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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自序
上篇古代中國
003第一章王朝的盛衰周期
015第二章秦漢帝國的擴張與崩潰
025第三章征服王朝與胡漢雙軌制
041第四章無效率的宋代
047第五章遼金元:沒有管理體系的征服王朝
053第六章明清:最專制的中樞神經
中篇近代中國
067第七章革命前的中國
077第八章邊緣人的辛亥革命
087第九章從革命到北伐:中國向何處去
101第十章黃金十年,流淚十年
115第十一章八年抗戰,為國格而戰
下篇帝國興衰
129第十二章羅馬帝國為什麼崩潰
143第十三章帝國的精神理念
157第十四章帝國的制度系統
167第十五章羅馬帝國與西班牙、英國之比較
179第十六章今日美國與中國該往何處去
187附:許倬雲先生啟事
自序
這本小書是我在匹城對中國朋友們的談話記錄,主題是中國朝代的興廢,也兼及世界歷史上大國的盛衰。因為不是正式的討論,不免口語化,行文啰唆一點。為了存真,因此也沒有作太多的修整,這一點,盼望讀者們的原諒。
無論是國家還是朝代,都是政治的共同體,也可以看做一個複雜的系統;如果將其與生物學的複雜系統相比,其實也還有相當的類似性。生物學上的複雜體,比如說,人類自己的身體,其基本的構造成分,就是許多不同的細胞。不同的器官,可以有不同的細胞。整體而論,凡此都是人體之內的細胞。政治共同體的複雜系統內,神經中樞是文化與政治的領導層,應當可以當做人體之內的腦細胞。呼吸系統是人體內吸收營養的維生系統之一,消化系統也是維生系統之一;血管、淋巴管等,則都是運輸管道;而神經系統主要是信息傳播的管道;免疫系統就等於國防軍和警察。
人體之內,不同器官的功能需要相互配合,任何器官不能過強,也不能過弱。器官的功能不平衡,人就會有疾病,甚至於因為器官喪失功能而造成衰退和死亡。同時,細胞本身有新陳代謝,各個部分的細胞,其新陳代謝的速度也因為器官功能的不同,而有迅速和緩慢之分。各種不同器官的新陳代謝,就等於社會和政治系統之內的人員更換。
因此,在本書討論的大國存亡、朝代興衰,我們都可以將其看做一個複雜系統,它在不斷新陳代謝的過程中,有沒有失調和失當?一個國家或一個朝代興起的時候,都是一些年齡壯盛的人員組成的共同體。經過年代的更換,有些領導分子換成年輕的一代。兩代之間銜接是不是很順暢,就是一個需要面臨的挑戰。老一代如果活得太長,把持權力太久,就會使得中樞系統的功能衰退。因為老一代的體能已經衰弱,不能再像當年那樣應對挑戰。同樣地,如果「細胞」更換,換上來的是同一個模型的翻版,形態固定,也就未必有應變的能力。在政治體或社會體內,當權得勢的階層,長期封閉在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思考習慣中,不容易理解這一共同體的其他部分或是基層「細胞」成長的需求,則共同體就可能逐漸趨於僵化,最後趨於澌滅。這些都是一個朝代或者大國,因有機性失調的緣故而造成的由盛轉衰。
人體之內的細胞,是由自然規律決定的,大體上可以保持相當程度的同步,由幼兒、少年,到青年、老年,緩慢地進行。社會共同體或政治共同體,其中的成員也就相當於各種人體細胞。然而,由於個人體力和稟賦的差異,不容易真正有同步的新陳代謝;共同體也常常無法避免各部分步調不一致,而造成失調。這個自然現象,是共同體內部無法避免的缺憾。
人類政治和社會共同體,也是更大有機系統的一部分。例如,地球的生態,就是更大的系統。人類在大的生態系統內,必須與自然環境及其他生物尋求適當的共存。自從人類有了複雜的組織,也發展了生產食物的能力,人類加速地擴張自己對地球生態系統的影響。到今天,人類影響自然生態系統的能力和程度,都已經遠超過這個大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地步。人類逾越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侵佔了許多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間。人類毀傷了各種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因此,自然大環境也轉過來反撲,人類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遂因此反撲而有萎縮的可能性。大系統的萎縮,最終會使世界人類共同體本身,在寄託的母體毀壞后,自己也無法延續。歷史上,因為毀損環境而造成大國和朝代的衰微甚至覆亡,也有不少例證。而今天,由於人類自己發揮的影響力比過去更為強大,將來人類的複雜系統難以面對迅速萎縮的大系統,可能是人類社會政治共同體瀕臨衰敗的主要原因。
佛教有「生、老、病、死」或者「成、住、壞、空」的說法,「生、老、病、死」指的是生物體,「成、住、壞、空」指的是一切個體。大國和朝代也始終不能躲開「成、住、壞、空」的規律。學歷史的人,攤開史料,眼看著人類走過的途徑,其間有多少次的衰亡?多少次的覆滅?但是人類從來無法從前面的失敗中,吸取經驗。海灘的浪潮,有漲潮和退潮。漲潮時卷上來的是有用的養料,退潮時捲走的也是有用的養料。潮來潮去,終於在海灘上留下了沙粒—只是沙粒,不是土壤。浪淘沙,是人類共同的經驗:眼看著大自然浪濤洶湧,如果我們不從過去吸取經驗,發展一些知所約束、知所節制的智慧;如果我們也沒有領悟一些不要強求、不要執著的智慧,也許人類在世界上就難以存留更長的時間。將來的歷史,將不再是大國的興衰,也不是朝代的存亡,而是人類全體的毀滅和消失。
杜甫的《閬山歌》有一句話,「鬆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在松樹底下仰望天空的白雲,一朵一朵飄過去,看上去是連續的,又似乎是不連續的。歷史上的大國和朝代,正如一朵一朵的白雲,連續起來就是人類共同的歷史:前面已經飄過去很多的白雲,後面是不是還有足夠的雲氣,會形成一朵一朵的白雲?在長江岸邊上,眼看著江水衝擊,危岸崩石,有些岩石正在將崩未崩之際,有些岩石終於崩落江中,隨波而去。整個江岸,數千年間,有多少的巨岩已經崩到江中化作泥沙?人類歷史上,有多少共同體在時間的長流之間,也在不斷地崩落?
