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3-5

三、寧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愛著的人：

世界上還真有你這樣的人，用這種方式來寫情書。你的生活是激揚、善良、鮮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觀點幾乎都"於我心有戚戚焉"。《聖經》中說：

全律法都包含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加拉太書5：14》)

我知道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會像第一次跟你通電話時那樣勸說你離開了。

我已經知道，如果你離開了，你"安全"了，你的心靈將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狀態。

農民們歷來就是統治者們"理所當然"地犧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們。某些本來是出身自農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後，反而會變本加厲地剝奪農民——在我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這個時代，由於競爭、由於戰爭、由於慾望，人們的心不再柔軟如花，而變得堅硬如鐵。

藝術也徹底地墮落了。我聽說，有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這樣一個"行為藝術"：他到農村裡去用很低廉的價錢買了一個剛剛死去的嬰兒。然後通知西方媒體的記者和藝術界的人士，說他有一個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傑作呢？他將嬰孩的屍體放在蒸籠里蒸熟，然後吃掉！

沒有信仰、沒有愛，藝術也就成了屠殺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嗎？這個時代究竟出了什麼毛病，非得以"酷"為美？

我記得泰戈爾曾經感嘆說："我對這些農民——我們的佃戶——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懷有深深的憐憫；必須把事物徑直送到他們的嘴裡，否則他們就完了。當大地母親的乳房乾癟了的時候，他們不知所措，只會哭喊。然而，飢腸剛一填平，他們就會忘記自己過去的所有苦難。"印度跟我們一樣，也是一個農民的國家。印度的農民也在一片廣大的黃土地上苦苦掙扎著。

泰戈爾還說："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必須有苦難存在，那就讓它存在吧；但總應該留下一線光明，至少留下一點希望的閃光，以促進人類中較高尚的部分，懷著希望，不停地奮鬥，以減輕這種苦難。"印度的農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他們有像甘地、泰戈爾、特蕾莎修女這樣一些與他們一同承擔苦難的心靈。

我們國家的農民呢？梁漱溟和晏陽初曾經發起"鄉村建設運動"，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層體驗與體驗底層》一文中寫到的一段話："在年輕的專業人員都一心向上爬，而關注社會的積極性正日益消亡的時代，居然有一批人，放棄自己在廣告界、醫學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戲劇界等部門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終日為窮人、無家可歸者、失業者和被剝奪公權的人四處奔走，儘管他們為數不多，但確實令人驚訝！"

你指的是一批美國的年輕人。

而我，也要做這樣令人驚訝的人，我不憚於為數不多，因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氣與決心嗎？

爸爸媽媽看了你的書，一方面很欣賞，另一方面卻又很擔心。他們說，要是再來一次"反右"和"文革"之類的政治運動，你一定會有牢獄之災的。原來，他們希望我能夠找到一個學理工科的男朋友，這樣可能會"安全"一點。

可是，我對他們說："爺爺不也是學生物的嗎？他照樣沒有能夠逃過劫難。"我想，有的東西是我們必須去承擔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來分享你的榮譽，而是來與你相互攙扶著走過漫長的、沒有盡頭的坎坷之路。

這些天來，我正在讀捷克作家哈維爾寫的一本書——《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這本書直接印證了摩羅所提出的一個嚴峻的命題"巨人何以成為巨人"。

在中國，一旦發生變故，立刻便出現"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的結果。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楊的妻子倪明華、李敖的妻子胡茵夢，都是在愛人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支持與安慰的時候，選擇了冷酷無情地背叛。

於是，郁達夫遠走天涯，葬身異邦；雖然熬過難關，走出牢獄，最終沐浴在解嚴以後的天空下，但他們精神上所受的傷害已經難以癒合了。這種傷害，直接影響到柏楊與李敖們的思想和創作，影響到他們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和判斷。

我認為，柏楊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錯誤，顯然都與當初心靈上受到的巨大創傷有關。

