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戰後生涯
1945年——1991年
E連兄弟中，有48位為國捐軀，有100多人受過傷，其中許多人受過重傷，不少人受過兩次傷，有幾個受過三次傷，一位受傷多達四次。大多數人都受到過精神上的壓力，而且通常是很嚴重的壓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們視為最好的青春年華交給了戰爭。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殺手，習慣於戰場上的打打殺殺，迅猛的作戰行動早已是家常便飯。他們在戰前幾乎都沒有上過大學，大多數人掌握的本領只有一個——步兵作戰技術。
戰後，他們決心挽回失去的時間。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這個被老兵普遍讚譽為美國立法機構有史以來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們迫不及待地進了大學。他們儘可能快地結婚生子，開始創造自己的生活。
他們很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決心大，有抱負和工作勤奮，部分也歸功於他們在陸軍這三年裡所學到的東西：他們學會了自信、自律和服從，他們能夠忍受各種出乎預料的艱難困苦，他們具有能夠和其他人協同工作的團隊精神。他們曾自願成為空降兵，因為他們想與最優秀的人並肩作戰，並使自己也成為最優秀的人。他們成功了。在退役后的生涯中，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也絲毫沒有降低，他們同樣也成功了。
他們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們出生於1910年到1928年之間，是大蕭條中的孩子，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爭中的戰士，戰後快速建設的直接參与者。他們接受了大兵法的賜予，但並未就此止步。他們走出了自己的路。他們中，有幾個成了富翁，有幾個擁有了相當的權勢；他們幾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從事著自己的工作，養活著他們的家庭，過著好日子。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充分利用了他們在戰爭中為之奮鬥所保存下來的自由。
讓我們還是從受過重傷的人說起吧。沃爾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時背部中彈了，癱瘓了。在英格蘭的醫院裡，他無助地躺在T形支撐夾里待了6個星期後，下肢開始有了些感覺。為他療傷的斯達迪厄姆大夫經常站在床尾拿話激他：「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懶漢，戈登。」戈登也總是生氣地跟他頂嘴。由於斯達迪厄姆醫生不願放棄他，一直千方百計地救治他，戈登說：「當時，我根本就沒想過我會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殘廢。」
支撐夾拿掉后，斯達迪厄姆扶戈登練習走路，其實只不過是挨著地面拖著腳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為「能夠行走的傷員」，乘坐醫療船回到了美國。他在美國亞特蘭大的勞森總醫院緩慢地恢復。歐洲戰場上的戰事結束時，他還在這個醫院裡。無論是走、坐還是躺，他都要忍受著背上的傷痛。他什麼體力活也不能做，很顯然，他對陸軍已經沒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親問他什麼時候能夠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體檢。年輕的醫生告訴他，他將被轉到本寧堡，被列為適合有限勤務者。就戈登的理解，這位醫生的理由是：「神經上的損傷恢復起來很慢，像我這種傷殘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將會獲得一大筆補償金。再多留我幾個月，我的情況無疑會好轉起來。」
戈登打電話給他的父親告知他這一消息，卻激起了他父親的滿腔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經受了兩次傷，而現在呢，用他的話來說，是個殘廢。他覺得我已經做了所有我應該做的，現在是該讓我回家的時候了。」然後他命令兒子把他這個口信告訴軍醫。
儘管有點難為情，戈登還是照父親說的做了。戈登詳細解釋了他是如何從父親那兒得到這個想法的，並申明他與這個想法沒有任何關係。
「滾開！別胡扯了！」醫生大聲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親叫我告訴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會過來帶我飛到華盛頓，而且，必要的話，他會到參議院扒光我的上衣給議員們看。」
