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同心協力
1939年2月，副傷寒病癒后，霍格被上海的日本當局傳見。他之前給《曼徹斯特衛報》和《新政治家》郵寄的文章照例被攔截了下來，日本人不喜歡他文章的腔調。更糟的是，他們知道了他曾採訪過共軍在延安的總部。他們建議他離開中國。雖然霍格還沒遭到正式驅逐，但日本人已經明確表態，不希望他再回來。
霍格坐船去了日本，他想在那裡找出困擾他多年的問題的答案。到底是日本文化和民族個性中的什麼使得日本的軍人和大多數平民認為征服中國是他們神聖的使命呢？日本對華政策的現實政治1是顯而易見的。1934年日本外相在東京發表聲明，宣布中國是日本的保護對象，並無恥地宣布日本有權維護「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秩序」。
隱藏在日本人想要控制亞洲地區的強烈願望背後的種族優越感和帝國主義精神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霍格相信在中國的新聞團體和大多數外交官都未曾注意他們正在報導的這場戰爭的根源。
通過早期對日本的訪問和與日本戰俘的談話，霍格對他們這種
信仰的神秘根源有了一定的了解。為了找到答案，他決定和朝聖者們一起前往伊勢，自公元前4世紀以來，那裡就有日本最著名的神道神宮。他把這一想法告訴了《曼徹斯特衛報》，得到同意之後，他在東京登上了去伊勢的火車。火車在晚上10：30停了一次，上來更多的朝聖者。第二天早上到達了位於東京西南290英里的廣島半島的伊勢。
霍格在3月27日寫的這篇名為「現代朝聖」的文章得到了《曼徹斯特衛報》高度的關注。伊勢的這兩座神社是日式風格的簡單木建築，矗立在樹木茂密的山腳，相隔幾英里遠。神社在伊勢鎮的郊區，周圍杉樹環繞，使它與白天的嘈雜和夜晚的街燈隔絕，獨自靜謐。為了給朝拜者營造寧靜、和諧的氣氛，這裡的人做了極大的努力。打掃得一塵不染的石子路，精心栽種的樹木，清澈的小溪……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感受到安寧和幸福。就連修建神社用的木頭都是光滑的，沒有難看的節子。
穿過神社外牆，人們可以進到內部朝拜。設在裡面的供奉太陽女神「天照」的神社更神聖，據說它因裡面有天皇的神鏡而聞名。這裡也有潺潺的流水、精心修剪的樹木和石子路，烘托出了周圍環境的聖潔。這兩個神社的主要建築物周圍都留下了一片空地，因為它們每20年會被拆毀重新再建造一次，藉此說明人間的事物都是短暫的，而這些神社供奉的神靈都是不朽的。
霍格對有如此多的日本人來參拜他們甚至無法見到的古代神社感到很驚奇。據他估計，那一年頭3個月，這兩個大神社的參拜人數就達到了96萬。這意味著日本730萬人口中，大約有400萬人每年都來參拜一次。每一個日本人在有生之年至少要來這裡參拜一次。顯然，他們在30年代末的戰爭年代中參拜得更頻繁了。
前來參拜的人們祈求古代的神靈能保佑他們，甚至包括自己的愛人、婚姻或事業。他們在神社或附近舉行婚禮，新出生的嬰兒也被抱來祈福。在花園裡，學齡兒童把手浸在聖泉里以得到凈化。一位背著小孩的母親跪下參拜，年邁的老人就站著祈禱。在成千上萬的參拜者中有很多人都是經過了24小時的長途跋涉趕來的，包括好幾所學校的學生們。他們僅為了這幾分鐘的儀式。
霍格向一個友善的護衛問了幾個問題：「他們為什麼要來這裡參拜？他們靜靜地在想些什麼呢？」這位護衛很吃驚，似乎第一次想到會有人對此有疑問。「戰爭爆發以前，人們到這來大多是祈求神靈保佑自己的生意、孩子、新結婚的丈夫或妻子。現在是保佑打勝仗，為在前線的丈夫或兒子求平安。」
在這裡遊覽期間，霍格可以聽到飛機在附近一個空軍基地起飛降落的聲音。「對我來說，在這樣一個古樹蔥鬱、流水潺潺、大自然被神化了的地方，那聲音就像遠處的雷聲……對那些趕來參拜的日本人來說，它一定也讓他們聯想到他們祖國的力量和強大。」
但霍格沒能找到下面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說古代的神靈聖化了日本的帝國主義入侵，那又是什麼驅使日本軍隊在中國進行這一神聖使命時犯下野蠻的、滅絕人性的罪行呢？即使是好心的香川博士也無法解答他的這一疑難。但在他接下來的行程中，似乎有了某種答案。
1939年2月，霍格坐船離開了日本，前往朝鮮。當時朝鮮是日本佔領下的土地。在那裡他坐火車北上，經過了滿洲，當時滿洲也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他沒有暴露自己記者的身份，通關的時候，他拿出他的英國護照亮了亮就順利過關了。3月份，他到達了北京。
這是一座歷史悠久、迷人的古都，西面被群山環繞成半圓形。1939年開闢了四大城門，城內的街道是方形的布局。1949年北京解放后，為了交通方便，城門和大部分城牆都被拆了。
