滿了偶然性。他們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他們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譬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他還意味深長地說道：「當此之時，工業振興，在更加廣大的人們心中萌發起對財產的熱愛、對富裕的愛好與需求，那些將部分財產委託給國家的人對合同法遭到破壞更難以容忍，而破壞者正是所有債務人中本應最尊重合同法的債務人。」

這裡受到指責的法國行政當局的種種流弊實在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它們所產生的印象。從前財政制度的缺陷要嚴重得多；但是從那時以來，政府和社會發生了變化，使人們對這些問題比以前敏感得多。

20年來，政府變得更加活躍，發起過去連想都不曾想的各種事業，終於成為工業產品的最大消費者，成為王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與政府有金錢關係、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維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驚人地增長。

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裡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1789年，國家欠債將近六億里佛，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像當時一位財政家所說，他們和同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將他們的怨恨一起向政府發泄。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者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慾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的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

食利者、商人、工業家與其他批發商或貪財者由此產生，他們通常構成一個最敵視新政策、最熱愛任何現存政府、最順從他們所蔑視或厭惡的那些法律的階級，而這個階級這一次表現得最急於改革，並且最堅決。它尤其大聲疾呼號召在整個財政系統進行徹底革命，而未想到人們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這個部門，其餘部門即將全部垮台。

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自己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