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眼淚

想起來，我只見父親哭過一次。那是在艾爾頓火車站，那時車站還沒有關閉，列車還在運營。我要去費城，趕那趟回波士頓和學校的火車。我急切想走，覺得家和父母對我而言已經有點不太真實了，而學校，連同它的課程、它們激起我對未來的憧憬，當然，還有我大二時交上的女朋友，每個學期都變得愈發真實。父親握著我的手道別時，我看到他的眼睛，頓時驚呆了，幾乎不知所措，他眼裡分明閃爍著淚花。

我覺得這是握手造成的：十八年來，我們還沒有機會履行這種儀式，這種男人間的接觸，近幾年我們才摸索著開始。他個頭比我高，雖然我也不矮，他努力朝我笑笑，手在我手中暖暖的。我發現我們的心情不太一樣。我要遠行，他都會來送我。我覺得自己正在成長，他卻覺得我還沒有長大。他一直深愛著我，我以前卻沒覺得。過去這些都無須用言語來表達，此刻他的眼淚道出了一切。

老艾爾頓火車站是他喜歡的地方，瀰漫著人來人往的氣息、散發出城市生活里忙中偷閑的愉悅。我在這裡買了生平第一包香煙，竟沒有惹起報亭賣報人的懷疑，儘管我當時才十五歲，一臉稚氣。他只是找給我零錢，還給了我一疊印有陽光牌啤酒廣告的火柴，那是艾爾頓本地產啤酒。艾爾頓是個中等工業城市，自從紡織廠南遷后，逐漸蕭條起來。但同時，它那整齊劃一的街道，令人垂涎的美食，讓當地居民一直都很舒適方便，更給他們造成一種富足的假象。我記得，走出火車站才一個街區，我就點燃了一根香煙，雖然我壓根都不會吸，只覺得神經好像遭到猛的一擊，人行道頓時朝我豎起來，整個世界都變得輕飄飄的。從那天起我追上了那些早已吸煙、讓我著迷的同齡人，開始了跟他們的交往。

甚至我母親與這個車站也有聯繫，她雖常年在家，不愛旅行，喜歡閱讀：這是城裡唯一可以買到《美國信使》和《大西洋月刊》的地方。火車站莊嚴宏偉，就像沿弗蘭克林街兩個街區之外的卡內基圖書館一樣，身處其中你會覺得很安全。以前鐵路對我們而言似乎是永遠的交通工具，車站在建造時就準備世代使用──四四方方的花崗岩殿堂，大理石地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周圍一圈金邊鑲飾，雖然蒙著一層煤灰，不過仍能看到閃閃金光，高背候車椅和教堂里的靠背長凳一樣莊重，暖氣片哐當作響，四周牆壁也咕咕噥噥，晝夜不息，似乎把它吸收的嘈雜聲又送還給人們。報攤和咖啡店總是很忙，很多個冬夜，我和父親發現候車室里總是暖暖和和。我們往返於同一所中學，他是老師，我是學生，好多次我們的二手車要麼發動不了，要麼就卡在暴風雪中。我們只好艱難跋涉到車站，車站總是敞開著大門。

在月台上，遠在半英裡外的鐵軌上傳來信號鈴聲，我乘坐的火車就要進站了。那時候我們沒有料到，十年內，這個車站去費城的客運服務就要停止，像東行線上的許多車站一樣，它會被關閉，用木柵欄圍住。車站矗立在一大片瀝青空地上，像一個特大號的陵墓。曾經包容過的所有生命都被它靜默地封存在裡面，這個世紀餘下的歲月，在這個發展緩慢的城市裡，它只有屈辱地等待，等著將它夷為平地。

