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

馬車把他送到西北區那條街道的四千零四號。早晨九點的鐘聲還沒有敲響；那個男人讚許地看看樹皮斑駁的梧桐，每株樹下一方暴露的泥土，帶小陽台的整齊的房屋，旁邊一家藥房，油漆五金店的退色的菱形門面裝飾。對面行人道是一家醫院的長圍牆；遠處一些暖房的玻璃閃閃反射著陽光。那人心想，這些東西（彷彿在夢中見到似的雜亂無章、毫無道理地湊在一起）以後日於一長，假如上帝允許，倒是不變的、必要的、親切的。藥房的櫥窗里擺著瓷制店名牌：布雷斯勞爾。猶太人正在取代義大利人，而義大利人曾擠掉了本地白人。還是這樣好；那個男人寧願和不是本民族的人打交道。

車夫幫他搬下大衣箱；一個神情恍惚或者疲倦的女人終於開了門。車夫從座位上退給他一枚錢幣，自從在梅洛旅館的那晚以來一直揣在他口袋裡的一枚烏拉圭銅幣。那人給了車夫四毛錢，當即想道："我的一舉一動都不能給別人留下印象。我已經犯了兩個錯誤；付了一枚別國的錢幣，並且讓人注意到我很重視這個差錯。"

由那個女人帶路，他穿過門廳和第一個天井。替他保留的房間幸好是對著第二個天井。屋裡有一張鐵床，工匠把床架做得花里胡哨，像是葡萄藤和葡萄葉的形狀；還有一個松木大衣櫃，一張床頭桌，一個落地書櫃，兩把不配套的椅子，一個有臉盆、水罐、肥皂盒、一個深色玻璃杯的洗臉架。牆上有一幅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地圖和一個十字架；牆紙是胭脂紅色的，圖案是許多重複的開屏的大孔雀。唯一的一扇門朝著天井。挪動椅子位置之後才擱得下大衣箱。房客表示滿意；當那女人問他怎麼稱呼時，他回答說姓維拉里。他之所以說這個姓，並不是當做秘密的挑戰，也不是為了減輕事實上他並不感覺的屈辱，而是因為這個姓一直困擾著他，他不可能想到別的姓。認為冒用仇人的姓是狡黠的手段，是小說里胡編的，他當然沒有這種想法。

維拉里先生最初足不出戶；幾星期後，等天黑了才出去一會兒。一晚，他進了離住處三個街區遠的一家電影院。他總是坐最後一排；總是不等終場，提前一些站起來離開影院。他看了下層社會的悲慘故事；毫無疑問，這種故事包括失誤，包括他以前的生活的形象；維拉里沒有注意這些，因為他從沒有想到藝術和現實會有巧合的可能。他順從地努力讓自己喜歡故事情節；他希望搶在展示情節的意圖之前。和愛看小說的人不同，他從不把自己看成是藝術作品中的人物。

他從沒有信件，甚至沒有寄給他的廣告宣傳品，但他帶著模糊的希望看報紙的某一欄消息。傍晚時，他把一把椅子搬到門口，認真地喝馬黛茶，眼睛盯著隔壁房子牆上的爬藤植物。獨處的歲月使他知道，在記憶中每天的日子大多是一模一樣的，但沒有哪一天，即使在監獄或者醫院裡，不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以前在幽居的情況下，他情不自禁地要計算日子和小時，不過這次情況不同，因為這次幽居是沒有期限的——除非一天早晨報上登出阿列杭德羅·維拉里死去的消息。也有可能維拉里已經死了，那麼現在過的日子就像是一場夢。那種可能性使他忐忑不安，因為他弄不明白它帶來的感覺是如釋重負呢還是大禍臨頭；他對自己說那種可能性太荒唐，便把它排除了。在遙遠的過去（使他覺得遙遠的不是時間長，而是兩三件不可挽回的事），他懷著不顧一切的愛，曾嚮往過許多東西；那種強烈的願望招來了男人們的憎恨和一個女人的愛情，現在卻不想某些特殊的東西了：只希望能持續，不要結束。馬黛茶味，烈性煙味，天井地上越來越長的影子。

這幢房子里有一條老狼狗。維拉里同它交上了朋友。他用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和記憶所及的小時說的一些鄉村方言同狗說話。維拉里試圖只顧眼前，不回憶過去，也不考慮將來；對他說來過去的回憶比展望將來更沒有意義。他隱約覺得過去是構成時間的物質；因此時間很快就變成過去。有時候，他的厭倦像是一種幸福感；那時候，他的心理活動不比一條狗複雜多少。

有一夜，他嘴裡一陣劇痛，使他驚恐哆嗦。那個可怕的奇迹幾分鐘后重演一次，快天亮時又來了一次。第二天，維拉里雇了一輛馬車，去十一區的一家牙科診所。大夫替他拔掉了那顆大牙。在那緊要關頭，他不比別人膽小，也不比別人鎮定。

另一夜，他從電影院回家，覺得有人推撞。他心頭火起，但又感到隱秘的寬慰，轉過臉去看那個冒犯他的人，惡狠狠地罵了一句。對方一驚，結結巴巴地道歉。那是個高個子的年輕人，黑頭髮，身邊有個德國型的女人；維拉里那晚再三思索，確定自己不認識那兩個人。但是他在家裡蹲了四五天才敢上街。

書櫃里有一部安德里奧利評註的《神曲》。出於些許好奇和強烈的責任感，維拉里開始閱讀那部煌煌巨著；他晚飯前看了一歌，然後嚴格按照順序細讀了註釋。他認為地獄里的苦難不是不可能或過分的，他沒有想到但丁已把他打進最後一層地獄，在那裡烏果利諾不停地用牙齒嚙咬著盧其埃里的脖子。

大紅牆紙上的孔雀似乎會引起糾纏不清的夢魘，但是維拉里先生從沒有夢見由密密匝匝的活鳥組成的怪異的涼亭。天亮時，他總是做一個背景相同、但細節各異的夢。維拉里和另外兩個人握著手槍闖進他的房間，或者在他從電影院里出來時襲擊他，或者三個人都成了那個推操他的陌生人，或者陰沉地在天井裡等他，見了面卻好像又不認識他。夢快結束時，他從床頭櫃的抽屜里掏出手槍（他確實在抽屜里放了一把手槍），朝那些人發射。槍響把他吵醒，但那始終只是一個夢，在另一個夢中那些人重新襲擊他，在第三個夢中他不得不再次把他們打死。

7月里一個朦朧的早晨，陌生人的在場（不是他們開門的聲響）驚醒了他。在幽暗的房間里，他們顯得很高大，面目在幽暗中卻模糊得出奇（在惡夢中一直比現在清晰得多），他們虎視眈眈，一動不動，耐心等待，彷彿手中武器的重量壓彎了他們的視線，阿列杭德羅·維拉里和一個陌生人終於找到了他。他做個手勢，讓他們稍候，然後朝牆壁翻過身，彷彿想重新入睡。他這樣做，是為了引起殺他的人憐憫，還是因為承受一件可怕的事要比沒完沒了地想像它、等候它輕鬆一些，或者——這個可能性也許最大——設想那些殺手只是夢中的景象，正如他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多次見過的那樣？

他正這樣恍恍惚惚時，槍聲抹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