他們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為他們是受過傷害的人，仇恨是一種自我封閉和保護的顏色。

他們的行為里有太多的謀略，因為他們是受過傷害的人，謀略是一種遊戲在刀刃邊上的聰明。

然而，聰明絕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終的拯救。

與他們相比，哈維爾太幸運了。哈維爾的妻子奧爾嘉一直與丈夫一起無畏地面對邪惡。她沒有背棄他，相反，她給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維爾剛剛失去自由的時候，沒完沒了地向妻子提出請求和要求，不斷地交給她許多應完成的任務和須送給他的物品的清單，他不無一絲冷嘲地管它們叫"指示"。他為他們的郊外的農舍而感到擔憂，不僅因為它需要經常性的維修，而且房管部門似乎準備宣布將其沒收。他催促她考慮用他們的那套公寓房去換另外一套，去買些新傢具，找個工作，學會開車。他埋怨她不經常寫信，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說她即使告訴他一些消息，也不夠具體，以至他無法知道她每天在幹些什麼。

在這些嘮嘮叨叨的背後，人們感覺到了哈維爾在突然被割斷與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聯繫后所感到的那種深刻的焦慮。這恰恰是偉人身上的渺小、偉人身上的真實。

除了哈維爾的律師之外，奧爾嘉是他與外界保持聯繫的唯一的紐帶。他靠她知道外面在發生些什麼事情，當他敦促她"多交際"時，他是在表達他內在的需要；通過她，繼續參與他那個團體生機勃勃的生活。

哈維爾直截了當地打聽這些事情：地下音樂會、非官方的討論會、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討論、辯論和爭論，還有閑言碎語，想據此來了解那些她無法擺脫的東西。其內部情緒的每個變化，對他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

奧爾嘉諒解了焦慮的哈維爾。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維爾的身上也存在著庸凡之處。於是，她竭盡全力地幫助哈維爾由軟弱走向堅強。

"家"在捷克語里的意思是"親密感"。有了奧爾嘉，哈維爾即使在監獄之中，也能夠體驗到"家"所蘊含的"親密感"。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當局不也許他們見面，這對於相愛的夫妻來說，無疑是殘酷的折磨。這是"后極權主義時代"的統治者特有的一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有點類似於小孩子的惡作劇。

但是，他們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聯繫。因為通信受到嚴格的檢查，他們不得不壓抑住熱烈的感情，換了一種相對隱諱和冷靜的表達方式，他們將感情隱藏在信紙的背後。

在《獄中書簡》的序言中，哈維爾回憶起那段艱難的日子："奧爾嘉和我至少有兩百年沒有互相表白愛情了，但我們兩都感到我們大概是不可分離的。的確，在我的獄中書信里，你不會看到很多專門寫給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話。但即便如此，我想奧爾嘉也是這些書信的主角，雖然她確實是隱而不現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把她的名字置於本書書名中的原因。充溢於這些信中的始終如一的目標，其本身難道不就說明了某種證實這一點的東西嗎？"

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書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滿了深情。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李敖後期的書信中，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對色情過度的渲染。這正從反面說明他在感情上受到過極大的傷害，也說明他在心靈深處是一個脆弱的人——無論他本人是否承認這一點。

這時，李敖已經不懂得"愛"了，他所謂的"愛情"不過是遊戲而已。青年時代的真誠和摯愛、健康和活力，青年時代的"赤子之心"，此時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也許李敖本人並不願意如此——是專制的權力和無情的女性將他傷害到這樣不堪的地步。於是，他逐漸喪失了對醜陋與輕浮的警醒，最終將醜陋和輕浮推向"審美化"的地步。

李敖有成為巨人的潛質，而遠遠沒能成為巨人。

與李敖的佯狂相反，哈維爾在平靜的文字中，堅守著人性光輝的一面。他說："我是一個作家，我的天職令我覺得道出我賴以生存的世間真理是自己的責任。"在他的作品里，沒有一句誇張和辱罵的話。他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態度，也驗證著他堅貞的理念——即使是在民主和人道的準則似乎已經毫無希望地喪失的時候，也不背棄這些準則。

