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零碎話

老家的村子離縣城不遠，我對城裡的印象卻不深。上小學時，每個學期會看一場電影，多半是反覆看過的《紅燈記》、《沙家浜》之類。我同弟弟共用五毛零花錢，上街吃一碗面或米糕，還有餘錢吃一根冰棍。這個印象保持了十幾年，直到我二十二歲去縣城工作。我去縣政府報到之前，從來沒有進過那個大院。小時偶爾在城裡逛街，也不曾注意過那個地方。

我上班的地方是縣政府辦公室，派給我的直接領導是位姓周的老同志。老周大概五十五六歲，或者更大些。同事們都叫他老周，我卻叫不出口。我感覺叫「老周」不太禮貌，平輩之間才可這麼稱呼。老周見面就說起我父親，似乎他們是有舊緣的。於是，我依著父親這層關係，叫他周伯伯。老周略為猶豫，愉快地應了。

過了些日子，隱約聽得有領導說，同事之間最好是稱職務或同志，別的稱呼都太庸俗了。我著實嚇了一跳，卻不方便再改口。周伯伯頭上沒有職務，我仍然不好叫他老周。於是，我一如既往叫他周伯伯。終於有天，周伯伯嘿嘿一笑，說：干到快退休了，混了個伯伯級別。我私下一想：周伯伯可能也不願意我這麼叫他。

周伯伯最後被提拔了，職務是副科級秘書。人們開始喊他周秘書，我仍叫他周伯伯。秘書在我看來似乎不是職務，跟在領導背後屁顛跑的都算秘書。我還聽到一種說法，秘書不帶長，打屁都不響。縣政府不設秘書長，他永遠只能是秘書。何況，他眼看著就要退休了。

周伯伯是我官樣文章的啟蒙老師，為人方正，文字功夫很好。卻快到退休，才弄了個副科級秘書。他退休那天，單位開了個歡送會。同事們說盡了他的好話，似乎這個同志早該當更大的官。那時候，單位有人調走，也得開個歡送會。通常是買些糖果，大家嘴裡嚼著東西，拉拉雜雜地說上幾點。被說的人必做得很謙虛，微笑而不露驕傲之色。

周伯伯退休歡送會那天，我心情很有些憂傷和灰心。我想自己臨到退休，假若也是個副科級秘書，人生未必太黯淡了。過了些日子，偶然聽人說起周伯伯的過去，我心情愈加灰暗。大概是說周伯伯年輕時很有才氣，就因為某事得罪了領導，留下不好的印象。從此，多年抬不起頭。他的家庭出身又不太好，歷次運動都如過街之鼠。好不容易捱到八十年代，卻已老之將至。

我的官樣文章很快上路，真得感謝周伯伯。外人都以為官樣文章好寫，不過是程式化的新八股。其實不然。官樣文章，難就難在學校沒教過。中文系都有應用文寫作課，可課本上的東西在官場完全應用不上。我因為官樣文章漸有名氣，比周伯伯早二十多年成了副科級幹部。記得有回去縣瓷廠調研，廠長坐在山頂的會議室，俯瞰著山下的縣城，不由得豪情萬丈，說：有些歐洲小國，不就只有我們縣這麼大嗎？這麼想啊，我就是一個國家的瓷器大王！我聽著實在好笑，暗想自己就相當於小國家的副部長了。

縣政府工作那幾年，過得很開心。官樣文章得心應手了，多年的文學夢開始蘇醒。最初寫散文，一篇叫《書房小記》的小文章，發表在《湖南日報》的「湘江文藝副刊」。很有些興奮，印成鉛字的豆腐塊，總共一千多字，我反覆看了好多回。那個日子我也記得：1988年8月8日。數字很吉利，做生意開張，大概應該選這種日子。

那時候的小縣城裡，誰發表了一篇文章，就被看作人物了。我聽著人家稱呼才子，心裡頗有幾分得意。機關才子的名聲早有了，如今又是人們眼裡的作家。我在報上發了幾篇散文，就開始寫小說。起初找不著路數，好幾個小說都只開了頭，或寫了個大半就放下了。第一次把小說寫完，應該是1990年。我把小說《無頭無尾的故事》寄到《湖南文學》，很快就發表了。小說是黃斌兄從自然來稿中發現的。我當時並不知道刊物有所謂約稿和自然來稿之分，總以為編輯凡稿必看的。看來，凡事都有機緣。當時刊物的幾位老師，王一平先生、潘吉光先生、李慕賢先生，都對我大加勉勵。

那時候，通訊不太發達，不方便同作者聯繫。《湖南文學》發表我小說時，就在作者簡介里寫道：王躍文，二十四歲，畢業於湘潭大學。我後來向黃斌兄求證簡介的來歷，他說聽別人這麼介紹我的。可是，黃斌兄哪裡知道，有人背地裡說我簡歷造假。我那年二十八歲，也不是湘潭大學畢業的。我的母校是懷化師專，現在叫作懷化學院。我對母校懷有深情，她在我最艱難的時候，一直慈祥地對我微笑。此一節不可說得太深，日後有機會再去「鉤沉」吧。

1995年，我的中篇小說《秋風庭院》獲《小說選刊》主辦的文學獎。當時，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評獎早已中斷，魯迅文學獎沒有設立。《小說選刊》有位編輯說，過去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就是我們刊物為主操辦的。那意思似乎想告訴我們：如今評的這個獎，就相當於當年的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我聽著有些幽默，同進士跟進士的區別還是很大的。

當時，我調到長沙已有一年。去北京領獎，正是冬季。住的賓館是北京老四合院，暖氣大得只能穿襯衣。記得《小說選刊》的招待很客氣。但伙食越開得好，我就越吃不下飯。有頓飯據說最貴，我卻吃得最少。我忍不住叫過服務員：小姐，上一碟辣椒行嗎？服務員很客氣：我去給您看看。南方人是「你」「您」不分的，聽人客氣地稱呼「您」，感覺很受尊重。過了幾分鐘，她回來說：對不起，你們沒點辣椒。我差點噴飯，心想北京人怎麼這麼幽默！

我剛調到長沙，感覺未來無限遼闊。似乎能做很多事，眼前一片雲蒸霞蔚。可是過了四十歲，方知自己越來越渺小。1998年寫成《國畫》（1999年出版），2009年出版《蒼黃》。匆匆十年，蒼黃翻復！我期間寫了兩百多萬不痛不癢文字，頭髮白去大半。經歷了一些事，見識了一些人。酸甜苦辣，生生吞下。曾經有些爭強好勝，如今通通都放下了。

有那麼兩年，我的文字在有些地方見不得報。有家報紙約我寫專欄，我給了編輯十幾篇文章，就出門旅行去了。一個多月回來，方知自己的文章署名「浦人」。原來剛發了一篇《常識性困感》，報社就接到某部門電話。編輯愛惜我那些文字，就做主把我的文章換名發表了。過了幾年，我在某地簽名售書。一位老者拿來一本剪報，問：請問浦人就是您嗎？老者說：您的文章，再怎麼變名字，我都認得出來。

我於寫作原來很自信的，現在卻是越來越惶恐。每次翻閱新出版的書，都是無盡的遺憾。自己明知的不足和可笑之處，又未必是下次可以彌補或改進的。我漸漸明白怎樣才是好作家，而自己窮盡一生的努力不過是學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