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

一九六○年，我們那時都還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級念書，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腦子充滿不著邊際理想的年輕人，因為興趣相投，熱愛文學，大家變成了朋友。於是由我倡議，一呼百應，便把《現代文學》給辦了出來。出刊之時，我們把第一期拿去送給黎烈文教授，他對我們說：「你們很勇敢!」當時他這話的深意，我們懵然不知，還十分洋洋自得。沒料到《現代文學》一辦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變成了許許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壯，而開花，而終於因為經濟營養不良飄零枯萎的一棵文藝之樹。對我個人來說，《現代文學》是我的一副十字架，當初年少無知，不自量力，只憑一股憨勇，貿然背負起這副重擔，這些年來，路途的崎嶇顛躓，風險重重，大概只有在台灣辦過同仁文藝雜誌的同路人，才能細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風頗盛，開風氣之先者，首推我們的學長詩人余光中，那時他早已名振詩壇了。夏濟安教授主編《文學雜誌》，又培養不少外文系作家。高於我們者，有葉維廉、叢、劉紹銘。後來接我們棒的，有王禎和、杜國清、潛石(鄭恆雄)、淡瑩等。然而我們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寫小說的，有王文興、歐陽子(洪智惠)、陳若曦(陳秀美)，詩人有戴天(戴成義)、林湖(林耀福)。還有許多桿好譯筆如王愈靜、謝道峨，後來在美國成為學者的有李歐梵，成為社會學家的有謝楊美惠。這一伙人，還加上另外幾位，組成了一個小社團叫「南北社」(詳情見歐陽子《回憶〈現代文學〉創辦當年》)。我們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頂海邊，大談文學人生，好像天下事，無所不知，肚裡有一分，要說出十分來。一個個胸懷大志，意氣飛揚，日後人生的顛沛憂患，哪裡識得半分?陳若曦老鬧神經痛，但爬山總是她第一個搶先上去。王文興常常語驚四座，一出言便與眾不同。歐陽子不說話，可是什麼都看在眼裡。大家一時興起，又玩起官兵捉強盜來。怎麼會那樣天真?大概那時台北還是農業社會——清晨牛車滿街，南京東路還有許多稻田，夜總會是一個神秘而又邪惡的名詞，好像只有一兩家。台大外文系那時也染有十分濃厚的農業社會色彩：散漫悠閑，無為而治。我們文學院里的吊鐘一直是停擺的，圖書館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員老孟(蘇念秋)一個人在打坐參禪，而我們大夥卻逃課去辦《現代文學》去了。幸虧外文系課業輕鬆，要不然哪裡會有那麼多的時間精力來寫文章辦雜誌?而且大家功課還不錯，前幾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陳若曦、王愈靜通了幾封信，提出創辦《現代文學》芻議，得到南北社社員熱烈支持。於是大家便七手八腳分頭進行，首先是財源問題，我弄到一筆十萬塊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貸(後來幾乎弄得《現文》破產，全軍覆沒，還連累了家人)。歐陽子穩重細心，主持內政，總務出納、訂戶收發由她掌管。陳若曦闖勁大，辦外交、拉稿、籠絡作家。王文興主意多，是《現文》編輯智囊團的首腦人物，第一期介紹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資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張先緒設計。我們又找到兩位高年級的同學加盟：葉維廉和劉紹銘。發刊詞由劉紹銘主筆，寫得倒也鏗鏘有聲。葉維廉是創刊詩一首：《致我的子孫們》，氣魄雄偉。我們那時只是一群初執筆桿的學生，《現文》又沒有稿費，外稿是很難拉得到的，於是自力更生，寫的寫，譯的譯。第一期不夠稿，我便化一個筆名投兩篇。但也有熱心人支持我們的，大詩人余光中第一期起，從《坐看雲起時》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譯家何欣先生，何先生從頭跟《現文》便結下不解之緣，關係之深，十數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論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譯。我們的學姊叢從美國寄來佳作一篇《盲獵》。外援來到，大家喜出望外。於是由我集稿，拿到漢口街台北印刷廠排版，印刷廠經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圓滑，我們幾個少不更事的學生，他根本沒看在眼裡，幾下太極拳，便把我們應付過去了。《現文》稿子丟在印刷廠，遲遲不得上機，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領。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廠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纏得沒有辦法，只好將《現文》印了出來。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著一大疊淺藍色封面的《現代文學》創刊號跑到學校，心裡那份歡欣興奮，一輩子也忘不掉。

