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九章

戰爭把我拋離了我熟悉的那種舊生活方式，但在戰爭結束后那段很不尋常的日子裡，我幾乎完全把它忘了。

我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誰都不可能忘卻一件事。你記得十三年前排水溝里的一塊桔子皮，還有在火車站候車室瞟過一眼的托基彩色海報。但我說的是另外一種記憶。我多少記得下賓非爾德的老生活方式，我記得我的魚竿和豆料的氣味，還有我媽坐在褐色茶壺後面，紅腹灰雀傑基和市場上的馬槽。但在我腦子裡，所有那些都不再是活生生的，而是遙遠的，跟我已經了斷，我從來沒想到過有一天我可能盼望再回到那裡。

那是段很不尋常的日子，就是緊接著戰後的那幾年，它幾乎比戰爭本身還要不尋常，即使人們現在對戰爭已經記得不是很清楚。儘管形式很不一樣，但那種不再相信任何事的感覺比任何時候都來得更強烈。上百萬人突然被踢出部隊，並發現他們為之戰鬥過的國家並不需要他們，勞合·喬治和他那一幫人還在勉力維持尚存的幻想。一隊隊退伍軍人走來走去劈里啪啦撿箱子，蒙著面紗的女人在大街上賣唱，穿著軍官短上衣的夥計在演奏手搖風琴。在英國，好像每個人都在折騰著找工作，也包括我，但是我比多數人都要幸運一點。我得到了一小筆受傷補貼，再加上戰爭最後一年裡我存的錢（我沒多少花錢機會），離開部隊時，我有筆不少於三百五十鎊的錢。想想自己當初的反應，我覺得很有點意思。那時的我，手裡有足夠的錢可以去干我原定長大后要做的事，也是我夢想好多年的事——開鋪子。我有足夠的資本，如果花些時間，多加註意，我就能碰到以三百五十鎊當本錢的很不錯的生意可做。但是，相信我吧，我從來沒動過那念頭。我不僅沒採取任何行動準備開鋪子，而且實際上直到幾年後的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才第一次想到當初我也許可以那樣干。其中的事實在於，我已經脫離了開鋪子、經營鋪子的軌道，這就是戰爭對個人的影響，它曾把我變成了一個假冒的上等人，並一直想著總會有辦法掙點錢。如果你在一九一九年時建議我開鋪子——就算是間煙草兼糖果鋪，或者在偏僻的村子里開間雜貨鋪——我都只會一笑置之。我扛過帶星的肩章，我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同時，我不像別的退伍軍官一樣，有著餘生盡可以喝粉紅色杜松子酒度日的幻想，而在這些人中間，這種想法相當流行。我知道我一定得找份工作，至於工作，當然會是在「商界」——只是什麼樣的工作還不知道。不過會是高層的，重要的，有汽車，有電話，可能的話，再來個長著自來捲髮的女秘書。戰時最後一年左右，我們中間很多人都有那種幻覺。當過商店巡視員的夥計想像自己當上旅行推銷員，當過旅行推銷員的夥計則想像自己當上董事經理。那就是軍隊生活對人的影響，扛過帶星肩章、帶過支票薄、稱晚飯為正餐的種種對人們的影響。同時，還有種流行的想法——無論當兵的，還是當軍官的都是如此——那就是離開部隊后，會有工作等著我們去做，而且薪水不會低於部隊里的。當然，那種想法沒流行起來的話，什麼仗也打不起來。

唉，那份工作我沒找到。好像沒人急著要付給我一年兩千鎊，讓我坐在有著最新潮傢具的辦公室里，向一個長著淡金黃色頭髮的女人口授信函。跟當過軍官的夥計里四分之三的人一樣，我也發現了同一件事，即從金錢的角度上說，我們很難再像在部隊里那樣生活優裕了，突然間，我們從領國王陛下薪水的上等人，變成了誰也不要的可憐的失業人員。我的期望值不久便從一年兩千鎊降到一星期三四鎊，但就連一星期三四鎊的工作好像也沒有。任何現存的工作都被人幹完了，他們要麼是歲數大了點而不適合打仗，要麼是小了幾個月打不了仗。恰好出生在一八綠細直紋短袖九零到一九零零年之間的可憐鬼算是倒了大霉。可是，我仍然從未想過回到雜貨生意上。大概我能找到一個雜貨店售貨員的活干，格里梅特老頭兒如果還在世並且還干著那一行（我跟下賓非爾德沒聯繫，不知道），他會往好里說推薦我的。可是我已經上了另一條軌道，即便我的社會地位沒能升上去，也很難想像在我見識了那麼多，學到那麼多之後，還會回去過站在櫃檯後面的舊式安穩日子。我想到處旅行，並摟進大把的票子，主要想當個旅行推銷員，我知道那適合我。