醫生的臉拉了下來。戈登知道這招奏效了，也許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個密西西比的參議員。那可是張飛過太平洋的機票啊。還是放他走吧。」
那位醫生說道，「好吧。把你列為完全殘廢，可以馬上退役了。」他叫人給戈登領了一套新軍裝，帶他到牙醫那兒補好了牙，並讓人給他結了帳。
戈登進了田納西州萊巴嫩的坎伯蘭大學學習法律。除了美國軍人人權法案中規定發給的津貼外，他每月還能取200美元的全殘補助金。他說：「我是個富有的學生。」同時，他也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在取得法學學位之前，他就通過了密西西比的律師資格考試。「於是，我成了一個仍在就學的擁有執照的辯護律師。」畢業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為幾家從事石油產業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度假時認識了貝蒂·露迪歐。一年以後他們結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後來，他們有了5個孩子，其中有4個是女孩。「我意識到我沒有足夠的薪水來滿足貝蒂的需求，」戈登說，「於是，我開始自己幹了。」
他開始從事一種高風險的生意：買賣石油租約，投資期貨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奧爾良和阿卡普爾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舊沒能消除，走起路來有些困難，但戈登夫婦卻大享了好兒孫的福氣，他們夫婦依然相愛，他們喜歡拿自己開玩笑，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陸軍里的那幾年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在3天的採訪結束后，我問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這3年對我產生的影響是驚人的。那時候的戰友情誼是我所擁有的最有意義的東西。我活下來了，這真是太幸運了，更幸運的是我曾與這群傑出的兄弟共同戰鬥。」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爾夫波特的《太陽先驅報》上看到了一篇報道，說的是荷蘭艾恩德霍芬的簡·瑞特塞瑪市長拒絕與諾曼·施瓦考將軍會面，因為這個美軍指揮官在海灣戰爭中「雙手沾滿了鮮血」。瑞特塞瑪評論施瓦考時說，「是他策劃了儘可能多地殺人的辦法。」
戈登給瑞特塞瑪市長寫了一封信，信上說：「1944年9月17日，我參加了解放你國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動。作為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一員，我在一個名叫索恩的小鎮附近著陸。第二天我們開始向南行進，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執行任務期間，我們遭受了傷亡。戰爭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們在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里呆了兩個多月。我們像動物那樣住在戰壕里，穀倉里，什麼苦都吃過。天氣又冷又濕。儘管有這麼多不利條件，我們仍然頑強地堅守著歷盡艱辛才拿下來的陣地。
「當鮮血從侵佔你們城市的德國人身上流出時，荷蘭的平民們並不像你這樣反感流血。我們遺忘得太快了。歷史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如果你們的德國鄰居周末感到沉悶或他們的高爾夫球場有點擁擠的話，荷蘭就有被再次侵佔的可能。
「請別讓你們的國土再被列支敦斯登或梵蒂岡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現在，你們還是好自為之吧。」
喬·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戰後經歷：「我在巴斯托涅中彈后（因為這次負傷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獎章）經歷了一系列的手術。一個主要的手術就是右腿膝蓋以上的截肢。在這之後，我又做了兩次手術，都是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彈片。為了取出彈片，手術從我的後背做進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結的婚，那時我仍在大西洋城的醫院裡。1946年2月8日，我從陸軍退役。」