許倬雲
2011年9月29日序於匹茲堡
上篇古代中國
第一章王朝的盛衰周期中國自古以來有一句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似乎是一種周期。歷史學家眼中也有一種周期,他們認為朝代由盛轉衰是一定的,開國時必定興盛太平,而這個朝代將要結束時,一定是內憂外患接踵而至。這兩個觀念中所說的「周期」,並不是一個必然的歷史規律,卻正好描述了一個政治共同體,將其當做一個複雜系統來看,它是如何逐漸失去自己的調節能力,以至於不能面對困難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先說分合觀念。中國是很龐大的地區,各個地理區域天然條件不一樣,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共同體,必須是各個區域之間能夠互補而無衝突。朝代剛興盛的時候—通常是大亂以後,一個新的秩序出現了,各個地區可以重新調節,彼此形成互補的關係;在各地區之間協調與重新分配資源,也正是一個新政權的重要任務。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網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為了要把若干互相衝突的地區,重新放在一個系統之內,這個調節的過程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比如說,漢代分裂以後,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構起一個南北之間相互協調的新秩序。漢代是東西方向的結合,物產和人力資源都是靠橫向的幾條大路和縱向的分支路線,將帝國結合為一個整體。漢代崩潰以後,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導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發展路線。中間經過數百年的時間,其實南北的物產和人口配置都已經不一樣了,隋唐之間建立的大運河,就是重新結合南北的一個新的配套設施。
各區的核心與邊陲的關係,也因為新的資源分配而有不一樣。秦漢的核心,是在於關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後,核心實際上在逐漸南移。北宋雖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財富和資源都已經移向南方,甚至於南方人才也逐漸多了。這個南移的趨向延續不斷。南宋時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國家的富力不但並未減少,反而比北宋時候更好些。「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異更為顯著。政府保持南北兩直隸作為中央直轄的領土,在這南北兩個直隸之內,不分封任何親王。但實際上,北直隸是北京的外圍,大量的軍隊駐屯在這些地區,南直隸卻是財富的所在—經過大運河往北方運糧食,是北京建都後主要的糧食供應方式,明清兩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區,華南和東南,都是支持國家的主要資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決於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區的資源。
人才的選拔機制是否合理
再說盛衰周期。朝代剛起來的時候,似乎滿地都是人才;朝代結束的時候,人才都不見了。這並不是說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分佈,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國家的管理機構之中,以維持一個有效的管理體系。中國歷代的王朝都是帝國制度,而且中央集權的趨向一朝比一朝嚴重。也就是說,統治階層是一個密封的集團。在開國之初,功臣將相來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複雜的,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經過打天下的歷練,都是富有經驗的人物,他們的合作確實可以形成一個很強的團隊。一代、兩代過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紈絝,只知享樂,不會辦事。皇室集團本身是一個非常狹小的團體,再加上逐漸有了皇權傳嫡子的規矩,這個可以從中選擇領導的人才庫,就非常狹小了。皇權本身是不容挑戰的,於是,依附在皇權四周的權貴—包括宦官和寵臣,代表皇權統治整個龐大的國家。這個團體延續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國有長期存在的科舉制度,理論上可以選拔全國最好的人才進入政府;不過,上面向下選拔人才,一定是挑最聽話的人。於是,雖然有新人進入這小圈子,兩三代以後,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陳舊力量的複製品。他們不會有新的觀念,也沒有勇氣作新的嘗試。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小圈子,如果兩三代以後,只是同樣形態人物的複製,而兩三代之後隨著內外環境的改變,必定出現新的挑戰,這些領導者就不能應付了。
國家政權與社會力量的互動