哈維爾在現代捷克思想中佔有中心地位。哈維爾的寫作，代表著捷克思想和人類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正如哈維爾的老朋友、心理學家內梅茨所說："哈維爾給捷克文學帶來的新事物是：他總是那麼寫，好像書報檢查制度不存在似的。如果他不想寫某種東西，他就不寫；如果想寫，他就只按照他認為正確的方式來寫。"

這些書信，一般人讀著也許會覺得太平淡。殊不知，這種平淡正是哈維爾努力追求的境界。

在一封信中，哈維爾寫道："謝謝你寄來的兩封命名日的問候卡，第一封目前我還保留著，我成功地用它來使我的小櫃芳香好聞。把香水弄在上面真是個好主意，我認為你應該對每封信都這樣處理(是什麼香味？是素馨嗎？它使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些日日夜夜——你一定在那兒給我寫過信)。你的信終於到了，不幸的是由於認為不能接受而沒有給我；我只是對能夠接受的內容感到詫異。等了一個月的信最後卻沒有收到，真是可恥。"他對卡片上的香味表現出來的關心，是真摯感人的。正是對生活細節的詩意的開掘，使得他擁有了對抗邪惡的勇氣。如果有一天，他感覺不到卡片上香水的味道了，他也就臨近了崩潰的邊緣。

哈維爾還談到他與妻子的一次會面。在這次會面中，他一直保持著溫和、沉靜的狀態。

為了避免妻子認為他冷漠和無動於衷，在會面之後，他立刻給妻子寫信解釋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整個見面表現得隨和、文明，一點也沒有悲劇色彩，也許那是最好的法子——忽略處境的異常性，表現得就像是早上剛看到對方，買了東西之後，又在車上見面了，以便一起乘車回家。這個時刻的興奮、緊張、忙碌、焦慮、責任感、嚴肅性和奇特性，都統統消失(聖誕節的愁緒陷阱也可以理解消失了)。因而，不僅在平靜中談了更多，而且我們也可以在那個時刻以完全真實的方式在一起。缺少熱情、缺少節日氣氛、興奮和催人熱淚的情感也許會被人由於無知而哀嘆，錯誤地把隨和的氣氛當作關係精神和心意的淺陋的徵兆。但是，我們應該感到高興，會面是正常的、直截了當、沒有情緒化。因為，這畢竟是維繫你、伊凡和我的整個家的正確方法。任何異常的、不自然和勉強的東西，任何演戲或抬高意義，都只會證實我們被迫分開的事實，無意中加大我們之間的距離，危及到真實感，從而把我們之間物質上的距離變成為心理上、精神上的距離。"的確，只有這種方式才能夠讓邪惡的力量和無恥的看客們深感失望，而他們的失望就是哈維爾與妻子的勝利。

風暴的中心往往是平靜的。正是這種平靜，保持了愛的完整性與新鮮度；正是這種平靜，有力地抵抗了惡劣的外部環境，讓監獄成為天堂。

他們的偉大是我們不可企及的，但他們對生活的基本態度，我們卻可以借鑒。親愛的廷生，如果我們有一天也陷入相同的處境之中，我希望你能夠有哈維爾的智慧和勇氣；而我呢，我鄙夷背叛柏楊的倪明華和背叛李敖的胡茵夢，我將仰望奧爾嘉的蹤跡，做我應當做的事情。

哈維爾曾經談到什麼樣的女性適合自己，他說："我是在一個威嚴的母親的愛意融融和堅實可靠的懷抱里長大的，我需要一個充滿活力的女人在我身邊，可以徵詢意見，但又令我敬畏……"