儘管北京是日本人佔領的第一個中國的重要城市，城牆內卻沒有一聲槍響。北京的郊區和外圍鄉村遭到了攻擊，城內卻安然無恙。然而戰爭卻近在咫尺。八路軍一直活躍在牆外幾英里的範圍內。美國作家喬伊·荷馬回憶說，當他在離城中心幾英里的頤和園品茶時，一場戰鬥恰好在幾百米遠的一座山頭打起來。茶話會在槍炮聲中繼續著，沒有任何人對它作評價。
在經歷了上海和漢口的恐怖后，北京對霍格來說是個啟示性的發現。這裡的街道依舊是被日軍佔領前的熱鬧。街道上人群擁擠，小販們用獨特的叫賣聲，或敲著小銅鑼、吹著小喇叭推銷自己的貨物。每條街上都有孩子們愛看的木偶劇、動物雜技表演，還有挑著擔、走街串巷的理髮師。送水的用獨輪手推車把水送到每家每戶，常常在街上和黃包車搶地盤。在主要的街道上，攤主們和小販競爭，他們賣的貨物齊全，從籠子里的鳥到鐵澡盆子應有盡有。在每周一次的集會上，有蒼鷹賣，還有相機、收音機和舊西洋書。一到公共節假日，許多居民就出來放風箏。幾片彩紙、幾根竹籤子就能做出各式各樣的風箏來，有動物的、臉譜的、抽象圖案的……高高地飄在空中。
日本人佔領北京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讓某些地區的鴉片館重新開張。有時候一些歐洲人也會和中國人一起在這些沒有窗戶的陰暗的房間里，躺在長凳上抽著一管又一管的鴉片。或者因為太忙，或者因為顧忌到華盛頓或曼徹斯特的編輯會撕掉這樣的文章，霍格沒有寫關於鴉片館的報道。
日本人對北京進行了謹慎但嚴密的監控。每個城門都設有檢查站，白天有日本兵把守，夜晚關閉。因為懷疑被日本人監視，霍格和英國領事館取得了聯繫，並得到邀請和一位外交官共進晚餐。美聯社駐中國的記者哈爾多·漢森是另外一位客人。談話的內容轉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野蠻行徑及猜測他們下一步的行動。大家尤其想知道到底是什麼驅使日本兵在南京犯下了殺人不眨眼、姦淫婦女的滔天罪行。
在他的《人性的努力》一書中，漢森指出了最明顯的解釋是日本軍隊在經歷了上海90天的激戰後，獸性從極大的精神壓力下釋放出來。在從上海到南京的180英里的進軍途中，他們對沿路的平民也同樣實施了規模空前的兇殘的暴行。
當時移居北京的外國人當中有這樣一種令人擔憂的結論，即日本軍隊的獸行是日本政府未宣布的全面毀滅中國政策的結果。這一作戰命令的目的不僅要摧毀中國的軍隊，還要通過大規模屠殺平民和炸毀他們的家園、工廠、教堂、學校和醫院等設施來挫敗整個國家的士氣。日本人似乎相信被兇殘的暴行所嚇倒的國家就可以被打敗。這個政策所涉及的一個辦法就是向日本士兵灌輸這樣一個想法，即中國人是永遠也沒有希望達到他們自己的文明程度的半野蠻民族。這樣的想法當然也成為他們後來繼續屠殺中國平民的原因之一。
這次晚餐還為霍格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哈爾多·漢森向他提供了在美聯社做特約記者的機會，霍格愉快地接受了。他在美國合眾國際新聞社的工作從此也告一段落。
霍格在北京只做了短暫停留。日本的特務、警察發現這個被他們驅逐出上海的英國人又出現在了北京。因此待了幾天之後他就離開了這裡，獨自一人步行上路。日本人控制了城市和各條交通要道，而共產黨游擊隊則佔據了農村和大多數村莊，至少在北方是這樣。在和共產黨取得聯繫的途中，霍格又生病了。他逃亡的第一個夜晚待在距離北京不遠的一個鄉村小客棧。醒來后他感覺頭疼欲裂，渾身不聽使喚地顫抖，還發著高燒。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副傷寒痊癒不到3個月，他現在又患上了斑疹傷寒。儘管接種了所有該接種的疫苗，他還是得了這種被跳蚤傳染的疾病。
命運之神再一次眷顧了他。在上海，米利肯一家對他的救治使他恢復了健康，而現在他又得到了另一個人的幫助。這個人就是紐西蘭人凱瑟琳·霍爾，一名教會護士。她從北京趕往她在河北西部宋家莊的診所的途中恰巧也住在這家小客棧里。她在1923年就來到了中國，經常跨越日軍的防線招收新成員或採購藥材。做這些事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她可能至少會遭到審訊和驅逐出境。
霍爾和她的兩名中國助手乘著騾車上路了。他們把這個高大的英國人用毛毯裹著，抬上了騾車，開始了4天的旅程。她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也沒有機會弄清楚。霍格病得很重，不能開口說話。再說，在這樣一段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不向來歷不明的人問問題是明智之舉。
在他們的騾車向共產黨管轄地緩慢靠近的途中，霍格的病情加重了。因為擔心他會死，凱瑟琳·霍爾打開他的皮夾子，弄清了他的身份。當他們到達山區的時候，霍格被抬下來，放在了一頭騾子的馱背上，兩側堆了高高的幾層被褥。他後來回憶道，在走上坡路的時候，他差點從騾背上掉下來。他在昏迷之前記得的最後一件事就是看到了石灰粉刷的城門，還聽到有人喊了句「到啦」。
