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和他的國家（1）

小說家和他的國家

在對現代美國小說家的諸多抱怨中，最響亮的，即便不是最聰明的，是指責他沒有為他的國家說話。幾個季節之前，《生活》雜誌的一份社論莊重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誰為今天的美國說話？」其結論是，我們的小說家，或者至少我們最有天賦的小說家，沒能承擔起這個責任。

這篇社論的主旨是，在最近十年中，這個國家已經獲得了無與倫比的繁榮，比起任何其他民族，它距離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更近，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是我們正在寫作的小說家，彷彿是生活在垃圾堆旁邊的裝貨箱里，等待獲准進入濟貧院。與此相反，社論請求小說家給我們提供一些真正代表這個國家的東西，它在結尾非常流暢圓滑地轉向一個更高的調門，進一步要求小說家給我們展示精神目標的可取之處，它說，「我們的溫室文學最為缺乏的」是「生活本身的樂趣」。

這足以讓人惱怒，激起許多小說家和批評家的回應，但是我不知道這些人中有沒有人是從有基督教信仰的小說家的特定立場來考慮這個問題的，這樣的人，至少和《生活》雜誌的編輯們一樣，對「精神目標的可取之處」感興趣。

這樣的作家會把他的「國家」當成什麼呢？在這方面，文學圈通常用的詞語是「世界」。但是，「國家」一詞也是勝任的。事實上，這個詞更到位，更恰當，因為它能讓人想起更多的東西。它暗示著一切，從小說家所描繪的實際的鄉村，從他所處地區和民族的獨有特色，到他真正的國家，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作家認為這一切都是永恆和絕對的。這種涵蓋範圍是可觀的，如果一個人在談論其他類型的寫作而不是小說寫作，他也許就不得不說「國家們」。但是，小說家的特殊責任在於，他必須使一個國家代表所有的國家，他必須通過他能夠信任的生活的具體細節來再現這個國家。

這是一份最為重要的天職，這份天職是一種限制性因素，它甚至能延及作家能夠通過想象去領會的那種材料。作家可以選擇寫什麼，但是他無法選擇他能夠以何為生。就他所關心的而言，一個生動的畸形人物是可以接受的，而一個僵死的正常人卻是不可接受的。基督徒作家尤其相信，無論他最初的天賦是什麼，它都是來自於上帝。無論這份天賦多麼微不足道，他都不會情願把它用在合適的限制之外，並因此使之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