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4)
我無法改變這一點:我穿著那件仍在生長的綠色襯衣,用石頭敲擊了胡桃兩次,廚房裡的餐具搖晃著,胡桃就打開了。我吃胡桃的時候,保羅過來了,被敲擊聲嚇住了,他穿著睡衣褲,喝上一兩杯水,如果像昨天晚上那樣喝得酩酊大醉,那就喝上兩杯水。我不用聽明白他說的每一句話,也知道他喝水的時候說什麼:你不是真的相信胡桃有什麼作用吧。我當然不會真的相信,正如我不是真的相信所有我養成習慣的東西。我是越來越頑固不化了。
既然我想這樣,你就讓我相信吧。
保羅不會再作任何補充了,因為我們兩個人都知道,一個人在審訊前腦袋裡必須有空間,不應該去爭吵。儘管我有胡桃,但絕大多數審訊還是漫長得折磨人。只是我從哪兒知道,如果沒有胡桃,審訊不會變得更糟呢。保羅不明白,我依然更多地依賴於我養成習慣的東西,而他則以自己濕漉漉的嘴巴和喝光的杯子對它們表示蔑視,然後將杯子放好。
一個人被傳訊的時候,會對那些有用的東西養成習慣。是真是假並不重要。其他人未必,我卻對那些東西養成了習慣,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悄悄過來了。
保羅說:
你就不用搭理它們了。
相反,他常常思考我被傳訊時那些等待我回答的問題。這是很有必要的,他說,而我做的,那是瘋了。要是他給我準備的問題正是我所期待的,那是很有必要的。可迄今為止,他提的都是另外一些問題。
說那些我已經養成習慣的東西對我有用,那是要求過高了。它們有用,但不是對我有用。一些東西,它頂多就是過日子的那種生活。人們對此不應該指望自己獲得腦袋裡的幸福。對生活可以談得很多。對幸福沒什麼好談的,否則它就不再是幸福了。甚至連人們錯過的幸福,也是經受不住談論的。在那些我所養成習慣的東西那裡,涉及的是日子,而不是幸福。
保羅無疑說得對,胡桃和那件仍在生長的襯衣,只是在額外地製造恐懼。那又能怎樣,如果一個人只能夠製造恐懼,為什麼還希望製造自己的幸福呢。我在安安靜靜地為此忙碌著,不像其他人那樣提出很高的要求。誰也不會渴望由另一個人製造的恐懼。對於幸福,那就相反了,因此這不是好的目標,不適用於任何一天。
那件仍在生長的綠色襯衣,有一粒很大的珠光紐扣,是我從廠里眾多的紐扣中特地為莉莉找出來的。
審訊時,我坐在一張小桌子旁,轉動那粒紐扣,即便所有的神經在我的心裡發出轟鳴聲,我也會平心靜氣地回答。阿布在來回踱步,他必須正確地提問,這使他心煩意亂,正如我必須正確地回答同樣使我心煩意亂一樣。只要我處之泰然,他就會把一些東西,甚至所有的一切都錯誤處理了。當審訊結束回家時,我穿上了那件灰色襯衣。它意味著:這件襯衣,它還在等待。它是保羅的。當然,因為這些名字我常常懷疑。可它們還沒有什麼壞處,連我不被傳訊的時候也沒有。那件仍在生長的襯衣幫了我的忙,而那件仍在等待的襯衣可能幫了保羅的忙。他心急如焚地擔心我,如果他坐在房間里等待、喝酒或者在城裡四處酗酒,我也同樣心急如焚地擔心他。如果一個人必須自己離開,將恐懼帶走,讓幸福留下來,由另一個人等待著,那麼他的日子就要輕鬆得多。坐在家裡等待,就會把時間拉長直至斷裂,恐懼將升至極點。
至於我相信那些我已經養成習慣的東西,那是一個人無能為力的事。阿布嚷道:
你瞧,這些東西吻合了。
我轉動我襯衣上的那粒大紐扣,說道:在您那裡是,在我這裡不是。
戴草帽的老人快要下車的時候,用一雙無神的眼睛朝我瞅了瞅。現在,有一個父親抱著一個孩子坐在對面座位上,把自己的大腿放到了過道上。他不想與從自己身邊經過的城市景物有任何瓜葛。他的孩子將食指塞到父親的鼻孔里。彎曲手指,尋找鼻屎,這是一個人早就學會的事。到了後來,人家會告訴他,一個人在自己的鼻子里尋找鼻屎,而且只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才可以這麼做。對這位父親來說,這個還不晚,他微笑著,或許這麼做對他很有好處。有軌電車在一個不是車站的地方停了下來,駕駛員下車了。誰知道我們要在這裡停留多久。現在還是上午,他就在那段線路中間浪費了大家一段時間。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隨心所欲地做點什麼。他到那邊的商店去了,還給自己的襯衫和褲子整理了一下,不讓人看到是他將有軌電車停在大路中央不聞不問了。他擺出一副架子來,好像純粹是因為坐在長沙發上太無聊,出去溜達一下晒晒太陽而已。如果他想在商店裡買點什麼東西,他必須說出自己是誰,否則就必須排長隊等候。如果他只是想喝咖啡的話,那但願是站著喝。就算白酒那裡開著窗口,他也是不允許喝的。除了他之外,坐在這裡的所有人,都有權聞一下白酒的芳香。可他裝出完全相反的樣子。因為我必須在十點整到達,關於白酒這件事,我倒和他處於同樣的境地了。我倒寧可是因為他的緣故而不是因為我才放棄購買白酒的。誰知道他何時回來呢。
