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八章

榆樹上有一種令人觸目驚心的肉蟲,我們北方人叫它「貼樹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溝兩側盡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貼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膚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雖去,則皮膚紅腫,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腫止疼。這一點類同水蛭,樣子卻比水蛭更令人討厭。而且它還會變色,在榆樹上為黑色,在楊樹上為白色,在槐樹上為綠色。

有些中國人,真像「貼樹皮」。其所「貼」之目標,隨時代進展而變化,而轉移。研究其「貼」的層次,頗耐人尋思。先是貼「官」。

「某某局長啊?我認識!」

「某某司令員啊?他兒子和我哥兒們!」

「某某領導啊?他女兒的同學的妹妹是我愛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繞,十竿子搭不上的,也總能搭上。搭上了,便「貼」。

此真「貼」者。

還有假「貼」者,雖也想「貼」,也毫無機遇,難以接近目標,在人前故出「貼」者語而已,為表明自己是「貼」著什麼的。

我們在生活中,不是經常能看到一些人,為了巴結上某某首長,或某某首長的兒子女兒,極盡阿諛奉承,鑽營諂媚,討好賣乖之能事么?圖的什麼呢?其中不乏確有所圖者。也有些人,詰之卻並無所圖,僅獲得某種心理安慰而已。彷彿「貼」上了誰誰,自己也便非等閑輩,身份抬高了似的。

繼而「貼」港客。港客本也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炎黃子孫,龍的傳人,我們同胞。相「貼」何太急?蓋因港客在「貼」者們眼中都挺有錢。有錢,現今便彷彿屬「高等華人」

一類了。其實,他們除了比一般大陸人有些許錢,究竟「高」在哪兒呢?就錢而論,香港也絕非金銀遍地,香港人也絕非個個都腰纏萬貫。「港客」中冒牌的「經理」、偽裝的「富翁」,心懷叵測到大陸來行詐的騙子,近幾年僅披露報端的還少嗎?

然而「貼」者們為了撈到點好處,明知對方是騙子,也還是要不顧一切地「貼」將上去的。騙子身上揩油水,更能顯示其「貼」技之高超。

「貼」港客,比「貼」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實惠。小則打火機、絲襪、化妝品、假首飾什麼的,大則錄音機、照相機、彩電、錄像機等等。只要替他們在大陸效了勞,論功行賞,是不難得到的。港客還似乎比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們大方。你要從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家拎走一台錄音機?休想!一般情況下,他們是習慣了收受而不習慣給予的。「貼」領導幹部者,實「貼」權勢二字也。古今中外,權勢都並非可以白讓人走「貼」的。得「上稅」。以靠攀附上了某種權勢而辦成一般人們辦不成的事的,統計一下,不付出什麼的有幾個?「貼」港客者。實「貼」錢「貼」物也。錢亦物,物亦錢,都是手可觸眼可見的東西,「貼」到了,實實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辦事業和正派地經商。

二等的就難免投機牟利。

三等者流,行詐行騙,不擇手段,要從大陸揣兩兜錢回去吃喝玩樂罷了。

某一時期大陸上穿港服者,留港發者,港腔港調者,港模港樣者,「貼」港客者,假充港客者,著實使我們的社會和生活熱鬧了一陣子。

「貼」者為男性,不過令人討厭;「貼」者為女性,那就簡直愈發令人作嘔了。男性「貼」者憑的是無恥和技巧,女性「貼」者憑的是無恥和色相。凡「貼」,技巧也罷,色相也罷,總都得無恥一點。恰如饅頭也罷,叉燒也罷,總都少不了要用點「面引子」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飯店去訪人,見一脂粉氣十足的妖麗女郎,挽著一位矮而胖的五十餘歲的醜陋港客,在前廳趨來複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頭,又足蹬一雙特高的高跟鞋,猶如攜著一個患肥胖症的孩子,實在令人「慘不忍睹」。那女郎還傲氣凌人,脖子抻得像長頸鹿,「富強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鵝黃色來。彷彿被她挽著的是拿破崙。真讓你覺得大陸人的臉,被這等男女「貼」者們丟盡了。

還有一次,我在一家飯店與我一位中學語文老師的女兒吃飯,鄰桌有二港仔,與幾個大陸「摩登」女郎舉杯調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個港仔,吐著煙圈,悠悠地說:「我每分鐘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錢啦!」炫耀其有幾個臭錢。

那幾個女「貼」者便口中嘖嘖有聲,表示無限崇拜,一個個眼角盪出風騷來。

另一個港仔,不時地朝我們的桌上睃視。終於湊過來,沒事找事地與我對火。然後盯著我的女伴,搭訕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

她紅了臉,正色道:「為什麼?」

「因為您實實在在是太美麗了呀!我來到北京許多天啦,沒見過您這麼美麗的姑娘呀!」那種港腔港調,那種涎皮賴臉的樣子,使我欲將菜盤子扣他臉上。

我冷冷地說:「謝謝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對方一怔,旋即說:「真羨慕死你了,有這麼美麗的一位妻子喲,一看就知道她是位電影演員啦!」