雜誌出來了，銷路卻大成問題。什麼人要看我們的雜誌?卡夫卡是誰?寫的東西這麼古怪。幾篇詩跟小說，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見經傳。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們到處貼海報，台大學生反應冷淡，本班同學也不甚熱烈，幾個客戶都是我們賣面子死拉活拖硬抓來的。教授我們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熱心的，像張心漪教授，替我們介紹訂戶，不惜餘力。殷張蘭熙女士，百般衛護，拉廣告。黎烈文教授對我們十分嘉許，其實只要有人看，我們已經很高興了。雜誌由世界文物供應社發出去。隔幾天，我就跑到衡陽街重慶南路一帶去，逛逛那些雜誌攤。「有《現代文學》嗎?」我手裡抓著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亂翻裝作漫不經心的問道。許多攤販直搖頭，沒聽過這本東西。有些想了一會兒，卻從一大疊的雜誌下面抽出一本《現代文學》來，封面已經灰塵撲撲，給別的暢銷雜誌壓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攤販問我。我不忍再看下去，趕快走開。也有意外：「現代文學嗎?賣光了。」於是我便笑了，問道：「這本雜誌那麼暢銷嗎?什麼人買?」「都是學生吧。」我感到很滿足，居然還有學生肯花錢買《現代文學》，快點去辦第二期。第一期結算下來，只賣出去六、七百本，錢是賠掉了，但士氣甚高，因為我們至少還有幾百個讀者。其實《現文》銷路一直沒超過一千本，總是賠錢的。因此攤販們不甚歡迎，擺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賣雜誌的，卻是《現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獨國主詩人周夢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個攤位上常常掛滿了《現代文學》，我們賣不掉的舊雜誌，送給他，他總替我們擺出來。有時經過武昌街，看見紅紅綠綠的《現文》高踞在孤獨國的王座上，心裡又感動、又驕傲。我的朋友女詩人淡瑩說，她是在周夢蝶那裡買到整套《現文》的。

雖然稿源困難，財源有限，頭一年六期《現文》雙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來了。周年紀念的時候，還在我家開了一個盛大慶祝會。除了文藝界的朋友，又請了五月畫會的畫家們。像顧福生、庄、韓湘寧都替《現文》設計過封面，畫過插畫。張心漪老師、殷張蘭熙女士也來捧場，大家真是高興的，對《現文》的前途充滿信心。而我們那時也快畢業了，大家回顧，都覺得大學四年太快，有虛度之感。對我個人來說，大學生活最有意義的事，當然就是創辦了這本賠錢雜誌。家中父母親倒很支持，以為「以文會友」。確實，我辦這本雜誌，最大的收穫之一，便是結識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見識都豐富了許多。