自從我把幸福放在家裡之後,有人行吻手禮時我不再像從前那樣麻木了。我把手關節彎曲到上面,阿布說話就不再毫無阻礙了。我和保羅練習過吻手禮的動作。因為我們想知道,阿布中指上的印章戒指是否對行吻手禮時壓傷手指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我用一塊橡皮和一粒大衣紐扣做成了一枚戒指。我們交替戴著這枚戒指,引得我們縱聲大笑,失去了當初訓練的緣由。從此以後我知道,我的手指不應該突然向上彎曲,而始終應該漸漸向上彎曲。這樣的話,手指節骨在他的牙齦旁,他也就無法說話了。有時候,阿布吻手的時候,我會想起和保羅練習的情景來。於是,我指甲的疼痛和唾沫不會使我感到屈辱了。人們可以從中學到東西,但我不能挑明這一點,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放聲大笑的。
在我和保羅居住的塔樓房旁邊,人們溜達時從大街上或者從小汽車裡可以看到大樓入口,還能仔細觀察下面樓層的動靜。從六樓再往高處,房子就太高了,當然你需要各種技巧才能看得到細節。此外,塔樓房大約在其中間高度位置開始向外彎曲。如果一個人仰望時間很長,他的眼睛就要跑到自己的額頭上去了。我經常做這方面的試驗,我的脖子都累酸了。塔樓房十二年前就是如此,從一開始就這樣,保羅說。如果我想給某個人解釋我住在哪兒,我只需說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樓房裡。城裡的每個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兒,都會問道:
你不擔心那房子倒塌嗎?
我不擔心,裡面有鋼筋混凝土呢。因為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時還朝地下看去,彷彿我的臉會讓他們頭暈眼花似的,我就說道:
還不如說所有其他的房子倒塌呢,在這座城市裡。
於是,他們點點頭,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動。
我們的房子位居高處,對我們來說是有利條件,但也有缺點,我和保羅從這裡無法看清樓下發生的事。從八樓那裡就無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體了,那麼有誰並且在什麼時候扛著一隻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變得模糊起來,它們的顏色成了大斑點,頭髮和衣服之間的臉孔成了小斑點。你完全可以猜測,鼻子、眼睛或者牙齒在小斑點裡是什麼模樣,可這有什麼用呢。你可以從走路姿勢判斷,是老人還是孩子。塔樓房和商業大街之間的草地上堆放著垃圾桶,垃圾桶旁邊是人行道。
從人行道出來有兩條小路常常會錯過,就在垃圾桶附近。從這裡高處俯視,垃圾桶就是被翻亂了的沒有柜子門的柜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燒,煙霧冉冉上升,侵蝕人的身體。如果窗戶沒有關上,人的眼睛會酸痛,脖子會生疥瘡。這種事大多數發生在商業大街上,很遺憾我們只看到了它們的後門。正如我們常常清點的那樣,我們從沒有成功地將二十七個後門分攤到飲食店、麵包店、蔬菜店、藥房、酒吧、鞋店、理髮店和幼兒園這八個前門身上。儘管馬路後面的建築物牆上開了許多門,但許多送貨車還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狹小,還有老鼠。店鋪的工作台周圍用木板釘住。
這個鋪子是我的前任做的,當時是新搭建的,鞋匠說,木板牆當時也有。我的前任沒想到,或者他沒有興趣去考慮,那些木板他並沒有用過。我把釘子打了進去,自從鞋子掛到了鞋帶兒、皮帶或者高而尖的鞋後跟兒上面之後,就沒什麼要咬的了。老鼠咬,我得掏錢,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為飢餓在增長。木板後面的空間大得像大廳。剛開始的時候,有一次,那是一個節假日,我到店鋪來,在下面的桌子後面鬆開了兩塊木板,用手電筒往裡面一照。人是哪兒都進不去的,整個地板在顫動,發出吱吱尖叫,他說,全是老鼠窩。它們不需要門,只需要地上的過道就行。