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二十日
仍然是風。
晚上Luigi和Maurizio來,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寫一篇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論文。
我的意見是,「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國的出現還不到一百年,是外來的,借用日文的「知識」(chishiki),中國傳統上是稱「讀書人」和「士」。「傳統」這個詞,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來翻譯Tradition。
傳統中的讀書人每天讀書,目的是為了通過考試而做官,做了官之後,則整個家族的經濟、政治狀況都會有根本的改變。孔子第一個提出「有教無類」,使受教育者無分出身,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新概念,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多年,歐洲則是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才「有教無類」,因為需要認字的勞動力。孔子還指出「學而優則仕」,也就是為什麼讀書,搞得當今內地讀書人對「下海」又恨又愛,一股子滋味在心頭。
傳統中的讀書人要讀很多年的書,所謂「十年寒窗」。在這個過程當中,讀書人經歷的是一個自覺改造自己的過程,也就是讀聖賢書,將自己思想中非聖賢的部分清除,這樣才有可能在考試時答案合格,得以通過而能做官。因此中國的讀書人與皇家及其官僚機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礎,讀書人與政治的一體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還記得我小學時代每年的操行評語中「缺點」一欄總是「不關心政治」。
不過這些都是複述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的觀點,這觀點我很同意。
用西方的「知識分子」來代替中國的「讀書人」,會誤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如果有西方意義的知識分子,常常是由於個別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麥田裡總會有一些不是麥子的植物。我對知識分子不很重視,因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獨立見解」,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會有獨立見解。反之,許多惡習在自稱知識分子的人身上並不缺乏,例如狹隘、虛偽、自以為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重視的是每個人對知識的運用,而非誰是知識分子。
Maurizio說,六月將有一個中國團參加波隆那的博覽會,其中有幾位四川來的廚師,於是相約到時候去吃川菜。
二十一日
還是風,略小,仍冷。
中午去街上買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無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嗎?威尼斯警察局的答覆是,不能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一次入境簽證為多次入境簽證。法國因此不能去。
二十二日
米塔、安德雷從羅馬坐火車晚上十一點十八分到威尼斯來,我去車站接他們。安德雷是大個子,很遠就看得見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瑪蒂(Amati)提琴,總是背一個大包,用胳膊夾住。穿過幽暗的威尼斯,我們走回火鳥旅館。
我給他們做湯麵和豆腐吃,饞起來也給自己做了一碗。
湯麵按照中國南方陽春麵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欖油,這裡沒有香油和冬菜,亦無蔥,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開水沖開,面煮熟后撈在湯料里,再放幾片這裡的苦菜,味道鮮起來。
煎豆腐則是切幾片鹹肉鋪在鍋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鹽,淋一點辣椒醬,想想義大利人總要吃番茄醬,也淋上一點。煎出來還不錯,可惜豆腐太硬了。
請他們喝咖啡,但我買了用開水沖的美國式咖啡。不明此道,慚愧,於是給他們沏茶。
閑扯起來,談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與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歡芒克的詩。
八四年夏天,中國已經開始經濟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島與人談生意,以為可以賺點兒錢。芒克一到海邊,就脫了鞋在沙灘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國人的血統,我躺在沙灘上看著美詩人興奮地跑來跑去,想,如果我們能賺到錢的話,可能是老天爺一時糊塗了。
二十三日
早上安德雷出去買報,買回來義大利人喝的咖啡。
報紙中《共和國報》正好登了我為蘇童的小說寫的文字,其中談的是他的「語氣」。
