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第43章 羅馬盛衰，淤血的貪婪之路(4)

在農業時代，糧食生產的重要性與工業時代的製造業地位相當，農業萎縮意味著國家的經濟基礎被瓦解。要維持帝國的生存，羅馬就必須更加依賴亞洲和非洲的行省來供應糧食和其他生活物資，同時又無法提供等價的商品進行補償，這隻能造成行省的人民心懷不滿。暴力和野蠻的征服，加劇了邊境蠻族的激烈反抗，大規模軍事衝突如家常便飯。極端的土地兼并，使大城市中充滿了不滿和憤怒的流民。殘酷的奴隸制度，讓整個帝國都充斥著壓抑之中的暴動暗流。

畸形的經濟和不穩定的政治，使表面繁榮的羅馬就像坐在一個火山口上，不得不依靠一支超大規模的常備軍才能帶來些許安全感。但是，過分依賴軍隊勢必導致財政的癱瘓和政權的危機。

脆弱的貨幣循環

羅馬帝國初期，羅馬普通士兵的軍餉大約為每年225第納爾，一個羅馬軍團的標準配置為6800多人，養活一個軍團一年就需要150萬第納爾，帝國初期的常備軍總規模大約20多萬人。要養活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政府每年的軍費開支至少高達5億第納爾。安置退伍軍人的費用同樣驚人，后三巨頭為了安置老兵，不得不對原來的土地擁有者推行剝奪政策，結果使整個義大利政局動蕩，怨聲載道。為避免重蹈覆轍，公元前30年，屋大維採用了國家出錢給老兵買地的辦法，僅僅兩年國庫就花掉了1.5億第納爾，費用高得令人咋舌。

養活帝國的政府官僚體系又是一筆巨大的開支，羅馬城的皇帝有一整套政府班子，幾十個行省的總督就需要幾十套行省級官吏相配套，而帝國數千個城市同樣需要官吏治理。

養軍隊和政府官僚的財政壓力就已經巨大無比，為了維持羅馬城的穩定，政府還要向20萬羅馬公民提供免費的糧食，每年必須從埃及輸入15萬噸穀物來滿足這一需求。逢年過節還要請這些閑人看大戲，僅此一項「娛樂費」就需耗費數千萬第納爾，「維穩費用」成為政府的另外一項沉重的財政負擔。假如停止供應免費糧食呢？那麼羅馬城第二天早上就會有幾十萬無產無業的流民起來暴動。沒有一個皇帝敢於冒這樣的風險，免費糧食制度一直持續到帝國滅亡。

形象地說，羅馬帝國就像一部巨大的機器，通過軍事擴張從地中海沿岸地區攫取黃金和白銀，然後將它們鑄造為貨幣，餵養著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和臃腫的羅馬。貨幣集中於首都和軍隊駐防的邊境地區，政府支出和軍餉消費將貨幣注入帝國的經濟循環。帝國法律則鼓勵甚至強迫被統治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貨幣，然後通過稅收使貨幣從帝國行省迴流首都和軍隊，隨之而來的當然就是滾滾的財富。

這一貨幣循環體系的最大缺陷，就在於它不能自然地無限循環。由於帝國內生性經濟不平衡，其消耗大於產出，壓榨大於創造，貨幣聚集於羅馬而行省不堪其日甚一日的財富抽血，從而導致生產力的日趨困頓。在軍事擴張的年代，貨幣可掠奪於外而補充於內，帝國的經濟機能尚能大體維持平衡。但隨著邊境越來越深入到蠻荒之地，蠻族反抗的烈度大幅增加，導致了帝國的擴張成本急劇升高而掠奪的收益卻日漸下降。最終，帝國的邊境終於穩定下來，這就是羅馬帝國財政所能夠支撐的盈虧平衡點。

但是，擴張一旦停止，貨幣的循環就必然會出現問題。

羅馬對外的主要擴張戰爭在共和時代已經基本完成，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屋大維）（公元前27—公元14年）就已經放棄了統治世界的雄心。久經戰陣的奧古斯都在經過深思熟慮后認為，對於無法征服的蠻族只要稍作讓步，仍能保持羅馬的尊嚴和安全。

當時帝國的將軍們仍熱血沸騰地準備與帕提亞人爭霸亞洲，打到阿拉伯半島最南端的葉門，南下吞併衣索比亞。他們千里行軍遠征沙漠地區，結果炎熱和酷暑擊敗了不可一世的羅馬軍團。在歐洲北部茂密的森林裡，居住著尚武善戰的日耳曼蠻族，他們雖然難以對付羅馬軍隊的正面打擊，但其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拖得羅馬軍團筋疲力盡。在大不列顛的「安東尼邊牆」以北的極寒地區，是狂野無羈的土著人的天下，他們拖不垮打不爛，嚴寒和暴風雪是他們的盟友，險峻的崇山和原始的密林是他們的屏障，羅馬軍團師老兵疲，難竟寸功。