醫院為他開具了80％殘疾的退伍證明。戰前他在一家鑄造廠當鑄工，但現在，帶著一條木頭假腿的他已經無法勝任原來的工作。他在位於賓夕法尼亞的雷丁的一家紡織廠找到了工作，後來又在伯利恆鋼鐵廠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常帶男孩子們去打獵，釣魚，但我從不拿槍——我總是擔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麼東西絆住了這條假腿，我就完了，但我會帶他們去打鹿和釣魚。每年我都和他們到加拿大野營。」
從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進。托伊覺得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的醫生對他很好，始終為他使用了最先進的設備。但他確實也有點兒不滿，他想要兩條腿，一條在假腿的聯結處能夠稍長一點兒。但醫生卻說一條已經足夠了，「我的體重不能有任何變化，否則這該死的玩意兒就不合適了。」
比爾·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條腿的，它從膝蓋以上被鋸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樣被定為80％殘疾。他結了婚，生了一個孩子，做過印刷工、銷售員、退伍軍人管理局職員和木匠，所有這些事都是帶著一條假腿做的。他的履歷中有一些混亂不清的地方，這使他經濟上受到了損失，為此，他多次到退伍軍人管理局去說理。1967年，他最終以全殘的證明書得以退休。在後來的24年裡，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動。他能移動得很快，比大多數雙腿健全的年輕人走得還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蘭住在費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兒長大的。他們生育了5個孩子，長子在越南當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積極地參與101師戰友會的活動，而且在召集E連弟兄聚會方面很積極。
「查克」·格蘭特中士戰後被一個喝醉的美國兵射中了頭部，後來被一位德國醫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復，但言談方面仍有困難，左胳膊也部分癱瘓了。在獲得醫院開具的全殘退伍證明書後，他定居於舊金山，在那兒經營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後來的歲月里，他經常出席E連的聚會，在101師戰友會中表現得也很積極。邁克·蘭尼提名他擔任101師戰友會506團的代表，他當選后頗感自豪地為大家服務。他於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蘭被自己兄弟誤傷了兩次，被用飛機送進了格拉斯哥的一家醫院，然後又乘伊麗莎白女王號去了紐約。在後來的兩年半時間裡他又轉過三次院，還接受了皮膚和神經的移植，於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津貼，他進了馬薩諸塞大學，1950年畢業並取得了園藝裝飾學的學位。在以後的40年裡，他為各種景觀公司工作，並為高爾夫球場當顧問和供應商。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依然保留著用帶倒鏃的箭打獵以及觀鳥和野營的愛好。
利奧·博伊爾中士在比利時、英格蘭和美國的醫院裡住了共9個月後於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為30％殘疾。他找到了一份鐵路司閘員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過度勞累。後來他又在郵局工作，分揀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無法支撐下去。「那時，我十分難過和困惑，便去退伍軍人管理局的醫院檢查。幾天後，一個由三名內科醫生組成的小組宣布我的殘疾程度為50％，然後就讓我出院了，對我將來的前途也沒有給予任何指點。」
博伊爾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津貼上了俄勒岡大學，他主修政治學並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他加入了中學教師的行列，最後致力於殘疾人教育。「這是一個擁有特殊回報的職業。殘疾人與老師之間總有一種溫暖和友好的感覺。」1979年退休時，他因為從事殘疾人士教育的領導和研究工作成績突出而被授予了職業教育方面的榮譽。
連里的另兩個成員——最後一任軍士長和第一任連長也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爾伯特中士身上也有傷和傷疤，這倒沒對他造成什麼大影響，但有關戰爭的記憶卻打倒了他。他成了一個四處流浪的酗酒者。為了謀生，他干過許多職業：在加利福尼亞北部當過漁夫、獵人，做過嚮導，有時還用捕獸機捕獸。他還曾犯過幾次心臟病。
