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九六三年 長子·光誕生

——我也認為，每個讀者都可以體驗到自己的實際人生與作品世界之間發生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呼應。所謂文學，確實可以與閱讀者產生聯繫，從而越發開闊。就我本人而言，就曾數度體驗到大江作品中的內容與自己經歷過的事情產生聯繫的那種不可思議的感覺。現在，我可以請教有關光誕生時的一些情況嗎？

光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生的。當時醫生告訴我，孩子的頭部長了一個大瘤，必須進行手術治療。醫生還說，不知道手術是否可以延續孩子的生命，即便生命得以延續，也會遺留下殘疾。那位年輕的醫生特地來到我的處所，甚至說是「大概會成為植物人吧」。一切就這樣開始了，從孩子出生那天起，我就每天前往醫院探望孩子，還要去妻子住的那家醫院探望妻子，生活就這樣持續著。要給嬰兒起名字，還必須進行戶籍登記，這些事情弄得我簡直暈頭轉向。就在這會兒，世田谷區公所的工作人員送來了通知，表示「聽說公子誕生了，好像還沒出院，不過儘管如此，也必須進行戶籍登記。直至截至日，只剩下三天時間了」。於是，我就去和妻子商量，可妻子卻說，名字想讓我給取，並讓我辦理相關手續。

當時我母親從四國來到東京，就住在成城那座租住的房屋裡，幫助我們料理日常生活。那會兒我正在閱讀西蒙娜·韋伊①的作品，雖然母親暫居在隔壁的房間里，我卻因為陷於憂鬱之中，每天奔走於兩個醫院之間，即便回到家裡，也幾乎不與母親搭話兒，只是閱讀西蒙娜·韋伊的作品。那作品中有一個寓言，是因扭特人的寓言，說的是世界剛開始那會兒，這大地上有烏鴉，啄食落在地面上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無法看清楚餌料。於是那烏鴉就在想，「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話，啄食起來該有多麼方便呀。」就在烏鴉這麼想的瞬間，世界便充滿了光亮。韋伊在她的書里寫道，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願，只要我們真的如此希望，那麼你所持有的希望，就會得以實現。雖然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假如神果真存在，不就會與那種希望、與那種在黑黢黢的世界里尋找光亮的希望產生聯繫嗎？從我的孩子降生時起，我就一直在考慮著這樣的問題。

於是，我就對母親說起了從韋伊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鳴，告訴她「我打算從韋伊的書里，給孩子取一個名字」。母親就說：「那好呀。」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那就是在這種時刻往往會說一些不入耳的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烏鴉這個名字。大江烏鴉就是你孫子的名字了。」我剛這麼一說，母親便怒上心頭，下樓去自己的房間了。我也感到了後悔（笑），卻是毫無辦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門去辦理戶籍手續，母親對我說，「烏鴉這個名字也很好嘛。」於是我終於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對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哎呀，說起來有點兒開玩笑的感覺，由於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這個發音則合著那個韻腳②。

——現在您說著這些像是開玩笑的話語，可在那個階段卻遠遠談不上笑話。說實話，作為年輕的父親，您當時正處於那種混亂和困惑之中。

是的。而且，我的身上存在著某種樂觀的東西，在這種場合我會認為：好吧，既然遇上了這樣一種困難，那就竭盡全力幹上一場吧……雖然平常總是感到悲觀，可一旦遇上實際困難，便會端正態度，認真對待。這就是我的另一種性格。儘管被醫生說是「就連能否活下來都不知道」，可我那在新生兒病房裡的兒子，雖然頭上頂著一個大瘤，卻與那些患有內臟疾病、面色發青的孩子不同，他滿面紅光，在一天天地迅速成長，倒像是被產在灰椋鳥巢里的杜鵑雛鳥引人注目地迅速長大一般，顯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鄰病床那位嬰兒的母親說為「討厭」。我呀，就在那個過程中逐漸產生一個想法——設法朝著光明的方向前行，認為自己起的光這個名字是正確的。

我們還是回到薩義德這個話題上來。在佐藤真導演的電影《格格不入》里，友人前往醫院探視處於彌留之際的薩義德並作了證言的場面非常重要。薩義德的那位名叫邁克爾·伍德①的朋友這樣說道：薩義德憤怒至極。那是因為隨著體力的衰弱，自己的言論活動無法充分展開。他知道巴勒斯坦的狀況已經極為糟糕，但是他並沒有陷入絕望，他懷有光明的預測。剛才你也已經提到了，就是「既沒有取代阿拉法特的選擇，也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倒不是因為已經發現了其他道路，而是由於痛感有必要相信事態終將改善。人們肯定不會永遠繼續著這樣的悲劇，總有一天一定會發生變化。」