但父親卻料到了，他眼裡閃爍的淚光告訴我，時間吞噬了我們，曾經的我──那個男孩如果還沒死去的話，也正在死去，我和父親之間漸漸疏遠。我從他那裡獲得的生命，現在我和它一起溜走了。遠遠地火車來了，火車頭上閃亮的長長連接桿、高高的鋼鐵車輪，與它拖動的小小柔軟車身不成比例。我上了車。父母親看起越來越小，越來越矮。隔著臟乎乎的車窗，我們靦腆地朝對方揮手。火車還未駛出艾爾頓那滿是沙礫的市郊，我就打開了書──《約翰·彌爾頓詩歌全集》。

結束一天漫長的旅行，我提早一站，在波士頓南站而不是后灣下車，南站離劍橋更近點。女友來接我。讀了一整天彌爾頓那又乏味又難記的五步格詩歌《復樂園》后，在其他下車的大學生的注視下，月台有個女孩──不，是個女人在接我，我們相互擁抱，那感覺多麼神氣。她穿著件灰色布外套，帆布網球鞋，梳著馬尾辮。那一定是春假時節，因為德布家在聖路易斯，如果她從家裡來接我然後再回去，假期太短，時間不夠。相反她在那裡等了我一個星期。在新英格蘭的冬天，她總是穿得單薄，而我卻穿著厚厚的有腰帶的大衣，襯裡是毛茸茸的羊毛，慚愧的是，這是父母怕我在新英格蘭感冒給我買的。

我們先坐地鐵綠線，然後再換紅線回哈佛廣場，一路上她告訴我她這一周發生的事情。一場意外的暴風雪，弄得我們身邊的路到現在還是髒兮兮的。她氣得哭著說，打臨提上褲子，光工的餐館看她是大學生，派她在地下室里算數，而其他的女招待卻在上面端盤子，把所有小費都揣進自己腰包。我告訴她我在賓夕法尼亞呆的那一周的情形，大部分事情都已淡忘了，只有一些細節的碎片還留在腦海里，在閃光──比如父親的眼淚。我的眼睛在叮里哐啷的火車上經過一天的閱讀後，又澀又癢；當火車行進在新倫敦市四周的路段上，經過那片閃亮的湖水時，我才抬眼欣賞一下。

剛結婚還沒有孩子的那幾年，夏天我和德布會和一方父母一起過一個月。她父親是基紋短袖我最喜督教唯一教派的著名牧師，在華盛頓大學校園附近一幢灰色的新哥特式大教堂裡布道，住在林德爾林蔭大道磚砌牧師宅邸里。每年六月，他都要舉家從那寬敞的住宅搬到佛蒙特州一座廢棄的農莊去住上一陣子，那是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花了不到五百美元買下的。有幾年的六月，在她父親教務纏身，家裡其他人：妻子、另外兩個女兒沒來之前，我和德布先到了那裡。那個地方寒冷、人煙稀少，只有起碼的手壓式抽水井，沒有電。房子位於一條骯髒的羊腸小路的高處，從他家唯一看得到的房子，遠在半英裡外，是另一位唯一教派牧師的。這一切讓我更加覺得自己搬到了另一個全新的、更加開闊的區域了，多虧我藍眼睛的新娘。

浴室是間獨立的、長條形房間，灰泥牆和木地板都裸露著，一小束強烈的光柱神出鬼沒，一天中隨著太陽的移動，光線射過醫藥箱鏡子上的斜邊，在牆上變換著角度。為了白天洗澡，我們不辭辛苦地在煤油爐上燒水，這時光柱和我們做伴。一陣腳步走過或一陣風吹過，房屋微微振顫，它也來來回回地跳躍著、抖動著。在我看來，這精靈般的光柱就是基紋短袖我最喜督教唯一教派苦行不可思議的產物，是崇高觀念的象徵，這種觀念認為從舒適的、設施齊全的市郊住宅搬到這原始的農舍是一種救贖。憑藉我剛剛學到的知識，我知道，這與理想主義、與愛默生和梭羅、與自力更生有關，以自然的條件來接受自然。房屋中有間大的偏房，煤油爐微弱的熱量無法覆蓋至此，屋裡有一架大的織布機，一直就在這裡，此外還有一套破舊的百科全書，以及一套《世界哲學大師著作》，書脊都已磨損，頗有歷史但很少有人翻看。我首開先例，抽出其中一卷，它那做工精良的書脊布封面給我的手指帶來一陣不太愉快的興奮感。這一冊書里有愛默生的小品文。例如，「每一個自然的真膠線，懸挂昨相是某些精神真膠線，懸挂昨相的象徵，」我讀到，還有「任何事物都是由其身後隱藏之物所構成，」還有「每一個英雄最後都令人生厭，」還有「我們的沸點不同。」