中國這個龐大的帝國,自從秦漢以後,下層和上層之間都存在一定的互動關係。幾千萬到上億的人口,散居在龐大的疆域之內,不能完全靠國家權力來管理,必定要創造合作與共處的環境。因此,在國家公權力之外,一定還會有社會力量結合,與國家一起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在秦漢時代,所謂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權上形成的權貴,另外一大部分,卻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廣土眾民的中國,政府也沒法純粹靠公權力來管一個個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團,對國家的統治也是有幫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個地方的大族,大族會管好自己的成員。這裡面所說的「大族」不一定是親緣團體,也可能是地緣團體結合在一些有聲望的人物周圍。用個比喻,中國黃土高原上發展的夯土建築,就是將鬆散的黃土粒子夯成一個一個的方塊,直的可以成牆,橫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猶如黃土粒子構成的夯土塊。最常見的形式,是親緣和地緣的結合,宗族鄰里共同組成一個有機整體。秦漢的大族、豪族在中國歷史上延續很久,雖然名稱不一定相同,這種結構卻總是存在的,這是龐大人口和地域能夠結合成一個大國的基本條件。這種團體聚合形成的社會力,不僅能夠協調群眾權益與政治權力的平衡,它也能發揮一種社會福利的功能,為團體之內的群眾謀取社會福利,使窮苦無依、鰥寡孤獨的成員有所依靠。
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補和彼此制衡,其實在今天的美國一樣可見。不過,美國不是以宗族和鄰里作為結合社會力量的基礎,他們是以工會、政黨、企業、信仰等種種多元的方式,將許多人口結合成一塊。所謂現代方式的結合,一樣有領袖和群眾,一樣也以利益結合,只是美國的結合方式是個人自願的,自己作選擇,也可以自己退出,團體對於個人的約束性並不構成一個僵化的壓力。
這些基層社會力量的意願,和對於政權統治方式的反應,都是政權能否穩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權力團體和社會力量之間沒有足夠的溝通,公權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維持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正常運作為目的,而是以公權力壓制社會;社會力不能影響政治力的時候,社會力必定像決堤一樣,衝破約束,顛覆政權。
中國傳統的王朝,民意反饋的管道建立在科舉制度上面。並且,科舉制度自宋以後,越來越尋求地區的分佈平衡,每一小縣份都會有人進入科舉系統,甚至於最後進入中央的管理系統。不過,如果政府的官員和皇權的核心之間,有一個包圍皇權的小圈子,這些官員的回饋信息,也無法影響那個密封的權力中心。政府官員上下得不到交流時,整個的政府只是一個寄生在皇權上的僵化團體,無法有效地管理國家,更不能替等待「撫字」的百姓解決問題。
政權的核心應該開放
一個朝代的盛衰,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公權力的核心是不是開放的。這個核心如果以為自我凝聚是為了保護自己,不斷地保障自己團體成員的利益,以至於關閉門戶,以這種方式自求永續,反而是自找滅亡。這種自我封閉的過程,最多能維持五六十年,超過兩代、三代,痼疾已成,核心內的領導者就不可能再有開放的意圖了。於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漸脫節,政府逐漸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員找不著政府存在的理想,只是借著公權力以自肥,貪瀆現象越來越嚴重,就越來越失去民心,社會力量無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決堤以外,別無選擇。在混亂之中,新的朝代出現,又有一些人結合為新的統治群體。於是朝代周而復始,由治而亂,由亂而亡。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吃虧的都是老百姓。
如果一個政府的核心團體足夠開放,可以不斷吸收新鮮血液,不斷地面對新問題,這樣的核心就不會和百姓脫節。百姓聚合而成的社會力,也可以不斷地和公權力對話,將百姓的需要回饋到公權力,使國家共同體成為為大多數百姓求安定、謀福利的力量。前面所說的興亡盛衰周期,就可以拉得很長,甚至於不會發生。現代社會有民主制度,能夠不斷地更新政府,也不過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當然,以今天的美國而論,掌權者並不一定在政府之中,也可能在企業界,大企業的共同力量,足以影響政治權力。但是,大企業的領導層,也可能是一個封閉的集團。實際上,美國最近多少年來,由於大企業圖利之心太切,對於社會公益已經不太關心。於是,以企業界為代表的社會力和政治力的結合,造成了政治力相對僵化的狀況,即使換了政黨,也很難為老百姓解決問題。因此,盛衰興亡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也會發生,只是它的周期可能會拉得長一點。就比如說美國,從開國到今天,也有二百多年了,今天衰象已現,我們只盼望在如今這個開放的社會裡,可以出現新的社會力,以制衡金錢和政府權力的結合。
會鋌而走險,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變。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屢次變亂,都是這種例子。
清末太平天國聲勢浩大,湘軍以士大夫力量崛起民間,居然一舉平定大亂。可是曾國藩、李鴻章這些人,明知清政府已經腐敗不堪,卻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間處處有維新改革的呼聲,可高官疆臣都不敢有脅迫中央改變的行為;甚至義和團運動時,罪魁禍首慈禧太后已經逃到西安,東南封疆大吏敢於提出東南自保,卻不敢要求慈禧釋放光緒,另外組建一個可以進行改革維新的政權。這兩個例子,正是說明意識形態在成為欽定的正宗時,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麼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