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後記

那是在１９９７年吧，我的一個從事文學研究並很有成就的同行剛從拉美歸來，遞我一本智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的小說，書名譯成中文是《火熱的耐心》，她對我說，把它譯成中文，這個作家和這本小說在拉美、北美和歐洲火著呢，她說她已經拜訪過作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作家。

在此之前，我所在的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文學研究會曾和雲南出版社合作，確定了在八五重點圖書出版計劃中有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出版拉美文學系列叢書。雲南出版社為了出版這一系列叢書，花了很大的財力和精力，按計劃出版了文學會確認的所有作家的書。從經濟觀點來看，出版社所獲不多，但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雲南出版社在向我國人民推介和宣傳拉丁美洲文學作品和作家這項工作上，不但是起到了先驅和開風氣之先的作用，而且可以說，他們為此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至今為我國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學研究界人士所稱道。文學會的很多同志是這套系列叢書的編委，他們慧眼識珠，在那個選題計劃中就把智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囊括其中。當時確定翻譯的作品是作者的中篇小說《叛亂》。我記得拿到這本書後曾匆匆瀏覽，當時的感覺是沒有特別可以吸引中國讀者的引人入勝的情節，於是我和當時在我校任教的秘魯專家胡安·莫里略說了這事，作為拉美文學的資深研究學者同時也是作家的胡安先生對作品和作家本人有高度評價，他不但支持介紹這位作家，還為這本譯著欣然作序，對我們後來投入這部作品的翻譯工作起到了極大的鼓舞。從這件事來看，可以肯定地說，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的作品是在那個年代被介紹到中國的，雖然印數不多，印刷質量和用紙都遠比不上現在，回顧起這個經歷，我還是認為那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拿到《火熱的耐心》后，我全力投入到翻譯工作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作者的兩部書的主題雖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但風格、手法卻有很多共同之處，我對此是邊譯邊有所感悟。作品於1998年在《當代外國文學》雜誌發表。編輯陳凱先老師做了很好的工作，並把書名改成《聶魯達的郵遞員》。

1999年3月得到教育部國家基金委的資助，我奔赴地理位置距我國最遙遠的國度――智利，去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拉丁美洲文學。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短短半年的時間裡，除了在大學旁聽文學課，參加智利文化界的一些諸如文學講座、作品首發式的活動，我還有幸目睹了後來成為智利總統拉戈斯的風采（在智利詩人一部作品的首發式上，他作為先睹為快的閱讀者，發表讀後感言），此外，不虛此行的另一個原因是，有機會見到我所敬仰的智利當代當紅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作為他兩部作品的譯者，經和他電話相約后，他熱情地邀我去他家做客。

斯卡爾梅達住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富人區，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個區叫拉斯·貢得斯。整個街區的房子都是低矮的一到兩層的平房或小樓房。作家的住房是一座兩層高的小樓房，外表樸實無華，柵欄門前是一片寬闊的草地，街區周圍非常安靜，按他提供的地址和號碼，我找來找去竟然見不到一個人，只有幾條流浪狗走來走去。當我敲開斯卡爾梅達的院門時，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作者筆下的人物叩響詩人聶魯達的大門。跑出來迎接我的是作家年輕貌美的德籍妻子諾拉。我和作家一見如故，這是因為正如他的作品表現的風格那樣，他是活潑的、健談的、特別是極其幽默的。我拿住《叛亂》的中譯本，和《當代外國文學》雜誌，也就是發表《聶魯達的郵遞員》這一集送給作者本人，他說，他除了熟悉封面上他的頭像以外，中文字他一個不識。他領我參觀了他的圖書館，那是一個面積不大但藏書不少的書的世界，當他從書架上拿下《郵遞員》一書幾種文字的譯本時，特別是製作精緻的日文譯本時，我看著自己的雜誌和另一本紙張略顯粗糙的中譯本，很有「自慚形穢」的感覺。作家夫婦和他們當時只有九歲的兒子陪我在他家游泳池旁的院落中共進午餐，席間，他問了我很多關於中國的問題，他從未到過中國，看得出他對中國知之甚少，但是他說他會來中國。辭別時，他除了把《郵遞員》原著送我以外，還有不少他發表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他早期發表的短篇小說的集子，早已在市場上絕跡，是彌足珍貴的。就是有了它，我回國后才有可能翻譯發表和評論了他早期發表的短篇故事。在他送我的《郵遞員》原著的扉頁，他寫道：「送給李，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激你翻譯了這本書」。

我在智利只停留了短短的半年時間，行前我不想再次打擾作家，只計劃打個電話告別，然而作家熱情地約我在行前的一個晚上參加他們夫婦參加的在文化界一個朋友家舉辦的聚會。按照智利人的生活習慣，聚會開始得很晚，晚飯九點后才剛剛開始，內容豐富，量也很大，讓我十分驚嘆的不止是智利人的好客和健談，尤其是他們邊聊邊進食的好胃口，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讓我這個中國人自嘆不如。東道主是作家的一位女友，也是一份文化雜誌的著名編輯。他們談文學，談政治，我通過談話聽得出他們都是擁護左派總統候選人拉戈斯的文化名人。聚會很晚結束，告別時，斯卡爾梅達的夫人諾拉將一套精美的智利特產天青石製作的首飾送給我，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在西班牙已發行，在智利，將於我離開后一周舉辦的首發式上發表的長篇小說提前送了我，那就是《詩人的婚禮》。作家夫婦非常禮貌地開著車一直把我送到我所借住的街區，一路上我們談笑風生，絲毫沒有感覺已是新一天的黎明時分。

我離開智利后不久，傳來了拉戈斯當選為智利新總統的消息，我從個人感情上為智利人民再次選擇了左派人物執政而感到欣慰，我還知道，拉戈斯上任后，派斯卡爾梅達赴德國擔任智利駐德國的特命全權大使，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會多麼開心，因為於公於私，那都是一份好差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