到了第九期，《現文》遭到頭一次經濟危機。我拿去放高利貸的那家伸鐵廠倒掉了。《現文》基金去掉一半，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時期我天天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五內如焚。數目雖小，但是我那時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學生，同學們更不濟事。父母親的煩事多，哪裡還敢去擾他們。我跑到伸鐵廠好幾次，也夾在債權人里跟鐵廠索債。別人拿回錢沒有我不知道，我那張借據一直存了好幾年。有時候拿出來對著發獃，心裡想：這個鐵廠真可惡，這筆文化錢也好意思吞掉。但雜誌總還是要辦下去的。幸虧我們認識了當時駐台的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瑟(RichardMa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熱愛文學，知道我們的困境，便答應買兩期《現文》。於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風雨飄搖中誕生了。同時《現文》男生也入了營，編務的重擔便落到了《現文》女將們身上。《現文》女將，巾幗英雄，歐陽子坐鎮台大，當助教，獨當一面。陳若曦在外做事，仍舊辦她的外交。我們的學弟們，鄭恆雄、杜國清、王禎和也正式加盟，變成《現文》的第二代。我在軍營里無法幫忙，只有稿援，在那樣緊張的生活里，居然湊出了兩篇小說來：《寂寞的十七歲》和《畢業》(后改為《那晚的月光》)，那是拚命擠出來的。等到女將們出國，朝中無大臣，《現文》的人事危機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來，形勢岌岌可危。一直到我們受訓完畢，出國留美，《現文》的形成期終於結束，改為季刊，邁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我臨出國，將《現文》鄭重託付給余光中、何欣、姚一葦三位先生。余、何一向與《現文》淵源甚深，姚先生則是生力軍，對《現文》功不可滅，值得大書特書。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藝術的奧秘》便是一篇篇在《現文》上出現的——又拉入許多優秀作家的文稿來：如陳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這三位再加上《現文》第二代，編輯危機，算是解決。至於財源，出國后，便由我一個人支撐。家裡給我一筆學費，我自己則在愛荷華大學申請到全年獎學金。於是我便把學費挪出一部分來，每月寄回一張支票，化做白紙黑字。在國外，最牽腸掛肚的就是這本東西，魂牽夢縈，不足形容：稿子齊了沒有?有沒有拉到好小說?會不會脫期?印刷費夠不夠?整天都在盤算這些事。身在美國，心在台灣，就是為了它。這段期間，《現文》開始起飛，漸趨成熟。一方面是《現文》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長，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編輯方面，改進內容，提高了創作水準。這個時間，佳作真多。據咪咪(余光中太太)說，三位太太也動手幫忙，寫封套、送雜誌。《現文》第二代杜國清他們騎腳踏車，奔跑印刷廠，大家幹勁十足。我在愛荷華每次接到台北寄來的《現文》，就興奮得通夜難眠，恨不得一口氣全本看完。看到陳映真的小說，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又難過。《壁虎》的作者是誰，我打聽。原來是一個還在中學念書的小姑娘，我很詫異。施叔青初執筆便氣宇不凡，日後果然自成一家。施家文學風水旺，妹妹李昂後來居上，風格特殊。

此後，《現文》的編輯人事，經過幾次大變動，王文興、余光中、柯慶明都輪流當過主編及執行編輯。這幾位編輯勞苦功高，筆難盡述。只有傻子才辦文學雜誌，只有更傻的人才肯擔任這吃力不討好的編輯工作，而且是不支薪水的。《現文》之所以能苦撐十三年，第一要靠這批編輯們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幾位外，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張惠，還有中文系的師生都曾出過大力。此外，那時候的作家，對《現文》真是義薄雲天，不求稿費、不講名利，他們對於《現文》都有一份愛心與期望，希望這份文學雜誌能夠撐下去。七年，《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聞悉《現文》財政拮据，慷慨贈送紙張一年，使《現文》渡過危機。然而在工商起飛的台灣，一本農業社會理想的同仁雜誌，是無法生存下去的。跟我們同時掙扎的《文學季刊》、《純文學》都一一英勇的倒仆下去。《現文》的經濟危機又亮起了紅燈。一九七三年世界通貨膨脹，台灣的紙價印刷費猛增。我在美國教書的薪水，怎麼省也省不下這筆費用來。我有一位中學好友王國祥，也是《現文》的忠實讀者，知道我的困境，每個月從他的研究費捐獻一百二十塊美金，但是兩個人合起來的錢，仍然無濟於事，第五十一期出畢，我只好寫信給當時的編輯柯慶明，宣布《現文》暫時停刊。柯慶明來信，最後引了白居易的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則回以岳飛的《滿江紅》：「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岳武穆的這首《滿江紅》是小時候父親教授我的，這也是他唯一會唱的歌，常常領著我們唱。後來無論在哪兒聽到這首歌，我總不禁感到慷慨激昂。

總觀五十一期《現代文學》，檢討得失，我們承認《現文》的缺點確實不少：編輯人事更動厲害，編輯方針不穩定，常常不能按期出刊，稿源不夠時，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來。然而《現文》沒有基金，編輯全是義務，行有餘力，則於編務。我對於編輯們除了敬佩外，絕不敢再苛求。《現文》又沒有稿費，拉來文章全憑人情，大概也只有在我們這個重義輕利的中國社會，這種事情才可能發生。因此，除掉先天的限制外，我肯定的認為《現代文學》在六○年代，對於中國文壇，是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的。

