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性之地

——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再版後記

為《雌性的草地》寫後記，是我期盼的，真提起筆，卻又覺語塞。這個故事從它在我心裡萌生胚芽到今天，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離它第一次默默無聞的出世，也已近十年。最初讓我產生寫它的衝動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歲，隨軍隊歌舞團到了川、藏、陝、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它就是一些年輕的紅軍永遠沒走出去的毛爾蓋和若爾蓋水草地。當時，成都軍區在這裡駐紮著兩個騎兵團和兩個軍馬場。軍馬場主要員工是成都和重慶的知青，過的卻是軍事化的生活。次年，我和另外兩個年長的搞舞蹈編導的戰友再次來到草地，想創作女孩子牧養軍馬的歌舞劇，因為成都軍區當時在宣傳兩個軍馬場的「鐵姑娘牧馬班」。我被留在了牧馬班裡體驗生活，而另外兩個戰友因為高原反應而待在場部。牧馬班的女孩子們都很年輕，最大的也才二十歲，穿的軍裝是我們這些正規軍人穿剩的，叫「堪用品」，多半是救災時的空投物資。她們的皮靴大概是騎兵部隊的二手貨，又大又重，她們的步態就有了曠野的感覺。我當時的體重只有八十多斤，卻騎著軍馬場場長的大馬，馬背要高過我的額了。現在想來，那匹大黑馬就等於草原上的一輛「伏爾加」，是首長把自己的特權讓給了我。它像最好的軍人一樣，無條件地服從命令，站有站相，走有走相，最重要的一點是，它「跑得好」。跑得好不好是一匹馬的天性使然，就像天生節奏感強、四肢配合協調的人會成好的舞蹈者一樣。跑得好與劣的坐騎之間，就是小卧車、吉普、拖拉機的差別。只是大黑馬實在和我太不成比例，每回上馬，我都得撕扯住它的長鬃，藉助得自舞蹈訓練的彈跳力，連爬帶竄。一旦坐上那溫潤的皮革鞍子，頓時就地闊天寬，志大心高了。我就騎著這匹黑色的頓河馬在牧馬班住了二十來天，其間學會了識別野菜，用手捏餃子皮兒，或用手掌搓麵條。也體驗了野地里如廁，四面八方轉著蹲身，自己給自己警戒。半夜，狼的叫聲遠遠的，很叫人心軟。女孩子們告訴我狼不是太禍害的，豺狗子卻更歹毒，會趴在馬屁股上掏馬腸子出來吃。這塊草地的自然環境是嚴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無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風，女孩子們的臉全都結了層暗紅的硬痂。她們和幾百匹軍馬為伴，抵抗草原上各種各樣的危險：野獸、洪水、土著的游牧男人。

一九八六年，我專程到成都，找到了牧馬班的兩個骨幹成員。她們在談到近十年的牧馬生活時，情緒中有種壯烈的東西。她們並不像我見到的大部分軍墾農場的知青，充滿被別人愚弄的憤怒，或是打趣一切的玩世不恭。我看見她們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工作服，胸前印著「安全生產」的字樣，頭髮已花白，面頰上被炎日灼傷的疤痂，已永久烙在她們的容貌上。其中一個是牧馬班的副班長，最後一個離開草地。她說車開到一些窪地時，看見許多大牲口的白骨被雨水衝到了那裡。她說著眼裡便有了淚。那些已變成累累白骨的軍馬是她不得不遺棄的光榮與夢想，是她不得不正視的被勾銷的一段年華。我在今天寫後記時再次回憶她的模樣，她那雙不大的眼睛有種奇特的單純。不知這樣的一個女性在今天會怎樣生活，可會感到尤其孤獨。

一九九二年，我因第二次在台灣獲文學獎而被邀請訪台。入境手續卻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才獲准。一九九二年八月中旬，頒獎典禮已結束半年多了，我的到達似乎很踩不到板眼。當時《少女小漁》正要拍成電影，因而我也頗借光地在幾個主要大報上露臉，挺是幸運兒的樣子。爾雅出版公司的老闆隱地先生剛出版了《少女小漁》，正在讀《雌性的草地》。剛回美國，就收到隱地先生的傳真，說：「……書還只讀到一半，隱約感到它是一本奇書。」於是就決定出版了。一九九三年底，我便收到了《雌》的爾雅版，黑中滲綠的封面，一隻馬頭的巨大陰影。看來出版者對這片「雌性草地」的神秘與叵測、兇險與魅惑有一番揣測。

我的朋友陳沖讀完《雌》后對我說：「很性感！」我說：「啊？！」她說：「有的書是寫性的，但毫不性感；你這本書卻非常性感。」英文中的Sensuous不完全是性感的意思；是更近於感官的、更近於生理的一種審美活動，以區別閱讀帶給人的思維運動。把女性寫成雌性，這個容納是大得多，也本質得多了。雌性包含女性的社會學層次的意義，但雌性更涵有的是生物學、生態學，以及人類學的意義。我一直在想陳沖說的「性感」，是不是指此。因為雌性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有著另一套準則，建造另一種文化，根底便是感官、感知。我一向很在意陳沖的意見，她是個酷愛讀書的人，讀過許多好書，尤其當代西方文學。似乎是讀書的餘暇去做電影明星的。

這時是美國西海岸時間的早晨十點，我坐在白色的書桌前。桌上有中、英字典，幾十本正在讀和剛讀完的書與雜誌，還有稿紙、筆和幾種式樣、色彩的髮夾。窗帘是深綠的，窗外是松樹及美國蔚藍色的領空。而我在為二十多年前的一個衝動做著些歸納，為了不使它有太多的時過境遷之感。二十多年前的我，在那頂帳篷里，嗅著氂牛奶煮稀粥的熱膻氣，絲毫沒有想到那一切都將成為一本書，在國內和國外出版。那時十六歲的我，醒來在芳草深處，第一眼看到自己白色的枕巾上，一排血紅的字，「將革命進行到底」。我很年輕很蒙昧的心裡，只感覺到我和所有牧馬班女孩一樣，承諾了某個偉大的遺志，這承諾是必須以犧牲、獻身來兌現的。那時的我，絕想不到我會坐在一個美國中產階級之家的窗口，寧靜而淡泊地寫著這篇後記——那帳篷內二十個日夜竟有了如此的後果。那些馬、那些女孩，還有一塊塊印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雪白枕巾，都怎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