他對奧爾嘉有這樣的一番描述："奧爾嘉跟我是非常不同的。我是一個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個缺乏自信地知識分子，奧爾嘉則是個出身勞動階級的姑娘，質樸、清醒、不夠多愁善感，她可能甚至有點饒舌和招人煩；換句話說，就像我們說的，你不可能讓她喝得酩酊大醉。"

雖然兩人的生活背景、個性愛好等有很大的不同，但哈維爾指出："我發現，奧爾嘉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種人：一個全隨我自己的內心動蕩而憂而樂，對我比較狂放的思想提出冷靜的批評，對我公開的危險活動給予個人的支持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做的任何事都同她商量過，愛打趣的人說她甚至連傷害到她的那些過錯都像徵詢過她的意見，而且，我還就那些心血來潮的問題徵求她的意見，我不管寫了什麼，她通常都是第一個讀者，如果不是的話，那麼，在評判它的時候，她也一定是我的主要權威。"

哈維爾是一個幸運者。廷生，我的愛人，我也要通過我的努力，讓你意識到你自己也是一個幸運者。

用全部的心靈來愛你的小萱兒

兩千年六月二十九日

四、廷生的信

小萱兒，我的海倫：

謝謝你向我談了哈維爾的經歷。

如果說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是甘地的話，那麼歐洲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就是哈維爾。他們就像廊柱一樣，支撐著一片清朗明凈的天空。

中國，我們的中國，什麼時候才會出現這樣高聳入雲的廊柱呢？

哈維爾的一位作家朋友，在一封信中這樣評價《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這是一本具有凈化作用的書。你對自己的要求，你的赤誠和忠懇迫使人們通過眼睛去觀察，看人們是否沉醉於自己的生活，看他們涉及別人別事時會不會相互欺騙說謊。然後，你好像突然之間獲得了洞察力，你的觀察變得越來越仔細，越來越有成效。你的一切思想似乎突然都圍繞著生活和視野的真諦在旋轉。……這本書很重要。每當我想到它將與那些充滿血腥以及傷風敗俗的小說並排而立，人們不再用那些小說來刺激自己冷卻了的感情，而是在思考中開始對自己的拯救，那麼世界至少還存在著一絲希望。"

有一天，假如我遭遇到迎面而來的厄運，我也將堅持這樣的寫作——在外部的傷害中讓自己健全起來的寫作，在仇恨和謊言中傳播愛和真實的寫作。親愛的寧萱，我相信，我會獲得你永遠的支持。

今天，我們在百年紀念講堂里舉行畢業典禮。當我穿上碩士服裝的時候，千般滋味湧上心頭。典禮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把碩士帽上的帽穗從這一邊拔到另一邊。這輕輕的一拔，真算得上是"二兩拔千金"。六年的小學、六年的中學、一年的軍校、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研究生，整整二十年的校園生涯，頓時就結束了。古人說"十年寒窗"，而我付出的是多了一倍的時間。

尤其是要離開北大。說了許久的離開，等到離開真的到來時，終究還是有些不捨得。突然間，有點羨慕繼續上博士的那幾個同學了。他們還能夠留下來，至少三年。

我跟幾個同學穿著長袖飄飄的碩士服裝，在校園裡轉了一圈，挑選了幾處景點拍照留念。今天的校園裡到處是穿著碩士和博士服裝的畢業生。有的畢業生全家都來了。

在中文系的門口的時候，正好遇到了系主任費振剛先生。

這幾年來，費先生對我的關心，如同"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當壓力和非難一起侵襲而來的時候，是費先生來出面幫助我排解和消除，而且他從來不告訴我。

好幾次，遲鈍的我還被蒙在鼓裡，一點風吹草動都沒有感覺到。還是事情過去以後，系裡別的老師告訴我，校方的某某領導點名批評我文章出格、思想有問題，要求中文系約束甚至處分。在危急的時刻，是費先生挺身而出，申明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他寧可自己承受巨大的壓力，也不讓我這樣的青年學生感受到絲毫的壓力。他說，當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給師生創造一個安心讀書和自由思考的環境。