我的女伴的臉,早已羞紅得勝似桃花。她的確是位美麗的姑娘,那幾個女「貼」者與之相比愈加顯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錯。」我冷冷地說,決定今天掃掃這兩個港仔的興。

「咱們交個朋友好不好呢,我們是……」他摸出一張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張。印製精美。我們編輯部為了工作需要,給每個同志印的。也是噴香的。

我用手指輕輕一彈,將那張名片彈到地上,說:「你們可不配與我交朋友。」

他打量了我一番,見我一身衣服,舊而且土,問:「您是什麼人物哇?」口氣中含著蔑視。

我從書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協會員證,放在桌上,說:「我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雖然是小人物,可這家餐廳的服務員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位服務員小夥子來撤菜盤,我問:「看過電視劇《今夜有暴風雪》么?」

那幾天正連續播放。

回答看過。

我說:「我就是原作者。」

小夥子笑了,說:「能認識你太高興了,我也喜歡文學,就是寫不好,以後可以去打擾你嗎?」

我說:「當然可以。」就從記事本上扯下一頁,寫了我的住址給他。

那港仔訥訥地不知再羅嗦什麼話好,識趣地退回到他們的桌旁去了。

那一夥俗男蕩女停止了調笑,用各種目光注視著我們。我的女伴低聲說:「咱們走吧。」

我說:「不。飯還沒吃完呢!你聽著,我出一上聯,看你能不能對——男『貼』者,女『貼』者,男女『貼』者『貼』男女。」

她毫無準備,低下頭去。

我又說:「聽下聯——紅蒼蠅,綠蒼蠅,紅綠蒼蠅找蒼蠅!」說罷,站了起來。

她也立刻站起。

我低聲說:「挽著我的手臂,咱們走。」

她便順從地挽著我的手臂,與我一塊兒走了出去。走到馬路上,走了許久,我一句話未說。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緊緊握著她的手。

她不安地問:「你怎麼了?」

我這才說:「聽著,你知我將你當妹妹一樣看待,你就要調到廣州去工作了,那裡這類港客也許更多,那類女孩子們也許更多,如果你變得像她們一樣分文不值,一樣下賤,你從此就別再見我了。見了我,我也會不認識你!」她使勁握了一下我的手,低聲說:「你看我是那種女孩子么?」

我知她絕不會變成像她們那樣,我完全相信這一點。我常想,中國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麼?難道就是金錢么?為什麼近幾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國人反而對金錢變得眼紅到極點了呢?在十億中國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國人首先被金錢所打倒了?!社會,你來回答這個問題罷!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這樣一件事:一個外地的司機向人詢問到東單如何行駛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恥地說:「給我兩元錢告訴你,否則不告訴。」

司機又去問一個小販,小販說:「先買我一條褲衩我再告訴你。」

司機長嘆,自言自語:「唉,這還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著自行車,帶兒子到北太平庄商場去買東西。兒子要吃雪糕,盡數兜中零錢,買了四支。交存車費時,沒了零錢,便用一元向那賣雪糕的老太婆兌換。

她卻問:「還買幾支?」

我說:「一支也不買了,騎車,還帶孩子,拿不了啦。」

她說:「沒零錢。」將一元錢還我,不再理我。我說:「我可是剛剛從你這兒買了四支啊!」

她只作沒聽見,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車那老人,怪通情達理,說:「算啦,走吧,走吧。」又搖首道:「這年頭,人都變成『錢串子』了……」所幸並非人人都變成了「錢串子」。否則,吾國吾民達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會光景也實實在在並不美好。

看來,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民族素質的提高,並不見得就成正比。

門戶開放,各種各樣的外國人來到中國。「貼」者們又大顯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貼」外國人。

此乃「貼」風的第三層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為「火星人」三年五載內不會駕著飛碟什麼的到中國來。據說「火星人」類似怪物——果而有的話,不論技巧多麼高超的男女「貼」者,見之也必尖叫驚走。

「貼」風有層次,「貼」者則分等級。

一等「貼」者,「貼」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加拿大人、義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貼」者,就「貼」黑人。

在這一點上,頗體現了中國人的國際態度——不搞種族歧視。

三等「貼」者,只有依舊去「貼」港客了。一邊「貼」住不放,一邊又不甘心永遠淪為二等,用俗話說:「騎著馬找馬。」有一次沃克對我說:「你們中國人如今在外國人面前怎麼變得這麼下賤了啊?和外國人認識沒三天,就會提出這樣那樣的請求,想擺脫,卻糾纏住你不放……」

我虎起臉,正色道:「請你別在我家裡侮辱中國人!」

他沒想到我會對他說出如此不客氣的話,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悅而辭。其後曠日不至,我以為我把他得罪了。他終於還是來了,並誠懇地因那番說過的話向我道歉。

其實沃克的話,對某些中國人來說,是算不得什麼侮辱的。他不過說出了一種「下賤」的現象。

「貼」外國人者,已不僅是為了錢,為了物,還為了出國。「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我們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實乃可敬。