德布把這間大房和外面藤蔓遮蔽的石頭門廊當成工作間，在這裡她畫那些精雕細作的油畫或蒼白淺淡的水彩畫。如果陽光明媚，在煤油爐上燒洗澡水又實在太麻煩，我們就在屋外不遠處的山間小溪里、一個小水塘內洗澡，她父親以前還為這個水塘設計修建了堤壩。我想用我的BrownieHawkeye相機給她拍幾張**，可她拘謹地拒絕了。一天，趁她趟水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從那座舊橋上偷偷掛昨晚剛洗的拍了幾張快照，她的驚叫聲淹沒了按快門的喀噠聲，隨即縱身跳入池塘中。

事後算起來，我們是在佛蒙特州，在其他人來之前，意外地懷上了第一個孩子，但我們一點也不後悔。在我腦海中，新娘體內的微小生靈跟浴室牆壁底部的光斑合為一體，就是我們那可愛的小淘氣。

她父親來了，是那種我不太熟悉的父親。我父親，雖然有充分的生存本領，在人生舞台上卻總是扮演著失敗者的角色，每天，不管在學校還是在哪裡，他總會遇到一些麻煩，陷入窘境。汽車又點不著火啦，學生表現又不好啦。他需要人們，和他們接觸來往，尋求動力。威特華斯牧師喜歡佛蒙特州，因為，與聖路易斯相比，這裡人煙稀少。有一次他連著好幾周都不下他的小山頭，讓我們其他人開上兩英里灰塵漫天的土路，去最近的村落買東西。那裡雜貨店、五金店、郵局都在一幢房子內，歸一個老闆所有，那人同時還經營著當地一家鋸木廠。我們帶回來一些當地的街談巷議、前一天的報紙，我岳父歪著頭，側著臉笑著，聽我們興奮地講外面大世界發生的事，那神情讓我們懷疑他一個字也沒聽進去。他有很多事情做：砌石頭牆，改進他自製的大壩工程，每天打個盹，打盹時大家都得保持安靜。

他面容英俊，頭髮硬如鐵絲，雖已花白，卻依然濃密如故。他少年時代在緬因州得了風濕熱，體質虛弱。鄉村田園的安寧、樹林里的靜謐，煤油燈的搖曳閃爍，燃燒的燈芯跳躍不定，燈從這間房移到那間房──這就是他喜歡的自然環境，而不是城市的喧囂忙碌。在山頂度假的那幾個月里，他在我們──妻子、三個女兒、女婿，一直未婚的小姨──中間活動，像不受引力約束的一顆行星。

他靠玩遊戲和人交流，而玩遊戲也是一心想贏──下午一家人玩槌球遊戲，晚上一家人在煤油爐和桌上煤油燈的混合氣味下玩紅心牌。這種燈很特別，燈罩里，火苗很強，光很白。燈罩是用白蠟木做成的圓錐形網，十分脆弱，把玻璃燈座放在桌上時，若一不留神，手稍重了點，也會打破它。威特華斯牧師對他做的每樣東西都小心翼翼到了誇張的地步，我懷著年輕人那不願寬恕的仇視心態，對此十分憎恨。我討厭他過分煩瑣的吸煙動作：往煙斗里裝煙絲，點火，吐煙；我討厭他嚴格遵守午睡習慣，討厭他純正的藍眼睛（德布就遺傳了他的），討厭他那平靜的唯一神教義。不知何故，在我們賓夕法尼亞一帶，藍眼睛很少，少得有點稀奇──我們那裡都是棕色眼睛，就連淺褐色也不常見，那是來自威爾士和德國南部的移民帶到斯庫基爾山谷的。