巧遇費先生，讓我喜出望外。我趕緊跑到費先生跟前，要求與他合影。他的白髮與我的黑髮之間，隔著一段漫長的歲月；然而，他的心靈與我的心靈之間，卻完全能夠融會貫通。他微笑著跟我們一一合影，並衷心地祝福我們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

想到就要離開這樣的恩師，心裡還是有點傷感。然而，我又欣喜地感到，我是幸運的，從小學到大學就不斷地遇到一位又一位的良師益友。

親愛的寧萱，只可惜今天你沒有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我的幾個同學，他們的妻子和女友，有的從外地趕來，有的專門請假前來，跟他們一起分享此刻的欣喜。我還幫他們照了好些照片。此時，我都有點嫉妒他們了，而我心愛的人啊，還在千里之外。

你離開我的小屋已經一個多月了，我卻還在試圖尋找你的氣息。

在枕頭上，在書頁里，在鏡子中……你走的時候，忘記帶走你的牙刷。於是，這些天來，我便用你的牙刷刷牙，就像是在親吻你，因為牙刷上面還有你嘴唇的氣息，也有你的笑容和歡樂。我用它，它便把這一切都"傳染"給我了。我被幸福一層層地包裹起來，就像是睡在蓮花中的嬰兒。

我想起了帕斯捷爾納克對茨維塔耶娃的描述，以及對他們的愛情的頌歌。他寫道："我置身於一個充盈著對你之愛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茫。這是初戀的初戀，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質樸。我如此愛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著愛，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議。你絕對的美。你是夢中的茨維塔耶娃；你是牆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類推中的茨維塔耶娃，亦即空氣和時間的類人體中的茨維塔耶娃；你就是語言，這種語言出現在詩人終生追求而不指望聽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廣大愛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詩人，你就是最高的自發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類的用詞法("自發性")中，你自在而立。"

其實，茨維塔耶娃一點也算不上是美人——她長著一張男人般的大臉，顴骨非常突出，稜角極其分明。她的神態不溫柔，甚至有點冷酷，也許是僵硬窘迫的生活將她折磨成這樣。但是，在帕斯捷爾納克的眼裡，她有無法抗拒的魅力。茨維塔耶娃那驚人的魅力是詩歌給她的。為了愛情，她可以不顧一切，她在詩歌中寫道：

我要從所有的大地，

從所有的天國奪回你，

我要從所有的時代，

從所有的黑夜那裡，

從所有的金色的旗幟下，

從所有的寶劍下奪回你，

我要把鑰匙扔掉，

把狗從石級上趕跑，

因為在大地上的黑夜裡我比狗更忠貞不渝。

茨維塔耶娃的一生是不幸的。她愛過很多人，從里爾克到帕斯捷爾納克，但這些都是純粹的精神之愛。

她現實中的家庭生活卻陷入困頓之中，她的丈夫是沙皇軍隊中的軍官，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被以"特嫌"的罪名判處死刑。

茨維塔耶娃早就預料到了自己的結局。"因為一定要選擇，於是我便立即終生選定了……憂鬱的思想，倒霉的命運，艱難的生活。"她絲毫不知道丈夫在戰爭爆發之後兩個星期就已經被處死了，她與兒子一起疏散到內地韃靼自治共和國的葉拉布加，還夢想著能夠與丈夫重新團聚。

那是一個小村鎮，在那裡茨維塔耶娃沒有任何可以謀生的手段。在給喀山作家協會負責人的信中，她請求作為一名文學翻譯者能夠獲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學專業之外，她一無所長。

然而，兵荒馬亂之中，誰會關心一個卑賤者的命運呢？沒有人答覆她。

茨維塔耶娃還乘船前往奇斯托波爾，向作家協會理事會提出申請，要求把她們母子倆安排到這裡居住和工作，並希望在作家基金會即將開設的食堂里謀得一個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協會負責人阿謝耶夫和特列尼奧夫拒絕了她的請求。她只好絕望地返回葉拉布加。

