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我想看見每一個人

Afterword

後記：我想看見每一個人

三十歲生日那天，我恰好在倫敦。規劃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館打發一整天。

大英博物館的主展廳不定期會有展覽，那一天的展覽名叫「livinganddying」：長長的展台，鋪滿了各種藥丸和醫療器械，每一列都隸屬於最下面標註出的一個個主人公——這裡陳列著已逝去的人們自認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時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後時刻的面容。

看著這一張張面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經離世的父親，他恰是在三十歲那年有了我這個兒子的。

我當時來來回回地閱讀這展覽上的每張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當時的父親應該也和三十歲的我一樣，已經度過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經幫他剔除掉天真的虛妄，歲月也悄悄開始把他的臉捏出摺痕，當時的他應該已經和真實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經找到辦法和自己身上的慾望講和？他如何理解這個朝他的人生撲面而來的新生命？後來的命運如何潛伏在父親周圍，然後一點點把他最終捕獲……我才發覺，我其實不認識父親，即使我們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嚴格來說，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為父親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參與的故事，我沒有真正地看見並理解他。

而認識到這一點，讓我異常難受。

我常對朋友說，理解是對他人最大的善舉。當你坐在一個人面前，聽他開口說話，看得到各種複雜、精密的境況和命運，如何最終雕刻出這樣的性格、思想、做法、長相，這才是理解。而有了這樣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見」那個人，也才會發覺，這世界最美的風景，是一個個活出各自模樣和體系的人。

顯然，我沒能「看見」我的父親，也已經來不及這樣去看父親了，他已從我的生活中退場。我開始擔心，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錯過更多的人。這惶恐，猶如一種根本的意識，就這麼植入了內心。

從倫敦回來的一個月後，我試圖以僅有的記憶建構一篇文章，儘可能地去尋找父親，抵達父親，看見父親——便是《殘疾》。這是挽留，告別，也是對內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從那篇文章開始，生髮出一種緊迫感：我應該看見更多的人。這是對路過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這也是和時間抗衡、試圖挽留住每個人唯一可行的努力。還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過我們生命的每個人，都參與了我們，並最終構成了我們本身。

也從那時候開始，寫這本書，就不僅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須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時候才恍惚明白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僅僅是種技能，是表達，而更是讓自己和他人「看見」更多人、看見「世界」的更多可能、讓每個人的人生體驗儘可能完整的路徑。

這樣的認識下，寫作註定是艱難的。

在正式從事媒體工作之前，我是個文學青年，之所以做媒體，最初的原因是為了養活自己，同時暗自懷抱著的目標是：以現實的複雜鍛煉自我的筆力，然後回歸文學。在做媒體的這十一年，我寫了二百六七十萬字的報道，這讓我明白，媒體寫作另外有複雜寬廣的空間，也讓我自以為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筆力，可以面對自我，面對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當我真正動筆時，才發覺，這無疑像一個醫生，最終把手術刀划向自己。寫別人時，可以模擬對象的痛感，但最終不用承擔。而在寫這本書時，每一筆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過我敲打的一個字句，直接、完整地傳達到我的內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許這才是寫作真正的感覺。也才理解，為什麼許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從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寫起：或許只有當一個寫作者，徹徹底底地解剖過自我一次，他書寫起其他每個肉體，才會足夠的尊敬和理解。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從自己的骨頭裡摳出來的。那些因為太過在乎、太過珍貴，而被自己刻在骨頭裡的故事，最終通過文字，一點點重新被「拓」出來，呈現出當時的樣子和感受。我是在寫《母親的房子》的時候，才真正看見並理解，母親那永遠說不出口的愛情；在寫《皮囊》時，才明白阿太試圖留給我的最好的遺產；寫《我的神明朋友》時，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幫助才能讓自己從情感的巨大衝擊中逃脫……這次的寫作讓我最終儘可能地「看見」我想珍惜的人，也讓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們始終要回答的問題。

人各有異，這是一種幸運：一個個風格迥異的人，構成了我們所能體會到的豐富的世界。但人本質上又那麼一致，這也是一種幸運：如果有心，便能通過這共通的部分，最終看見彼此，映照出彼此，溫暖彼此。

這是我認為的「寫作的終極意義」，這是我認為的「閱讀的終極意義」。我因此多麼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或提醒讀者，「看見」自己，「看見」更多人。

以這本書獻給已經離世的父親、阿太，獻給陪伴著我的母親、妻子、姐姐和女兒。

我愛你們，而且我知道，你們也那麼愛我。

蔡崇達

201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