牆上到處都是插座,馬路後面的建築物牆上還開了許多後門,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兒。你都不用打開一條門縫寬,把老鼠趕出去至少需要幾個小時。修理鋪的門只是鐵皮,商業大街後面的建築牆上,超過一半的門都是固定在牆上的鐵皮。人們想節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給戰事準備的吧。戰爭總是會有的,他笑了起來,可不是在我們這裡。俄國人和我們簽訂了協議,他們不會來。他們把需要的東西運到莫斯科,吃掉我們的糧食和我們的肉。他們把飢餓和棍棒留給我們。想要征服我們,那是要付出代價的。每一個國家因為沒有我們而感到高興,甚至俄國人也是。
駕駛員過來了,他在吃一個小麵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樣子。他的襯衫又從褲子里滑出來了,好像他一直在開車似的。他的手裡拿著那個小麵包,鼓著腮幫子,撫摩一下自己的頭髮,一張哭喪著的臉,像是咀嚼時需要那樣。在台階這裡他邁著優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給我們看的。他對我們做出一張冷臉,好讓車上的人誰也不敢對他說什麼。他上車了,另一隻手裡拿著另一個小麵包,第三個小麵包從他的襯衫口袋裡露了出來。有軌電車徐徐開動。
帶孩子的那個父親這時已經把他的大腿從過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間。孩子在舔車窗玻璃,父親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讓他那淡紅色的小舌頭夠得著上面的玻璃,而不致從那裡掉下來。孩子轉動腦袋看看,一把抓住父親的耳朵,開始喋喋不休地說話。他沒有將孩子濕漉漉的下巴擦乾淨。或許他在傾聽。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兒去了,透過車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窗玻璃變成這種樣子似乎是因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後腦勺上長著獸毛一樣濃密的短髮。那上面一塊傷疤的地方沒長頭髮。
夏天來臨,有人開始穿著短袖衣服四處閑逛。那時候,我和保羅有整整一個星期懷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這個人每天七點五十分空著手從商業大街出來,從人行道溜達到垃圾桶周圍,再重新到人行道,再回到商業大街。保羅那時也太笨了,他將廢紙塞滿塑料袋,將塑料袋拿在手裡,開始尾隨在那名男子身後。一直到中午一點,他才回來,手裡拿著一個長而白的麵包,他完全可以把面包藏在腋下帶回來。第二天早上,他在七點一刻到了大街,然後在七點五十分,就在那名男子在垃圾桶周圍溜達時,帶著那個折裂的麵包回家了。那人約莫四十歲左右,戴一條十字架金項鏈,一隻內臂上有鐵錨,另一隻內臂上有「安娜」字樣的刺青。他住在桑樹大街的一幢淡綠色行列式住宅里,每天早上,在到垃圾桶周圍溜達前,他都要將一名哭泣的男孩交到幼兒園去。他從幼兒園回家,除了消遣之外,在我們的居住小區里恐怕找不到什麼東西。儘管每天繞道而行並不是什麼消遣。保羅說:
因為就在酒吧附近,所以他到垃圾桶那裡去。前不久因為心情不好,他去過那裡。發酵垃圾的白酒氣味多少減輕了他的內疚心理,他可能掉轉頭來,在酒吧里要了第一杯白酒。所有其他一杯一杯白酒都是自然而然來了。大約九點的時候,有一個人坐在他邊上,那個人只是喝了兩杯咖啡,坐在桌旁,到十二點差五分結束,因為這時候他必須去接回那個孩子了。如果看到他在等,孩子中午也會哭泣。
對我來說,垃圾桶聞起來並沒有白酒的臭味,對喝酒的人而言,那可能就另當別論了。可今天,他既然在下面走路,為何還要抬起頭來仰望呢?而那個穿著短袖棕色夏裝的五十歲男人究竟怎麼啦?為何要陪著他呢?如果保羅說,為了在回家路上不會對酒癮產生負罪感,有人伸出脖子望天,我想他是在說他自己吧。還有,孩子看到他為何要哭泣呢,或許是人地生疏吧。保羅說這話的時候,並沒有起過疑心:
誰借過這個孩子啦?
他從不去買東西,否則他就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借孩子,是因為他們可以在商店裡買到更多份額的肉、牛奶和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