3個星期後，霍格才恢復了足夠的精力來觀察他周圍的環境。他發現自己舒服地躺在一個沙沙作響的草墊子上，往外可以看到一棵高大的榆樹。那時沒有正規的藥物，凱瑟琳·霍爾就幫他擦洗身子，用小米粥和診所養的兩頭山羊的奶喂他，還用冷敷法幫他退燒。
霍格清醒后，發現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宋家莊那時是個僅有350人的很小的村莊，在北京西南250英里，邢台鎮的外郊。它是共產黨控制下的地區，但在名義上這裡的人們仍然由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領導。他在清晨聽到的第一個聲音就是當地民兵集合的哨子聲和駐紮在河對面的一支正規部隊的晨號。
因為還無法下床活動，霍格只能邊聽邊記錄下村民們一天的日常生活：
喜鵲和麻雀唧唧喳喳的叫聲迎來了第二天的黎明。村裡的人們紛紛起床了，白天一整天都能聽到賣小吃的小販們扯著嗓門的叫賣聲，攤販們和遊走的洋鐵匠敲著銅鑼吆喝的聲音。下午五點左右，學校的孩子們都會到村裡的打穀場去練歌，排練。從那時起一直到晚上十點都會聽到口哨聲、布鞋踩在泥土路上來來往往的腳步聲、從男人們的粗嗓門裡喊出來的口號聲和婦女、年輕女孩們去往夜校路上的歌聲。
在戰爭年代，中國北方地區的廣大農村從來都沒有擺脫過飢荒。宋家莊更貧窮，這也是為什麼凱瑟琳·霍爾把診所安置在這兒的原因。那裡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都在飢餓的邊緣垂死掙扎。他們一天只有一頓飯吃，通常是稀得像水一樣的小米粥。衣服也薄得無法抵禦寒冷。孩子們早上都比較活躍，可一到晚上就又餓又冷，十分可憐。霍格就給他們唱歌逗他們高興。他有副好嗓子，而且到現在他的中文也學得差不多了。他給孩子們唱遊擊隊歌曲，讓他們暫時忘記飢餓的痛苦。
大病初癒后，霍格開始了解農村生活的政治本質。這裡有農民合作社、婦女社、青年社和兒童社。這些小組每周集會一次，每個集體都用不同顏色的彩旗作標記。在幾個小時的大會上，不斷有人作報告、喊口號，勉勵大家抗日。會上，縣長還向大家解釋說日本人提出的求和的主張是毫無意義的。「蔣委員長說啦，日本人答應的和平不是公平的和平，而是主人和奴隸之間的假和平。」當他向下面喊出這句話的時候，得到了大家熱烈的回應。在這一階段，國共之間的合作仍然有效。游擊隊的宣傳中會出現蔣介石在總部重慶發出的聲明，而地方官也會堅持國共兩黨在抗日時期的統一戰線的路線。
凱薩琳·霍爾的小診所給霍格提供了康復的條件，但他的病一旦好轉，他又感到焦躁不安了。因為在旅行中沒辦法帶著他的書，現在他僅有的一本讀物是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集，他只能把這本書讀了一遍又一遍。
是時候動身了。
一天清晨，馬蹄的噼啪聲再次改變了霍格的命運。來人是毛澤東的八路軍部隊，他們是為了霍格來的。他們解釋說毛澤東的一名指揮官——聶榮臻將軍想見見他。
霍格很快就打包好了他的打字機、照相機和一小箱衣服。他們給了他一匹馬，儘管他以前從沒騎過馬，除了幾天前騎騾子的經歷外，他還是跟上了護送他的這些八路軍戰士。幾小時后他發現自己正在登上一座老寺廟的台階，頂上就是游擊隊的一個指揮部。
聶榮臻當時四十歲，他是毛澤東的將領中為數不多的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來自大城市一個富裕家庭的子弟。他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學習過機械工程，在那裡和另一個在歐洲求學的年輕人——周恩來建立了友誼。聶榮臻於1923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接受了軍事訓練，回國后在蔣介石的黃埔軍校開始了他的軍人生涯。國共合作失敗后，他站到了毛澤東一邊，並參加了紅軍1934-1935年從江西到山西的長征。在和霍格見面的時候，他已經是北京附近一大片地區的軍區司令了。
聶榮臻後來成為了人民解放軍的元帥之一，還被賦予了中國核武器項目的指揮一職。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鬥併流放到了一個偏遠地區，多年來和家人、同事隔絕。1977年9月，在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之際，百萬人民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安放毛主席屍體的新的大理石和花崗岩墓碑旁默哀時，聶元帥是第一個站出來批評這位前領導的人。在北京電台播放的他為《紅旗》雜誌寫的一篇文章中，他這樣說道：「我們不應奴隸般地盲目遵從毛澤東的思想。所有正確的思想都是要經受時間、地點和環境帶來的變化的。」考慮到當時的大環境，這樣的批評是史無前例的，它也為後來鄧小平給中國帶來的變革定下了基調。
