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3精神生活的哲學

19973精神生活的哲學

奧伊肯(RudolfEucken,1846-1926)是一位活躍於前一個世紀之交的德國哲學家,生命哲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生活的意義與價值》(1908)這本小冊子里,他對自己所建立的精神生活的哲學做了通俗扼要的解說。早在1920年,這本書已有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余家菊的譯本。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萬以的譯本。奧伊肯的文風雖不艱澀卻略嫌枯燥,讀時不由得奇怪他何以能夠獲得190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從他和柏格森的獲獎,倒是可以遙想當年生命哲學的風行。今日又臨世紀之交,生命哲學早已偃旗息鼓,但我覺得奧伊肯對精神生活問題的思考並沒有過時。

奧伊肯和尼采是同時代人,他比尼采晚出生兩年,一度還同在巴塞爾大學任教,不過他比尼采多活了許多年。他們所面對的和所想救治的是相同的時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潰和物質主義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義的喪失。他們也都試圖通過高揚人的精神性的內在生命力,來為人類尋找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他們的區別也許在於對這種內在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學解釋,尼采歸結為權力意志,奧伊肯則訴諸某種宇宙生命,對於傳統形而上學的叛離有著程度上的不同。

處在自己的時代,奧伊肯最感憂慮的是物質成果與心靈要求之間的尖銳矛盾。他指出,人們過分專一地投身於勞作,其結果會使我們贏得了世界卻失去了心靈。「現實主義文化」一方面只關心生活的外部狀態,忽視內心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人封閉在狹隘的世俗範圍內,與廣闊的宇宙生活相隔絕,從而使現代人陷入了「社會生存情緒激奮而精神貧乏的瘋狂漩渦」。然而,奧伊肯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既不像叔本華那樣得出了厭世的結論,也不像尼采那樣把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超人」身上。他預言解決的希望就在現代人身上,其根據是:在精神的問題上,任何否定和不滿的背後都有著一種肯定和追求。「人的缺陷感本身豈不正是人的偉大的一個證明?」我們普遍對生活意義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這個事實恰好證明了在我們的本性深處有一種尋求意義的內在衝動。既然一切可能的外部生活都不能令我們滿足,那就必定是由於我們的生活具有從直接環境所無法達到的深度。因此,現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時代,反倒表明了現代人對精神生活有著更高的要求。

奧伊肯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為現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義?他的解決方法並非直接告訴我們這一意義在何處,而是追問我們為何會感到失落。我們比任何時代的人都更加繁忙,也享受著比任何時代更加豐裕的物質,卻仍然感到失落,那就證明我們身上有著一種東西,它獨立於我們的身體及其外在的活動,是它在尋求、體驗和評價生活的意義,也是它在感到失落或者充實。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內在的精神生命,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靈魂。

在我們身上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獨立的精神生命,這是奧伊肯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他對生活意義問題的全部解決都建立在這個論點的基礎之上。既然這種內在的精神生命是獨立於我們的外在生活的,不能用我們的外在生活來解釋它,那麼,它就必定別有來源。奧伊肯的解釋是,它來自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生命在人身上的顯現。所以,它既是內在的,是「我們真正的自我」,「我們生活最內在的本質」,又是超越的,是「普遍的超自然的生命」。因此,我們內在的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相統一的基礎,是人性和世界本質的同時實現。

我們當然可以責備奧伊肯在這裡犯了邏輯跳躍的錯誤,從自身的某種精神渴望推斷出了一種宇宙精神實體的存在。但是,我寧可把這看做他對一種信念的表述,而對於一個推崇精神生活的價值的人來說,這種信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們甘心承認人只是茫茫宇宙間的偶然產物,我們所追求的一切精神價值也只是水中月,鏡中花,是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轉瞬即逝的曇花一現,那麼,我們的精神追求便只能是虛幻而徒勞的了。尼采和加繆也許會說,這種悲劇性的徒勞正體現了人的偉大。但是,即使一位孤軍奮戰的悲劇英雄,他也需要在想像中相信自己是在為某種整體而戰。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隱含著一種超越的信念,也就是說,必假定了某種絕對價值的存在。而所謂絕對價值,既然是超越於一切浮世表象的,其根據就只能是不隨現象界生滅的某種永存的精神實在。現代的西緒弗斯可以不相信柏拉圖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或者奧伊肯的宇宙生命,然而,只要他相信自己推巨石上山的苦役具有一種精神意義,藉此而忍受了巨石重新滾下山的世俗結果,則他就已經是在向他心中的上帝祈禱了。無論哪位反對形而上學的現代哲學家,只要他仍然肯定精神生活的獨立價值,他就不可能徹底告別形而上學。