羅馬帝國已經擴張到了國力的極限。最終，奧古斯都留下遺言：羅馬帝國疆域西到大西洋，北至多瑙河與萊茵河，東以幼發拉底河為界，南到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以大自然的地理限制作為帝國永久的疆界。[12]

在奧古斯都呈送給元老院的遺囑中，列有詳細的國家稅收與支付的數據，可惜已經失傳。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指出，羅馬帝國各行省的每年經常性收入不少於1500萬～2000萬英鎊（金本位的英鎊），約合3.43億～4.58億第納爾，這些收入包括1%的財產稅、人丁稅以及穀物、酒、油和肉類的徵用。以行省的收入單獨支撐整個羅馬帝國的軍事開支尚感不足，更何況還有各級政府，以及所有城市的基礎建設和日常開支。[13]

自奧古斯都稱帝以來，他就深感財政支出的巨大壓力，他不斷暗示朝臣貢金不夠，有必要對羅馬和義大利人增加稅負。面對羅馬公民的不滿，皇帝審慎地選擇從開徵關稅入手，接著就是建立消費稅，然後清查羅馬公民的私人財產，完成財產徵稅的準備。此時，羅馬的權貴與富人集團已經有150多年未繳納各種稅金。

奧古斯都不顧權貴們的強烈反對，堅持推進稅法改革。商品輸入稅大約為2.5%～12.5%，無論法律如何規定，最後買單者從來就不是豪商們，而是最終的消費者。

另一項重大稅收項目就是消費稅，雖然全面徵收，但還是比較節制，很少超過1%。徵稅的範圍包羅萬象，無論是市場交易還是公開拍賣，從土地和房產的大宗買賣，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價值微不足道也需納稅。消費稅分攤了軍事開支的大部分。

儘管如此，奧古斯都發現財政依然是入不敷出，為彌補赤字，他決定最後從羅馬的富人集團開刀，徵收5%的遺產稅。

羅馬的富人集團對金錢看得比自由還要重要，聽到遺產稅的消息立刻就炸了窩，朝野反對之聲鋪天蓋地，街談巷議罵聲一片。儘管奧古斯都皇帝手握兵權，身經百戰，同時集帝國的各種大權於一身，實力遠不是護民官格拉古兄弟所能比，但對富人集團動刀子，挑戰制度性貪婪也需萬分小心，稍不留神，刺殺、篡位，甚至流血、內戰都有可能發生。

奧古斯都非常策略性地將遺產稅方案提交元老院集體討論，顯而易見，元老院的貴族們絕不買賬。奧古斯都只有強烈暗示元老們，如果再冥頑不化，他只好被迫提出土地稅和人丁稅，這對擁有巨大土地資產和眾多奴隸僕人的貴族豪商而言，顯然是致命的威脅。

元老院的貴族們作為富人集團的代表，雖然痛恨遺產稅，但此時對深受軍隊愛戴、大權獨掌的奧古斯都皇帝也無可奈何，畢竟遺產稅並不算高，總比要命的土地稅和人丁稅溫和多了。兩害相權取其輕，貴族們只有默認了新稅法。

除了進行稅法改革，奧古斯都也從貶值貨幣入手，他將第納爾的含銀量從共和時代的4.5克降到了3.9克。

通過增稅和貨幣貶值，帝國初期的收支方能大致持平。

蟄伏中的經濟危機

羅馬的全盛時期，就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軍事擴張的紅利餘溫尚在，和平帶來了經濟的自然復甦。不過，羅馬帝國的財政收入卻越來越難以滿足日益膨脹的支出。到尼祿統治期間（54—68年），第納爾的含銀量降低到90%；到圖拉真時代（98—117年），含銀量降到了85%；而馬可·奧勒留（161—180年）繼續貶值含銀量到75%；到2世紀末，第納爾僅剩50%的含銀量。

很明顯，帝國的貨幣循環出了大問題。貨幣問題的根子在經濟，而經濟的根子在農業。

帝國初期生機勃勃的動力是擴張，擴張停止之後靠復甦，復甦完成後就必須依靠提高生產率，但義大利的農業非但無法提高生產率，而且已經瀕臨破產。在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時代，如果農業遭到削弱，則一切基於其上的城市文明和商業繁榮都成了無水之源。

導致農業基礎被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糧價過於低廉，用中國的古話說，就是穀賤傷農。羅馬帝國刻意壓制糧食價格的主要原因在於供養龐大的城市人口，特別是人數眾多的破產後流入城市的農民。