霍格的中文足夠讓他唱幾首革命歌曲，但絕對說不上流利。聶榮臻的法語很好，但他會說的英語很有限。於是兩人通過翻譯交談了好幾個小時，從各自的生活談到將來的打算，又談到了如何打敗日本人。在寫回家的信中和他的書裡面，霍格沒有透露他和聶榮臻見面的地址，也沒說他在那裡待了幾天。他很謹慎，因為他知道日本人會攔截他所有的郵件。
有一次，聶榮臻帶霍格去泡了一次溫泉，那是華北地區僅剩的兩個沒有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溫泉中的一個。熱水湧進一個大石池子里，他們兩人和地方幹部們坐在一起討論這個地區在抗戰結束后的旅遊開發前景。他們一致認為，這裡有溫泉、美麗的山景，還可以騎馬，再加上離北京很近，真是建造一個大旅館的好地方。建成后，一定要為埃文斯·卡爾森上校和美聯社記者哈爾多·漢森預留最好的套房，他們是最早訪問這個地區的西方記者中的一批。
霍格在漢口從史沫特萊的朋友圈子裡結識了卡爾森。這是一次超現實的談話。門外有帶槍的士兵把守，馬匹也時刻準備著，以便日本人突襲時可以及時離開。
在聶榮臻的邀請下，霍格答應了騎著馬在這個地區逛一圈，隨行的還有翻譯、四名警衛和六匹馬。當他們來到一條通往山裡的小徑上時，霍格在日記里寫下了下面幾句話：
沿著低矮的山坡，路邊的櫻桃樹和梨樹開滿了花。身後是土黃的山丘，紫色的山峰兀立著，像遠處的舞台布景。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坐在馬背上。
這次馬背上的巡遊讓霍格了解到了共產黨走農村路線的正確性。不管走到哪，即使是受飢荒最嚴重的村子，他們都會受到當地村民熱情的歡迎，給他們拿水拿吃的。他們經過了一個又一個房屋全被燒焦、荒無人煙的村子。每一座寺廟都被日本人的槍炮炸得只剩了碎片。
日本人這樣肆無忌憚的摧毀是有目的的。村民們要重建被炸毀的房屋，就沒那麼多時間種莊稼，那他們給自己、給游擊隊的糧食就少了。不停地轟炸，包括對小村莊的轟炸成為了直到1945年8月份戰爭結束日本人侵略中國時的一個標誌。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霍格和他的小隊人馬一次又一次跨過了日本人的封鎖線，每次都是在夜晚行動。每一次日本人攻打他們所在地區的目標時，他們就隱進了深山。有很多不同的團體和共產黨保持著聯繫。有時會有延安來的學生，他們組成了一個「抗日學習組」。還有一隊歌手和演員加入他們，給村民演出抗日宣傳劇。當他們悄悄地穿過日本人的防守據點時，霍格不止一次地抬頭看到，月光下，日本人的國旗，白底子上一個升起的紅太陽，懶懶地掛在旗杆上。
霍格幾乎沒什麼時間寫信回家。這裡也有類似郵局的服務。航空郵件上用一根雞毛粘在信封口作記號，經過一個又一個人的手，白天又黑夜，從北方轉到國民黨控制下的西南地區，然後再到達香港。
雖然沒時間寫太多，但霍格還是給家裡寫了信。到了傍晚，霍格會坐在他的打字機前，借著煤油燈的光根據自己的經歷給美國和英國的雜誌寫短篇故事。他藉助他在美國主要的關係艾達·普魯伊特幫他發表文章，還催促穆里爾阿姨利用她在兩國編輯界的影響力來幫助他。他甚至還請求教會聯繫他們所認識的雜誌、期刊讓他寫的那些短篇故事能得以出版。
他們都拒絕了他。美國的雜誌社對他寫的這些有關中國在戰爭時期取得的勝利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災難不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從他們的記者那裡獲得的第一手的、血淋淋的報道。而他的父母則想辦法在《曼徹斯特衛報》發表了他的幾篇文章。這家報社雖然稿酬不高，但卻一直欣賞他的文章。
在這裡的幾個星期，霍格到處都可以碰到受過良好教育，有著專業背景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在日本人轟炸沿海城市的時候逃到鄉下來的。在這裡，他們有的當醫生，有的當教師，有的當地方官和政府官員。他還聽到人們到處談論著在農村建立小規模、流動合作社的部署情況，這些合作社是用來代替戰時為了保衛上海、南京和漢口時失掉的輕工業。
中國的工業合作社是埃德加·斯諾和紐西蘭人路易·艾黎帶領著幾個外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想出來的點子。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和她姐姐宋慶齡——孫中山的遺孀，都是合作社的熱情支持者。這些重量級的支持者們計劃著在農村開辦小規模的工廠，雇傭難民和戰爭中留下來的孤兒，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生產基本生活資料。儘管工業合作社在為八路軍提供基本物資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在最初，這場生產運動主要是為滿足兩黨共同抗日的需要。