有時不免胡思亂想,倘哪一個外國闊佬,別出心裁,在天安門廣場大擺案條,置種種外國貨於案上,大呼:「嗨,你們中國人來隨便拿吧!」會不會有千人萬眾,蜂擁而搶,擠翻案條,打破腦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來,而且次次開著小汽車來,就引起一些人對我的格外注意。

於是就有人問我:「能不能幫忙換點外匯券?」我總是乾乾脆脆地回答兩個字:「不能。」

便被某些人認為太「獨」,連點「方便」也不給予則個。我自己也不走這個「方便」之門。

那時我的家裡還沒有錄音機,沒有電冰箱,沒有彩電,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比較而言,電冰箱對我們的生活,比錄音機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熱了,剩飯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壞。電冰箱簡直成了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而電冰箱又脫銷,實在不易買到。但「友誼商店」卻是有賣的。可我無一張外匯券。

妻不免經常對我說:「你就開口求沃克一次吧!咱們就求他一次還不行么?憑你和沃克的友誼,求他用外匯券替咱們買一台電冰箱,難道他還會拒絕呀?咱們給他人民幣……」連老父親也說:「我看沃克會幫這個忙的,你開一次口,求求看。」

我想,只要我開口請求,沃克是肯定會答應的。

我向自己發誓,絕不對沃克提出這樣的請求,以及類似的請求。

因為有一天,晚飯後,喝茶時,沃克望著我在地板上搭積木的兒子,忽然說:「我第一次到你們家,小梁爽還不會單獨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經會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連一具玩具還沒送給他過。」面有愧色。

妻說:「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沃克說:「我下次來,一定送給他一件玩具。」我說:「你何必這麼認真呢。」

沃克看我一眼,說:「曉聲,你是我結識的中國人中,唯一沒向我提出過任何請求的。」

我說:「我們中國有句話——『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願在你我的友誼之中,摻入任何一點雜質。」

從那天以後,我牢牢記住了沃克的話——「你是我結識的中國人中,唯一沒向我提出過任何請求的」。

我不甚知道沃克——一位年輕的瑞典博士——在中國結識了多少中國人,也不甚知道這些中國人曾向他提出過怎樣的請求。但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在他結識的那些中國人中,「政府官員」們是不少的。而我,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名編輯,在全部他結識的那些中國人中,是社會地位最低的一個。「如果你我不是復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會結識。因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進入我所結識的那些中國人的社會圈子。」——這是他對我說的話。

我相信他的話。

「我很尊敬你們中國的學者、專家和知識分子們,他們謙虛,普遍事業心強,在外國人面前不卑不亢。對於他們提出的請求,我從來都儘力而為。他們提出的請求,很少涉及個人物質方面,都僅限於事業方面。我能幫助他們做某些事,心裡常常感到很高興。他們的事業,代表著中國的某些事業。事業與個人利益,文化科學知識與物質,這兩類截然不同的請求,區別了我所結識的兩類截然不同的中國人的素質。」——這是他對我說過的另一番話。

他的這些話,使我為某些中國人自豪亦為某些中國人悲哀。

有一次我故意問他:「在你結識的中國人中,有請求你幫助他們買電冰箱的嗎?」

他說:「豈止是買電冰箱啊!」

他告訴我,有一位什麼什麼局長,通過什麼什麼關係認識了他,然後便多次主動請他到家中做客,並把自己的兩位女兒介紹給他。再後來通過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這位年輕的瑞典博士成為那局長「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無論我愛上哪一個都可以。『兩個之中任你挑』——他們的原話就是這麼對我說的!」沃克那張英俊的,王子氣質的臉上,呈現出極其鄙夷的表情。

我說:「那你就挑一個唄!你不是希望尋找一個中國姑娘作你的妻子嗎?」

沃克憤憤地說:「可我是要在中國自己尋找,而不是要別人向我兜售!」

我說:「你應該理解他們的心情啊!」

沃克說:「我當然理解,簡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們,在那兩個姑娘之中,我一個也愛不上!並勸他們死了這條心!我覺得他們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們繼而又向我提出什麼樣的請求?」

我說:「猜不到。」

沃克說:「你認真猜猜。」

我想了一會兒,搖頭。

沃克說:「他們請求我,將別的外國人介紹給那位局長的兩個女兒!我問他們,中國男人那麼多,為什麼非要替自己的女兒找一個外國人做丈夫?他們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長一級的幹部多的是。而且我這位局長快退休了,女兒們沒什麼大本事,找個外國人做丈夫,將來可以到國外去,幸福有個依靠。』你們某些中國人替自己女兒考慮的所謂的幸福,竟是找一個外國人做丈夫?」

他感到又失口了,連忙看著我說:「請原諒。」我說:「你問得有道理。」也許我的表情過於嚴肅,沃克的表情也鄭重起來。

他思考片刻,低聲道:「我今後再遇到這類事情,當面輕蔑他們不過分吧?」

我說:「隨你。」

妻接著我的話說;「沃克,別聽他的!他是存心想當現行反革命,我今年才三十二歲,對這類事連聽也不聽。我可不想當現行反革命家屬!」

我說:「如果我說這番話便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那他媽的中國算是沒救了!」

妻用懇求的目光瞪著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換了個話題。

但接下來的交談卻顯得非常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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