薩義德知道自己將因白血病而死去。但是，他在與疾病作鬥爭的同時，認為去世前仍要認真從事重要工作，不能停下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言論活動，這就是藝術家，將這一切記述下來，則是自己的晚期風格②。他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中死去的。

於是，我回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在經歷各種苦難的過程中，好像也曾有過與此相似的想法。光患有先天性殘疾，對於一個嬰兒來說，他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然而，他卻從那種狀態中一點一點的恢復著。目前，他仍然患有以癲癇為主的嚴重病患，雖然他的智力發育依然遲緩，卻認真學習了音樂，從事著作曲的工作。在光出生的時候，用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他的困難便是人類的問題，只要他還生活著，就一定會面向設法解決的方向努力」……我認為，當時思考與薩義德相同方向的問題……是正確的。

進一步面向社會擴展開來，作為政治問題來說，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日本人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於擁有核武器的美軍基地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我，則想要改變這個共同的想法。不過，我在有生之年已經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了。依存於沖繩美軍基地的日本，還有中國、韓國、北朝鮮、美國，還有更為廣闊的世界，但是，由於這是人類的問題，我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可以獲得解決，如同陪伴薩義德走完人生的那個希望一樣。

——作為社會的弱者，不，作為我們所有人來說，何為最困難的狀況？即使在這個問題上，您與薩義德氏的看法也有驚人的一致。

是啊，一如你所說的那樣。那是逃亡者的課題。薩義德這樣說道：自己的國家、自己這些人的土地被掠奪，家庭財產也好國籍也罷全都被剝奪，只能屈辱地生活下去。包括這些人的食物和住房問題在內，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最為痛苦的，是原先已經獲得社會地位的人，這一切卻被完全搗毀，就社會性而言，淪為一無所有的悲慘狀態。而在我來說，日本社會對於智障者的態度正在逐漸改善。儘管如此，當我與光一同行走在街上時，也曾感到遭受了侮辱，光本人也經常感覺到這種侮辱。比如去唱片店挑選CD或在餐館用餐，他會突然顯現出非常非常不高興的表情。當他覺察到自己受到輕蔑或者忽視時，他首先就會感到不愉快。

相反，光的心情最為爽朗之時，是他自己作了曲，這首曲子被灌製成CD，並為其舉辦了音樂會，得到了客人實實在在的掌聲，被要求「再來一遍」並應客人要求上台致謝，然後說上幾句客套話的時候。這可是他被視為「創作了這些美妙音樂的人」而得到如此承認的瞬間。他因為覺察到自己被社會認知為一個人而快活。這是光本人完成的，也是我們的家庭為光面向那裡而一直充作後盾的結果，對於我和妻子來說，這也是一個最為幸福的瞬間。

——薩義德氏在音樂評論領域也作出過卓越的貢獻，晚年曾與指揮家丹尼爾·巴倫博依姆①共同從事過音樂教育活動，而他本人也彈奏鋼琴，這與他對光的理解是有內在聯繫的吧。

在這樣傾聽您的話語之後，我深切地感覺到，大江先生的精神活動——對同時代的困難和現代人的窘境之認識，並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處於在眼前成長起來的光的存在這種絕對性影響之下。

現在回想起來，情況確實如你所說的那樣。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個家庭里的成員，總是以此為前提而創作的自己小說里的寫作方法，自然會存在著批判。即便是我，倘若在與自己生活毫無關係的處所展開想象力並工作至今，就可能成為與現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作家了吧。

先前我說到，完全憑藉展開自己的觀念開始創作小說，在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現實生活的反映。然而，此前我雖然這麼認為，可回過頭來重新閱讀自己的小說時，卻發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曾在戰爭中度過童年時光的農村青年來到東京，在生活里始終懷有不安的心情，時代照射過來的這種光亮，也灑在了小說里的出場人物身上。

在日本，有一種叫做私小說的文類，是專門敘說自我的小說。而我則要寫出與此完全不同的東西，想要做日本人能夠介入世界文學的工作——這是學習外國文學的學生誰都抱有的野心，我也從一開始就有這種想法。

接著，我就開始了工作，但我寫的只是觀念性和想象性小說，於是很快就走到了盡頭。那會兒，我的孩子出生了，卻被告知身體異常。在那個瞬間，年輕的我進入了與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一種極限狀態。與那些狀況一一對抗下去的實際生活，同接受「寫出純文學的、全新的特別作品」的約稿連接起來，把自己生活於痛苦之中與將其寫在小說里的進程，就這樣開始了。小說創作接近尾聲，也為現實生活畫上了一個句號……當然，在現實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還在繼續。光誕生之後的那一年，或許是自己這七十一年生涯中最為特別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