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類(1)

《尚書》的意思是上古帝王的書，是中國最古的歷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帝王的號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體上說，平時的叫"誥"，戰時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謨"。

《尚書》是五經之一。它被稱為經，始於《荀子》勸學篇，到了漢朝，才開始以經的面目流行。五經中《尚書》的問題很多，因為它出現了兩種版本，鬧得烏煙瘴氣。

第一種版本——秦始皇燒書時，秦博士伏生把尚書藏在牆壁里，就逃難了。漢文帝時候，挖開牆，發現只剩二十九篇，他的學生就用當時的文字（隸書）流傳下來，叫做《今文尚書》；第二種版本——漢景帝時候，魯恭王翻修自己的宮殿，拆毀了孔子的舊宅，在牆壁里發現了用晚周民間別體字寫的《尚書》，經過孔安國的整理，發現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做《古文尚書》。可是因為語言和文字的困難，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時候，劉向劉歆父子先後在皇家圖書館把兩種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結果因為權位之爭，鬧出今古文之爭。其中摻進王肅做的偽書，冒名頂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學者出來，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管子》

管仲（約前七一九～前六四五）．字夷吾，安徽穎上人。他年輕時候很窮，但是碰到一個知已——鮑叔牙。兩人在齊國內亂時，分別在公子糾和小白兩個繼承人身上押寶，結果管仲押的公子糾失敗，管仲被關起來；鮑叔牙押的小白成功，變為齊桓公。鮑叔牙深知管仲有才幹，乃請齊桓公放管仲出來，並用之為相。結果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業。管仲後來回憶說：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這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雜，有儒、道、名、法、縱橫、兵等各家，並包含管仲死後的史實，當然不是管仲所作，該是祖述其說的戰國稷下學派所作。朱熹說："其書恐只是戰國時人收拾〔管〕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並附以他書。"是可信的。

晏嬰：《晏子春秋》

晏嬰（？～前五○○），字平仲，萊之夷維（山東高密）人。他一生跟過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因為他有這種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為墨家。柳宗元《辯晏子春秋》說：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予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后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照柳宗元說法，人是晏子的，書是墨家的，這種見解是很高明的。雖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這部書，寫的卻是墨家的思想。晏嬰是中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開了墨家的先河，他給墨家選中了做尾閭，是可能的。

慎到：《慎子》

慎到（約前三九五～約前三一五），《史記》在《孟子苟卿列傳）後面帶了他一筆，說他是"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莊子》說：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子慮，不謀子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驕、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大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這些話特彆強調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實上，慎到是出於道家而入於法家的，《荀子》說他"尚法而無法"、"蔽於法而不知賢"，其實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約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滎陽人。《史記》在《老子韓非列傳》後面帶了他一筆，說他是"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秧重"法"。《韓非子》有一段話，說到這點：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

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記》有"著書二篇，號曰申子"的話，《漢書》有"申子六篇"的話，但這些全本都失傳了。《戰國策》中有申不害為親戚討官做的故事，韓昭侯不答應，要他堅守法治原則，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公孫鞅：《商君書》

公孫鞅（約前三九○～前三三八），是衛庶公子，故叫衛鞅；又被秦封於商，也叫商鞅。他年輕時候，就有"奇才"，後來見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說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說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興趣；第三次說以"霸道"，秦孝公愈聽愈朝前靠，聽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聽了幾天，還要聽。

於是公孫鞅得君行道，大變其法。他的基本理論是：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公孫鞅的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變法。雖然他自己最後被兔死狗烹，車裂以殉，但這一事迹，在中國，卻是罕見的紀錄。

《商君書》是後人輯錄公孫鞅的言行，而做出來的一部書。原有二十九篇，現存二十四篇。

韓非：《韓非子》

韓非（約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戰國時代韓國的國姓爺，可是沒有機會得君行道，於是他寫了十幾萬字的書，以抒抱負。這書流到秦國，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見古人。秦始皇的行政頭子李斯說韓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學。於是，秦始皇就向韓國發兵搶人，就這樣的，韓非到了秦國。但在秦國，韓非君是得了，道卻被別人行了，－最後李斯用了韓非的理論，卻把韓非給害死了。韓非死後十二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韓非的書是中國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國思想中"禮""法"之爭中法的立場。對統治者說來，法治比禮治更來得深切著明、來得實際。雖然在正統上，法家思想因為反對儒家思想而飽受評議，但對統治者說來，"外儒內法"卻是他們所優為之的。結果呢？中國的統治者，最會掛儒家的羊頭、賣法家的狗肉，變成了最虛偽的二重人格的惡棍。

韓非原來被尊稱韓子，宋朝以後，因為尊稱儒家的韓愈，就把韓愈稱為韓子，把韓非稱為韓"非"子，這種尊稱搶奪戰，構成了中國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帥下，一些非儒家的人與書尚能知名、尚能倖存，得力於中國人雖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條件下，非儒方面的人與書，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賈誼：《賈長沙集》

