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下)
此時薊遼總督已調洪承疇接充。此人在"貳臣"中，故事特多。清兵入關后，親貴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實得力於洪承疇的策劃。洪承疇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為清所用；但亦以為清所用，乃得剿滅流寇，成其平生未竟之業。此中功罪是非，實在難說得很。
《貳臣傳·洪承疇傳》：
十二年授薊遼總督。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錦州及寧遠，總兵金國鳳拒戰於寧遠城北山岡，偕其二子，俱歿於陣。承疇疏言："國鳳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殞命，非其才力短，由營伍紛紜，人心不一也。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戰，唯總兵官號令是聽，庶軍心齊肅矣。"
這是先穩住陣腳，大舉決戰，則尚有待。自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來，真正的會戰，只有崇德六年(崇禎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貳臣傳·洪承疇傳》：
(崇禎)十三年，總兵祖大壽以錦州圍困告急，承疇出山海關駐寧遠，疏請調宣府、大同諸鎮兵，俟俱集，合關內外兵十五萬，又必芻糧足支一歲，乃可戰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朴、密雲總兵唐通各率兵至，與玉田總兵曹變蛟、薊州總兵白廣恩、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山海關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凡八大將，合兵十三萬，馬四萬。朝議以兵多餉難，令職方郎中張若麒促戰，乃進次松山。
按：前屯衛，今名前衛，北寧路出山海關第一個大站即是；下一大站為綏中，即中后所；又一大站興城，即寧遠。由山海關至錦州，寧遠適當途程之半。寧遠、錦州間有兩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為松山，由此渡小凌河即為錦州。此外要隘有連山、塔山、高橋，都在北寧線上。連山即今錦西，高橋東北即塔山。洪承疇的八大將、十三萬兵，即分佈在這一帶，而以小凌河南的松山為指揮所。《清史紀事本末》卷三：
(崇禎)十四年三月，清兵圍錦州，城中蒙古兵內應，破其外城。夏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等，帥八總兵、師十三萬赴援，屯寧遠、錦州間；城守祖大壽遣卒自城中逸出傳語，以車營逼敵，毋輕戰。承疇持重不發，而朝旨趨戰，遂進兵，陣於松山之北。
按：洪承疇疏請調兵十五萬，積糧一足歲，乃可戰可守，此為與祖大壽商定的戰略。自孫承宗、袁崇煥以來，都是這一戰略，即以大凌河為界限，鞏固錦州至山海關的陣地，穩紮穩打；因為清兵人眾馬多，糧草補給頗成問題，利於速戰，故須以靜制動，以拙限速，以重壓輕。至清兵師老馬疲，銳氣漸消，開始撤退時，即為大舉反攻的時機。與清軍相爭而定勝負者，在穩、在久、在耐得住。至於戰術方面，清兵人各二馬或三馬；明軍十三萬，馬只四萬匹，利於守而不利於攻。防守之道，針對騎兵而用車營，即營地以大車為防禦工事，限制馬足，車后伏弓箭手，敵騎迫近時，發矢射人射馬。車營可以移動，逐漸推進，步步為營，既守亦攻，故曰："以車營逼敵。"
松山之戰，在清朝實際上是被迫應戰。其時清軍圍錦州，系更番輪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爾袞代濟爾哈朗，而明軍八總兵所屬部隊都已到齊。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軍，但強敵當前，既有堅忍不拔的祖大壽，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疇，此戰關乎興廢，乃抱病啟程渡遼河。據《實錄》載："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將至錦州時，先令多爾袞在高橋安營，以便進駐。多爾袞恐有失，請太宗駐駕松山、杏山間，實已繞出敵後。觀乎《實錄》中記載太宗之言，一則曰"不來，切勿輕動"，再則曰"近則迎擊之，倘敵兵尚遠，先往迎戰，貽累於眾，即與敗無異"，可知完全是採取守勢。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戰，相持之下，吃虧的應該是清軍。
洪承疇布陣的情況，據《太宗實錄》載：
是時敵人於松山城北乳峰山岡結塞，其步兵於乳峰山、松山之間掘壕立七營。其騎兵列於松山東西北三面，合步騎共號十三萬。其領兵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大同總兵王朴、宣府總兵李輔明、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關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及副將以下共二百餘員。癸亥，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地，我前鋒軍擊敗之，又合鑲藍旗護軍追擊至塔山，獲筆架山積粟十二堆。
據《全遼志》，乳峰山在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蓋，東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憑山拒守，復以騎兵列陣於松山東、西、北三面，則當面之敵，不過南面高橋的清軍，眾寡之勢判然，但運動不便，亦以固守為宜；不意出戰失利，失去積聚。所謂筆架山，實在是兩個島：筆架山有大小兩座，對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橋，一廣八丈，長四里許；一廣三丈，長三里許。這跟覺華島是一樣的情形，由海道運糧至此，卸載兩島。其地在高橋與錦西之間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當即是今之葫蘆島。
第二天又復接戰，《實錄》載：
甲子，敵犯鑲紅旗汛地，我軍擊卻之，旋復來戰。太宗文皇帝張黃蓋，指揮將士布陣，敵望見悉退。太宗文皇帝諭諸將曰："今夜敵兵必遁，我左翼四旗護軍，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蒙古兵前鋒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邊，各固守汛地。敵兵有遁者，如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眾多，則汝等協力追擊，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潛遁，我諸將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奮擊窮追，殺死及赴海死者不可勝計。
按：洪承疇所率八總兵，最得力者玉田總兵曹變蛟，屯乳峰山七營就是曹變蛟的隊伍；其次為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寧遠總兵吳三桂、宣府總兵楊國柱。松山之敗，始自楊國柱之中伏。楊為義州衛人，其侄楊振為本衛指揮，崇禎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攜來的大炮首攻松山時，巡撫方一藻議遣將救松山時，只有副總兵楊振自告奮勇，行至錦縣以南十里呂洪山中伏，全軍皆沒，楊振被擒，令往松山說守將副總兵金國鳳來降。到得離松山一里許，楊振南向而坐，告訴他的隨從李祿說："你到城裡告訴金副總兵，務必堅守，援軍馬上就到了。"李祿到了城下，如言轉達，金國鳳防守益堅，清兵無功而還。楊振、李祿則皆被殺。
楊國柱陣亡之處，即楊振殉職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楊國柱傳》：
國柱，崇禎九年為宣府總兵官，十一年冬，入衛畿輔，從總督盧象昇戰賈庄，象昇敗歿，國柱當坐罪。大學士劉宇亮、侍郎孫傳庭皆言其身入重圍，非臨敵退卻者比，乃充為事官，戴罪圖功。十四年，祖大壽被困錦州，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往救，國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楊振)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為降將軍乎？"突圍中矢，墮馬卒。
據此可知《清太宗實錄》所謂"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地，我前鋒軍擊敗之"云云，不免誇張。事實上是救錦州時，楊國柱的兵先到，與其侄一樣，在呂洪山中伏。獨怪楊國柱既為錦州以北的義州衛人，對這一帶的地形應該熟悉，且復有其侄的前車之鑒，而竟漫不經心，蹈其覆轍，此中真有天意在。