首先，是西洋文學的介紹。因為我們本身學識有限，只能做譯介工作，但是這項粗淺的入門介紹，對於台灣當時文壇，非常重要，有啟發作用。因為那時西洋現代文學在台灣相當陌生，像卡夫卡、喬伊思、托馬斯?曼、福克納等這些西方文豪的譯作，都絕無僅有。喬伊思的短篇小說經典之作《都柏林人》我們全本都譯了出來。後來風起雲湧，各出版社及報章雜誌都翻譯了這些巨匠的作品，但開始啟發讀者對西洋現代文學興趣的，《現文》實是創始者之一。譯文中，也有不少佳作。舉凡詩、短篇小說、戲劇、論文，犖犖大端，名譯家有何欣、朱立民、朱乃長等，此外台大外文系助教學生的豐功偉績也不可抹煞，尤其是張惠，她的翻譯質與量在《現文》所佔的篇幅都是可觀的。

當然，《現文》最大的成就還是在於創作。小說一共登了兩百零六篇，作家七十人。在六○年代崛起的台灣名小說家，跟《現代文學》，或深或淺，都有關係。除掉《現文》的基本作者如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及我本人外，還有叢、王禎和、施叔青、陳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華、李昂、林懷民、黃春明、潛石、林東華、汶津、王拓、蔡文甫、王敬羲、子於、李永平等，早已成名的有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這些作家，或發軔於《現文》，或在《現文》上登過佳作。更有一些，雖然沒有文名，而且在《現文》上只投過一兩篇，但他們的作品，有些絕不輸於成名作家，只可惜這些作家沒有繼續創作，他們的潛力，已經顯著，要不然，台灣文壇上，又會添許多生力軍。我隨便想到的有：奚淞、東方白、姚樹華、張毅、黎陽、馬健君等。

《現代文學》的現代詩，成就亦甚可觀，有兩百多首，舉凡台灣名詩人，一網打盡。藍星、創世紀、笠、星座等各大詩社的健將全部在《現文》登過場，還有許多無黨無派的後起之秀。《現文》對台灣詩壇的特別貢獻，是四十六期詩人楊牧主編的「現代詩回顧專號」，對台灣過去二十年現代詩的發展成長，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回顧展。這種兼容並蓄的現代詩回顧展，在台灣當時，好像還是首創。楊牧編輯這個專號，頗花心血，值得讚揚。

《現文》登載本國批評家的論文比較少，但名批評家夏志清、顏元叔、姚一葦、林以亮都有精彩作品，在《現文》發表。夏志清教授，對《現文》從頭到尾同情鼓勵，呵護備至。他在一篇論文里提到：「《現代文學》，培養了台灣年輕一代最優秀的作家。」

其次，《現文》另一項重要工作，則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這要歸功台大中文系的師生。《現文》後期執行編輯柯慶明，當時在台大中文系當助教，向中文系師生拉稿，有十字軍東征的精神，四十四、四十五兩期「中國古典小說專號」從先秦到明清，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作了一項全盤的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在台灣學界如此受到重視，《現文》這個專號，又是首創。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志清教授那本用英文寫成的巨著《中國古典小說》，在《現文》幾乎全部譯完登出，這本文學批評，在西方漢學界早已成為眾口交譽的經典之作，使西方人對中國古典小說刮目相看。