初看上去，這是寄託了希望和美好心愿的工程。日軍進攻時，中國政府撤走了重工業和軍工廠，但放棄了一些小型工廠，比如紡織廠之類。要在偏遠的西部地區重建輕工業基地的話，設備、資金和人員從哪來呢？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合作社的資金要藉助美國政府的幫助。
埃德加·斯諾邀請了艾達·普魯伊特加入了他們這個合作社的發起小組。她的父母是在中國傳教的美國人。她出生、成長在一個小鄉村，因此她懂漢語，也了解中國農村的文化。她在美國接受過教育，這樣一個雙重文化背景使她在中國從事教師、社會工作者和作家的工作時具備了獨特的視角。
她後來還在另一方面幫了大忙。她出生的地方是蓬萊，山東省的一個海濱小鎮。1898年，她出生后的第10年，這個鎮上的另一個傳教士家庭也添了一個男孩。這個男孩名叫亨利·盧斯，後來成為了《時代周刊》、《生活》和《財富》雜誌的創辦人。由於他們擁有類似的家庭背景，艾達·普魯伊特幾年後向亨利·盧斯求助，為他們合作社做宣傳。
路易·艾黎開始在國內籌備合作社，而艾達則要面對在美國為印杜思科2——合作社的籌資組織——募集資金的壓力。她在華盛頓、紐約和洛杉磯的積極遊說獲得了回報。她在好萊塢建立的合作社支持委員會還請到了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和派拉蒙影業公司的高級經理，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還在她創辦的報紙專欄「我的日子」里高度評價了合作社的工作，並同意成為合作社顧問團的一員。當艾達找到好萊塢的塞繆爾·戈爾德溫時，她的籌資工作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是一家電影公司的老闆，當時在業界已經是個傳奇人物。他同意將中國納入他的戰爭救濟委員會，還建議她去找當時的傳媒大亨亨利·盧斯求助。
盧斯對中國的熱情是有淵源的。1898年，盧斯出身於艾達·普魯伊特所在的那個傳教區的一個長老會傳教士家庭，在中國幾所教會學校念過書。14歲的時候，他被送回美國讀書，在耶魯大學他是公認的「班裡最聰明的學生」。之後他又穿過大西洋，在英國牛津大學待了1年。
不同名校的求學經歷給了盧斯卓越的求職資格，但他卻加入了《芝加哥每日新聞》，做了一名普通職員。24歲時，用向家人朋友借的錢，他和他的朋友布里頓·哈登在1923年推出了《時代周刊》，這在當時是最早的新聞周刊。緊接著在1930年，他們又推出了商業雜誌《財富》，在1936年推出了《生活》周刊。
《時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對日軍1937年進攻上海所作的報導充分反應了盧斯對蔣介石和他的太太宋美齡的欣賞。那一年，《時代周刊》把蔣介石夫婦評為它的年度人物，其後又幾次把這一殊榮給了這對夫婦。普魯伊特知道盧斯一直致力於將那些為中國提供戰時資助的分散的團體團結起來，他也在給中國的基督教大學籌集資金方面出了很大的力。現在，他已經同意將工業合作社納入到他的籌資項目里。
在盧斯的提議下，這些分散的救濟組織合併成了一個名為「美國援華聯合會」的新團體。他們還推出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提升了中國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形象。盧斯個人向該基金捐贈了25000美元，條件是其他資金來源給予同等數目的捐贈。他還帶動其他幾個大人物加入了「美國援華聯合會」的董事局，包括埃莉諾·羅斯福、司蒂蓓克汽車公司的董事長保羅·霍夫曼、小約翰·洛克菲勒和其他幾個電影製造業的大人物，如大衛·塞爾茲尼克和路易斯·梅耶。這些董事會成員們的想法是和他們的商業利益照應的。拿塞爾茲尼克來說，他很清楚《生活》周刊能成就一部好萊塢新片，也能把它毀了。
盧斯很早以前就被這樣一個想法所吸引，那就是在中國成立他所謂的「游擊隊工業」。《時代周刊》駐重慶的記者狄奧多·懷特了解他的這種熱情，於是對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情況作定期報道。他的報道立刻吸引了在中國的記者和《時代周刊》的廣大讀者，因為這是來自戰區稀少的好消息之一。
盧斯和他在1935年娶的第二任夫人克萊爾·布斯·盧斯遊歷過中國好幾次。1941年，盧斯夫婦第一次到達重慶，蔣介石把他作為國民政府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者這樣一位重要客人，給予了他們熱情的款待。作為回報，盧斯讓蔣委員長在4年時間裡8次成為了《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當時中國正經歷著嚴重的通貨膨脹，合作社成功的關鍵就在於能否有足夠的資金：大多數合作社在貨幣貶值前把幾乎所有資金投入了設備中，因此後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弄到足夠的運轉資金使合作社維持下去。在1938年合作社創辦初期，西北地區的小麥價格是43.5元一袋，也就是2.1英鎊。到1942年春，小麥價格漲到了每袋100元。同期，棉紗的價格則從每捆350元漲到了8000元。據霍格的估計，合作社的生產成本在不到四年時間裡漲了20倍。1938年春，每家合作社需要的平均起動資本為2000元，到1942年已經上漲到了大約12000元。