蘇童無疑是現在中國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敘述中有一種語氣,這種語氣沒有幾十年以來的暴力,或者說,即使蘇童描寫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語言來描寫暴力。
蘇童的閱讀經歷應該是在幾十年來的暴力語言的陰影下,他從陰影里走過來而幾乎沒有陰影的氣息,如此飽滿,有靜氣,令人訝異。如果了解多年來暴力語言的無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蘇童是當今自我力量最強的中國作家之一。
廚子身上總要有廚房的味道,蘇童卻像電影里的廚師,沒有廚房的味道。
蘇童的長篇小說《米》,寫出了當代中國小說中最為缺乏的「宿命」,這個宿命與性格融會在一起,開始接續《紅樓夢》的傳統。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是排斥宿命的,同時認為藝術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來文學里宿命消失了,從此任何悲劇故事都不具有悲劇意義,只是悲慘、訴苦和假陽剛,這一切的總和就是荒謬。
蘇童的許多小說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處是隱藏在似乎是制度問題之下的命運。假如制度是決定性的,那麼不同制度下的人怎麼樣互相感受對方呢?希臘悲劇的力量為什麼能夠穿越制度的更迭,仍然控制著我們的精神?《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改編在我看來,這一點上自覺不到。
中國古典小說中,宋明話本將宿命隱藏在因果報應的說教下面,《金瓶梅》鋪開了生活流程的規模,《紅樓夢》則用神話預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結果,這樣成熟迷人的文學,民國有接續,例如張愛玲,可惜後來又斷了。
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歷史主義統治了中國文學,而「歷史」這個字眼本來就很可疑。用文學反映所謂的正確的歷史觀,結果是文學為「歷史觀」殉葬。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常常重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卻避開小說最後的歷史說教章節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個偉大的小說家淪為一個三、四流的歷史哲學本科生。
中國還有一位女作家王安憶,也是異數,她從《小城之戀》、《崗上的世紀》到《米尼》,出現了迷人的宿命主題,使我讀後心裡覺得很飽滿,也使我覺得中國文學重要的不是進化式的創新,而是要達到水平線。
這樣的作家,還有一些,像劉震雲、李銳、余華、劉恆、范小青、史鐵生、莫言、賈平凹、朱曉平、馬原、李曉等等等等,也許我要改變過去的看法:當代中國內地只有好作品,沒有好作家。
中國傳統小說的精華,其實就是中國世俗精神。純精神的東西,由詩承擔了,小說則是隨世俗一路下來。《紅樓夢》是第一部引入詩的精神的世俗小說,之後呢?也許是我錯了。
三個人在威尼斯閑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閑逛。
逛到格拉西宮,那裡正舉辦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展覽。義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淺淺的線條與紙的關係,產生一種銀質的素麗與微妙。中國古典繪畫重視的筆墨也是這種素描關係,墨用得好,也是銀質的。
達·芬奇是歐洲文藝復興的完整象徵,科學、藝術、人文。現在是分類領域裡的奇才,為人羨慕景仰,中國科技類大學教育談不上人文教育,綜合類大學也談不上,畢業出來的學生其實是「殘疾」人。
逛到葛根漢現代藝術博物館,老太太原來死後葬在這裡,墓緊靠著花園的西牆,我以為她葬在紐約。旁邊還有她死前三十年間的六條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們」。
畢加索的「詩人」在這裡。
又到浮碼頭小飲,麻雀像鴿子一樣不怕人。一個老人久久坐著,之後離開,筆直地向海里走,突然拐了一個直角沿岸邊走,再用直角拐回原來的座位,立在那裡想了一會兒,重新開始他的直角離開方式,步履艱難。
老?醉?也許覺出一個東方人注意到他,於是開個玩笑?
其實這個東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後,能不能也拐這樣漂亮的直角。
二十四日
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羅馬,送他們到火車站,約好不久去羅馬看他們。安德雷說不要在下個月底,因為米塔得了一個翻譯獎,下個月底到南方去領獎。
年初我得了NONINO獎,同時得獎的還有一個法國歷史學家和一個義大利作家,他們領獎后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則說我的這個獎其實應該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譯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評委的決定。這不是客氣。
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國時報》關於中國作家什麼時候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一針見血:譯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國人著急的時候。
米塔今年其實得了兩個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