其實五十二期的稿子，當時已經完全收齊發排了，但因經費問題，始終未能出刊。為了寫這篇回憶，我又從箱篋里翻出一些有關《現文》的資料來，有一張發了黃的照片，是《現文》創刊時，當時的編輯們合照的，一共十二人：戴天、方蔚華、林湖、李歐梵、葉維廉、王文興、陳次雲、陳若曦、歐陽子、劉紹銘、我本人及張先緒。那時大家都在二十上下，一個個臉上充滿自信與期望。自信，因為初生之犢，不懂事；期望，因為覺得人生還有好長一段路，可以施展身手，大幹一番。我看看照片下面印著的日期：一九六○年五月九日。算一算，竟有十七年了，而我們這一批人都已進入了哀樂中年。對著這張舊照，不禁百感叢生。我們各人的命運，當初誰能料及?替《現文》設計封面的張先緒，竟先去世，而且還死得凄涼。張先緒有才，譯文真好，然而個性內向，太敏感。陳若曦勇敢，又喜歡冒險，所以她的一生大風大險多，回到大陸七年，嘗盡艱苦，居然又全家出來了。這就是陳若曦，能做出常人所不能及者。去年她到加州大學來演講，我們相見，如同隔世，她走路還是那樣不甘落後。王文興、林湖、陳次雲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成為台大外文系的中堅分子。葉維廉、劉紹銘、李歐梵在美國大學教書，各有所成，是美國漢學界後起之秀。方蔚華曾執教政大，已為人父。很多年沒有見到詩人戴天，去年到香港，他請我吃飯，兩人酩酊大醉，因為大家都有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的感慨。十七年前，戴天到我家，煮酒論詩，醺醺然，不知東方既白，少年情懷，畢竟不同。十七年，時間的擔子，是相當沉重的。歐陽子在美國除寫作外，相夫教子，家庭美滿，然而卻遭天忌，患了嚴重的眼疾，網膜剝落，雙目都動過大手術，視力衰退。一九七四年，我到德州去探訪她，我們同時都感到，時間的壓迫，愈來愈急促，於是我們覺得要趕快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歐陽子以超人的勇氣，在視覺模糊的狀態下，完成了她的論文集《王謝堂前的燕子》，接著一鼓作氣，又單獨編輯了這本《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編選這本集子，歐陽子真花了不少心血，她把《現文》上二百多篇小說全部仔細看過，經過深思熟慮，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每篇都加以短評，她的短評，寥寥數語，便將小說的精髓點出，對讀者大有幫助，而且她的書後目錄作得特別詳細完整，書後附有《現文》所有的小說篇名，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現文》之小說篇目，對於日後研究《現文》小說及作家的人有莫大方便。她這種編選態度之嚴謹認真，堪為楷模。

重讀一遍這本選集的小說，更肯定了我對《現文》的看法，《現文》最大的貢獻，在於發掘培養台灣年輕一代的小說家。這本選集中三十三篇小說，大多傑出，可以稱為六○年代台灣短篇小說的優秀典例。其中有數位早已成名或日後成名的，但是他們投在《現文》上的小說，卻往往是他們最好的作品。如朱西寧的《鐵漿》，我認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題宏大：中國傳統社會與現代文明的衝突；形式完整：以象徵手法，乾淨嚴謹的文字，將主題意義表達得天衣無縫。這真是一篇中國短篇小說的傑作。又如陳映真的名著《將軍族》，正如歐陽子所評：「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他的人道主義在《將軍族》中兩個卑微的角色身上，發出了英雄式的光輝燦爛。這一篇，應當是他的代表作。再如黃春明的《甘庚伯的黃昏》，雖然這是他投到《現文》唯一的一篇，但是這篇感人肺腑的小說，以藝術形式來說，我覺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無一贅語，形式內容相互輝映。還有幾篇，在台灣小說發展史上，有其特殊意義。叢的《盲獵》，無疑的，是台灣中國作家受西方存在主義影響，產生的第一篇探討人類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說。王禎和的《鬼?北風?人》是他初登文壇，在《現文》所投的第一篇。王禎和以前，當然還有許多本省作家描寫台灣鄉土色彩的作品。但王禎和所受的是戰後教育，國語應用純熟。他這篇小說台灣方言的運用，以及台灣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經營的一種寫實主義，他這種鄉土寫實作風，對日後流行的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有啟發作用，而選集中這篇《鬼?北風?人》則是先驅。但《現文》這本小說選集，另外更重要的一個意義，是收集了許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因為成名作家，個人都有選集，作品不至湮沒，但是名氣不大的作家，他們這些滄海遺珠，如果不選入集內，可能就此埋沒，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是大大損失，因為他們這幾篇作品，寫得實在好，與名家相比，毫無遜色。例如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吒》，從中國傳統神話中，探索靈肉不能並存的人生基本困境，歐陽子認為：「其表達方式與主題含義，皆具驚人的獨創性。」又如黎陽的《譚教授的一天》，我認為是描寫台灣學府知識分子小說中的上乘作品，筆觸溫婉，觀察銳利，從頭至尾一股壓抑的感傷，動人心弦。東方白的《□□》，研討人類罪與罰的救贖問題，含義深刻，啟人深思。姚樹華的《天女散花》，刻劃社會階級間無法跨越的障礙，感人之至。綜觀選集中三十三篇作品，主題內容豐富而多變化，有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之式微者，如《鐵漿》、《遊園驚夢》；有描寫台灣鄉土人情者，如《鬼?北風?人》、陳若曦的《辛庄》、林懷民的《辭鄉》、嚴的《塵埃》；有刻劃人類內心痛苦寂寞者，如水晶的《愛的凌遲》、歐陽子的《最後一節課》；有研究人類存在基本困境者，如《盲獵》、《封神榜里的哪吒》、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有人生啟發故事(initiationstories)，如王文興的《欠缺》；有讚頌人性尊嚴者，如《將軍族》、《甘庚伯的黃昏》；還有描述海外中國人的故事，如於梨華的《會場現形記》、吉錚的《偽春》。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風格，有的運用寓言象徵、有的運用意識流心理分析、有的簡樸寫實、有的富麗堂皇，將傳統融於現代，借西洋糅入中國，其結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體的一種文學，這就是中國台灣六○年代的現實，縱的既繼承了中國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遺產，橫的又受到歐風美雨猛烈的衝擊，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化傳統空前劇變的狂飆時代，而這批在台灣成長的作家亦正是這個狂飆時代的見證人。目擊如此新舊交替多變之秋，這批作家們，內心是沉重的、焦慮的。求諸內，他們要探討人生基本的存在意義，我們的傳統價值，已無法作為他們對人生信仰不二法門的參考，他們得在傳統的廢墟上，每一個人，孤獨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價值堡壘，因此，這批作家一般的文風，是內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諸外，他們的態度則是嚴肅的、關切的，他們對於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個人有一種嚴肅的關切，這種關切，不一定是「五四」時代作家那種社會改革的狂熱，而是對人一種民胞物與的同情與憐憫——這，我想是這個選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貴的特質，也是所有偉大文學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這個選集中，我們找不出一篇對人生犬儒式的嘲諷，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謾罵。這批作家，到底還是受過儒家傳統的洗禮，文章以溫柔敦厚為貴。六○年代，反觀大陸，則是一連串文人的悲劇，老舍自沉於湖、傅雷自戕、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軍黑龍江，沈從文消磨在故宮博物館，噤若寒蟬，大陸文學一片空白。因此，台灣這一線文學香火，便更具有興滅繼絕的時代意義了。