至於唯一神論，似乎過於摸稜兩可、過於自滿含混、過於不可捉摸：當我第一次接觸它時，它還披著路德教派的外衣，無懈可擊卻全無特點，是稀釋了的基紋短袖我最喜督教──一幅完全虛幻、多姿多彩而令人舒適的畫面：道成肉身和博士、聖誕頌歌和聖誕老人，亞當和夏娃，赤身露體和分別善惡樹，毒蛇和人類的墮落，花園裡的背叛和十字架上的救贖，「何以將我遺棄？」彼拉多洗著他的手，第三日復活，死後在高處房間的晚餐，懷疑的多馬和天使在耶路撒冷周邊徘徊，給門徒的指令，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被人從驢背推下來，信徒們用方言禱告（而艾爾頓和它周圍那些天天去教堂的麻木的人們並沒有遵守這一做法）。公立學校每天上課總是從閱讀聖經和祈禱上帝開始，我們的老師、銀行家、喪葬人和郵差們，所有的人都公開宣稱是傳統的基紋短袖我最喜督徒。我覺得以前我以為凡是對基紋短袖我最喜督徒有好處的東西對唯一神論者也應該一樣。我讀了大量的克爾凱郭爾、巴特和烏納穆諾，知道了信念的飛躍。威特華斯牧師沒有實現這樣的飛躍；相反他在打盹，在建他的石頭牆。在他的卧室里，我看見過一本簡裝版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氣》，還有一本《世界哲學大師作品集》，也許他讀過，但我從沒看見過。唯一一次讓我覺得他還是個神職人員的是，他用溫柔的語調說起他的某個女兒，不知不覺間脫口說出了少年時代教友派常用的「汝」、「爾」。

他去世前的那段日子過得有點屈辱，所有的尊嚴都消失殆盡。與其說老年痴呆症對他大腦造成傷害，還不如說加深了一直就有的善意的糊塗和成見。岳母死於癌症，在她的紀念儀式上，儀式開始前，他轉身朝我，一臉溫和但迷惑的笑容，說，「呃，詹姆斯，這是在幹什麼，我一點也不清楚。但我想馬上就都會知道了。」他沒有發現大家正在紀念與他共度四十五年的妻子。

岳母去世后，他老得很快。我們最後一次送他去護理中心時，他在接待處嗚嗚哭了，渾身篩抖著，褲子里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跳。我知道他想小般了，但是我卻不像個男人，沒有快步把他領到洗手間，替他把陰點潮。提上褲莖從褲子里掏出來，結果他尿濕了褲子，地板也尿濕了。在與德布離婚前的那些年間，我是這個大家庭里年齡最大的女婿，他們家第一個女婿，到現在我還引以為榮，但我卻沒有很好地擔起這一責任。奇怪的是，自從在佛蒙特過第一個夏天後，岳父就特別信任我，放心地把他女兒的幸福託付於我，後來又相信我能幫他一起抬起石塊，放在牆上適當的位置上，雖然我很可能壓著他的手，或石頭掉下來砸著他腳指頭。

事實上，我愛他。他像我父親一樣沒有惡意、善良無辜，而且對周圍的人要求更少。現在看來，他午休時的一點點安靜實在算不得什麼要求，可那時卻惹惱了我。他的理論，或者說無理論似乎是我所欣賞的最宏大的觀點，多虧了他。他的理論體系是個大宇宙，在那裡迷信的雲霧被澄清。他的教區位於西部的蓋特威，區里有一些大學的存在主義者，他們某些新潮哲學為他那過時的先驗論佈道增色不少，他在佈道時語調優美。德布在床上告訴我：雖然他是唯一神論者，不過只屬於唯一神論的小教派而已。希望能調和我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還沒有粗魯到經常與他爭吵的地步，但他卻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哈佛新正統主義及其艾略特般痛苦的潛流。