楊國柱之敗，不獨出師不利，大損士氣；而筆架山積聚之失，軍食堪虞，尤足以動搖軍心。清太宗至此，乃改變戰略：原來是見機行事，可戰則戰，不可戰則退；由於旗開得勝，因而決心改采攻勢。如前所引，將左翼(東面)四旗調至右翼，並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邊，目的是在斷明軍的歸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變蛟傳》：
(崇禎)十四年三月，(洪承疇)偕變蛟、(馬)科、(白)廣恩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駐寧遠。承疇主持重，而朝議以兵多餉艱，職方郎張若麒趣戰。承疇念祖大壽被圍久，乃議急救錦州……國柱戰歿，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承疇命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環以長壕。俄聞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親臨督陣，諸將大懼。及出戰連敗，餉道又絕，(王)朴先夜遁，通、科、廣恩、輔明相繼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為大清兵邀擊，溺海死者無算。變蛟、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承疇固守。三桂、朴奔據杏山，越數日欲走還寧遠，至高橋遇伏，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據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誤，而關係甚大，即"東至塔山"之"東"字應為"西"字。敘戰史最要緊的是，地理方位必須清楚。如王朴等夜遁，"東"至塔山，則為自投羅網。山海關在西面，想遁回關內，自然應該往西，往東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敘過錦州、松山等地的關係位置，這裡需要再重敘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關至錦州，乃由西南往東北；由東北往西南，則錦州之南為松山，松山之南為杏山，杏山西南為高橋，高橋之南為塔山，塔山之南為連山(錦西)，連山之南為寧遠(興城)，即為吳三桂的防區。
當楊國柱敗歿於錦縣之南的呂洪山時，其他各軍亦已到達松山附近；在王朴夜遁、吳三桂等相繼逃走時，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過高橋，至塔山附近為清軍所攔截，此即清太宗絕其歸路之計。王朴、吳三桂遇阻而退，還據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寧遠，自然仍舊往西；而清軍則已自塔山進至高橋設伏。
檢討此一役的因果關係，以楊國柱呂洪山中伏大敗為戰局變化的關鍵；而所以出現此一關鍵，則由於張若麒的促戰。張若麒亦《貳臣傳》中人，籍隸山東膠州，兩榜出身，以為楊嗣昌收買劾黃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調兵部職方司。明朝兵部權重，四司中武選掌除授，職方掌軍政，其職尤要。《貳臣傳》本傳：
(崇禎)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圍錦州，總督洪承疇集諸鎮兵來援，未敢決戰。兵部尚書陳新甲遣若麒往商於承疇，欲分四路夾攻。承疇慮兵分力弱，議主持重；若麒以圍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疇進兵。若麒屢報捷，洊加光祿寺卿。既而諸軍自松山出戰，我師擊敗之，殲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還，新甲庇之，復令出關監軍。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
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甡議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為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
其時張若麒在前方的身份為監軍，故得促諸將出戰，後來御史劾張若麒有"督臣洪承疇派軍遠出，若麒任意指揮，視封疆如兒戲，虛報大捷，躐光祿卿，冒功罔上"之語，此為明朝軍事指揮制度上積漸而成的一種不合理現象。但洪承疇既膺專閫之寄，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不必明言，實際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張若麒，一方面獨行其是。兩百年後曾國藩、胡林翼平洪楊，即本此原則以行，視官文如張若麒，刻意交歡，推功歸之，"我打仗，你陞官"，但求勿掣肘、勿亂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說過，同光之能中興，實由君臣皆熟讀《明史》，能懲其失。恭王當政，一本肅順重用漢人的原則，授權曾國藩節制五省，"不為遙制"，而曾國藩遂能以明末將帥為鑒，懲其失，師其長，如剿捻之布長圍、設老營，無非楊嗣昌"四鎮六隅，十面三網"的變化。今以洪承疇與張若麒、曾胡與官文之情況相比較，可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證。
松山被圍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將夏成德獻城投降，清軍得生擒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王廷臣，除洪承疇外，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皆被殺。留洪承疇是為招降吳三桂等邊帥，而殺邱、曹、王則是警告祖大壽。
據《貳臣傳》記載，夏成德獻城，先有期約，並以子為質，臨事極其秘密，以故統帥以下的軍民長官皆一鼓成擒。往日讀史至此，輒感困惑：且不說洪承疇謹慎持重，深諳韜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變蛟與其叔文詔，為明季有數良將，流寇聞"大小曹將軍"之號，望風而逃，然則對夏成德從容通敵，豈竟漫無察覺？此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讀陳寅恪《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始恍然大悟。按：楊嗣昌、陳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無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后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言官誡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龍於獄，命為三邊總督討李自成，事在崇禎十四年五月，正錦州被圍之時；則知陳新甲始倡和議，即在此時。謝陞罷相，在崇禎十五年四月，已為松山已破以後。但崇禎之斥謝陞，並不表示放棄議和之意，須至這年八月陳新甲被逮下獄，始為不談和的表示。就此過程來看，陳新甲遣使議和，在於何時，尚待探索。接前引《陳新甲傳》：
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童誤以為塘報也，付之鈔傳。於是言路嘩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帝慍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令新甲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疏乞宥，不許。
據此可知，陳新甲所遣議和專使為職方郎中馬紹愉；馬於何時與清接觸，據《清史稿·太宗本紀》："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濟格等奏：明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來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後，事實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遲二月上旬，馬紹愉即已到達盛京，提出議和的條件；證據即在高鴻中"條陳殘本"有兩行附識，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這年明朝遣使議和時，清太宗命諸臣各陳意見。高鴻中既於二月十一日即有條陳，則馬紹愉之到達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識"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濟格於"三月乙酉"將整個條陳意見作一彙報。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間，有一大事，即夏成德於二月二十左右獻松山，生擒洪承疇。