塔爾伯特是E連為數不多的與大家失去聯絡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爭取到所在州的國會議員和喬治·魯茲的兒子史蒂夫的幫助去尋找塔爾伯特。邁克·蘭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尋工作。最終，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雷丁找到了他，並勸他參加1981年在聖迭哥舉辦的連隊戰友聚會。
蘭尼把塔爾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溫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們給他寫了信。塔爾伯特給溫特斯回了信，在這封手寫的3頁長的信中，塔爾伯特追憶了他們過往的經歷。「你還記得那次你帶領我們進入卡朗唐的時候嗎？看著你在路中央還想繼續走的樣子實在讓人受不了！……你還記得我們在荷蘭準備後撤的情景嗎？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賓槍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證，當時我叫他把槍撿起來，我告訴他要是他不走的話我就斃了他，他最終還是照我說的做了。我喜歡他這個人，他是一個真誠的、照章辦事的軍官，但他不是個戰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們的那段時間裡，我倆相處得還挺不錯。
「迪克，類似這樣的事說也說不完。我還從沒同任何別人說過這些。我們的共同經歷對我來說幾乎是神聖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遠忠誠於你的戰士。」
塔爾伯特還在信中附了一張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來像一個山裡人。溫特斯在回信中，告訴他如果他想來聖迭哥就把鬍子颳了，頭髮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著一身破舊的打獵裝出現在大家面前。聚會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還帶他到一個商店裡買了新衣服。這一年還沒過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為他寫了墓志銘。「幾乎E連的所有弟兄都受過不同程度的傷。我們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視力或聽力受到了損害，但我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改變自己的生活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塔爾伯特卻每天都在與他心中的惡魔作戰。他為自己的祖國付出了寶貴的代價，除了放棄生命，他已經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溫特斯給塔爾伯特最終的讚譽是：「如果只准我選擇一個弟兄來和我一起執行戰鬥任務，我會選擇塔爾伯特。」
赫伯特·索貝爾上尉肉體上沒有受什麼傷，但精神上的創傷卻很深。他也從大家的視線中消失了。他結了婚，有兩個兒子，後來又離了婚，兒子們跟了母親。他在芝加哥為一家電公司當會計。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倫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請索貝爾吃了頓午餐。他發現索貝爾對E連和自己的生活都頗有抱怨。20年後，瓜奈若曾努力找過索貝爾，最後找到了索貝爾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訴瓜奈若，索貝爾的精神狀態很差，他把怒氣發泄到E連的弟兄們身上。但不管怎樣，瓜奈若還是替索貝爾付了101師戰友會的會費，希望索貝爾能參加這個組織的聚會，但他始終沒有出現。不久以後，索貝爾上尉企圖自殺，但他笨手笨腳地沒有成功。最終他死於1988年9月。他的葬禮十分凄涼，前妻和兒子都沒有來，也沒有一個E連的弟兄出席。
斯金尼·西斯克在擺脫有關戰爭的記憶之前也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1991年7月，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寫道：「我的戰後生活就是拚命喝酒以擺脫那些記憶：我曾在荷蘭攔截一卡車德國人，我曾追進阿爾卑斯山巴伐利亞段殺死那個死硬的納粹分子。老莫·阿利斷言說我干過的這些事總有一天會讓我睡不著覺的，事實確實如此。戰爭結束后，以前的事總是浮現在我眼前，我只好開始喝酒了。哈！哈！
「後來有一天，我妹妹4歲的女兒來到我的卧室（家裡的其他人都無法忍受我這個要麼呼呼大睡要麼爛醉如泥的人），她告訴我，耶穌愛我，她也愛我，如果我懺悔的話，上帝會寬恕我總是想把那些人再殺一次的念頭。