在佛蒙特，派給我的家務活就是在屋后斜坡上的一個大桶內焚燒當天的廢紙，那兒面對著供我們冷水的一口泉。人們可以望見二十裡外樹木蔥蘢的山谷，看到格林山的第二道山脊。在威特華斯牧師的祝福下，我已進入了一個擁有漫長風景線、冰泳和新英格蘭的緘默的世界。他是個人見人知的好人，有點緬因州的風趣。愛記憶中的人容易，難的是當他們出現在你身邊、你面前，你仍然愛他們。

對我和德布來說，賓夕法尼亞州讓我們有另一種緊張。我們開了個不好的頭，我第一次帶她回家見我父母時，下早了車。從費城開出的是當地火車，有一個站是離艾爾頓七英里遠的山區工廠小鎮，沿著斯古吉爾河，緊靠著幾英里遠的一片村舍，戰後在母親的慫恿下，我們全家搬到這裡來了。我們夾在一群旅客中下了車，月台兩邊都是樹，一條長長的甬道。月台上一下子就空蕩蕩，人影全無了，沒有人來接我們。儘管我覺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了，父母親──我想省得他們跑路──還是上艾爾頓接我們去了。

現在我常想，手機發明前的那些年代，人們如何聯繫呢。那個時候，一些小車站主要還是靠工作人員管理；也許站長將我們的困境電報通知了艾爾頓車站，在充滿回聲嘈雜的大站里，廣播告知我父母。或者，也許是過去在落後地區使用的精神電報，看到我們沒有出站，父母親猜出我們在哪裡，徑直開車過來而已。那時我是個墮入情網的年輕人；德布在聖路易斯或劍橋她的那種氛圍里非常安心，而在我的家鄉卻好似迷失了自己。我沒法讓她不受我們傳統方式的影響。她經常把事情搞砸，還無法責備她。

雖然那時我們還沒結婚，她就已經把我的臟襪子、內褲和在她要洗的衣服放在一起，洗乾淨、疊好后又放進她的衣箱。母親在客房裡走來走去，看有什麼要幫忙的時候，注意到這個變化，沉默的暴怒一瀉而出，一陣陣無情的怒火堆積在她的額頭上，眉峰間成了個紅色的V形。憤怒在這個沙石結構小房子的每個角落、樓上樓下蔓延。我小時候住在歐林葛鎮，只有有軌電車可到艾爾頓，那房子是長條形狹窄的磚石結構，有個長長的後院，所以當母親──用父親昏頭昏腦的話來說──「在製造緊張氣氛」時，我們有地方躲避。但是在這幢新房子內，我們無處可逃，夜裡大家只能聽著彼此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睡。甚至在屋外，昆蟲聒噪，野草叢生，有點什麼動靜還是逃不過她。我從小耳聞目睹，生活在她的怨氣里，這種怨氣來自於大人之間的衝突，她可以連續好多天一直怒氣沖沖，我放學回家，或從朋友家回來，她都在生氣，可是突然有一天我發現她的怒火又奇迹般地消散了。她的脾氣伴隨著我長大，就像賓夕法尼亞的酷暑期，能熱死悶熱排房中的老人，讓街上路軌變寬，讓有軌電車出軌。

母親發火時，我低聲向德佈道歉。母親的慍怒讓餐桌旁的人噤若寒蟬，可還不止於此，她的慍怒從她的卧室蔓延到樓下的起居室。她插門鎖的咔塔聲像一聲驚雷在我們頭頂炸響。「你沒做錯什麼，」我讓德布放心，儘管我心裡覺得冒犯母親也不對，是最起碼的罪過。我埋怨德布，不該將我的內衣和她的混在一起，她本該預料到這個問題，預料到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她就這樣。」