明既遣使，清以禮待，但馬紹愉於二月初到盛京，阿濟格等直至四十天後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則當一緩松山之圍，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實，以為爭取優厚條件的張本，亦不應於破城之後殺一巡撫、兩總兵。觀清之所為，不友好到了極處，根本無和可議；而清官書記載，卻非如此。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紀》云：
上曰："明之筆札多不實，且詞意誇大，非有欲和之誠。然彼真偽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願。爾等其以朕意示之。"五月乙巳朔，濟爾哈朗等奏，明遣馬紹愉來議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馬紹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言："明盜寇日起，兵力竭而倉廩虛，徵調不前，勢如瓦解。守遼將帥喪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計必南遷，宜要其納貢稱臣，以黃河為界。"上不納，以書報明帝曰："自茲以往，盡釋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較焉？使者往來，期以面見；吉凶大事，交相憂吊。歲各以地所產，互為饋遺；兩國逃亡，亦互歸之。以寧遠雙樹堡為貴國界，塔山為我國界，而互予於連山適中之地。其自海中往來者，則以黃城島之東西為界，越者各罪其下。貴國如用此言，兩君或親誓天地，或遣大臣蒞盟，唯命之從。否則后勿復使矣。"遂厚賚明使及從者遣之。
按：照此條件，以當時明清對壘的形勢來看，可謂相當寬大合理，無怪乎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而馬紹愉的"密語"，為陳家童僕誤為尋常戰報的"塘報"者，正就是報告此事。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誠意，則與二、三月間所表現的不友好態度為一極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釋是：談和根本是個騙局。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書陳新甲書"奏太宗"為驗"，在此一個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動，暗中勾結夏成德獻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諸將苦守殉難，白死而已。何不獻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則獻城之舉未為不忠，而富貴可以立致。"觀夫夏成德敢以子為質，不虞有任何變卦，致召不測之禍，即因馬紹愉秘密東來，能堅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為質，絕無危險。
松山既破，敗報到京，說洪承疇、邱民仰並皆殉難，舉朝大震。崇禎驚悼不已，設壇賜祭：洪承疇十六壇，邱民仰六壇。照明朝的體制，一品官賜祭九壇；公侯掌武職，方賜祭十六壇，為最高的榮典。哪知祭到第九壇，傳來消息：洪承疇投降了。當時並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與洪承疇並祀，祠成將親臨致祭，得到這個消息，廢然而止，連帶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機會。
洪承疇的投降與明朝之失天下無甚關係，但對清朝之得天下，關係甚重。《清史稿》本傳：
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殺民仰、變蛟、廷臣，而送承疇盛京。上欲收承疇為用，命范文程諭降。承疇方科跣謾罵，文程徐與語，泛及今古事。梁間塵偶落，著承疇衣，承疇拂去之，文程遽歸告上曰："承疇必不死，惜其衣，況其身乎？"上自臨視，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嘆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上大悅，即日賞賚無算，置酒陳百戲。諸將或不悅曰："上何待承疇之重也！"上進諸將曰："吾曹櫛風沐雨數十年，將欲何為？"諸將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居月余，都察院參政張存仁上言："承疇歡然幸生，宜令薙髮，備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疇及諸降將、祖大壽等入見。
此事經孟心史先生考證，時地皆不確，為好事者附會之詞。歷史上類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後主宮內收拾行裝、"辭廟"、"別宮娥"；他的部下擔心李後主倘或自殺，回汴京無法交代，曹彬說李後主絕不會死，因為上船請降時，走一條跳板都不免恐懼，膽小如此，絕不會自殺。此即所謂觀人於微。大致清初遺民對洪承疇痛恨特甚，所以有許多諷刺的傳說。
至於清太宗必欲用洪承疇，眼光超卓，倍不可及。孟心史有一段議論說：
考承疇用事時代，實為當時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疇更無合用之人。承疇以萬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稱老輩，可以為招徠遺老，樹立風聲，破壞義師，改其視聽。自崇禎初以知兵名於世，清初漢人為將領者多出麾下，聲勢最張之平西王吳三桂，即其督薊遼時舊部八總兵之一。發縱指示，足孚眾望，而又讀書知政體，所到能勝察吏安民之任，與武夫狼藉擾累者不同。假以事權，執挺為降臣長，用人之妙，無過於此。東南西南天下大定於承疇手，而以文人督師，不似舊日鎮將，各擁死士，有其羽翼。用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了無留戀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為招撫，為經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疇章奏文冊彙編跋》)
當松山城破時，祖大壽的三個弟弟都在洪承疇軍中：祖大樂，總兵；祖大名、大成，游擊。被俘后，太宗命釋祖大成，放他回錦州傳話。到此地步，祖大壽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傳：
大壽使詣軍言，得見大樂，當降。既令相見，大壽再使請盟。濟爾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為？趣攻之。"大壽乃遣澤遠及其中軍葛勛詣我師引罪。翌日，大壽率將吏出降。即日，諸固山額真率兵入城，實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聞捷，使濟爾哈朗、多爾袞慰諭大壽，並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濟爾哈朗、多爾袞帥師駐焉。阿濟格、阿達禮等，以大壽等還；上御崇政殿，召見大壽，謝死罪。上曰："爾背我，為爾主、為爾妻子宗族耳。朕嘗語內院諸臣，謂祖大壽必不能死，后且復降。然朕決不加誅，往事已畢，自后能竭力事朕，則善矣。"又諭澤遠曰："爾不復來歸，視大壽耳。曩朕蒞視杏山，爾明知為朕，而特舉炮，豈非背恩？爾舉炮能傷幾人耶？朕見人過，即為明言，不復省念。大壽且無責，爾復何誅。爾年方少壯，努力戰陣可也。"澤遠感激泣下。
清太宗駕馭降將的手段，確是高人一等，而實從《三國演義》中揣摩曹操的權術而得。接前引《祖大壽傳》：
六月，烏真超哈分設八旗，以澤潤為正黃旗固山額真；可法、澤洪、國珍、澤遠，為正黃、正紅、鑲藍、鑲白諸旗梅勒額真。大凌河諸降將，初但領部院，至是始以典軍。大壽隸正黃旗，命仍為總兵。上遇之厚，賜賚優渥。存仁上言："大壽悔盟負約，勢窮來歸，即欲生之，待以不殺足矣，勿宜復任使。"降將顧用極且謂其反覆，慮蹈大凌河故轍。上方欲寵大壽，諷明諸邊將，使大壽書招明寧遠總兵吳三桂。三桂，大壽甥也，答書不從。大壽因疏請發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於此可知，在祖大壽未降以前，其部屬始終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實上祖大壽令子侄投降，或許亦有布置內應的打算在內；果然典兵，極可能受祖大壽的指揮而反正。"烏真超哈"、"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皆滿洲語，即漢軍、都統、副都統。"額真"后改"章京"，此一滿洲官稱與"戈什哈"（護衛)至清末未改，亦為漢人得以任職的僅有的兩個滿洲語官名。
至於"收吳三桂家族於中后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後，《清史稿》所記稍有未諦，《貳臣傳·祖大壽傳》於大壽奉命招降吳三桂不從下接敘：
是時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關外五城，別由黃崖口入薊州，越京師，略山東郡邑。
