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8日 星期一 金夏中大使的熱情

下午2點鐘離開石家莊，5點到北京。北京街上十分清冷，人和車極少。偶爾有匆匆的騎車者，都戴著口罩。我感受到這裡氣氛的緊張，比石家莊要緊張得多。河北省已有兩個城市發現SARS病人，但省會石家莊尚無被感染者記錄。而截止4月18日，北京已累記病人339例。當然，石家莊一些藥店也出現了排隊購買中草藥預防SARS的場面。前兩天受北京一位朋友之託，去樂仁堂買一種治療糖尿病的草藥（據說這種葯在北京已脫銷），奮力擠了半天才擠到櫃檯前。四周顧客本來拿著別的藥方，一聽我要買這種葯，竟然不加思考地都要買。在大家看來，這個時候買的草藥不是預防SARS還能是什麼呢？在石家莊的中藥房裡，傳達出的是一種熱火朝天的驚恐——雖說驚恐，人們畢竟還慌亂地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北京的情形便嚴峻多了，整個城市似有一種默默的孤寂的哀傷。長安街顯得格外遼闊無邊，我們的車一路暢通無阻，從六里橋下高速公路，不到半個小時就到達位於景山後街的河北駐京辦事處。而往常，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鐘或更長。今晚我們住在這裡，明天上午從這裡去機場。

河北駐京辦事處對外經營的名稱是河北迎賓館，這是一處中式宅院，從前是滿清貴族的一座府第，民國時曾被奉系軍閥吳俊升買來贈給一位姨太太。吳曾任黑龍江省長，后在著名的黃姑屯事件中與張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上世紀50年代河北省政府買下這處院子，幾經改建、修繕，始終保持了原來的風貌，且一直經營至今。離此不遠還有大太監李蓮英的宅第，可見此地是北京鬧中取靜的好住處。院內古槐、藤蘿都有，鴿子也在此接宗傳代。加之地處市中心，交通便利，是許多河北人來北京喜歡選擇的駐地。80年代以後，一些外國人也願意到這裡來住。一來房價適中，二來還可以享受中式庭院的樂趣。在我的印象里，這迎賓館一向是人來人往，車水馬龍，今天下午卻是朱紅大門緊閉。辦事處李主任和齊經理、王經理、高經理等幾位在大門外等候我們。像往常一樣，我下車后便要同李主任握手，李主任卻沖我擺著手說，咱們就別握手了吧。意思是他們是處在疫區的人，而我們是從安全地帶來的。李主任的禮貌和謹慎使我有種說不出的滋味兒，一個星期前我來北京辦簽證，李主任還是談笑風生，當時辦事處雖然客人少了，但還住著幾位和保定商談農業開發的非洲商人。還有一個電視劇攝製組包了一個跨院拍電視劇。記得那天我在餐廳門口碰見了那個劇組的幾位男女，其中一位女士和同伴在談笑之中往餐廳門前吐了一口痰，然後毫無愧色地揚長而去。當時全國的媒體都在廣泛宣傳預防SARS，克服陋習。這位電視劇組的女士卻如此不倫不類。此刻她這種行為實屬野蠻了，我內心非常憤懣，想到國人克服陋習確已迫在眉睫。這時辦事處的朱紅大門開了，李主任引我們進門，大門隨之又關上了。院里又空又安靜，李主任告訴我，現在一個客人也沒有，非洲商人和那個電視劇攝製組都走了。為防SARS,外人一般不準進院，服務員和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一般也不得離開這個院子。然後他又對我說，目前咱們這個院子還是安全的，因為周邊地安門、景山一帶的居民尚未聽說有被感染者。

進了客房，到處瀰漫著消毒液的氣味，連煙灰缸里也盛著消毒液，服務員說這便於在房間揮發。我再次體會到北京氣氛的緊張，心裡也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簡單吃過晚飯，回到房間見有一份當日的《北京晚報》，拿起報紙，有些潮濕，原來報紙上也噴洒了消毒劑。頭版一段黑體字是：「市委市政府發布加強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決定，要求認真執行隔離措施，堅決切斷傳染源。截止4月27日10時，北京市對以下區域採取了隔離控制措施：疫情居民區和居民樓（含公寓）4處，分別是北京人民醫院宿舍（西直門南大街17號樓），中央財經大學西塔樓29號（海淀區皂君廟東里29號樓），北方交通大學學生公寓A、B、C座（海淀區交通大學路3號院1、2、3號樓），北京科技研修學院兩棟公寓樓（昌平區沙河鎮）；疫情工地一處為東城區京港101號樓工地。此外，北京還對一所綜合醫院，24所市、區指定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醫院，29處綜合醫院的「非典」病區，74處二級以上醫院的發燒門診實行隔離控制管理。另據流行病學調查，截止4月27日10時，實行分散隔離和集中隔離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觸人員為7672人，已解除隔離1384人。」

讀完報紙，我拿出溫度計量體溫。這次出門我和父親每人帶了一支溫度計，準備隨時隨地測體溫。而且我還有一個小計劃：萬一明天到機場，那兒的遠紅外測溫儀把我的體溫測高了不讓我出境，我就用自帶的溫度計再測一遍。此前我已得知，機場已經要求出入境旅客測體溫了。我是不是顯得有點神經質呢——又有誰能證明我的溫度計的權威性？這時我的體溫是36.2度。

因為我們入住，飯店升起五星紅旗

想起父親臨行前對此行始終猶豫：我們國家正發生疫情的時候去韓國辦畫展畢竟不是個好時機，這會給對方帶來許多不方便。韓方雖一再表示，中國的疫情不會改變他們既定的計劃，父親這個本該在1998年舉辦的畫展，因為韓國的金融危機已經拖延至今，但父親仍然常常表現出三心二意。也許是和韓國駐中國大使金夏中先生的見面增加了父親和我的信心。上個星期，4月22日，我們辦簽證之前同韓國駐中國大使金夏中的會面，他的友好和熱情再次使我體會到這個國家對藝術和藝術家的尊重。那時因為中國的疫情，許多國家的駐華使館已經關閉，韓國使館也不再接待私人來訪。金大使破例在使館的會客廳同我和父親見面，並贈送了他用中文寫的新著《騰飛的龍》。金大使風度儒雅，彬彬有禮，講一口讓人驚異的流利的自然的漢語，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許多（我從他的書中得知了他的實際年齡）。我們交談了大約40分鐘，在這非常時期，這應該是一個時間不短的見面了。我特別感受到了金大使的誠懇。交談中我得知他對中國由來以久的感情以及他在中韓建交中的非常角色。這裡不妨引用幾段2001年10月金夏中先生就任駐華大使之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主要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