「好啦，她一覺醒來就會沒事的。」這就是德布的反應，這麼大聲，我害怕樓上聽得到。我驚奇地發現，對我母親一浪接一浪的怒火，她的反應沒我那麼敏感。

我們坐在沙發旁，父親在搖椅上修改數學試卷，意志消沉。他說，「米爾德麗德這樣沒什麼，不過是老黑色塑膠線，毛病又發了。」

對他那一代大男子主義者來說，婦人之見可以用來解釋一切，一切都情有可原。但對我這一代不行。這種緊張氣氛令我苦惱萬分。那時候母親在後門廊附近種了一小塊三色堇，但沒時間打理。也許是那一次回家時，也許是後來的哪一次，一個禮拜天清晨，德布動手除草，她覺得是在做一件好事。當我解釋說，這裡禮拜天沒人幹活，他們都去教堂做禮拜。德布迷惑不解地站在那裡，赤腳踩在鬆軟的泥地里，就像英格麗·褒曼在《斯特隆波里島》里一樣。「真蠢，」德布說，「我父親整個夏天每個禮拜日都在砌他的牆或忙別的什麼事。」

「他是不同的教派。」

「吉姆，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懂。」

「噓──，她在裡面，在敲盤子。」

「好吧，讓她去敲。反正是她的盤子。」

「我們得做準備，要去教堂了。」

「我沒有帶教堂穿的衣服。」

「穿上你在火車上穿的衣服、鞋子就行了。」

「呸，我才不會。我那樣子看起來會很可笑。我寧願留在家裡除草。你爺爺奶奶會留在家裡，對不對？」

「我奶奶會，但爺爺會去教堂。他每天都坐在沙發上讀《聖經》，你沒注意？」

「我不知道美國現在還有這樣的地方。」

「好吧──」我的回答肯定蒼白無力，她看出了這一點，所以打斷我的話，「我現在知道你那一派胡言是從哪裡來的了，對爸爸那麼粗魯。」說話時她雙眸是那般湛藍。

我很沒面子，不過又很激動，因為發現居然可以反抗我母親。結果，德布留下來陪我祖母，她得了帕金森症，不能走路，也不能說話。我對威特華斯牧師的粗魯遭到了報應。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也就是他的第一個外孫女──在她的路德教派的祖父母家施洗時，採用的卻是唯一神教派家庭儀式，威特華斯牧師小小嘲弄了一番「聖水」──水是從我們自家的泉眼裡取的，這口泉位於房子的下方，跟佛蒙特州的不同，那裡水是在房子上方的。母親在那一天都板著臉，很不高興，一提起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凱瑟琳，就說「沒受過洗禮的孩子。」另外三個孩子都出世時，我和德布已搬到馬薩諸塞州，那是我們相遇、相戀的地方，在那裡我們加入了基紋短袖我最喜督教公理會，算是一種妥協吧。

我們身處聖水之中，世上的水皆為聖水，聖水乃生命之母。從波士頓飛往紐約的飛機上，我習慣性地坐在飛機的右手邊，但那天，我卻坐在左邊。像是對我的獎賞，上午十點多時，康涅狄格州水面上──不是那些大河或大湖，只不過是些小塘、小池而已──陽光反射過來，水面跳躍閃爍的光芒有幾秒鐘向天空直射入我眼帘，銀光閃閃的。那一刻，父親的淚珠在陽光下晶瑩剔透，所以我看到了。他去世后，我和德布也離婚了，為什麼會這樣，很難說得清。用愛默生的話說，我們的沸點不同，而一個與我沸點相同的女人出現了。那次我給德布拍的快照，裸體的，離婚時她聲稱那是她的。可我覺得它們是我的──因為是我照的，她卻說身體是她的。