但是沒有旅行推銷員的工作——也就是說沒有既能旅行又有工資的工作。不過有一些掙傭金的工作，那種騙褲子，光著上局正在開始大規模發展起來。那是種可以既增加銷售，又可以給產品做廣告而不必擔風險的漂亮而且簡單的方法，這種工作總在世事艱難時盛行。他們暗示三個月之內，可能給你一份有薪水的工作，這樣就把你套上了套。你受夠時，總會有些可憐鬼接過去繼續干。自然，我不久就幹上了掙傭金的工作，事實上，我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筆生意。感謝上帝，我從來沒淪落到去挨家挨戶兜售吸塵器和詞典，但是我當旅行推銷員推銷過刀具、肥皂粉，還有一系列新型產品，如開瓶塞器、開罐器等小玩意兒，末了還有辦公用品系列——回形針、複寫紙、打字色帶等等。我幹得也不算差，我是那種的確能賣出東西並賺到傭金的人。我具備那種性格，也懂技巧，過的日子卻從來離滋潤差得很遠。干那種工作你沒辦法達到——不用說，那種工作本來就不是讓你能過上滋潤日子的。

我干旅行推銷員總共幹了有一年，那是段很不尋常的日子：橫貫全國的旅途，摸索著到達很邪門的地方，到你正常地過幾十輩子都不會聽說過的內陸城鎮郊區。差到極點的包早餐的旅館，那裡的床單上總是隱約能聞到糞便味，早餐煎蛋的蛋黃比檸檬的顏色還要淡。而且總能碰到別的推銷員可憐鬼：中年人，一家之主，穿著蟲蛀了的大衣，戴圓頂禮帽。他們真誠地相信生意或早或晚會好轉，他們掙的錢就可以猛漲到一星期五鎊。還得疲憊地從一家鋪子走到下一家，跟不想聽的鋪主爭辯，顧客進來時往後退，讓自己不顯眼。你別以為那讓我特別難受，可是對有些夥計而言，那種生活是折磨。有些夥計總得先把自己修理一番，才能走進一家鋪子打開樣品包，就好像上絞刑台。我不那樣，我不輕易放棄，我能說服人們購買他們本來不想買的東西，就算他們砰的一聲在我面前關上門，我也不會很在意。賣東西掙傭金實際上是我喜歡乾的，只要我能想法從中掙到一點小錢。我不知道我在那一年裡是不是學到了很多，但是我拋掉了不少東西。這一年裡，我把關於部隊的胡思亂想完全去掉了，而且把閑著的那一年裡從讀小說里得到的觀念拋到了腦後。趕路時，除了偵探小說，我想我沒讀過一本別的書，我不再是個趣味高雅之士了，而是又回到現代社會的種種現實之中。什麼是現代社會的種種現實？這麼說吧，主要就是為賣出東西而時刻不停、緊張不已地奮鬥。多數人的方式是出賣自己——也就是找到一份工作並保住它。我想在戰後的每個月，隨便你說哪一行，都是人多而工作少。它給生活帶來一種非常獨特、極不舒服的感覺，好像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有十九個倖存者，卻只有十四條救生帶。你會說了，這又有什麼特別具有現代性的？跟戰爭又有何干？唉，感覺上是有啊。感覺到你一定要永遠奮鬥下去，忙碌下去；除非你能從別人那裡搶過來，否則就永遠一無所有，而且總是還有別的人在盯著你的飯碗；下個月或者下下個月他們就要裁員了，感覺是你得收拾包袱走人——我發誓，在戰前那種老的生活方式中，不存在那種感覺。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過得也不算差。我掙到了一點錢，銀行里還有不少，幾乎有兩百鎊。我也沒被前景所嚇倒，我知道我遲早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一點沒錯，差不多一年後，時來運轉，我找到了工作。我說時來運轉，而事實上我也註定不會跌倒不起，我淪落到濟貧院或者進入貴族院的機會都差不多等於零。我是那種中不溜秋的類型，會按某種自然規律一樣，到達一星期掙五鎊的那種層次。只要還有工作可做，我就能讓自己找到一份。

