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奶就不做美國人

有了奶就不做美國人

請大家看一張照片,中間的就是鄧小平,他左邊的就是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李政道,右邊的李遠哲也是諾貝爾獎的得主。李遠哲因為是台灣省人,所以在台灣就特別地給予重視,也被解釋為台灣人多麼優秀,因為出了諾貝爾獎的得主。我覺得這種說法呢,是很不要臉的。為什麼呢?大家看記錄,諾貝爾化學獎得獎名單裡面1986年寫得清清楚楚,三個人得的,聯合起來得了化學獎。你看,第二名是李遠哲,下面寫得清清楚楚——American。美國人哪,不是台灣,是美國人。也不是所謂中華民國人,美國人李遠哲,得了諾貝爾的化學獎。你不能解釋成台灣人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不能這樣解釋的。同樣的,凡是入了美國國籍的,你只能說他是華裔,不能說他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不能這樣說,這樣說是錯誤的,並且很不客氣地說是不要臉,因為當時的確是美國人得了這個獎。

李遠哲後來回了台灣,放棄了美國國籍。為什麼放棄呢?因為台灣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給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就相當於祖國的中國科學院的院長,很高的薪水給他,他願意做,所以呢就放棄了美國國籍。他跟我同歲,比我小一點點。這位老兄啊有奶就是娘,本來是日本人,後來做了中國人,後來做了美國人,後來又做了中國人,就這麼個傢伙啊。

是日本人不能怪他,因為當時他出生的時候,台灣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可是,請大家不要忘記,他是日本人統治之下「國語家庭」的成員。什麼叫做「國語家庭」的成員啊?就是有一批不要臉的台灣人,他們說我們要說國語,就是說日本話,我們說日本話讀日本書,把祖宗牌位燒掉換日本祖宗,叫做「國語家庭」。就是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特別跟日本人接近的這些不要臉的台灣人的家庭,叫做國語家庭。現在問題出在哪裡?李遠哲從美國回來做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他跟記者有一段談話。這段談話沒人能懂,只有我李敖懂,我念給大家聽。他說:「在讀書玩耍之餘,在我因環境衝擊,而極度早熟的心靈中,卻已澎湃著改善社會、拯救民族的情操。記得在五六年級時,每次拿到父母親所給的壓歲錢,便跑到書店去買書,當時的《開明少年》月刊,對我心智的啟蒙助益匪淺。我仍然清楚記得,上面所登過的一篇名叫《藍色的毛毯》的文章,內容描寫沙皇時代俄國農民的受壓迫,俄國革命的經歷,以及其後社會改革的種種理想。這篇文章和我當時的心靈頗相契合,也使我相信國家民族自尊的喪失只是暫時的,社會的改善仍然是有希望的。」

李遠哲提出《開明少年》月刊的一篇文章,叫做《藍色的毛毯》,他沒有再解釋這段話,記者們記錄下來發表了。大家都看到了,看過就看過了,沒有深究。對我李敖而言意義不一樣,因為李遠哲跟我同歲的,他比我小一點,大家看這就是《開明少年》月刊,日期是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1月16號出版的,開明書店印行的第三十一期。這本書就在這裡,這麼舊了我一直保存到現在。換句話說呢,從1948年我就保存,我從上海把它帶來,大家知道我多麼厲害嗎?

大家看看文章《藍色的毛毯》,一個蘇聯的泰伊克的傳說,小俞譯述,就是這篇文章。這篇文章什麼故事呢?我才能夠感覺出來李遠哲的心態。俄國在沙皇時代,對農民很不好,農夫很窮。有地主惡霸把一個農夫的一塊藍顏色的毛毯搶走了,這個農夫就懷念他的毛毯,就很難過,並且很氣憤,覺得這個政府太壞了,我也不耕田了,跑到山裡面去了,到深山裡面去活。有一天,他聽到山腳下面鑼鼓喧天,人聲鼎沸,他很好奇,從山上下來看。有些人就看到他,說「就是他」,大家就衝過來。他嚇得跑啊,沒用,大家就把他抓住了,說「就是他」,然後說「拿來拿來」。什麼東西呀?猛然就傳過來——藍顏色的毛毯,就是當年被地主惡霸搶走的毛毯,拿出來還給他。他很奇怪:這些人怎麼把毛毯給他搶回來啦?那些人告訴他,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成功了,沙皇被我們推翻了,地主惡霸被我們打倒了,搶你毛毯的人也被我們給逮到了,毛毯要回來了,我們還給你。這個農夫抱著毛毯,感謝共產黨,就哭了。可是,他的哭是兩個原因的:第一,毛毯又重新回來了,地主惡霸給消滅了;第二,他覺得很慚愧,為什麼在打倒沙皇,打倒地主惡霸的過程中,我這個農民是個逃兵?我是個孬種,我是懦夫,我跑到山裡面去了,我沒有參與。

大家懂我的故事了嗎?開始懂得李遠哲了嗎?當我們在台灣前仆後繼跟蔣介石的獨裁政權,跟國民黨這個偽政府鬥爭的時候,李遠哲在哪裡?他跑掉了,他跑到了美國。我們承認他在學術上面,在化學這個領域裡面有他的成就——當然也是他運氣好,因為跟對了老師。大家都知道,這種獎得不得非常重要,他跟對了老師,跟著得了化學獎。可是,在整個的過程裡面,當我們在台灣爭取自由,爭取消滅獨裁政權這樣的過程裡面,他是一個逃兵。在我們把這個獨裁政權打得鼻青臉腫的時候,最後,他回來,放棄了美國國籍,來換取當台灣一個大官,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這個職務是不能給外國人做的,所以,他只好放棄美國的國籍,這就是李遠哲。