我們離婚後，母親跟我說起父親，「從你第一次帶她回家開始，他就為你們倆操心。他覺得對你而言，她不夠溫柔。」

「他太在乎什麼女人味了，」我說，不知道能不能相信她說的。死者的話無法對證。

雖然是我想離婚的，可我總習慣性地為德布辯護。在我高中同學聚會上，同學們不厭其煩地告訴我，他們更喜歡我第二任妻子時，我很吃驚。這倒是真的，西爾維亞真的能跟他們打成一片，而德布卻羞於這樣做。那時德布覺得儘管每隔五年左右我們要聚會一次，他們不過是我從前的一部分，是我已拋在身後的東西。而西爾維亞呢，在我一把年紀時才認識我，知道我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過賓夕法尼亞，那裡是我最珍視的自我的藏身之所，無論我審視它的次數是如何之少。最近一次聚會，是第五十五次，可能會讓德布很沮喪──所有人都幾乎七十齣頭，大部分人就在離他們出生地不遠的縣裡過了一輩子，甚至就住在他們兒時的房子旁邊，半獨立屋內。有些人是坐著輪椅來的，有些病得太厲害，無法開車，只好由他們已到中年的子女開車送過來。聚會節目表背面是去世同學的名單，越來越長了，從前的班花們有的發胖臃腫，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昔日的體育健將和普通人一樣，借著心臟起博器、塑膠護膝才能行動，在父輩們早已體諒地去世的年紀，我們才退休，取代了他們的位置。

但我們卻不是那樣看自己的，一點都沒覺得自己瘸了、老了。我們看到的是幼兒園裡的孩子──同樣圓圓、新鮮的臉、同樣的圓耳朵、長睫毛大眼睛。我們聽到小學校里課間休息時愉快的尖叫聲，高中舞會上，體育館里藍色射燈熒光閃爍，誘人的薩克斯風，本地搖擺樂隊喑啞的喇叭，演奏著小夜曲。我們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小鎮才有的簡單淳樸，大蕭條也沒有改變它，世界大戰的炸彈也從來炸不到我們這裡，儘管這裡也實行食品配給、儘管我們也有玩具坦克、也進行空襲演習。以前的競爭對手重燃競爭的硝煙，很快又擱到了一邊。老情人一度舊情復熾，然後歸於平和的溫情，博愛中去了。我們的班長，親愛的安·馬隆，一頭濃密的栗色捲髮現在比洗得發白的衣服還要白，當她拿著麥克風，考考大家過去的一些事情──老師的外號啦，早已消失的小吃店、冷飲攤啦，我們三年級和畢業那年演出的劇目名稱啦、三年級時廢物利用比賽的獲勝者啦──四面八方傳來答案的喊叫聲。沒什麼能難倒我們：那時我們都在那裡；而我們的另一半們──西爾維亞也在其中，為那些長期珍藏的無用知識友好地鼓掌。

他們不僅僅是我的同學，也曾是我父親的學生，大家總是不時提起他。在安·馬隆的問題里，他好幾次都是正確答案──」威勒先生！「。

曲奇本，曾經因考試不及格，留過一級，留到我們班上。他比我們大一歲，現在已經得了老年痴呆症，晚餐會後他還很活躍，他走到我跟前，斜眼看著我，好像有強光照著他的眼睛，熱情地問我，聲音沙啞，「你父親，基波──還跟我們在一起嗎？」他忘了父親已去世多年，但還知道說「活著」就跟說「死亡」一樣，不夠委婉。

「沒有了，曲奇，」我每次都這麼說。「他1972年第二次心臟病發作時就過世了。」很奇怪，我叫一個七十四歲的老人為曲奇，一點也不覺得唐突。

他點點頭，表情莊重，又有些疑惑，「聽到這消息，我很難過，」他說。

我回答說，「我也很抱歉告訴你，」雖然，如果此時父親還活著的話，已逾百歲，還會欠下看護院一大筆錢。

「你母親呢，吉姆？」曲奇鍥而不捨地追問。

「她比他多活了十七年，」我簡短地告訴他，好像我憎恨這個事實。「她是個快樂的寡婦。」

「她是位高貴的女士。」他慢吞吞地說，還點點頭，似乎是同意自己的說法。我有點感動，他在努力回憶我母親，畢竟，在她與外面世界的聯繫中，他說的是真的。她年輕時，舉止端莊，容貌秀麗。在長長的寡居年月中，母親越來越率直，有一次，曾跟我提起，「其實不是那麼美麗。」