那發生在我兜售回形針和打字機色帶的時候，我剛溜進艦隊街上的一幢大辦公樓。實際上，那裡推銷員免進，但我成功地給了開電梯的一個印象，就是我的樣品包不過是個公文包。我沿走廊邊走邊找一間小牙膏公司的辦公室，有人建議我去那兒試試。正在那時，我看到一個大亨從走廊那頭走過來。我一望即知是個大亨，你也知道那種大生意人，他們似乎比別人要佔更多地方，走起路來，比一般人更趾高氣揚些，他們發射出的金錢衝擊波讓你在五十碼外都能感覺到。他走近我時，我看到原來是約瑟夫·奇姆爵士。當然，他穿的不是軍裝了，可我還是毫不費力認出了他。我想他是去那兒參加會議什麼的。有兩個職員或秘書之類的人跟著他，不是真的在為他捧著袍子尾，因為他沒穿袍子，但是不知怎麼，讓人感覺他們在捧著袍子尾。當然，我馬上向旁邊閃開，但很奇怪的是，他認出了我，儘管他已經好幾年沒見過我。讓我吃驚的是，他停下來跟我說話：

「喂，是你！我以前在哪兒見過你。你叫什麼？就在嘴邊，偏偏說不出來。」

「保靈，先生，以前在軍火供應委員會。」

「沒錯，那個說他不是上等人的小夥子。你在這兒幹嗎？」

換個時候，我可能告訴他我在賣打字機色帶，那樣的話，可能話說完就完了。但是，我突然有了那種所謂靈機一動的念頭——感覺如果我利用好那次機會，說不定會有所得益。所以我說：

「是這樣的，先生，說實話，我在找工作。」

「工作，呃？嗯，不好找啊，這年頭。」

他把我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秒種，那兩個捧袍子的自動退開一段距離。我看著他那張很帥的面孔，灰白的眉毛很濃，鼻子長得很好。他在打量我，我意識到他決定幫我。這種富人的能力真是奇怪啊，他剛才還正在赫赫生威地闊步走著，後面跟著嘍羅，然後不知是心血來潮還是怎麼的，他走到路邊，如同皇帝突然扔給乞丐一枚硬幣。

「這麼說你想找份工作？你會幹什麼？」

我腦子裡又是靈感一現。像我這種人拚命拔高自己是沒用的，還是實話實說吧。我說：「什麼也不會，先生。可我想找份旅行推銷員的工作。」

「推銷員？嗯。不清楚我現在有沒有能給你乾的活，讓我想想看。」

他噘起嘴唇，有一會兒，可能有半分鐘吧，他想得很專註。這是件奇事，就算在當時，我也意識到那是件奇事。這個舉足輕重的老夥計，身家大概至少有五十萬英鎊，會真的幫我考慮。我讓他在走路當中停了下來，至少已經浪費了他三分鐘時間，那全是因為我幾年前碰巧對自己做過的一句評價。我在他記憶里留下了印象，所以他願意為我費上一點事，那正是我找工作所需要的。我敢說，他在那同一天里已經炒了二十個人的魷魚。最後他說：「你進保險公司怎麼樣？總是很有保障的，你也知道。人們總是需要保險，就像要吃飯一樣。」

當然，我對進保險公司這個主意很感興趣。約瑟夫爵士和飛火蛇保險公司有「利益關係」，天曉得他在多少間公司里都有「利益關係」。兩個嘍羅中的一個趨身遞上便條薄，約瑟夫爵士從馬甲口袋裡掏出金筆，當場給我潦草地寫了張給飛火蛇保險公司上層人物的一張便條。然後，我向他道了謝，他就繼續闊步前進了。我從另一方向溜了出去，之後，我們再也沒見過面。

就這樣，我得到了工作，要麼是像我在前面所說，工作得到了我。我已經在飛火蛇公司待了將近十八年，一開始是在辦公室里，現在乾的是被稱為「巡視員」的職位，有必要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時，我就是個「代表」。一星期有兩天，我在管區辦公室工作，其餘時間我到處出差，去拜訪當地代理提交上來名字的客戶，給鋪子及其他財產估價等，時不時自己也做幾筆保險。我一星期掙七鎊，恰當地說，我這輩子就這樣了。

回過頭看時，我意識到我有活力的日子——如果我真的有過——在我十六歲時就結束了，我真正關心過的一切都發生在那之前。當然，說起來，事情仍然在發生著——比如說戰爭——直到我在飛火蛇保險公司找到工作。從那往後——唉，就像他們所說的，快樂的人沒有歷史，對在保險公司工作的人也一樣。那天往後，我的生活里沒有一件事能恰當地稱為大事，除了在差不多兩年半后的一九二三年初，我結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