當兒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築工事的時候，茨維塔耶娃含淚留下三封遺書，在房間里自縊而死。

臨死之前，她還記得童年時候第一次跟隨母親去觀看的那出歌劇。那時她才六歲，按照年齡她本來應該喜歡童話劇，她卻愛上了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和塔吉雅娜，愛上了他們的愛情。

許多年以後，她說："我觀看的第一場愛情的戲事先註定了我未來的一切，註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實現的愛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從那一刻起便不想成為一個幸福的女人，因此我註定沒有愛情。"

我憐憫茨維塔耶娃的命運，並憎惡那些參與打擊她和毀滅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協會的領導。

所謂的"作家協會"，其實是"迫害作家的協會"。

對茨維塔耶娃傷害最大的還是愛情的消逝。沒有了愛，也就沒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而我們，卻比她幸運得多，我們獲得了像蜂蜜一樣甜美的愛情。

親愛的萱，跟茨維塔耶娃不同，你確實是美麗的。你的美麗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詩歌來為你加冕。

上次來北京，你在枕頭上熟睡的時候，我在一旁端詳你，靜靜地端詳了一個小時，真箇是"看你千遍也不厭倦"。

那時，你睡著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夢究竟是怎樣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進被窩裡。你的細長的胳膊，像一隻江南水鄉的蓮藕。

那時，我想，時間就這樣停滯了該多好。我們再也不分開，我們擁抱著，將工作全都拋在一邊。

因為愛情，不妨也享受一下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懶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遠是快樂的時光。

每時每刻都在愛著你、吻著你的廷生

兩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兒，我一生的伴侶：

今天，是我離開學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個文學研究機構報到。

突然，他們通知我說，我報到的手續被凍結了，他們不再接收我了。那麼，我手上白紙黑字的協議與合同難道就不負責任地作廢了嗎？

在我離開北大的第一天，邪惡終於像瘋狗一樣撲過來啃我的腳後跟。它不敢正面撲過來，而只敢在我的身後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飛起一腳將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會與邪惡狹路相逢。

在北大的時候，儘管也有壓力，但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有像費振剛先生這樣愛護我的老師替我遮風擋雨，我倒也過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離開北大，離開這棵大樹，所有的風雨都將由我自己來直接面對。我預料到了，只是沒有想到它來得這樣快、這樣富於戲劇色彩。

沒有人跟我說明是什麼理由。他們只是含混地說，這是上面的命令，他們也沒有辦法。

於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謂"上面"，就是那個主管作家事務的龐大機構。我的行為有些林沖闖白虎堂的味道。不過，林沖是"誤闖"，我卻是有意地去闖。

我要像秋菊一樣去"討一個說法"。然而，狡猾的官僚們卻不給我一個說法，他們拿不出一個"手諭"來。於是，我們開始爭吵起來。

突然，從四面八方的辦公室里衝出一大群人來。他們一上來便辱罵我，有一個壯漢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的描述。

他們為什麼如此痛恨我呢？

原來，我的主動上門，傷害了他們作為"准官僚"的自尊。他們心裡想，你一個剛畢業的學生，我們想怎麼對待你就怎麼對待你，你居然敢上門來"討說法"，你不是"反了"嗎？

他們看見我跟他們的上司爭吵，頓時感到掙表現的時候到來了，升遷的機會到來了。他們越是賣力地攻擊我，他們的上級就越是賞識他們的"忠心耿耿"。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則生活著。

據知情人士告訴我，我被這家巴金先生倡導成立的研究機構拒之於門外，是因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禍。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我認為：一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有思考、言論和寫作的自由。我的論文和文章都發表在國家公開出版的報刊雜誌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國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在法律的意義上，我毫不畏懼地對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個字負責。