我和德布在義大利時，父親去世了。我們和另一對婚姻出問題的夫婦一同去的，想看看能不能讓我們的婚姻「接著運轉。」我們住在佛羅倫薩的一間小酒店裡，可以瞥見阿諾河，從菲索萊遊玩回來后──菲索萊是古羅馬露天競技場，一個小小的博物館──我們一時興起，臨時決定四個人去酒店樓上的咖啡館里喝下午茶，而不是像往常一樣回各自房間關禁閉。那地方沒什麼人，只有幾個德國人呆在一個角落裡喝啤酒，幾個義大利人站在吧台旁喝意式濃咖啡。即使我聽到了電話鈴，我也沒想到會是找我的。但是服務生從吧台後走出來，走到我身旁說，「是威勒先生嗎？有電話找你。」誰會知道我在這兒呢？

是母親，聲音聽起來很小，咔嚓咔嚓的，「是吉米嗎？你們玩得還好嗎？我很抱歉打擾你們。」

「我沒想到你能找到我。」

「接線員幫的忙。」她解釋到。

「出什麼事了，媽媽？」

「你父親在醫院。第二次心臟病發作。」

「情況有多糟？」

「哦，他坐在車裡，我開車送他去的艾爾頓。」

「那好，不是太壞。」

些許停頓后她才回答，我覺得這是跨洋電纜之過。最後她說，「我不太肯定。」除了這次在電話里，我從未發現母親的賓夕法尼亞口音原來如此重。我們面對面時，她的聲音透明得簡直如同我自己的一樣。」他醒來覺得胸口很悶，平時他都不理會的。但今天他受不了。這裡現在是中午了。

「所以你想我回來，」我有點怪她。我知道父親不想給我添麻煩。我們還在烏菲茲定了明天的旅館。

她嘆了口氣，大洋底下的電纜也劈啪作響。「吉米，我想你最好還是回來，你和德布都回來，當然，如果她要呆在那裡，欣賞那裡的藝術。謝克醫生覺得他聽到的心跳不太妙。你知道，平時要引起他的注意有多難。」

那時還沒有開胸腔手術和心梗血管成形術，醫生除了用聽診器聽聽心跳，開硝化甘油片外，沒多少事可以做。酒店前台幫我們查了去羅馬的火車，那對夫婦送我們到佛羅倫薩火車站，梅第奇教堂就在旁邊，我們一直想去，而又註定沒法一同去參觀。在羅馬，的士司機找到一間還沒關門的航空公司辦事處。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年輕辦事員的禮貌及耐心，他用課本上學來的英語，收下了我們下周去波士頓的機票，轉成第二天飛費城的。那時去費城的飛機更多些。我們定了夜班飛機飛倫敦，只好在倫敦耽擱一晚。在西斯羅機場遠離倫敦的一側，高樓林立，都是供中轉旅客住的全新旅館。午夜時分，我們總算住進了酒店。在房間里，我打電話給母親──賓夕法尼亞那邊正是晚飯時間──知道父親去世了。對母親而言，這已是幾個小時前的舊聞了。她疲勞地回顧說，一下午她都坐在艾爾頓醫院裡，不斷收到緊急報告。她說，「謝克醫生說到他最後的搏鬥。可怕極了。」

我掛上電話，把這消息告訴了德布。我們躺在床上，她摟著我，說，「哭吧。」雖然我覺得這是哭的時候，我哭也的確無可厚非。可我相信當時我沒有哭。父親已經把我的眼淚流光了。

陳新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