「這小女孩的話對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間，讓她去找她媽媽。然後我就在我母親的那張舊羽毛褥墊床上開始懺悔，上帝寬恕了我參加了戰爭和那些年我曾做過的其他所有壞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為牧師，請相信我，迪克，從那以後我只責罵過一個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乾的。我現在有4個孩子，9個孫子和2個重孫。
「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會中見到你們大家。如若不然，我將會與你在最後一跳中會面。我知道你是絕不會在艙門口腿軟的。」
E連對國防事業的貢獻並沒有隨著它的解散而結束。若干弟兄留在了陸軍。原先連里的軍官馬西森中尉曾經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團里任職，後來成為中將並擔任101師的師長。鮑勃·布魯爾當了上校，大部分時間都在遠東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埃德·沙姆斯在預備役部隊里任上校。
克拉倫斯·萊爾留在了傘兵部隊里發展。他在朝鮮戰場上參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國第29傘兵團擔任顧問。第29團駐守在越南奠邊府。萊爾是在駐軍投降的前兩星期離開奠邊府的。他是少數幾個完成4次戰鬥空降任務的人，當然他也是惟一一個參加過突出部戰役和奠邊府戰役兩次軍事行動的人。
羅伯特·伯爾·史密斯也留在了傘兵部隊。在傘兵部隊里，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終成了一名中校。他在舊金山指揮特種部隊一支後備隊。1979年12月，他寫信給溫特斯說：「最後，我在後備隊的任職讓我走上了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新的職業生涯，隨之而來的是8年在寮國作為一支大型非正規軍的平民顧問的生活。1974年我還經常跳傘，後來我對跳傘的興趣消失了，我又轉而開始玩滑翔機，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釋放激情的一種方式……目前，我被委任為三角洲部隊司令官的特別助理，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隊。我專門負責（一定會令你吃驚！）：空降行動，輕武器和小分隊行動。
「我的辦公室在巴克那爾街，只要穿過當年我們準備出發去英國的那條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後一次看到時一樣，而且仍在正常使用著……
「迪克，告訴你一些『現代軍隊』里發生的有趣的事，我現在任職的部隊是被譽為美國陸軍中最好的部隊——三角洲部隊，我相信它的確是最好的。然而，如果從戰友的角度看的話，無論何時，我都會選擇戰爭年代咱們的E連！那3年我們所擁有的某些東西是無可比擬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執行解救人質任務，但當中央情報局得知這一計劃后，阻止他去執行該任務，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機密。「所以，我失掉了我這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冒險機會，這肯定是最後一次了，」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大約兩年的每一天里，我都和三角洲部隊一起生活、工作和訓練；迪克，老實說，我討厭被甩在後面。」
這使史密斯的話題轉到了領導問題。他在信中這樣評價溫特斯：「你享有（有的人會說你贏得了）120名戰士的一致尊敬和欽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戰士，他們甚至可以跟著你去死。我幾乎是一成年就當了兵，在這段時間裡，我遇到的優秀戰士只有幾個，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戰期間認識的，但是E連中卻有兩個——你和比爾·瓜奈若。我們其餘這些人還過得去……大體上還算好士兵，少數幾個比一般人要強一些，但是，『重壓之下出好漢』，這一點，我和大多數弟兄都一樣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漢。」
1980年，在一次懸挂式滑翔機試飛過程中，史密斯摔了下來，受了重傷。在對他實施肺部手術的時候，醫生髮現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從洪水區中拉出來的里德去醫院看望了他。他們在一起玩了一種有關名字的遊戲——一個人報出一個托科阿時的老兵的名字，另一個人用幾句簡短的語言對這個弟兄進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動部的遠東司里工作，有時候在華盛頓上班，但經常在海外。對自己所乾的工作他不願多說，只是說「在世界的那個地區有兩個威脅極大的國家，一個是他媽的中國，還有一個當然就是蘇聯。這些都與我的工作中心有關。我只能說這麼多了」。
