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出題目”

雨果的《克林威爾》（Cromwell）是浪漫主義文學的一部傑作，然而雨果的《克林威爾》的序言卻是浪漫主義文學的理論文字；雨果是作家而同時又是理論家的。

寫了《浮士德》的歌德是作家，但寫了「PropylaenA」雜誌的「導言」的歌德卻是文藝理論家；歌德也是作家而同時又是理論家的。

左拉是《羅貢。馬惹》的作者，然而同時又是《實驗小說》這理論文字的作者；他也是作家而又同時是理論家的。

綏拉菲摩維支寫了《鐵流》，卻也寫了《我怎麼寫鐵流》；革拉特珂夫寫了《士敏土》，卻也寫了《我怎麼寫士敏土》。這兩位又是作家而同時是理論家的。

文藝理論家和創作家可以是一個人，亦可以是兩個人，有不寫創作的理論家，亦有不讀文藝理論的創作家；有以自己的理論去反對別的理論家的理論的作家，然而很少見自己並沒有什麼一定理論的作家僅僅以「創作的自由」一語去反對理論家的理論的。

近年來，我們常聽得有人說：「在西方，一種文藝理論之成立，必先有包孕此理論之作品；所以是從作品產生理論，而不是由理論烘逼出作品來。」持此說者，倘使是作家，那就是不願人家出題目給他的作家；倘使不是創作家，那麼，因為他自己並沒提出「理論」，所以大概只能稱之為理論以外的理論家。他們是不喜歡有不作而理論的家們嘮叨多嘴的；他們的「作品產生理論」的明證就是我們上舉的雨果、左拉諸位先生。

不錯，從西方文藝發展的史跡看來，到歐洲大戰以前為止，大概可說是先有作品後有理論的；第一部文藝理論書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是如此，本文上舉的雨果以至左拉的理論亦復如此；但是這只是大戰以前為然。現在是文藝理論成為文藝領域中一個專門獨立的部門了，以辯證的唯物論為武起的文藝理論家本質上是和雨果他們不相同的，雨果他們是自出題目自做，而現代的文藝理論家自己不做而單出題目，未必就是不該；問題不在他有沒有出題目之權而在他的題目出的對不對呵！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題目出來以後不許人置喙；但我們以為作家方面所應討論者是那題目的對不對，而不是出題目者之有沒有出題目的權力，至於也是理論家那方面呢，應當依他自己的理論（如果他有的話）來和那出題目的理論家展開嚴肅的論辯。僅僅用「作家應該有創作的自由，不要別人來出題目」以為反對的理由，似乎太嫌不夠。因為倘使講到「自由」的話，則作家固然有創作的自由，文藝理論家也應有發表意見的自由。

只有一個場合能搖動文藝理論家的「自由」；即他的題目是背時的，不合理的。然而這隻有也由理論路徑去論辯方始能夠達到。

作家若堅持他的「創作的自由」，那自然任何堅實的理論都奈何他不得的；然而也有一個場合能搖動他這堅持的「自由」；這就是他的「自由的創作」在廣大讀者面前受起判的時候。讀者是最後最有力的批判人。如果一部作品不是「藏之名山」而要公世的話，這一關的批判是逃不過的！

近年來，因為我們的社會的變動既快而又複雜，因而我們的文藝落在現實之後。這是使得文藝理論家常常出題目之原因。事實是如此：一個題目出來了，還沒有收得幾本好卷子，台上卻又掛出了另一題目。於是有些（我想來不過是有些而已）「考生」的作家大叫起文藝理論家太會換題目，太會出題目，而有些觀場的第三者也大叫起「考官」盡會——只會出題目。本來文藝理論家和作家是應當親密合作的，然而現在卻弄成文藝理論家故意和作家為難似的，——反對出題目的心理大概是有這一項的；這是很不小的「誤會」！我們上面舉出雨果他們都是自己出題目的，雨果他們決不是什麼「性之所至，流露為文章」，而是確確實實自定了一定範圍的題目而終身為之的；他們並不是無條件的「創作自由論者」。

我們的作家倘使象雨果他們似的搶在文藝理論家之前自己先來出題目，那麼，就要輪到理論家來做「應聲蟲」了。我覺得以做「應聲蟲」為失卻創作家的尊嚴也許是反對出題目的心理之又一端罷！

歸結起來說：出題目人與做題目人應當親密合作，不應視為敵體；出題目人出了題目以後應當有詳細的解釋，——在形式和內容兩方面作透闢的研究；而做題目人應當來討論題目的出得對不對，與「解釋」之是否空泛不切實用。如果做題目人看了題目就質問出題目人有何權力來出題目，而出題目人荒棄了他應有的「解釋」題目研究作法的義務而只反唇相稽，單在他有權力出題目而且作家們非要人來出題目不可——這一點上來辯論，那就都是口舌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