《現代文學》一九七三年停刊，於今三載半，這段期間，我總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無法彌補。有時候我在做夢：到哪裡去發一筆橫財，那麼我便可以發最高薪水請一位編輯專任《現文》；發最高稿費，使作家安心寫作；請最好的校對，使《現文》沒有一個錯字；價錢定得最便宜，讓窮學生個個人手一冊。然而我不死心，總在期望那春風吹來，野草復生。其實《現文》這幾位基本作家，個個對文學熱愛，都不減當年。王文興寫作一向有宗教苦修精神，前年《家變》一出，轟動文壇。歐陽子寫作不輟，《秋葉》集中，收有多篇心理小說佳作。陳若曦兜了一大圈，還是逃不脫繆斯的玉掌，又重新執筆，《尹縣長》像一枚炸彈，炸得海外左派知識分子手忙腳亂。至於我自己也沒有停過筆，只是苦無捷才，出了一本《台北人》，一個長篇，磨到現在。按理說，我們人生經驗豐富多了，現在辦一本文學雜誌，應當恰逢其時。

去年返台，遠景出版社負責人沈登恩來找我，「遠景」願意支持《現文》復刊。我跟幾位在台的《現文》元老商量，大家興奮異常。施叔青請我們到她家吃飯，在座有多位《現文》從前的作家編輯，酒酣耳熱，提到《現文》復刊，大家一致舉杯支持，姚一葦先生竟高興得唱起歌來，我從來沒見他那樣青春，那樣煥發過。而我自己，我感到我的每個細胞都在開始返老還童。

復刊后的《現文》，我們的期望仍只是一個：登刊有價值的好文學，發掘培養優秀的青年作家。我相信現在台灣的優秀作家，比我們當年一定要多得多。《現文》將繼承我們以往兼容並蓄的傳統，歡迎有志於文學的作家，一同來耕耘、來切磋、來將《現文》的火炬接下去，跑到中國文學的聖壇上，點燃起一朵文藝火花。《現文》發刊詞里有一段話，我引下來，作為本文的結束：

我們願意《現代文學》所刊載不乏好文章，這是我們最高的理想。我們不願意為辯證「文以載道」或「為藝術而藝術」而花篇幅，但我們相信，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縱非立志為「載道」而成，但已達到了「載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