1940年，中國的西北地區有362家工業合作社，從事鞋、服裝、炊具和普通工具的製造生產。這個數字大大低於路易·艾黎當時預想的數量。因為有四百萬的貸款未還，銀行不願意繼續貸款給這些合作社。他們在西安、蘭州等城市的債權人要收取每月8%的利息，合作社爭取到的來自部隊和其它政府部門的合同則幾乎被壓到了成本價。部隊知道合作社不忍解僱他們的員工，因此寧願接下虧本的買賣也不會拿不出錢付工資。
當國際友人，尤其是盧斯的雜誌和美國新聞界讚揚工業合作社是中國的民主先鋒隊時，國內的軍隊、銀行，尤其是國民政府卻在扼殺這個羽翼未豐的運動。霍格對宣傳的影響很擔憂：美國人民的支持在這個時候對合作社的進步，甚至生存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美國暢銷雜誌和報紙的每篇報道似乎也都在為重慶政府給合作社貼上「非中國」的標籤增加理由。事實上，許多中國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傳教活動一樣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的另一個事例。更糟的是，國民黨政府把合作社看成共產黨的前線。
合作社初期的籌資成功後來證明也是虛幻的。到1940年，納粹的猛烈攻擊使英國孤立無援，也使歐洲陷入了危險的境地。在美國，公眾輿論及新聞界的注意力發生了轉移。德國對比利時、荷蘭和法國北部的突襲比日本人對中國那些名字難以發音的城市的轟炸更吸引讀者。
德國軍隊在1940年取得的勝利同時也引發了在大選那年的孤立主義思想。中國被從頭版撤了下來，籌資委員會也因資金的分配和控制問題發生了激烈的鬥爭。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中國的美國記者在沒有考察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急於報道，將合作社鼓吹成一次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大勝利。盧斯的雜誌和美國媒體對合作社的大篇幅報導被脫離事實的臆想如此扭曲，簡直成了純粹的宣傳。霍格很清楚這一點。當他收到家人和朋友寄給他的，祝賀他「參與了世界上最具創造力、最成功的實驗」的信時，他感到很尷尬。他對美國媒體對合作社大放光彩的描述的批評很直接：「我對美國一些雜誌寄給我的文章感到很生氣。寫這些文章的人從沒親眼見過我們的合作社，卻輕而易舉地圍繞著『在中國農村迅速遍及的成千上萬的合作社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天生就適合搞合作社』這一主題胡亂編造了不同的故事。至於中國人是不是天生的合作社分子，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樣，沒有區別。」
霍格知道，記者們和政治家們將合作社運動看作一支民主力量，而農民們則是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更實際的眼光來看待它。「如果農民們相信合作社是一場有關他們飯碗的運動，那麼他們會支持它，並接受知識分子們想要向他們傳達的其中的教育和民主思想。」
儘管有宋美齡的支持，1940年的認為合作社對民主的追求不過是共產黨企圖操縱中國的借口的懷疑在1942年惡化成了直接的控訴。路易·艾黎對共產黨的同情眾所周知，在美國所有讚揚合作社的文章都是由當時被認為是左翼分子的記者，如傑克·貝爾登和埃德加·斯諾發表的。而合作社運動的主要支持者海倫·斯諾和艾達·普魯伊特則稱自己是毛澤東和他的八路軍倡導的新中國的支持者。
霍格和路易·艾黎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直接用來自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捐助，他們會背上把獨斷的外國管理體系強加到一個純中國人自己的組織上的罪名。批評者們會利用它重新掀起中國人民的一百年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痛苦記憶。但如果向中國的銀行貸款的話，資金的控制權會落入已經仇視合作社的、腐敗的國民政府的手中。