1945年夏天，斯皮爾斯上尉回到英國后發現與他結婚的那個英國「寡婦」給他生了兒子，但她當初根本就不是寡婦。她的丈夫從一個戰俘營里回來了。她選擇了原先的丈夫，拋棄了斯皮爾斯。這對夫婦還拿走了斯皮爾斯從歐洲大陸用船運回來的所有戰利品。斯皮爾斯決定留在陸軍。他在朝鮮戰爭中空降了一次，並在那場戰爭中指揮一個步兵連。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亞的蒙特雷學習俄語，然後被派往東德的波茨坦，擔任同蘇聯軍隊的聯絡官。1958年，他當上了柏林施潘道監獄的監獄長，魯道夫·赫斯就被終身監禁在這個監獄里。1962年，他作為寮國皇家軍隊美國顧問團的一員去了寮國。
現在，E連的老弟兄們打電話給他時，往往這樣開頭：「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們曾在戰爭中共事。」斯皮爾斯往往會問，「哪一場戰爭？」他的兒子羅伯特出生在二戰中的英格蘭，現在是皇家步兵軍團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綠夾克」（陸軍特種部隊）。他是斯皮爾斯的「驕傲和幸福」。
戴維·韋伯斯特無法理解怎麼竟有人願意留在陸軍。他想當個作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在寫作和發表文章期間，他通過打各種零工過活，這段時間裡，他還寫了一本記述自己戰爭經歷的書。他的許多文章都發表在《星期六晚郵報》上，但他無法為他的書找到出版商。他當了記者，開始時在洛杉磯的《每日新聞》工作，後來為《華爾街日報》效力。1951年，他與一位藝術家巴巴拉·斯托塞爾結婚，巴巴拉的哥哥是後來成為美國駐波蘭、蘇聯和聯邦德國的大使不沃爾特·斯托塞爾。
韋伯斯特一直對鯊魚很著迷。巴巴拉寫道：「對他來說，鯊魚成了大海中一切神秘和狂暴之物的象徵。他開始為寫一本關於鯊魚的書收集資料。他的研究持續了好幾年。他身臨其境地觀察鯊魚，在水下或在鯊魚之間游泳，他還抓住了不少。他有一艘11英尺長的小舢板，他叫它圖斯塔拉，意即『說書人』，他就是從這條小船上用無竿釣絲抓鯊魚的。」書完稿后，雖然前後努力多達29次，他卻始終沒有讓一個出版商相信有人會讀有關鯊魚的書。
1961年9月9日，韋伯斯特帶著作魚餌用的槍烏賊、一根粗釣絲和捕鯊魚的鉤子從聖莫尼卡揚帆起航了。他再也沒有回來。第二天的搜索發現圖斯塔拉被衝到了離岸5英里的地方。舵柄和一隻槳不見了。他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
巴巴拉出版了韋伯斯特的關於鯊魚的書（《傳說與食人魚》，諾頓出版公司，1963年），這本書還有英國版，在澳大利亞還出版了平裝版。1975年《大白鯊》上映時，戴爾公司發行了這本書的平裝版，結果很暢銷。
E連弟兄中，有3位士官發了大財。約翰·馬丁靠著美國軍人人權法案中規定的退伍費進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然後又重操舊業，回到了鐵路部門。他當上了鐵路督察員，有了輛小轎車，有秘書，津貼費也在增加。作為副業，他還投資蓋房子賺錢。1961年，他放棄了所有這一切，不顧妻子和正在上中學的幾個孩子的強烈反對，搬到了亞利桑那的菲尼克斯，開始投資房地產。當時，他的全部資本僅有8，000美元，大家都說他簡直是異想天開。但是，第一年底，他交的稅款就超過了他在鐵路上賺到的所有的錢。很快他就開始建公寓大樓和私人療養院。他把生意擴展到了得克薩斯和蒙大拿。1970年，他在蒙大拿西部的山區買了一座養牛的牧場。現在他已經是億萬富翁了。他仍然喜歡冒險，只不過已經不再跳傘。有人願出高價購買他的產業，可他頂住了誘惑；如今，約翰·馬丁是馬丁建築公司的董事長，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是副董事長和財務主管。他倆同時還兼任經理，是公司股份的惟一持有者。
唐·穆尼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退伍費進了格林內爾學院，畢業後進入了廣告界。穆尼在公司里平步青雲，到1973年已是紐約一家大廣告公司凱赤姆、麥克萊德和格羅夫公司的董事長。4年後，51歲的他退休了，在佛羅里達蓋了一處家宅，在那裡定居，生活相當豪華安逸。
卡伍德·利普頓在馬紹爾學院（現為大學）主修工程技術，與此同時，他的妻子喬·安妮給他生了3個兒子。利普頓為歐文斯——伊利諾斯公司工作。他在公司里的職位穩步上升，1971年，他搬到倫敦，擔任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8家玻璃廠的生產主任。1974年，他到了瑞士的日內瓦，管理歐洲、中東和非洲的業務。1975年，喬·安妮死於心臟病。第二年，利普頓娶了瑪麗·霍普·莫霍尼，她的前夫曾是利普頓的好朋友，瑪麗也是喬·安妮的好友。應聯合玻璃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的要求，利普頓寫了一本名為《領導者》的小冊子，這一方面對他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了。
