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那天，我的國家破產了（4）

國家？閃一邊去吧！

當時的香港就像個實驗室，一個資本主義利伯維爾場的實驗室。在歷史和人口環境的交互影響下，香港成了全球獨一無二的地方。在我離開香港之後的三十年，香港成了世界的典範。從此以後，無拘無束、不受管制的利伯維爾場不再是罕見的特例，而是一種新常態：採用這個制度的國家，經濟增長比不採用的國家快。你無法用人民的感受來準確衡量客觀的變化，但你可以用GDP的增長來衡量，而來自GDP的證據是不容否定的。在里根執政的美國以及撒切爾夫人掌權的英國之下，「香港版」的利伯維爾場資本主義佔領了全世界。如今我沒辦法回家了，但從某個重要觀點來看，根本沒有區別，因為家已經回到我這裡來了。

這個散播於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版本，理念基礎來自亞當·斯密，並透過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裝扮得好像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有一個基本關聯似的。我相信，後來的事件已經證明這兩者並沒有基本關聯，但這部分說來話長，可以寫成另一本書。這裡我要說的是，這個版本的資本主義通常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包含了市場自由化、經濟去除管制（尤其是去除金融部門的管制）、國家資產私有化、低稅賦，以及儘可能降低國家支出等佔領了全世界。至於國家的角色？閃一邊去，不要成為阻礙個人和企業創造財富的力量。

美國和英國是這類政策的全球啦啦隊長，他們在GDP增長上的成就，讓他們可以不斷把經過改良的制度套用在紐西蘭、澳大利亞、愛爾蘭、西班牙、冰島、俄羅斯、波蘭和其他地方。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介入需要金融援助的國家時，也會實施這種政策的某一個版本。實施這些政策之後，就會出現可觀的GDP增長，但分配不均也會隨之惡化。

對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那些「反跨國公司」、「反全球化」的左派聲音來說，這種資本主義是在「為自己的滅亡播下種子」。這本書，就是要講這個故事是如何發生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資本主義西*方和東方之間，進行了一場「意識形態的選美比賽」，雙方競相把自己打扮成能為人民提供比較好、比較公平的生活方式。東方所展現的，是壓抑；西方則是免費就學、全民醫保、帶薪休假，以及機會均等。

結果，西方贏了，選美比賽結束，但西方為期數十年在平等和人權上的進步也同時宣告結束。在美國，中位數所得（在所得曲線上最中間那點的所得）對工人來說，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沒有變動，而頂層和底層之間的所得差距則大幅攀升。1970年以來，美國最高所得的那1/5的人，收入已經增加了六成，其他人的收入則減少了10％。在1970年代，美國人和歐洲人每年的工作時數差不多；現在，美國人的工作時數幾乎是歐洲人的兩倍。那還只是中產階級的情形。對頂層的人來說，尤其是最頂層的人，情況完全不同：在1980—2007年間，美國最有錢的0.1％的人，看著自己的所得增長了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