奧伊肯對於基督教的現狀並不滿意,但他高度讚揚廣義的宗教對於人類的教化作用。他認為,正是宗教向我們啟示了一個獨立的內心世界,堅持了動機純潔性本身的絕對價值,給生活注入了一種高尚的嚴肅性,給了心靈一種真正的精神歷史。在奧伊肯看來,宗教本身的重要性是超出一切宗教的差異的,其實質是「承認一種獨立的精神力量存在於內心中,推動這種精神性發展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大全,並分有了大全的永恆活力」。

事實上,不但宗教,而且人類精神活動的一切領域,包括道德、藝術、科學,只要它們確實是一種精神性的活動,就都是以承認作為整體的精神生活的存在為前提的,並且是這個整體的某種體現。如果沒有這個整體在背後支持,作為它們的源泉和根據,它們就會喪失其精神內容,淪為世俗利益的工具。在此意義上,一種廣義的宗教精神乃是人類一切精神活動的基本背景。也就是說,凡是把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真正當作精神事業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對於精神生活的獨立價值懷有堅定的信念。在精神生活的層次上,不存在學科的劃分,真、善、美原是一體,一切努力都體現了同一種永恆的追求。

也正是從這種廣義的宗教精神出發,我們就不會覺得自己的任何精神努力是徒勞的了。誠然,在現實世界中,我們的精神目標的實現始終是極其有限的。但是,由於我們對作為整體的精神生活懷有信念,我們就有了更廣闊的參照系。我們身處的世界並不是整個實在,而只是它的一個部分,因此,在衡量一種精神努力的價值時,主要的標準不是眼前的效果,而是與整個實在的關係。正如奧伊肯所說的:「倘若我們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一個更大的序列的一個片斷,那麼指望它會澄清一切疑團便很不智,而且仍然會有許多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的可能性,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卻能夠得到理解。」我們當然永遠不可能證明所謂大全的精神性質,但我們必須相信它,必須相信世上仍有神聖存在,這種信念將使我們的人生具有意義。而且我相信,倘若懷有這個信念的人多了,人性必能進步,世風必能改善。如果產生了這樣的結果,信念的作用便實現了,至於茫茫宇宙中究竟有沒有一個精神性的大全,又有什麼要緊呢?

精神生活既是個人的最內在的本質,又是宇宙生命的顯現,那麼,我們每個人是否就自然而然地擁有了精神生活呢?奧伊肯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精神生活並不是一種自然延續的進化,或一種可以遺傳的本能,也不是一種能夠從日常經驗的活動中獲得的東西。毋寧說,正因為它極其內在而深刻,我們就必須去喚醒它。人類精神追求的漫長歷史乃是宇宙生命顯現的軌跡,然而,對於每一個個體來說,它一開始是外在的。「從精神上考慮,過去的收穫及其對現在的貢獻無非是些可能性,它們的實現有待於我們自己的決定和首創精神。」每一個個體必須窮其畢生的努力,才能「重新佔有」精神生活,從而獲得一種精神個性。奧伊肯的結論是:「精神的實現決不是我們的自然稟賦;我們必須去贏得它,而它允許被我們贏得。」

在我看來,這些論述乃是奧伊肯的這本小冊子里的最精彩段落。在一個信仰失落和心靈不安的時代,他沒有向世人推銷一種救世良策,而是鼓勵人們自救。的確,就最深層的精神生活而言,時代的區別並不重要。無論在什麼時代,每一個個體都必須並且能夠獨自面對他自己的上帝,靠自己獲得他的精神個性。對於他來說,重新佔有精神生活的過程也就是賦予生活以意義的過程。於是,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何在這一問題的答案便有了著落。

奧伊肯把每一代人對精神生活的實現稱做一場「革命」,並且呼籲現代人也進行自己的這場革命。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某一代人,是否贏得自己的精神生活,確實會使他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個贏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雖然也生活在「即刻的現在」,但他同時還擁有「永恆的現在」,即那個「包含一切時代、包含人類一切有永恆價值的成就在內的現在」,他的生活與人類精神生活歷史乃至宇宙生命有著內在的聯繫,他因此而有了一種高屋建瓴的立場,一種恆久的生活準則。相反,那些僅僅生活在「即刻的現在」的人就只能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盲目地度過自己的一生。

在實際生活中,有無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別會到處顯現出來,我從奧伊肯的書中再舉一例。人們常說,挫折和不幸能夠提高人的精神。然而,奧伊肯指出,挫折和不幸本身並不具有這種優點。實際的情形是,許多缺乏內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擊倒了。惟有在已經擁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難才能進一步激發此種活力,從而帶來精神上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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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朝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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