利普頓於1983年退休。他寫道：「現在我在北卡羅來納的南派恩斯安享我的退休生活，這是我在麥凱爾營地訓練時下決心一定要過上的日子。我的愛好是週遊世界、打高爾夫、製造模型、做木工和讀書。」
劉易斯·尼克松一直都很富有。他從父親手中接管了經營範圍極廣的家庭產業，這些產業不僅包括製造業，還包括農業。他一邊進行經營管理，一邊週遊世界。如今他的主要愛好是讀書。
「莽漢」康普頓中尉從事的是公共服務業，因此他的名聲比財富更加引人注目。從1947年到1951年間，他在洛杉磯警察局做偵探，以後的20年擔任地區檢察院的公訴人，最後當上了地區首席副檢察官。1968年，他主持了對西爾汗的調查，並擔任該案的公訴人。1970年，羅納德·里根任命他到加利福尼亞上訴法院擔任陪審法官。他和他的妻子唐娜有兩個女兒，一個外孫女。他在弟兄們中一直享有聲譽，因為他始終是E連最優秀的運動員，據說他是個打高爾夫球的高手。
邁克·蘭尼中士在北達科他大學獲得了新聞學學位。他在記者、報紙編輯和公共關係顧問等事業上取得了成功。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亞有5個女兒和7個外孫。1980年，他開始出版他命名的《E連通訊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節選：
1982年3月號：「賓夕法尼亞小組在迪克·溫特斯家中集會，為哈里·韋爾什舉辦了一次聚會，為了給他一個驚喜，事先並沒有通知他。芬斯特梅克爾、施特羅、瓜奈若和古思等人都來了，大家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
1980年號：「這年夏天在納什維爾的聚會是E連有史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部分出席者名單：原軍官中到場的有迪克·溫特斯、哈里·韋爾什、『麋鹿』·海利格和「莽漢」康普頓；其他有『查克』·格蘭特、保羅·羅傑斯、沃爾特·斯科特、戈登；蒂波、瓜奈若、雷德、赫夫龍、蘭尼、約翰·馬丁、喬治·魯茲、珀康特、吉姆·阿利，當然還有『嘎嗓子』史密斯。」
1983年號載：「唐·穆尼從廣告界中退休了，住在佛羅里達。他和戈登、卡伍德·利普頓在新奧爾良聚會了一次。」
除兩位外，這些弟兄們都沒有業務或工作上的來往。沒有哪兩個人住在同一個鎮，幾乎沒有人住在同一個州（除了賓夕法尼亞），但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1981年1月，穆尼寫信給溫特斯感謝他的聖誕禮物，並向他提供了一些弟兄們的最新消息：「塔爾伯特最終被找到了，這真是個大好消息。我立即給他打了電話，在互相臭罵了幾句后，我們交談起來。我一直都很喜歡他。在過去的那些日子裡他很照顧我。元旦那天早上我這邊剛6點鐘，他就打來電話祝我新年快樂。他喝醉了，但講話還算有條理。就像我們猜想的那樣，他承認他遇到了酗酒的問題，他正在戒酒，但特殊場合除外。新年的前夜想必就是這些『特殊』場合中的一個吧。
「唐·馬拉其在新年前夜那天的凌晨3點鐘打電話給我，他也過得很好。」
蘭尼退休后打算寫詩和回憶錄，但還沒來得及動筆，就在1988年9月去世了。
除了海利格、馬丁、瓜奈若和托伊，還有幾個弟兄從事的也是建築、工程或製造等行業。克拉倫斯·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亞的薩克拉門托當了屋頂材料承包商，「泡泡眼」羅伯特·溫成了大樓和橋樑的鋼鐵構架工。二等兵約翰·普萊莎在華盛頓州的高速公路部門工作。「大牛」丹佛·蘭德爾曼是路易斯安那一家重型建築承包公司的管理員。沃爾特·亨德里克斯從事了45年的拋光業務，和花崗石打交道。伯頓·帕特·克里斯坦森在太平洋電話與電報公司工作了38年，他的工作是安裝新線路，最後他當了督學和教師。吉姆·阿利中士是木匠，後來在華盛頓州和加拿大邊界上高聳的水壩工程上工作。最終，他在加利福尼亞擁有了自己的建築公司。
除了利奧·博伊爾，還有若干弟兄也加入了教師的隊伍。利奧·哈施伊中士在俄勒岡波特蘭的紅十字會裡講授水安全，後來成為健康與安全教育方面的主任。羅伯特·雷德在加利福尼亞的帕叟羅伯斯中學教了30多年殘疾人。哈里·韋爾什上尉回國后立即結了婚，他的新娘基蒂·格羅根穿著由韋爾什的後備傘服製成的禮服。韋爾什在諾曼底登陸的D日就穿著這套傘服；一直到戰爭結束，他始終把這套衣服帶在身邊。韋爾什進了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后當了中學輔導員，後來成了學校的管理者。福里斯特·古思是教繪畫、林業、電力和電子的教師，退休前，他還一直在管理學校生產的音響和舞台布景設備在弗吉尼亞的諾福克、特拉華的威爾明頓的銷售。二等兵拉爾夫·斯塔福德講述了他的的戰後生活：「我畢業於1953年，開始是在沃斯堡教6年級。教了3年以後，又當了27年小學校長，我非常喜愛這一職業。我天生就是干這行的。我被選為得克薩斯州教師協會達拉斯——沃斯堡會分（擁有20，000個會員）的主席。
「1950年我和消防局的幾個夥計們一起去打鳥。我打中了一隻，當我低下頭去看它的時候，我感到很後悔。這隻鳥兒沒妨礙我，也不可能對我有什麼危害。我回到卡車那兒，一直等到其他人回來。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打過獵。」