八年正月，大壽奏言："臣先執謬，自辱其身，深愧歸降之晚。伏睹皇上寬仁神武，一統之業，朝夕可定；以臣目擊機會，先取山海關五城，最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虛實，兵之強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時攻取中后所，收吳三桂家屬，彼必為之心動。其餘中右所、中前所、前屯衛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於破寧遠：山海軍士皆四方烏合之眾，不識陣戰，絕其咽喉，撤其藩籬，海運不通，長城不守，彼京師難保，三桂安能守寧遠也？"
崇德八年即崇禎十六年。此為祖大壽降清后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壽經數月觀察，已知明欲滅清，大非易事；而明則內困流寇，復有清兵不斷破邊牆而入，長驅南下，大肆擄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實在太苦了。而明朝終必在此雙重艱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則與清兵相持，兵連禍結，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壽特建此策，固為清謀，但亦為明朝及關內百姓籌一條生路。祖大壽堅毅深沉，受孫承宗、袁崇煥知遇，自崇禎四年降清，猶復孤軍堅守錦州達十一年之久，其心繫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國的武德標準定得太高，作戰非勝即死，遁走亦且為辱，遑論投降？但祖大壽採取比較實際的觀點，前面引述過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時，曾邀副將石建柱告以心腹語："人生豈有不死之理？但為國、為家、為身三者並重。今既不能盡忠報國，唯惜身命耳。"話雖如此，能為國還是要為國，孤城困守，析骸為炊，此種非人生活過了十一年之久，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之事。設非松山之敗，他還可以在錦州守下去。平心而論，祖大壽實在很對得起明朝。即在既降以後，為清建策，亦仍有衛護明朝及關內百姓之深意在內。
如其策見用，明朝及關內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盡得山海關五城(合錦州、松山、杏山為"關外八城")，則明清正式形成對壘之勢，清兵不必再由牆子嶺、黃崖口破邊牆而入，肆行海盜式的擄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關為界，而以關西至灤河為緩衝地帶，達成和議，救明於不亡。
第二，此時守關以寧遠總兵吳三桂為帥，集兵達五十萬之眾；移入關內，以剿流寇。吳三桂、左良玉力足以辦賊。
第三，明季財政受困之大病為餉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三年增賦百六十五萬，皆為"遼餉"。此外所謂"練餉"(團練)、"剿餉"，亦與備遼有關，前後總計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以上。吳三桂移兵入關，不必再有轉輸困難的遼餉，財政上的壓力自可減輕。
但因其時阿巴泰所領明兵征山東者，尚未班師，故其言不用。未幾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濟爾哈朗攻中后所、前屯衛、中前所，唯旋即退出，並未照祖大壽的計劃，迫使吳三桂撤回關內，是必有高人看破機關，樂見清兵能吸住吳三桂的五十萬大軍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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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崩於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臨嗣位，是為世祖，年號順治，時方六歲。在此十七天之中，多爾袞曾與太宗長子肅親王豪格有過激烈的爭奪，但官書已滅其跡，只能從殘餘的記載中窺知一二。試為鉤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節：
清入關創業，為多爾袞一手所為。世祖沖齡，政由攝政王出。當順治七年以前，事皆攝政專斷，其不為帝者，自守臣節耳。屢飭廷臣致敬於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沖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幹帝位，為自古史冊所僅見。
謂多爾袞"不為帝者，自守臣節"，實與當時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應由豪格繼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遺命，而太宗繼位時，亦系四大貝勒共坐議政，則以多爾袞之功之才，謂欲入關與明爭天下，完父兄未竟之業，非正大位俾獲全權不可，亦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一件事。因此，當時便有兩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擁戴多爾袞。
《清史列傳·多爾袞傳》：
(順治)二年十二月，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以尊崇皇上，戒諂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貽之業，予必力圖保護，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歸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肅親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諸王大臣皆曰：'若立肅親王，我等皆無生理。'是以不立。"傳語畢，唯豫親王不答；使者還報，復遣傳語曰："昔太宗賓天時，予在朝門幄中坐，爾與英王跽請即尊位，謂兩旗大臣屬望我者，諸親戚皆來言，予時以死自誓乃已。此言豈烏有耶？"豫親王語塞。
據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個反對的，就是多爾袞；（二）多爾袞一兄阿濟格、一弟多鐸為首先擁戴之人。但解釋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鐸不答，可知多鐸知其言為違心之論。多爾袞對於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后，皇位既經十七日之爭議始能定奪，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幾又翻覆，為《多爾袞傳》所載：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禮親王集諸王貝勒大臣議，以鄭親王與王輔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輔理，妄自尊大，天地譴之。"越日，郡王阿達禮潛語王曰："王正大位，我當從王。"貝子碩托亦言："內大臣及侍衛皆從我謀，王可自立。"遂與禮親王發其謀，阿達禮、碩托並伏誅。
心史先生謂多爾袞"功高而不幹帝位"，"自守臣節"，即因有此"發其謀"一事。但如細考，即不能無疑。須知碩托乃禮親王代善第二子，阿達禮則為代善第三子穎親王薩哈璘長子。薩哈璘頗有戰功，歿於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達禮襲封為多羅郡王。今按：阿達禮與碩托，即使有勸多爾袞自立，形成謀反大逆的罪名，但畢竟只是一句話而無行動，依律為"未遂"，罪名應減一等，再衡以"議親"、"議貴"的原則，萬無死理，而竟駢誅！何故？
其次，代善這年正好六十歲，以花甲老翁而忍令一子一孫伏法，竟不一救，已大出情理之外；而以代善之年輩，為皇族之家長，其諸弟諸侄以及"三朝"老臣，竟不代為乞情，以慰此尊親，更非常情所有。此又何故？
於此可知，必致碩托、阿達禮於死，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此即所謂"借人頭"——倘非如此，則豪格必反。
今據《清史列傳》諸王傳，推斷當時事實並舉證如下：
一、當太宗崩后，頗有人支持豪格，鄭親王濟爾哈朗即其一。濟爾哈朗與多爾袞並得太宗重用，勢力相頡頏，並以兩黃旗大臣推太宗之恩及於幼主，所以多爾袞雖欲自立而不可得。《清史列傳·何洛會傳》：
何洛會……初隸肅親王豪格旗下，頗見任使。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睿親王攝政，與肅親王不相能，何洛會因訐肅親王與兩黃旗大臣楊善、俄莫克圖、伊成格、羅碩詆誹睿親王，且將謀亂，下法司鞫實，削肅親王爵，楊善等四人並棄市。
此為豪格訐多爾袞，而為何洛會所出賣；在此以前，兩黃旗即有擁立豪格，而濟爾哈朗亦曾與聞的事實，《清史列傳》本傳：
(順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罷輔政；五年三月貝子屯齊等訐王在盛京時，不舉發兩黃旗大臣謀立肅親王私議……降多羅郡王。
"不舉發"自為支持豪格的明證。