賈誼（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陽人。他十八歲就以博學屬文出名，那時天下初定，有這樣人才很難得，就被河南大守請去做門客，進而推薦他給漢文帝。漢文帝任他做博士，當時賈誼只有二十二歲，是最年輕的。

賈誼雖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個限度，就不得了。這個限度就是有為與無為之爭。賈誼主張政治改革，要改曆法、易服制、更官名、興禮樂，他說："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筐，而不知大體。"但是，"俗吏"的力量還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漢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歲時候，終於被外放到長沙。一年後，漢文帝找他回來，"不問蒼生問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讀書。後來小太子騎馬摔死了，賈誼傷感異常，三十二歲那年，也短命死了。

賈誼的政論和辭賦，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學史上，有雙重的地位。

賈誼的身世，構成了一個象徵，那就是中國政治中，"青年才俊"的發展，有它一定的瓶頸。中國政治以老人政治為本位，年輕人想奪棒子，成功的機會是很少的。

崔寔：《政論》

崔寔（？～約一七○），字子真，河北啄縣人。"少沉靜，好典籍。"他出身在書香之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級的大學者；父親崔璦是馬融級的大學者。崔寔在父親死後，"隱居墓側"，不肯做官。他是一個清高的人。

東漢桓帝時候，要選"至孝獨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後來他"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寫了一部《政論》，很有名。仲長統主張這部書"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可見對他的推崇。

崔寔對政治的批評，是很敏銳的。他批評西漢文帝除肉刑是所謂德政之說，有這樣露骨的話：

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

這是何等敏銳！何等氣魄！

荀悅：《申鑒》

荀悅（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許昌人。《後漢書》說他"年十二，能說春秋"。漢靈帝時候，宦官當道，有志節的知識分子都隱居了，荀悅也隱居起來。漢獻帝時候，曹操當政，荀悅和他從弟苟或，還有孔融等，"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雖然想施展抱負，可是謀無所用，乃做《申鑒》五篇。

荀悅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對迷信惑眾，一方面是反對土地私有，他對刑罰的立論，是主張"統法"，他說：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功謂之上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他這裡提出"罰妄行，則惡不懲"的說法，不失為一種進步的法律觀念。

在政論以外，荀悅還是一位歷史家。漢獻帝認為班固的《漢書》失之"文繁難省"，乃令苟荀另作《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論辯多美。"《漢紀》是編年體的史書，花了三年完成（劉知幾說花了五六年，說錯了）。

王安石：《王臨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人。他從小隨父親宦遊各地，見聞不少，頗知民間疾苦。二十二歲中進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絕做高官，聲名動朝野。宋仁宗時候，他曾上萬言書，未被重用；宋神宗時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從四十九歲起，當國八年，厲行改革，由於舊派大臣司馬光等反對和客觀條件限制，新法有成有敗。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兩歲的司馬光，說："如君實（司馬光字）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國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舊，是他不敢領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與詩詞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舊式知識人來，思想細密得多。對他的萬言書，方苞就說："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於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眾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可見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時代的。

王安石死後，他的政敵蘇軾代皇帝寫敕文，說天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對王安石說來，正是公論。

鄭思肖：《心史》

鄭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憶翁，自稱三外野人，福建連江人。他是宋朝的大學上捨生，應過博學宏詞科。元兵南下時候，他上書救國，沒有結果。宋朝亡后，他變成一個激烈的隱士，不結婚，用不斷的言行，表示他對故國的懷念。"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他不論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為北方已經淪陷了；他畫蘭花，都不畫土，因為"地為番人奪去"了。

鄭思肖七十八歲死去，臨死前請他朋友唐東嶼寫一牌位，上書"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原因是自認不能死國，為不忠；不能有后，為不孝。他死後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發現了一部密封的書，原來是他寫的。據陳宗之《承天寺藏書井碑陰記》說：

崇頑戊寅歲，吳中久旱，城中買水而食，爭汲者相捽於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鐵函重櫃，銅以堊灰。啟之，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書"大宋鐵函經"五氣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猶新，古香觸手，當有神護。

這就是《心史》的來源。清朝閻若璩說《心史》是姚士粦作的偽書，自屬可信。只是鄭思肖真人復生，他所作所為，也必然如此了。

鄧牧：《伯牙琴》

鄧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錢塘人。出身書香之家，"家世相傳不過書一束"。少年時候，他很喜歡《莊子》《列子》等書。青年以後，"視名利薄之"，乃"遍遊方外，歷覽名山"。常常"杜門危坐"，並且每天只吃一頓飯。

宋朝仁了以後，鄧牧隱居在浙江大滌山的洞霄宮，"遙盪於無何有之鄉"。著有《洞霄詩集》和《洞霄圖志》，還寫了一冊論文，就是《伯牙琴》。

鄧牧雖然隱居在道教的寺觀里，但他的思想，卻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道教后的新藝綜合體，並且有他獨特的卓越成分。