埃德·蒂波中士進了密歇根大學，取得了文學學士學位，然後又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後來他在丹佛郊區的中學教了近30年書。退休后，他寫道，「我到哥斯大黎加去看望我以前的一個學生。在那兒我遇到了34歲的羅澤。我用老掉牙的辦法追了她大約一年後，不顧周圍人的強烈反對結婚了，幾乎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反對我們的結合，除了迪克·溫特斯。我也很難責備這些反對的人，特別是因為與一個61歲的老頭子結婚，就幾乎沒有可能生育子女，而子女問題對拉美婦女來說又是很重要的。我們的女兒克里幾乎是在我們結婚剛滿10個月時就降生了。」後來，羅澤去瓜達拉哈拉的醫學院讀書，於1989年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最近，蒂波因患癌症而接受了手術。「我的妻子、女兒和我剛剛才搬進了一所新房子。也許一個70歲的老頭還買房子看起來有些奇怪，但我們蒂波家信奉的格言是，『永遠也不遲。』」
羅德·貝恩中士1950年從西華盛頓學院（現為大學）畢業，同年結婚，有4個孩子。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當了25年的教師和管理人。夏天的時候，他會「像漂浮的海網那樣，追逐著四處逃散的大馬哈魚」。
埃德·蒂波用一個問句總結道：「如此之多的原E連的空降兵們都當了教師，這是一種偶然嗎？也許對一些人來說，生活中一段時期的暴力與破壞，使他們想在另外一段時期里尋求某些創造性的工作來作為一種平衡。我們在重聚中還發現，在我們當中，從事建築和其他類似行業的人數也超出正常的比例。」
二等兵布拉德福·弗里曼退役后回到了農場。1990年，溫特斯寫信給他，說他經常到南方看望沃爾特·戈登，想哪一天順便到弗里曼那裡看看他的農場。弗里曼回信說：「如果你來密西西比看我們的話將是我們極大的榮幸。夏天我們可以坐在一塊頂好的陰涼地中，冬天我們有很不錯的取暖設備。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夏天栽培花木和給奶牛割草，在冬天餵養牛群，其餘的時間都用來釣魚和打獵。我們這裡離湯比格比河很近，我經常看著駁船在河面上來來往往。給你寄去一張我們房子和奶牛的照片。前廊下有一塊很舒適的地方可以供我們坐著聊天。期盼著你的來臨。」
溫特斯去了。他們的會面很愉快。他請弗里曼為本書寫一些有關他戰後生活的文字。弗里曼在文字的結尾寫道：「我寫的東西看上去不怎麼樣，但我的確擁有一段真正的好時光，這段時光我是不會與任何人交換的。」
理查德·溫特斯少校也為他的戰後生活寫了個材料。他寫道：「1945年11月29日我退役那天，劉易斯·尼克松邀請我到紐約與他的父母會面。他的父親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成了尼克松家族在新澤西的尼克松硝化廠的人事部經理。工作期間，我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提供的條件在拉特格斯大學學習了商務和人力管理課程。1950年，我被提升為尼克松硝化廠的總經理。
「1948年，我與埃塞爾·愛斯托佩伊結婚。我們有兩個孩子。蒂姆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獲得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吉爾在奧布瑞特學院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
「朝鮮戰爭的時候我又被召回了軍隊。在新澤西迪克斯堡，我被任命為團里的計劃和訓練參謀。退伍后，我回到了賓夕法尼亞，開始經營農場並把動物健康產品和維生素預混合料銷售給飼料公司。1951年，我在沿布盧芒廷腳下的地方買了一個農場——在印第安敦山口以東7英里的地方，在那兒我找到了我在D日時就想著要獲得的和平與寧靜。」
這是典型的溫特斯式的輕描淡寫。誠然，他在他的農場以及赫爾希的一棟小型城鎮住房裡過著樸實的生活，但他也是一個有殷實收入的人，他通過發明、生產並經銷一種新的、革命性的牛飼料和其他動物的飼料產品取得了成功。
他還極富紳士風度。1990年7月的一天，他對我講完了1944年10月5日他在荷蘭那個堤上幾乎全殲一個德國步兵連的故事後，我們出來向他的池塘走去。一群大約30隻黑額雁飛了起來；一隻雁落在了後面，對著飛走的同伴哀鳴不已。溫特斯解釋說那隻雁有隻翅膀斷了。
我建議，趁狐狸還沒來抓走它，用一枝步槍打死它，「凍起來留作感恩節的大餐。」
他吃驚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能那麼做！」他對這個想法感到震驚。
他無法再使用任何暴力了，他從不提高嗓門說話，他瞧不起誇張、自吹或故作姿態。過去想要的東西，他已經完全得到了。他得到了1944年6月6日夜裡躺下來小睡一會兒時希望將來能過上的和平、寧靜的日子，得到了他在二戰中指揮的E連弟兄們的永恆的愛和尊敬。
在最後的一篇通訊稿中，邁克·蘭尼寫道：「在我回顧E連的風雨歷程時，我的一個孫子問我，『爺爺，戰爭中你是英雄嗎？』我很欣賞自己的回答：『不是，但我是在英雄連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