二、為奪皇位。多爾袞與豪格雙方，旗鼓相當，爭持不下，勢必演變為自相火併；大概除代善的正紅旗以外，其餘七旗均將捲入漩渦，則外有擁重兵的吳三桂，內有猶未傾服的祖大壽，乘機而起，危亡立見，故由代善以家長的資格出面調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爾袞，皇位仍歸於太宗之子。但多爾袞輔政，則豪格不能再輔政，否則又成兩虎相爭之局，故以較疏遠的濟爾哈朗與多爾袞並為"輔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這是勉強達成的協議，豪格應得皇位而未得，屬於失敗的一方；多爾袞雖未得皇位，但實際上掌握了政權，自是勝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爾袞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舉兵的口實。所以代善的責任極重，他必須表現出百分之百的大公無私，絕對維持協議，才能約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碩托、阿達禮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並未發現。
真相之披露，事在順治十二年，《多爾袞傳》：
(順治)十二年，詔內外大小官直言時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子許爾安如上疏頌睿親王元功，請復爵號，修其墓，下王大臣議。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奏，長庚言……又言："遇奸煽惑離間君臣，於郡王阿達禮、貝子碩托私謀擁戴，乃執大義，立置典刑。"查阿達禮、碩托之伏法，由謀於禮親王代善；禮親王遣諭多爾袞，言詞迫切，多爾袞懼罪及己，始行舉首。
觀此一段，則我前面所舉的兩個疑問皆可解釋。事實是很明顯的：碩托叔侄謀於父祖之先，已跟多爾袞談過；見多爾袞有默許之意，方再謀於父祖。但代善識得厲害，多爾袞知情不舉，其心即不可問；退一步言，就算本心無他，不過徇私庇隱，亦自背其前一日"秉公輔理"的誓詞。只看"言詞迫切"四字，可知情況嚴重；或者豪格的問罪之師都已經預備好了，是故代善不能不犧牲一子一孫，以避免同室操戈、兩敗俱傷的結果。
***
至於選立六歲的福臨繼承皇位，自然是由於孝庄太后之故。孝庄與多爾袞的關係，為清初之大疑案之一。疑雲之起，由於張煌言(蒼水)的兩首七絕，題為"建夷宮詞"，收入《奇雲草》。"建夷"者，建州之夷，為遺民對新朝的稱呼。詩云：
上壽觴為合巹尊，慈寧宮裡爛盈門。
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
掖庭猶說冊閼氏，妙選孀閨作母儀。
椒寢夢回雲雨散，錯將蝦子作龍兒。
此詩系年庚寅，為順治七年。天下哄傳，太後下嫁攝政王。孟心史先生曾作考證，力辟其非實。相傳孝庄後下嫁，曾有"謄黃"的恩詔，但孟心史遍檢舊籍而無有；又欲得"不下嫁之堅證"，最後讀《朝鮮李朝實錄》，方有確證，其言如此：
私念清初果以太後下嫁之故，尊攝政王為"皇父"，必有頒詔告諭之文；在國內或為後世列帝所隱滅，朝鮮乃屬國，朝貢慶賀之使，歲必數來，頒詔之使，中朝亦無一次不與國內降敕時同遣。不得於中國官書者，必得於彼之實錄中。著意翻檢，設使無此詔，當可信為無此事。既遍檢順治初年《李朝實錄》，固無清太後下嫁之詔，而更有確證其無此事者，急錄之以為定斷，世間浮言可息矣。
朝鮮仁祖李倧實錄：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順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國咨文中，有'皇父'攝政王之語，此何舉措？"金自點曰："臣問於來使，則答曰：今則去叔字。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雲。"鄭太和曰："敕中雖無此語，似是已為太上矣。"上曰："然則二帝矣。"以此知朝鮮並無太後下嫁之說。使臣向朝鮮說明"皇父"字義，亦無太後下嫁之言。是當時無是事也。
但以我的看法，雖無太後下嫁攝政王的事實，但極可能有孝庄與多爾袞相戀的事實。
按：清朝創業兩帝，皆得力於政治婚姻。太宗孝端、孝庄兩後母家博爾濟吉特氏，為國戚第一家，累世結姻，關係尤重，不可不作一介紹。
博爾濟吉特氏為元朝皇室之後，屬於內蒙古哲里木盟，共四部十旗，計科爾沁六旗、札賚特一旗、杜爾伯特一旗、郭爾羅斯二旗，當今遼寧北部、黑龍江南部，以洮南為中心，東至伯都納，西至熱河、察哈爾交界，北至索倫，南至鐵嶺，皆其牧地。博爾濟吉特氏即為科爾沁部，向來以右翼中旗為盟長，稱號為札薩克汗。
孝端皇后之父名莽古斯，為科爾沁六旗中一旗之長。此族早已附清，太祖一妃，即康熙接位冊封為"皇曾祖壽康太妃"者，為科爾沁貝勒孔果爾之女；孔果爾後封札薩克多羅冰圖郡王，成為科爾沁六旗的盟長。
清朝與博爾濟吉特氏始通婚姻，在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即莽古斯以女歸太宗。天聰七年，莽古斯已歿，其妻稱為科爾沁大妃，攜子塞桑、塞桑長子吳克善，以及吳克善的妹夫滿珠禮等來會親，進一步大結婚姻。但行輩錯亂，如太祖之於葉赫一族，親戚關係變得極其複雜，《清列朝後妃傳稿·太宗孝端文皇後傳》載：
天聰間後母科爾沁大妃……數來朝，帝迎勞錫賚之甚厚。貝勒多鐸聘大妃女，為皇弟多爾袞娶其妹，吳克善子亦尚公主。
大妃之女即孝端之妹，多鐸為太宗之弟，昆季而為連襟，自無足異；為多爾袞娶"其妹"者，大妃之妹，亦即孝端的姨母，多爾袞成為其嫂之姨丈，憑空長了一輩。吳克善為孝端的內侄，其子為內侄孫，尚公主則成為女婿，此亦是憑空長了一輩。
與此同時，塞桑之女，吳克善之妹，亦即孝端的侄女，為太宗納為妃，即孝庄后。崇德元年，建五宮，孝端稱"清寧中宮后"；孝庄為"永福宮庄妃"；而孝庄另有一姊，則早於天命十年即歸於太宗，封為"關雎宮宸妃"。宸妃有孕，崇德二年七月生皇八子，以其為正式建元后所生第一子，因而以誕生太子之例舉行大赦，但旋即夭殤；半年後，亦即崇德三年正月，孝庄生皇九子，即為世祖福臨。宸妃之子不殤，自應為皇位之繼承人；但我以為不盡然，即因多爾袞與孝庄有特殊感情。
孝庄后崩於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五，則是生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清史稿》說她"於天命十年二月來歸"，計年不過十三，度當時情事，不過依姑而居，"待年"擇配，本不必於此時即定為太宗妾媵。至多爾袞歿於順治七年，年三十九，則應生於萬曆四十年壬子，長孝庄一歲。當太祖崩於叆雞堡，四大貝勒逼迫大妃身殉，兩幼子多爾袞、多鐸由太宗撫養，其時多爾袞十五歲、孝庄十四歲，年歲相當，滋生情愫，是極可能的事。我甚至懷疑，多爾袞與孝庄的這段戀情，至死未已。孟心史《太後下嫁考實》云：
蔣錄(按：蔣氏《東華錄》的簡稱；下稱王錄亦即王氏《東華錄》的簡略)於議攝政王罪狀之文，有王錄所無之語云"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又云：凡批示本章，概用"皇父攝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於太廟。其末又云：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此為後實錄削除隆禮，不見字樣之一貫方法。但"親到皇宮內院"一句最可疑；然雖可疑只可疑其曾瀆亂宮廷，絕非如世傳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禮之文，布告天下也。夫瀆亂之事，何必即為太后之事?
心史先生的考證，推理謹嚴，但上引最後一句，不免強詞奪理，如反問一句："安知必非太后之事?"恐心史先生亦將語塞。事實上如我前文所指出的年歲相當，以及同養於宮中、朝夕相共的情況來說，多爾袞"親到皇宮內院"，為了孝庄的可能性，大於其他任何人。此外如心史先生所指出的自稱"皇父攝政王"，以及孝庄后崩后願別葬，似皆非無故。關於"皇父"之說，胡適之先生於讀"考實"後有一函致心史先生云：
讀後終不免一個感想，即是終未能完全解釋"皇父"之稱之理由。《朝鮮實錄》所記，但云"臣問於來使"，來使當然不能不作模稜之語，所云"今則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問。單憑此一條問答，似仍未能完全證明無下嫁之事，只能證明在詔敕官書與使節辭令中，無太後下嫁之文而已。鄙意絕非輕信傳說，終嫌"皇父"之稱，但不能視為與"尚父、仲父"一例。
心史先生復函，詞鋒犀利，以為：
夫以國無明文之曖昧，吾輩今日固無從曲為辯證。但中冓之言，本所不道，辨者為多事，傳者亦太不闕疑。此為別一事，不入鄙作考實之內。唯因攝政王既未婚於太后，設有曖昧，必不稱皇父以自暴其惡。故知公然稱皇父，既未下嫁，即亦並無曖昧也。
如心史先生所言，我談此段即是"多事"；但"不做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世事真相，常由多事而來。心史先生對多爾袞頗有好感，故確信其有完美的人格；而我的看法不然，如考證多爾袞與豪格爭權的真相，結論是多爾袞對皇位非不欲也，乃不能也，非如心史先生所說，多爾袞能"自守臣節"。至謂多爾袞與孝庄若有曖昧，"必不稱皇父以自暴其惡"，此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多爾袞沒有讀多少漢文，於名教禮義，並無多大了解，何嘗以為與太後有曖昧即為惡行?倘非如此，何至於殺胞侄而又霸佔侄媳?彭長庚比多爾袞為周公，濟爾哈朗駁之云："多爾袞圖肅親王元妃，又以一妃與英親王；周公曾有此行乎?"如此悍然無忌的亂倫，難道不是"自暴其惡"?