1942年，路易·艾黎，這個在美國有許多仰慕他的媒體採訪過的英雄，被合作社在重慶的管理部解僱了。他離開了合作社在寶雞的總部，對命運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遭到逮捕。合作社的美國支持團體給了他一份印杜思科戰地秘書的工作，保證了他的安全。幾千個合作社繼續經營著，但這項運動從未接近它的創辦者們所預設的目標。1944年，艾米莉·韓在紐約寫道：
我對工業合作社只存在讚賞之情。但它被過分宣傳了。它的贊助者們想要你知道它是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想要你為它捐款。因此他們寫了大量的文章讚揚它，出版了許多印有照片的宣傳冊。結果在這裡，合作社被吹捧得沒了邊。
工業合作社的一個永久性遺產是它的口號，這個口號後來成為了一個英文單詞。這個由路易·艾黎想出來的既能描述這場運動又能代表它的精神的口號是「工合（GungHo）」，大概是「同心協力」的意思。合作社的中文名字是「中國工業合作社」，簡稱就是「工合」。埃德加·斯諾設計了合作社的徽章，是一個紅色的三角形圍住了標語里的兩個字。
那個讓「gungho」這個詞進入英文字典，並賦予它新的、更積極的意義的人是埃德加·斯諾的朋友伊凡·卡爾森上校。卡爾森在美國軍隊里過著豐富多彩的軍人生活，1937年他被授予海軍上校的頭銜，奉命觀察中國軍隊。他和游擊隊共同生活了幾個月，仔細研究了他們的戰術，並在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中靈活地運用了這些戰術，率領一支部隊組成了著名的「卡爾森特種攻擊隊」。在這場戰爭中，他使用了「gungho」這個口號，並使它在士兵中得到了普及。戰爭結束后，海軍們把這個詞帶回了國。
籌資失敗后，霍格感到很沮喪，他開始問自己究竟在中國做什麼。他很孤獨，他想念和異性的交往，最糟糕的是他一直被這樣的疑問糾纏著：他到底有沒有，或會不會屬於中國？他後來寫道：
也許是因為我想有個妻子，也許是因為我消化不良，也許是因為咖啡喝完了，也許是因為紐約辦公室給我寄來的治療沙眼的磺胺類藥片服用過量了……總之，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我很懷疑我在這裡存在的價值。為什麼我不在自己的國家作戰或是坐在某一架轟炸機里向德國發起猛攻呢？合作社和為了保護北非、索羅門群島或頓河現在正在打的戰役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只想回到學生時代去。
在和聶榮臻進行了長久的關於合作社的討論之後，霍格在那年9月被召到八路軍的流動總部去會見聶的上司，朱德總司令。要找到一個幾乎每夜都換落腳點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渡過黃河，因其頻繁的洪災水患而被稱為「中國的傷心河」。
黃河西起青藏高原，流經9個省，最後注入渤海灣，全長3750英里。河水每年都要從高地攜帶幾億噸泥沙沖入平原，使河床升高，引發了周期性的洪災。但霍格與這條世界上最偉大的河流的第一次見面並沒有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見到的只是一團渾濁的泥水流過築了堤壩的牧場。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樣一條狹窄的河流居然會把日本人嚇退，從開封一直到內蒙古，真令人難以置信。」
要與這位領導解放軍在1949年最終打敗了國民黨軍隊的將軍見面，黃河還不是路上唯一的障礙。在一位司令官（參加過長征，曾在巴黎和聶容臻、周恩來一起學習）的帶領下，霍格還要穿過一條被日本人重兵把守的路。這條路被日本人封鎖起來，將北方生產鋼鐵、煤的地區和南方盛產糧食的地區隔斷了。為了阻止這兩個地區人員、物資的往來，路上每隔一小段就設了要塞，路邊還建了設防的村子。村外的一大片地區變成了自由開火區。
除了司令官外，和他們同行的還有15名游擊隊員、40名學生和一個工程師。他們在路上發明了一套非常複雜的暗號系統。他們靜靜地穿過了遭到嚴重破壞的村子，沿著滿是石頭的河床走著，經過了沒有一頭牲畜的牧場。每半小時休息一次。耳語般的命令從上至下傳遞著：不要咳嗽……告訴趕騾車的人別點他的旱煙……讓牲口別發出這麼大的噪音。
在黑暗中，霍格丟失了那條馱著他的被褥、打字機和相機的騾子。隊伍停了下來，等著游擊隊員冒著被日本哨兵發現的危險幫他找那頭走失的騾子。在他們頭頂，一面日本國旗在哨所的上空迎風飄揚。如果日本人發現了那頭騾子或聽到它的嘶叫，就會打開探照燈用機槍掃射。半小時后，他們找回了那頭騾子，還順便帶回了一卷日本人的電話線。到達那條大路后，他們猛衝了50米，成功進入了遠在另一邊的鄉村。
朱德是毛澤東另一位曾留學歐洲的將領。他在德國的哥廷根大學學習過，像聶榮臻一樣，他也得到過周恩來的照顧，後來在一所蘇聯軍校受訓。1909年他便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后參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後在滇軍歷任營長、副團長、團長、旅長。曾參加護國、護法戰爭。他是怎樣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無從知曉，但當他在德國留學的時候，他已經是個地道的共產黨員了。