鄧牧在統治者專制下反對暴政，他說：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為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為分而嚴、為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為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為乃不過如秦，何哉？……彼所謂君者，非有四日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海盜，冶容海淫"，欲長治久安，得乎？這種大膽的革命性言論，在中國歷史上，真是太難能可貴的了！

黃宗羲：《梨洲遺箸彙刊》

黃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沖，號南雷，人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

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是明朝東林黨人，被魏忠賢害死。十九歲的他，進京訟冤，他找到刑求他父親的特務們．親自動手報仇，或刺傷、或刺死。

黃宗羲是明朝大儒劉宗周（藏山）的學生，劉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絕食而死，給了黃宗羲偉大的身教。黃宗羲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十多年，最後失敗，在四十六歲以後，專心著作講學，到八十六歲死去，前後近四十年之久，成績極為豐富，舉凡天文、地理、樂律、歷算、政治、史學、詩文，種種方面他都有著作，並且很精采。

黃宗羲一生最精採的思想表現，是他的政論。他在五十三歲時候發表《明夷待訪錄》，嚴厲抨擊君主專政，他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對忠於一君一姓，而要忠於天下與萬民。這種言論，不能不說是石破天驚的。

黃宗羲的遺著，在清朝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學社的石印本二冊，書名《黃梨洲遺著》，收有十種；在清宣統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時中書局鉛印聚珍版本二十冊，書名《梨洲遺箸彙刊》，收有十九種，是比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潛書》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鑄萬，后改名甄，號圃亭，四川達州人。《清史稿》說他：

甄性至孝，父喪，獨棲殯室三年。以世亂不免還葬，遂葬父虎丘。順治十四年舉人。選長子（山西長子縣）令，下車，即導民樹桑凡八十萬本，民利賴焉。未幾，坐逃人詿誤，去官。僦居吳市，炊煙屢絕，至采枸杞為食，衣敗絮，著述不輟。始志在權衡天下，作《衡書》，后以連蹇不遇，更名《漢書》。分上下篇，上篇論學，始"辨儒"，終"博觀"，凡五十篇；下篇論政，始"尚治"，終"潛存"，凡四十七篇。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迹，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非虛言也。寧都魏禧見而嘆之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漢書》是他積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書中；他大膽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膽指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這種反對君主專制的言論，在中國歷史上是石破天驚的。三百年後看起來，更覺得他持論的勇邁。

林則徐：《信及錄》

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進士，在湖廣任總督時，向道光皇帝上陳鴉片問題，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欽差大臣，查禁鴉片，最後發生鴉片戰爭。

中英鴉片戰爭（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一談中國近代史，大家都從鴉片戰爭講起，也就因為它是中國開始"近代化"的先聲，一個轉換的起點。

自鴉片戰爭后，中國大夢方覺，自感"天朝"聲威，不足以懾夷狄的"船堅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曉以大義"並無效果。因而激動了民族自覺，開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的籌辦洋務，乃至康有為、梁啟超等的戊戌變法，都是這一自覺的顯例。所以鴉片戰爭的失敗，關係中國近代化的遲速，極為深遠。

林則徐在戰敗后做了替罪羊，謫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到這位完知的遠見，和他從防英國到防俄國的一段過渡。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鞏祚，字璱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歲時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學"說文"，後來對金石、官制、目錄、地理等學，功夫根深。他在道光年間中了進士，官做到禮部主事。他的文章出眾，學問淵博，《清史稿》說他"才氣橫越，其舉動不依恆格，時近俶詭"。在那個時代，他的思想算是相當的前進，清末康、梁一輩的維新之士以及革命先進，大都受了他的影響。

龔自珍的詩文很奔放，與當時那批拘泥於模仿的桐城派，決然不同，因此飽受當時腐儒和衛道之士的攻擊。他們罵他是"野狐禪"，即使是比較開明一點的人，也把他當做怪人看。但是好終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緒年間，他的詩文就大大流行起來了。

龔自珍五十歲時死去，死得不明不白，傳說他跟親王奕繪的小老婆顧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護花"了。

龔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書序大義》、《大誓答問》、《尚書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春秋決事比》、《定庵詩文集》等書。

鄭觀應：《盛世危言》

鄭觀應（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應，字陶齋，廣東香山（中山）人。他生於鴉片戰爭時代，覺醒於英法聯軍時代，在成年以後，為了救國，放棄科舉，改行從商，努力學習西方語文、了解西方富強之道。在清末洋務運動中，鄭觀應曾多方面的參與，他寫過不少有關富強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時揭要》，後來三十年問，陸續增訂，最後成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書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為"富國"、五至七卷為"開源"、八至十一卷為"強兵"、十二至十四卷為"節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還附有英、法、德、俄等國有關資料和張之洞、薛福成等人有關文章。

一八九二年，鄭觀應在這書初刊自序中寫道：

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寧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見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

這些議論，自然是兩年後孫文上李鴻章書的張本。孫文是鄭觀應的老鄉，也是朋友。鄭觀應影響孫文，自不待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