複次，關於孝庄別葬昭西陵一事，尤出情理之外。《太後下嫁考實》云：
孝庄崩后，不合葬昭陵，別營陵於關內，不得葬奉天，是為昭西陵。(按：太宗葬盛京西北十里隆葉山，名昭陵；孝庄葬關內，在盛京之西，故名昭西陵。）世以此指為因下嫁之故，不自安於太宗陵地，乃別葬也。《孝庄後傳》，"后自於大漸之日，命聖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為我輕動；況心戀汝父子(按：指順治、康熙)，當於孝陵(按：順治孝陵，在遵化昌瑞山，后總稱東陵)近地安厝。"世說姑作為官文書藻飾之辭，不足恃以折服橫議。但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不能定為下嫁之證。
這話不錯，但心史先生不言孝庄葬於何時，似不免有意閃避。我之所謂"尤出情理之外"者，康熙年間，始終未葬孝庄。
自此而始，到康熙上賓，孝庄梓宮始終浮厝於世祖孝陵之南；直至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世宗服父喪二十七個月，"祫祭太廟，釋服即吉"時，才動工興修昭西陵。《雍正實錄》載祭告文曰：
欽惟孝庄文皇后，躬備聖德，貽慶垂庥，隆兩朝之孝養，開萬世之鴻基，及大漸之際，面諭皇考，以昭陵奉安年久，不宜輕動,建造北城，必近孝陵。丁寧再三，我皇考恭奉慈旨。二十七年四月己酉，上啟鑾奉大行太皇太后梓宮詣山陵，辛酉奉安大行太皇太后梓宮於享殿。甲子，上詣暫安奉殿內恭視大行太皇太后梓宮；封掩畢，奠酒慟哭，良久始出。
為什麼三十八年不葬?且先看《康熙實錄》在孝庄崩后不久的一道上諭：
伏思慈寧宮之東，新建宮五間，太皇太后在日，屢曾向朕稱善，乃未及久居，遽爾升遐。今於孝陵近地，擇吉修建暫安奉殿，即將此宮拆運於所擇吉處，毋致缺損。著揀選部院賢能官員往敬謹料理。天氣甚寒，務期基址堅固，工程完備。爾等即傳諭行。
按：慈寧宮在養心殿之西，乾隆十六年曾經重修，所以原來"新建宮五間"的遺址，已無跡可尋。又《康熙實錄》：
擇地於孝陵之南，為暫安奉殿，歷三十餘年。我皇考曆數綿長，子孫蕃衍；且海宇昇平，兆人康阜，胤禛祗紹不承，夙夜思維，古合葬之禮，原無定製，神靈所通，不問遠近；因時制宜，唯義所在。即暫安奉殿，建為昭西陵，以定萬年之宅兆。
據此可知，昭西陵之名，是到了雍正三年才有的。在康熙年間，並未為孝庄修陵。中國傳統的喪禮，"入土為安"；康熙三十多年不葬祖母，這一層道理，始終是說不過去的，然則其有迫不得已的隱衷，灼然可見。
康熙之孝順祖母，不獨自有帝皇以來所未有，即平常百姓家亦罕見，但細參實錄，輒有微覺不近人情之感，如孝庄崩后，必欲於宮中獨行三年之喪；以及康熙二十八年歲暮，去孝庄之崩將近兩年，三年之喪以二十七個月計算，亦將屆滿，而趙執信、洪昇竟因"非時演劇"被斥逐(詳見拙作《柏台故事》關於黃六鴻部分)，處分過苛，與康熙的個性不符，等等，予人的感覺是，純孝之外，似乎康熙對祖母懷有一份非常濃重的咎歉，渴思有所彌補。
這份咎歉，實即康熙不可告人的隱痛。然則他的隱痛是什麼?是孝庄絕不可與太宗合葬；而所以造成不可合葬的原因，在於安太宗之遺孤、存太宗之血食。孝庄不獨無負於太宗，且當為太宗諒解及感激於泉下；但格於世俗禮法，竟不得與太宗同穴，自為莫大之委屈，且此委屈又不得有片言隻字的申訴，則在孝庄實負不白之奇冤。康熙知其故而不能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權力可以決定任何人的生死貴賤，獨獨對祖母的奇冤，無法昭雪，則康熙隱痛之十百倍於常人，亦可想而知。
說來說去，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走筆至此，有欲罷不能之勢，只好來個"外一章"，但亦不算離題太遠。多爾袞固曾祔廟上謚，稱"成宗義皇帝"；生前雖無稱帝之名，而有為帝之實，應亦可算作"清朝的皇帝"之一。
蔣氏《東華錄》順治七年八月載：
上孝烈武皇后尊謚曰"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儷聖武皇后"，祔享太廟，頒詔大赦。內閣舊檔："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徽音端范，飭內治於當年；坤則貽庥，協鳴名於萬禩。典章具在，孝享宜崇。欽惟皇祖妣皇后，先贊太祖，成開闢之豐功；默佑先皇，擴纘承之大業。篤生皇父攝政王，性成聖哲，扶翊眇躬，臨御萬方，溯重闈之厚德；敉寧兆姓，遵京室之遺謀。慶澤洪被於後昆，禮制必隆於廟祀。仰成先志，俯順輿情，於順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祗告天地……"
此孝烈皇后即太祖的大妃、多爾袞的生母，以逼殉之故，謚之曰"烈"。
按："孝烈皇后"祔享太廟，頒詔大赦，既稱"皇祖妣皇后"，又稱"篤生皇父攝政王"，則是世祖竟視多爾袞為父，為太上皇。此為傳說"太後下嫁"的由來。我不信有此說的原因是：第一，以情理而論，孝庄絕不會主動表示要嫁多爾袞；若有此事，必是多爾袞逼嫁。然則多爾袞逼嫁孝庄的目的何在？倘因情之故，自當體諒孝庄的處境，絕不可出此令天下後世譏笑的怪事；若以為太後下嫁，多爾袞便成皇帝的繼父，而獲"皇父"之稱，則何不索性自立，既立而納孝庄，豈不比逼嫁更為省事？
其次，倘謂太後下嫁而有恩詔，則"謄黃"必遍及於窮鄉僻壤，遺民的詩文中一定會有記載，必不至於只有張蒼水那兩首詩的一個"孤證"。
然則"皇父"之稱又何自來?多爾袞為什麼要用這種奇特的方式?我的推論是，世祖可能為多爾袞的私生子。而當太宗既崩，多爾袞大權在握，尤其是"一片石"大敗李自成，首先入關，佔領北京，清朝天下可說是多爾袞打成功的，如心史先生所說，"清入關創業，為多爾袞一手所為"，能為帝而不為，"以翼戴沖人自任"者，我有一個解釋：是由此而確立父死子繼的皇位繼承製度。
此話怎講?我們不妨先回溯太祖崩后的情況：太祖遺命，國事"共主"；太宗初期亦確是如此。后以代善父子擁立而定於一尊，基本上是違反太祖遺命的。如果多爾袞廢世祖而自立，那就形成了兄終弟及的局面，將來誰能取得皇位，視其功勞地位而定。同時他亦無子可傳。但如"翼戴沖人"，則父死子繼的制度可以確立不移；他本人雖未稱帝，不過由於世祖實際上是他所生，那麼，子子孫孫皆為清朝的皇帝了。這就跟明朝的帝系由孝宗轉入興獻帝的情況一樣。照中國傳統的傳說，子孫上祭，冥冥中只有生父可享，所以多爾袞不做皇帝，反能血食千秋。
***
這一論說，我現在自己推翻了。經過多年的反覆研究，我才發現孝庄的苦心；主要的是，多爾袞與太宗有多重的關係，一方面有殺母之仇，一方面有養育之恩，恩怨糾結，以致行事多不可解。
細察多爾袞死前的心境，近乎昏瞀狂亂；《清史列傳》本傳：
(順治六年)十二月，王妃博爾濟吉特氏薨，以玉冊寶，追封為敬孝忠恭正宮元妃。
七年正月，納肅親王妃博爾濟吉特氏，並遣官選女子於朝鮮；二月，令部不需題奏者，付親王滿達海，及端重親王、敬謹親王料理；五月，率諸王貝勒獵山海關，令親王多尼、順承郡王勒克德渾、貝子務達海、錫翰、鎮國公漢岱並議政。
是月，朝鮮送女至，王親迎之於連山，即日成婚。
七月，王欲於邊外築城清署，令戶部計額徵地畝人丁數，加派直隸、山西、浙江、山東、江南、河南、湖廣、江西、陝西九省銀二百四十九萬兩有奇，輸工用。
王尋以悼妃故，有疾。錫翰與內大臣席納布庫等詣第，王怨曰："頃予罹此莫上之憂，體復不快，上雖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禮，一為臨幸。若謂上方幼沖，爾等皆親近大臣也。"又曰："爾等毋以予言請駕臨。"錫翰等出，王遣人追止之不及，於是上幸王第。王責錫翰等罪，降罰有差。