朱德最初是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里的一名指揮官。1926年，他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兩年後，他帶著他的南昌起義殘部幾百人與毛澤東領導的起義隊伍會合。他成為了毛澤東最信任的軍事將領，也成為了後來紅軍的總設計師。因為他和毛澤東關係密切，他們兩人經常被稱為「朱毛」。
霍格在游擊隊地區待了幾個月，和戰士、將領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他之所以得到這樣的待遇，可能是因為他們考慮到他冒著生命危險返回中國，跨越日本人的防線才得以進入游擊隊區。也許是因為他是一個西方記者，可能會對他們的宣傳起到幫助。毛澤東很巧妙地利用了外國媒體，並密切關注他們隨後的報導。黨內領導人也十分關注西方世界的想法和政策。他們常常和來訪的記者們討論國外對抗日戰爭的反應。聶榮臻和朱德都很清楚，霍格除了能寫出對他們有利的報道外，還能做出更大的貢獻。他們將他引向了合作社之路。那一年，也就是1939年，合作社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和共產黨控制下的地區已經開始發展壯大起來。
霍格和朱德進行了長達幾個小時的交談。他談到了他在牛津大學的日子，在美國和日本的遊歷和這裡的合作社運動。因為總是穿著一套普通的藍軍裝，戴著一頂藍軍帽，衣服上沒有任何軍銜，朱德看上去更像這支農民軍隊的一名普通士兵，而不是它的首領。但這位矮個子、毫無城府的將領卻是為游擊戰出謀劃策的重要人物。除了打仗，他唯一的愛好就是運動。霍格對體育運動也有同樣的熱情。籃球是他們最喜歡的運動。只要有時間，朱德都會在一個臨時搭起來的籃球場打籃球，霍格也會加入。他在這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籃球、聽報告，偶爾和他們一起出去巡邏。
有一次，霍格被邀請在他們晚上舉行的會上發言，主題是英國在歐洲戰場中的角色。他的發言讓在場的聽眾吃了一驚，因為他是用漢語說的，而且只有一個小時，而朱德或聶榮臻發言通常最少要三小時。這次大會對霍格來說是個尷尬的經歷，因為朱德整個晚上都握著他的手，握得很緊。
霍格對游擊隊來說是個珍貴的客人。因為身材高大，漢語也說得比較流利，這位年輕的英國人在當時的中國走到哪都是道獨特的風景。霍格不可能在軍隊里獲得職務，因為八路軍不接收任何外國人，除了醫生和護士。霍格很想做關於工業合作社的報道。游擊隊的將領便建議他離開前線，去往在寶雞的合作社總部。
1939年9月霍格到達了寶雞。那一年戰爭在歐洲戰場爆發了。像所有人一樣，他也想弄清這對中國會意味著什麼。經過兩年的作戰，日本人控制了中國除重慶以外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城市。連續的戰敗並沒有讓國民政府投降，相反，中國的抵抗更頑強了。
日本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緊張和厭戰情緒。東京的指揮部覺得通過經濟封鎖和隔離，中國不久就會投降，因此他們把注意力投向了歐洲戰場帶來的機會。他們想要奪得英國、荷蘭和法國在東南亞殖民地豐富的礦產資源的控制權。阻礙他們實現這一東南亞計劃的主要障礙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尤其是駐紮在珍珠港的艦隊。
蔣介石的政府被孤立了，中國的經濟也被通貨膨脹大大削弱。歐洲好幾個月的緊張局勢和最終爆發的戰爭使蘇聯大大減少了對中國的援助。英法兩國分別和緬甸、越南密切的貿易往來也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逐漸萎縮。共產黨仍緊緊守著他們在延安的根據地，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得到了確立。
蔣介石的策略是避免同日本人進行大規模的衝突，並盡量把美國也卷進這場戰爭。他現在已經集中精神要和共產黨來個最後的較量。
由於實力懸殊，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積極開展敵後鬥爭。他一面加強共產黨在西北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建設，一面等待與敵人進行戰鬥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