對於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為讀者(當然包括某些級別不等的官員在內)，當然可以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作為作者，我也會虛心地傾聽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意見(自然包括某些官員的批評意見)。當然，經過我的獨立思考之後，是否接受這些意見，同樣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對我寫作的立場和文章中具體的觀點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溝通和交流，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向我轉達。

進一步說，如果某些人士認定我的哪篇文章、哪個觀點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甚至有"政治傾向問題"，也完全可以在公開場合指出和批判，然後使用法律的手段來處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沒有私下與我交換意見，也沒有公開宣布我的文字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卻採取了最等而下之的辦法——全然是幕後黑箱操作，通過打電話的方式層層傳遞命令，向我射來一隻喂的毒藥的暗器。他們企圖通過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工作權利的方法，來壓制不同聲音的出現。

然而，對知識分子"不給飯吃"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此處不給我飯吃，我自可在彼處獲得飯吃。只要我還有腦袋、還有手、還能夠寫作，我就不會被餓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強得多——假如他們沒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除了當官以外什麼事情也不會幹的傢伙，只有活活餓死。在今天的俄羅斯，不是有許多前蘇聯時代飛揚跋扈的"政工幹部"，因為無法適應變化的時代，又沒有一技之長，最後淪落為救濟金領取者嗎？

而我，除了寫作，還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礪的體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經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不像茨維塔耶娃所面對的那種絕境，留給她的只有死路一條。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主人公托馬斯被當局剝奪了行醫的權利，雖然他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那是蘇聯軍隊直接開進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托馬斯不可能不表達自己的抗議。

因為這種表達，托馬斯"自動"地下降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剛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里的鄉村診所里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里更低的職位。他在那裡不可能幹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麼都乾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這樣的工作，托馬斯也受到了騷擾。國家內務部的秘密警察約他喝酒，誘騙他發表悔過的聲明，並許諾一旦悔過他將重新回到原來的醫院，發揮他的專長。

托馬斯拒絕了。醫生是國家的僱員，"國家"將再次向他施加壓力。然而，他的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就在那個風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談話之後的第二天，他就去診所辭了職。他估計，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有成千上萬噸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

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在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盪，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裡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中學時候，這段情節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時就發誓：托馬斯的選擇，也將是我的選擇。

從那個"准官僚機構"的大樓里走出來，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卻出奇地好起來。我跑到街邊的公共電話亭里給幾個好朋友打電話，約他們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慶火鍋。

晚上，我們吃了幾十盤菜，喝了幾十瓶啤酒。

他們沒有安慰我，因為他們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們也沒有鼓勵我，因為他們知道我不需要鼓勵。

我們一起談天說地，不亦快哉。他們當中，大半都是所謂的"自由職業者"，他們向我敬酒，祝賀我進入他們的行列。

我們成了最後一桌離開的客人。我們離開的時候，每個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沒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圖侮辱我的人；我沒有感到恐懼，感到恐懼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後玩把戲的人。

我的心靈的澄明和歡樂，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回擊。戰爭還沒有開始，我就勝利了。

親愛的寧萱，即使我什麼都沒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囂張的官僚們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裡，我在睡覺前翻開紀伯倫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學家》的散文詩：

在聖殿門前的影下，我的朋友與我見到一個盲人安靜地坐在那裡。我的朋友說："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於是我丟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們攀談起來。

言談間我問："恕我冒昧，您自何時起雙目失明？"

"出生以來。"他回答道。

我又問："那麼你是追循哪條智慧之徑而行的呢？"

他答道："我是個星相學家。"

他把手貼在胸前，接著說："我觀察著各種恆星，衛星及所有星宿。"

是的，當淺薄者嘲笑盲人的時候，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內心一片漆黑，而盲人的內心星光燦爛。

誰真正理解這個世界？

誰真正生活在快樂之中？

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是盲人呢？

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是智慧的人呢？

永遠愛你的廷生

兩千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