十一月，王以疾率諸王貝勒獵邊外，十二月薨於喀喇河屯。
按：豪格年歲與多爾袞相當，其福晉當亦在三十以外，非少艾之比；殺豪格或為奪權，而必欲納其妻，則不能不謂之有報復意義在。至如得病後，既怨世祖不臨視；既臨視又責傳言之人。又，為興土木，加派九省地丁至二百四十九萬兩，亦與其入關之初務蠲前朝弊政的作風不同。凡此近乎悖亂的感情狀態，以我的看法，是內心有一極大的衝突不能解決，相激相盪而產生的反常行為。此一衝突即鄭親王既遭貶斥，豪格亦已被誅，自己手握重兵，黨羽密布，已無任何阻力可使他不能稱帝；而唯一所顧慮者，即是孝庄太后。
按：如前所引，議政王滿達海為代善第七子；端重親王博洛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六子；敬謹親王尼堪則褚英第三子。滿達海之襲爵，固由多爾袞的支持；博洛及尼堪在太宗朝皆為貝勒，並不見重，由多爾袞的提攜，始得封王，此時並皆議政，自然唯命是從。
至於八旗兵力的分配，其情況如下：
一、兩黃旗，名義上歸世祖，實際上由多爾袞以攝政王的身份指揮。
二、正白旗，為多爾袞的嫡系武力。
三、鑲白旗，本由多爾袞胞弟豫親王多鐸為旗主，此時亦歸多爾袞。
四、正藍旗，旗主本為四大貝勒之一的莽古爾泰所有；莽古爾泰獲罪，收歸太宗自將；順治初又歸多爾袞，而名義上的旗主為豫王之子多尼。
五、鑲藍旗，完全屬於鄭親王濟爾哈朗。
六、正紅旗，此旗為代善所有，旗主為滿達海；順承郡王勒克德渾亦持有一部分。
七、鑲紅旗，旗主為克勤郡王岳托；英親王阿濟格亦持有一部分。
如上所述，多爾袞握有兩黃、兩白、正藍，對兩紅旗亦有影響力；唯一的敵對勢力為鄭王的鑲藍旗。在這樣的壓倒優勢之下，何事不可為?
然則多爾袞由未入關以前想奪皇位而不能，到此時能奪皇位而不奪，原因真是為了如他自己所說的"太宗深信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故以"翼戴沖人自任"嗎?不是的!因為多爾袞如推太宗養育之恩，"成立"諸子弟，則不當殺太宗長子豪格，復奪其婦，這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多爾袞自己所說的那段話，不過後世詞臣藻飾之辭，不足為信。
可信的是：孝庄太后以幼時愛侶，出以萬縷柔情，約束多爾袞的"最後行動"；其間綢繆委曲、調護化解，不知費了孝庄多少苦心，最危險的時刻，是多爾袞尊大妃為孝烈皇后祔廟之時，母以子貴的"太后"已經出現，事實上已等於詔告天下，他——多爾袞就是皇帝。天下臣民有忠於太宗欲起而聲討者，此時必當有所行動；若無行動，即是承認多爾袞得自立為帝。此時所欠缺者，不過一道即位詔書而已；而此一道詔書終於未發，即是孝庄對得起太宗的地方。
分析至此，我可下一斷語，孝庄下嫁多爾袞，絕無其事，失身則必不免。孝庄不欲與太宗合葬，即以白璧有玷之身，愧與太宗同穴。她的辱身以存太宗天下的苦心，康熙完全了解，所以孝養無微不至。及至孝庄既崩，不可與太宗合葬，則不獨康熙瞭然，臣下亦瞭然，徐乾學特撰《古不合葬考》，即非承帝之旨，亦必有迎合之意。但康熙雖不能葬孝庄於昭陵，而亦終不忍別葬，以致浮厝數十年；而臣下無言此事者，即以深知此事如佛所云："不可說，不可說!"能說者，為後世我輩。
多爾袞既薨，勢力猶在，歸靈至京時，世祖親率親貴大臣，縞服迎奠東直門外；其時已尊之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故以太子奉迎梓宮之禮接靈。至順治八年正月，猶追尊攝政王妃為成宗義皇后。"成"者，論其功績；"義"者，美其謙讓。凡此皆足以證明朝政猶操之多爾袞親信之手，而未幾即遭清算，則因英親王阿濟格思奪多爾袞的兩白旗繼之為攝政王，為多爾袞的親信舉發，變成兄弟自相殘殺，鄭親王濟爾哈朗得以盡反朝局。其事始末，大致如《東華錄》所載：
順治八年正月甲寅，議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罪。先是，攝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濟格赴喪次，旋即歸帳。是夕，諸王五次哭臨，王獨不至。
按：英王獨不至者，隱然表示其身份在諸王之上，而與攝政王平；亦即表示多爾袞既死，應由其攝政。
翌日，諸臣勸請方至。英王途遇攝政王馬群廝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馬群廝卒前行。第三日遣星納、都沙問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曰："勞親王系我阿哥，當以何時來?"
按："勞親王"者，郡王勞親。勞親王為阿濟格第五子，此時奉父命，領兵自京師趕來。
眾對曰："意者與諸王偕來，或即來即返，或隔一宿之程來迎，自彼至此，路途甚遠，年幼之人，何事先來?"蓋因其來問之辭不當，故漫應以遣之。吳拜……等私相謂曰："彼謂勞親王為吾等阿格(哥)，是以勞親王屬於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輩，必思奪政。"於是覺其狀，增兵固守。
按：吳拜即武拜，與蘇拜皆多爾袞麾下大將，武功卓著。勞親王已先為多爾袞取入正白旗，表面似為喜此胞侄，實際上有以勞親王為質子之意。多爾袞對同母兄阿濟格之防範甚嚴，見下引：
又英王遣穆哈達召阿爾津、僧格。阿爾津自本王薨后，三年不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應與攝政王下諸大臣商之。於是令穆哈達回，遂往告額克親及吳拜、蘇拜……額克親謂阿爾津曰："爾勿怒，且往，我等試觀其意如何。"
按：阿爾津、僧格皆隸鑲白旗，所謂"本王"即指豫親王多鐸。多鐸薨后，鑲白旗歸多爾袞，恐阿濟格染指，故不準阿爾津等在英王門下行走。
英王復趣召，阿爾津、僧格乃往。英王問曰："不令多尼阿哥詣我家，攝政王曾有定議否?"阿爾津等對曰："有之。將阿哥所屬人員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隸兩旗，正欲令相和協也。攝政王在時既不令之來，今我輩可私來乎?此來亦曾告之諸大臣者。"英王問曰："諸大臣為誰?"阿爾津、僧格對曰："我等之上有兩固山額真、兩護政大臣、兩護軍統領。一切事務，或啟攝政王裁決，或即與伊等議行。"
按：多鐸多子，第二子多尼名義上為鑲白旗旗主，但一部分已改隸正白旗，而正白旗亦必有一部分改隸鑲白旗，此即所謂"正欲令相和協"，實際上為多爾袞兼并的一種手法。多尼亦為阿濟格胞侄，但多爾袞禁止多尼至阿濟格處，防範之嚴可知。
又所謂"固山額真"即都統，為一旗最高的行政長官，但其時亦須聽命於旗主；"議政大臣"由崇德元年設"十六理事大臣"而來，每旗兩人，便於天子干預各旗事務，以及各旗配合中央要求，有所協力；"護軍統領"則為實際帶兵作戰的大將，一旗分為左右兩翼，所以有兩護軍統領。阿爾津等曾任議政大臣，亦曾為護軍統領，此時正好解任，阿濟格以為阿爾津等正在失意，有機可乘，打算說服他們，將多尼拉過來。不意此兩人有備而來，公然拒絕；阿濟格魯莽從事，異謀盡露。於是：
額克青、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阿爾津議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兩旗；既得我兩旗，必強勒諸王從彼；諸王既從，必思奪政；諸王得毋誤謂我等，以英王為攝政王親兄，因而向彼耶?夫攝政王擁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當抱王幼子，依皇上以為生。"遂急以此意告諸王。