當李遠哲跟記者們談到他小學的時候看過這本《開明少年》,並且特別印象深的就是那一篇《藍色的毛毯》的時候,我想,李遠哲自己也找不到這本書了。這本書在台灣只有我有,或者說在整個的中國恐怕都不多。為什麼呢?因為在1949年以後,開明書店也不見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年左派刊物,他們多麼會搞宣傳,會使一個小學生,像李遠哲,看到一篇文章,能夠記得一輩子,甚至對他影響一輩子。不能說沒有影響,因為李遠哲就這個念頭,一念之間使他覺得,雖然他在外國功成名就,可是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故鄉,他沒有盡到力量,所以他回來了。這個《藍色的毛毯》的情節還在發酵,雖然害死了我們——什麼原因呢?因為李遠哲是個混蛋,在化學那一行裡面,他是巨人,可是在其他方面,他是侏儒。可是,他發現他自己似乎什麼都懂,他要補償他過去對國家、對故鄉的虧欠。完蛋了,他覺得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什麼都插一腳。中央研究院做院長,台灣整個教育改革他做龍頭,九二一大地震捐款怎麼分配他管,什麼都插一腳,什麼都搞得亂七八糟,害死人。為什麼呢?立刻被小人包圍。他不能辨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就如同不能辨別他自己也是小人。可是,他忘了,把台灣搞得一團糊塗亂,尤其害到了小學生,小學生的教育程度整個低下來了,就是因為他們這些書獃子要搞什麼教育改革,這是個混蛋。

他寫文章說,我們不要管政治,不可以參與政治,他老兄自己卻參與政治,自己管,不要臉極了。可是,我認為,即使李遠哲這樣子亂搞,這樣子不曉得自己是老幾,我必須說,他在內心深處,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在掐他。那個什麼聲音在心裡掐他一把?那一個聲音就是《開明少年》的這一篇《藍色的毛毯》,這個聲音在掐他,使他以為他應該有所回饋,回饋自己的祖國,回饋自己的家鄉。雖然,他做事不得其道,不得其法,可是,我們必須說,他這一念之間是源遠流長,在當年一家左派刊物裡面的一篇文章影響他的一生。

我在這裡講給大家,當年的左派刊物把國民黨的宣傳品打得落花流水,會宣傳,講究技巧。今天,我在我的節目裡面,一連多次,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退步了,宣傳沒有以前好了,說的好多話別人不信了,並且起了反作用了,這就是宣傳上的退步。

往往一個人跟你講一句話,你會記一輩子,一篇文章會影響你一輩子。大家想想看,當年神童梁啟超他拜康有為做老師的時候,康有為連續跟他講了一天的話,梁啟超聽了以後,覺得他過去念的書念錯了,他的一生都改變了。而他們師徒兩個人合作,到後來我們都知道的戊戌變法,都可以看出來康梁師生的關係。梁啟超可以受一個人的一席話的影響,改變他的一生,各位你們可以想想看,很多事情可以改變你的一生。

你要問我李敖看了什麼什麼書後,最喜歡哪一個人,最佩服哪一個人,我說:我要最佩服的,我就照鏡子。什麼原因呢?因為沒有一個單一的書對我有這種影響。可能一本書裡面一行字影響我一輩子,或者一張圖片影響我一輩子,並不是整本書都這樣。可是,有這種書出現的時候,有這照片出來的時候,有這一行字出現的時候,我覺得很慶幸,我居然找到能夠影響我一生的一些真理。這就是《開明少年》當時的一個特色。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另外一個,就在李遠哲以前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博士,他是剛才在鄧小平身邊的李政道的老師。他在臨死以前跟他的義女講的一段話好有趣,我念給大家聽。住進加護病房期間,吳吟之(吳大猷的乾女兒)說,他(吳大猷)最遺憾的是不能看李敖的節目。他不是欣賞李敖這個人,而是喜歡看他罵人,好像是幫他(吳大猷)罵人,很痛快。他生病以後住進加護病房,臨死以前覺得看不到李敖的電視節目了,深以為恨,引為遺恨。你就知道我的電視節目多麼有影響力了,雖然沒有預期的效果,因為:吳大猷不是欣賞李敖的這個人,而是喜歡看李敖罵人。他為什麼不欣賞我這個人啊?因為他們沒有我有骨氣,他們無法了解我。吳大猷是跟著蔣介石走的一個學者,就好像李遠哲是跟著陳水扁走的一個學者。他們雖然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可是,他們比起過去那種有風骨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像蔡元培先生,像胡適先生,他們都差得太遠了。所以,在吳大猷先生的眼裡,李敖的節目那麼好看,那麼樣罵人等於替他罵出來,可是,用罵人兩個字給李敖來定位,太小看我了,把我看得太小了。我們是宣傳真理,用證據、用口才,還有一些表演來宣傳真理,這怎麼叫罵人?當然,你可以這樣概括地說,可是,從真正的深層的角度來看,有這種本領的人,這個人是了不起的聖人。我哪裡是罵人的人,我人格高人一等,勇敢、智慧、仁慈,高人一等。當吳大猷不欣賞李敖這個人的時候,他可以說有眼無珠。吳大猷現在死了,如果地下有知,他會後悔他有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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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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