在奧古斯都皇帝及其繼任者們的大力推動之下，羅馬帝國境內出現了數量驚人的城市集群：義大利有1197個城市，高盧地區約1200個，西班牙有700個，阿非利加四省650個，東方地區包括希臘大約900個。羅馬帝國的城市化率之高，在工業革命之前的人類歷史上堪稱絕無僅有。

在首都與各大城市之間，就是聞名世界的「條條大路通羅馬」的道路網，起點是羅馬廣場，橫越義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國的邊疆為終點。從安東尼邊牆到羅馬，再抵達耶路撒冷，這個偉大的交通系統從帝國的西北角到東南邊陲，全長達4080羅馬里。山嶺可以鑿通，激流架設橋樑，道路的制高點可以俯瞰四周景觀，路面用砂石、水泥和大石塊層層鋪疊，到羅馬附近的路段全是花崗岩，羅馬的道路是如此堅固，歷經2000多年的歲月，部分路段至今還在發揮運輸功能。[14]

如此規模的都市化運動，發生在2000多年前，實在是一個奇迹，也實在是一個令人難以想象的經濟重負。過度超前的都市化運動，使帝國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特別是農業經濟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奧古斯都皇帝為什麼如此看重都市化運動，甚至不惜重創國本來戮力推行呢？

當奧古斯都君臨天下之時，他所面對的最大困境與秦始皇非常類似，那就是儘管帝國的軍事實力足以征服大片的土地，但政府的組織能力卻無法有效地駕馭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化複雜、經濟各異、交通不便的龐大帝國。

羅馬帝國和秦帝國在統一初期，其生產力、技術基礎、經濟水平、思想體系、政治架構，均不足以滿足帝國直接統治領土上所有角落的高難度要求。秦始皇倉促和強行地推行郡縣制，試圖立刻在全國實現中央集權的垂直統治，實際上已遠遠超越了秦國自身的能力，走得越急，摔得越狠。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經過了近百年的反覆嘗試，才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大模樣，而中國封建帝國對農村的垂直管理，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實現過，皇帝的中央集權必須依靠廣大的鄉紳階層，才能將統治的能量輻射到龐大的農民階層。

奧古斯都同樣不可能實現帝國對民眾的垂直管理，他選擇的道路就是搞都市化，以帝國控制眾多的城市聯邦，以城市聯邦控制所轄居民，將儘可能多的人口塞進城市的辦法，來實現間接統治的目的。

因此，羅馬帝國的城市化，絕非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為統治一個龐大帝國無奈的政治選擇。都市化的既定國策，同時也完美地符合了權貴階層對土地兼并的貪婪需求。羅馬的農業經濟正是帝國國策和權貴貪婪的雙重犧牲品。

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西班牙等行省，由於天然良好的土壤和氣候條件，使其糧食價格遠低於義大利的穀物生產成本，羅馬政府本應提高關稅保護義大利農業以固國本，但卻錯誤地放棄了本土的糧食生產。在權貴集團看來，土地是財富最終極和最可靠的體現，低廉的糧價使得義大利的農田價值大跌，中小農戶難以為繼，必然大量破產，這為權貴集團提供了大規模兼并土地的良機。

當農戶失去土地之後，大量湧向城市，成為無業流民，而城市的手工業還相當原始和粗陋，分工遠未達到精細化的程度，根本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百萬人口的羅馬，並不代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只能說明農業破產的現狀。20萬成年男性公民有資格領取政府免費的救濟糧，意味著60萬人口的家庭處於飢餓的邊緣。城市中的無業流民越多，政府越需要壓低糧價來「維穩」，進而加劇了義大利的農業破產，刺激了土地更大規模的兼并，導致更多破產農民湧向城市。

羅馬經濟陷入了一個難以掙脫的惡性循環。

在共和時代，發生在義大利的農業危機，到帝國時期，卻在所有行省一起出現。原來盛產穀物的高盧（法國）在都市化運動中，開始轉向大面積種植葡萄。現代享譽世界的法國葡萄酒，就是在羅馬帝國時代奠定的基礎。西班牙則盛行種植橄欖樹，隨後阿非利加也成為橄欖王國，傳統的穀物生產逐漸萎縮。與此同時，土地兼并之風在這些地區猶如烈火燎原，勢不可擋。到尼祿時期（54—68年），6個大地主就佔有了阿非利加領土的一半！[15]在帝國全境，隨著都市化運動的推進，土地快速地集中於權貴集團之手。

這些超大型地產主的經營思路完全不同於中小地主，他們住在羅馬或行省的各大城市，很少來到自己的土地查看農業生產，他們既不關心也不在乎土地的產出，對農業的關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時代大規模使用奴隸勞動的大田主。帝國停止擴張以來，從外國掠奪的奴隸出現了嚴重的供不應求，奴隸價格水漲船高，大規模使用奴隸進行農業勞動的時代已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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