按：多爾袞無子，以多鐸之子多爾博為嗣；所謂"抱王幼子"即指多爾博。
鄭親王及親王滿達海曰："爾兩旗向不屬英王；英王豈非誤國之人?爾等系定國輔主之大臣，豈可向彼?今我等既覺其如此情形，即當固結謹密而行。彼既居心如此，且又當生事變矣。"
按：所謂"諸王"中，實力派只濟爾哈朗及滿達海。後者為代善第七子，襲封和碩親王，此時尚無稱號，至順治八年二月始加號為"巽親王"。
迨薄暮設奠時，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欲共議攝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隨於攝政王帳前系馬處，乘馬策鞭而去。端重王獨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爾等防之，回家后再議。"又攝政王喪之次日，英王……又言攝政王曾向伊言："撫養多爾博，予甚悔之。且取勞親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鄭親王答曰："不知。"又言"兩旗大臣甚稱勞親之賢"。此言乃鄭親王告之額克親、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者。又謂端重王曰："原令爾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議一攝政之人?"又遣穆哈達至端重王處言："曾遣人至親王滿達海所，王已從我言，今爾應為國政，可速議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者。
按：此段敘英王阿濟格思奪權的計劃，情事如見；原擬俟多尼至后，挾多尼以號令兩白旗。多尼不至，遂即離去；根本無意議祭奠多爾袞事。至於對濟爾哈朗的話，意謂多爾袞生前悔以多爾博為子，而取勞親入正白旗。此真是俗語所說的自說自話了。
"端重王"者端重親王博洛，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三子，以附多爾袞得封王，與敬謹親王尼堪及代善之子滿達海並為多爾袞所親信，於順治七年二月由多爾袞授權，處理日常政務。阿濟格思利用博洛的手段，實在幼稚之至。
至石門之日，鄭親王見英王佩有小刀，謂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來迎喪，似此舉動叵測，不可不防。"是日，勞親王率人役約四百名，將至，英王在後見之，重張旗纛，分為兩隊，前並喪車而行。及攝政王喪車既停，勞親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舉動甚悖亂。於是額克親、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阿爾津，集四旗大臣盡發其事。諸王遂撥派兵役，監英王至京。
據孟心史注，此"四旗"當是兩白兩藍，其說后詳。
阿濟格被逮至京，原可不死，"自作孽"則"不可活"，《清史列傳》：
至京，鞫實，議削爵幽禁，降為貝子。閏二月以初議罪尚輕，下諸王大臣再議，移系別室，籍其家，子勞親等皆黜宗室。三月，阿濟格於獄中私藏兵器，事覺，諸王大臣複議：阿濟格前犯重罪，皇上從寬免死，復加恩養，給三百婦女役使，及童僕、牲畜、金銀、什物，乃仍起亂心，藏刀四口，欲暗掘地道，與其子及心腹人，約期出獄，罪何可貸?應裁減一切，止給婦女十口，及隨身服用，余均追出，取入官。十月，監者復告阿濟格謀於獄中舉火。於是論死，賜自盡，爵除。
按：勞親，《清史稿》寫作樓親，亦賜自盡。未幾，多爾袞近侍蘇克薩哈、詹岱賣主求榮，出首告多爾袞"逆謀"，皆鄭親王濟爾哈朗所主持。阿濟格原可有所作為，而魯莽滅裂，自速其敗，心史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實》中有一段論評，極其警辟，錄如下：
阿濟格與多爾袞相較，明昧相距太遠。清初以多爾袞入關，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權中央，又不無因攝政之故。沖主與強藩，形成離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識，當睿王之喪，奔赴急難，扶植兩白旗，為兩旗之人所倚賴，則襲攝政之威、挾三旗(兩白正藍)之力，中立之兩紅旗不致立異(按：正紅滿達海；鑲紅羅洛渾為岳托之子)，懷忿之鑲藍旗不敢尋仇(按：指濟爾哈朗為多爾袞排擠成仇)，世祖雖欲收權，尚恐大費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驅除，鄭王乘機報復，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挾天子以臨之，英王既除，睿豫兩王僅有藐孤，登時得禍。一舉而定四旗，大權悉歸皇室，此所謂天相之矣!
多爾袞自追尊為"義宗成皇帝"至"追詔其罪"，不過一個月的辰光。他所得的罪過是"削爵"、"黜宗室籍"、"財產入官"、"其嗣子多爾博給倍親王多尼"。所謂"黜宗室籍"，即由"黃帶子"變為"紅帶子"，若非後來復封，則官文書上的記載，應為"覺羅多爾袞"；嗣子多爾博本為多鐸幼子，"給倍親王多尼"亦即歸宗，由其胞兄撫養，後來恩封多羅貝勒，則為推其生父之恩，與多爾袞無關。
細考史籍，順康之間對多爾袞的處置，比見諸上諭者要嚴厲得多；即以上述四款處分而言，最重的是令多爾博歸宗，乃絕多爾袞之後。據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諭："今其後嗣廢絕，而塋域之在東直門外者，歲久益就榛蕪，亦堪憫惻，著交內務府派員往視繕葺，仍為量植松楸，並准其近支王公等，以時祭掃。"可知自順治八年至乾隆三十七年這一百二十年間，多爾袞的近支親屬去掃他的墓都是不準的。康熙仁厚，每不念舊惡而喜與人為善，獨於多爾袞深惡痛絕，略無矜恤之意，可知其隱痛所在。
走筆至此，回頭再說"太後下嫁"。據《清列朝後妃傳稿》，在世祖即位后，對孝端的記載是：
順治六年四月後崩……帝率諸王文武俱成禮，典儀遵定製，與文皇帝同。
此表示多爾袞視孝端為太宗的皇后。但對孝庄的記載是：
世祖踐阼，尊為皇太后。
可知在多爾袞未死以前，孝庄並無稱號。及至多爾袞獲罪，世祖親政，方上尊號為"昭聖慈壽皇太后"，並有正式尊封的冊文。於此我們不妨作一假定：孝庄雖無下嫁多爾袞之實，而多爾袞似有稱帝以後以孝庄為後的打算。他之如何稱帝，是件很值得研究的事；照我的看法，他不至於廢世祖而代之，最可能的途徑是由"皇父"變為"太上皇帝"，而以孝庄為"太上皇后"。果然如此，則為歷史上空前亦可能是絕後的創例。
推論至此，張蒼水的那兩首"建夷宮詞"，未可視之為醜詆敵國的讕言，其中自有若干事實存在。如結句"椒寢夢回雲雨散，錯將蝦子作龍兒"，前一句則"身到皇宮內院"，多爾袞穢亂宮闈，原為當時朝廷所自承；后一句乃指以多鐸之子多爾博為嗣，滿洲話稱侍衛為"蝦"，廣義而言，御前行走的"領侍衛內大臣"亦為"蝦"，此指多鐸而言，意謂多爾袞若娶孝庄，則順治子隨母嫁，自為"龍兒"，不必以多爾博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