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有的朋友對我說,《雌性的草地》有點昆德拉(Mi-LanKundera)的影子;也有人說它像瑪格麗特·杜拉(MarculiteDuras);我來到美國后,一位懂中文的美國文學青年說,這部小說讓他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我不知道。也不知與這些成功的老輩們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還是壞事,人們是貶我還是褒我。還有朋友告訴我:你這本書太不買讀者的賬,一點也不讓讀者感到親切,一副冷麵孔——開始講故事啦,你聽懂也罷,聽不懂活該,或者你越聽得糊塗我越得意,這樣一個作家,讀者也不來買你的賬。記得我的朋友陳沖讀完《雌性的草地》后對我說:「很性感!」我說:「啊?!」她說:「那股激情啊!」我一向很在意陳沖的意見,她是個酷愛讀書的人,讀過許多好書,尤其當代西方文學,似乎是讀書餘暇中去做做電影明星。「真的,你寫得很性感!」我仍瞠目,問她性感當什麼講,她說她也講不清:「有的書是寫性的,但毫不性感;你這本書卻非常性感。」她說。
我是認真寫「性」的,從「雌性」的立場去反映「性」這個現象。我認為能寫好性的作家是最懂愛情、人性,最坦誠,最哲思的。比如昆德拉、瑪格麗特·杜拉、D?H?勞倫斯,包括托馬斯?曼(死於威尼斯)。仔細想想,性愛難道不是宇宙間一切關係的根本?性當中包括理想、美學、哲學、政治、一切。
當然,寫性並不是我寫這部小說的原始動機,最初讓我產生寫它的衝動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歲的時候,那時我隨軍隊的歌舞團到了川、藏、陝、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聽說了一個「女子牧馬班」的事迹。第二年,我和另外兩個年長的搞舞蹈創作的同事找到了這個牧馬班,想創作一個有關女孩子牧養軍馬的舞劇。這些女孩子們都是成都的知識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歲。這塊草地的自然環境是嚴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無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風,女孩子們的臉全部結了層傷疤似的硬痂。她們和幾百匹軍馬為伴,抵抗草原上各種各樣的危險:狼群、豺狗、土著的游牧男人。她們帳篷的門是一塊棉被,夜間為防止野獸或男性的潛越,她們在棉被後面放一垛黑荊棘。她們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說中我如實描寫了她們的炊事、浴洗、廁所等),讓一個如我這樣的女兵也覺得無法適應,或根本活不下去。她們和天、地、畜、獸之間的關係都十分奇特,去想象一下:把一夥最美麗最柔弱的東西——年輕女孩放在地老天荒、與人煙隔絕的地方,她們與周圍一切的關係怎麼可能不戲劇性呢?在我們住進她們營帳的第二周,來了個男人。這就是書中的指導員叔叔。叔叔是個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輩分。叔叔看見我們幾個女軍人就顯出一種奇怪的敵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們,因為我們在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間牽了一絲聯繫,否則她們都得仰仗他去和社會、人間取得溝通。他每隔兩周或三周到女孩們的帳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報紙、家信和食品。他長相極英武,氣質雄渾,有顆雄獅般的大頭。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軍服,又臟又破,騎馬飛快,打槍賊准。不知是出於好客還是示威,他當我們面擊斃了遠處草叢裡跑的一隻野兔,又當我們的面剝了兔皮,整套動作像脫襪子一樣輕鬆麻利。那是只哺乳的母兔,當皮剝到胸腹部時,兩排乳汁如微型高壓水龍頭一樣噴射出來。這使女孩子們生活基調又添加一層殘酷、恐怖的色彩。
多年後,我們聽說那個指導員叔叔把牧馬班裡的每個女孩都誘姦了。這是對女孩們的青春蒙動殘酷、恐怖,卻又是惟一合理的解決。
「女子牧馬班」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為全國知識青年的優秀典型,報紙上大幅地登出她們飽經風霜的年輕老臉,記者們管她們叫「紅色種子」、「理想之花」。當時我感到她們的存在不很真實,像是一個放在「理想」這個培養皿里的活細胞;似乎人們並不拿她們的生命當回事,她們所受的肉體、情感之苦都不在話下,只要完成一個試驗。
這個試驗以失敗告終。「性」毀掉了這個一度榮耀的集體。失敗告訴我們:人性、雌性、性愛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明顯的,這部小說的手法是表現,而不是再現,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從結構上,我做了很大膽的探索:在故事正敘中,我將情緒的特別敘述肢解下來,再用電影的特寫鏡頭,把這段情緒若干倍放大、誇張,使不斷向前發展的故事總給你一些驚心動魄的停頓,這些停頓使你的眼睛和感覺受到比故事本身強烈許多的刺激。比如,在故事正敘中,我寫到某人物一個異常眼神,表示他看見了什麼異常事物,但我並不停下故事的主體敘述來對他的所見所感做焦點敘述,我似乎有意忽略掉主體敘述中重要的一筆。而在下一個新的章節中,我把被忽略的這段酣暢淋漓地描寫出來,做一個獨立的段落。這類段落多屬於情緒描寫,與情節並無大多干涉。這樣,故事的宏觀敘述中便出現了一個個被濃墨重彩地展示的微觀,每個微觀表現都是一個窺口,讀者由此可窺進故事深部,或者故事的剖切面。
當然,我不敢背叛寫人物命運的小說傳統。我寫的還是一群女孩,尤其是主人翁小點兒,次主人翁沈紅霞、柯丹、叔叔的命運。故事是從小點兒這個有****、偷竊、兇殺行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馬班開始的。主要以小點兒的觀察角度來表現這個女修士般的集體。這個集體從人性的層面看是荒誕的,從神性的層面卻是莊嚴的。小點兒終於在這荒誕的莊嚴中滌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污漬,以死達到了凈化,而同樣是這份荒誕的莊嚴扼殺了全部女孩,把她們年輕的肉體與靈魂作為犧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壇。因此這份莊嚴而荒誕的理想便最終被認清為罪惡。
小點兒是一個美麗、淫邪的女性,同時又是個最完整的人性,她改邪歸正的過程恰恰是她漸漸與她那可愛的人性,那迷人的缺陷相脫離的過程。她聖潔了,而她卻不再人性。這條命運線詮釋了書中許多生命的命運——要成為一匹優秀軍馬,就得去掉馬性;要成為一條傑出的狗,就得滅除狗性;要做一個忠實的女修士,就得扼殺女性。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準則的對立面。「性」被消滅,生命才得以純粹。這似乎是一個殘酷而圓滿的邏輯,起碼在那個年代。
寫此書,我似乎為了伸張「性」。似乎該以血滴淚滴將一個巨大的性寫在天宙上。
以此書,我也企圖在人的性愛與動物的性愛中找到一點共同,那就是,性愛是毀滅,更是永生。
假如說以後的一切都是這個披軍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別信。正像有人說,草地日漸貧乏歸咎母牲口,它們繁衍生養沒個夠,活活把草地給吃窮了,你可別信。到處有人講這女子的壞話,你可別信。正像她說她自己剛滿十六歲,是個處女,這話你千萬別信。你要信了,就等於相信這枚雪白的頭蓋骨確實空空蕩蕩,裡面並沒有滿滿地盛著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