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亦稱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是中國清朝末年，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國的覆亡，促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政權——中華民國的建立。

成立

1905年7月在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的牽線下，孫中山返回日本東京，倡導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8月20日在東京赤坂區頭山滿提供的民宅二樓蹋蹋米房，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後為避免日本政府反對，改名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黃興等任庶務；除制定了《軍政府宣言》、《中國同盟會總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並決定在國內外建立支部和分會，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成為全國性的革命組織。

辛亥革命前

同盟會確認其政綱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發行《民報》作為機關刊物（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后易名《民報》）。中國同盟會與孫中山設想的一個中華民國的政府組織一致：在總理下設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這實際上是三權分立的原則。《民報》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精衛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的前身是湖南華興會（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和廣東興中會（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等）。繼興中會之後，全國各地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相繼出現，主要還有江浙光復會（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科學補習所等多個組織。同盟會在1907年一度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離開日本，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精衛、胡漢民等於南洋另組總部；而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中國同盟會曾在中國多處組織起義，試圖推翻清政府，但都沒有成功。自1906年起，同盟會聯合地方會黨，先後發動了萍瀏醴起義（1906年12月，又稱「丙午萍瀏之役」）、黃岡起義（1907年5月，又稱「丁未黃岡之役」）、七女湖起義（6月，又稱「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欽廉防城起義（9月，又稱「丁未防城之役」）、鎮南關起義（12月，又稱「丁未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起義（1908年3月，又稱「戊申馬篤山之役」）、雲南河口起義（4月，又稱「戊申河口之役」）、廣州新軍起義（1910年2月，又稱「庚戌廣州新軍之役」）和黃花崗起義（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又稱「辛亥廣州起義」、「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其中1906年萍瀏醴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后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是太平天國以後中國南方爆發的一次範圍最大的反清革命鬥爭，犧牲義軍將士及其親屬逾萬人；黃花崗起義參與及犧牲者多為同盟會骨幹成員。1911年10月爆發的武昌起義，雖然有中國同盟會的成員參加，但中國同盟會並未起領導作用。

辛亥革命后

武昌起義之後爆發了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同盟會本部由日本東京遷至上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再遷南京。同盟會在武昌起義之後開始出現分裂，有一些人並不贊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孫提出的平均土地更有人反對，章炳麟等與黎元洪組建共和黨，到1912年中國同盟會已經四分五裂了，南京臨時政府的九個成員中只有三個是中國同盟會的成員。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組織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聯合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為代理事長。1913年，袁世凱在就任正式大總統后，於11月4日下令將國民黨強行解散。

參見

孫中山華興會興中會丈夫團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苗栗事件羅福星

詳細介紹

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成立。其前身是華興會和興中會，除此之外還有復興會、科學補習所等多個組織參加。中國同盟會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其機關刊物是《民報》。孫中山為其總理，黃興為副總理。中國同盟會與孫中山設想的一個中華民國的政府組織一致：在總理下設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這實際上是三權分立的原則。中國同盟會曾試圖在中國多處組織起義，試圖推翻清政府，但都沒有成功。有人認為，1911年武昌起義中雖然有中國同盟會的成員參加，但中國同盟會並未起領導作用。武昌起義成立后不久就開始出現分裂。有一些人並不贊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孫提出的平均土地更有人反對，章炳麟等與黎元洪組建共和黨。到1912年中國同盟會已經四分五裂了。辛亥革命后孫在南京成立的臨時政府的九個成員中只有三個是中國同盟會的成員。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組織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聯合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為代理事長。1913年，袁世凱在就任正式大總統后，於11月4日下令將國民黨強行解散。成立於1905年的中國同盟會是一個在20世紀初葉發揮了巨大作用的革命政黨，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中國政治和革命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同盟會的歷史意義，決定了相關研究必然成為史學工作者持久關注的課題。筆者依據有關文獻索引統計，從1978年到2000年，國內共發表專門論述同盟會的學術文章137篇。關於同盟會的研究態勢基本上和有關辛亥革命之總體研究的發展狀況大致趨同。即在80年代初、尤其是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時期，相關論著發表最多，其餘年度大致呈均衡分佈狀態，反映了同盟會研究「數十年來經久不衰」（註：林增平等主編：《辛亥革命史研究備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頁。）的特點。茲將有關文章的年度分佈狀況列表如下：

年度篇數年度篇數年度篇數年度篇數

197831984161990219966

19791198571991519971

19802198641992219980

198145198761993219991

198211198841994220006

1983319895199532001137

爭論問題研究

綜觀20多年來的同盟會研究，大致可分為如下幾方面：1、關於同盟會的總體評價。由於同盟會在辛亥革命運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所以研究辛亥革命的有關著作均辟出專門章節，詳加討論。例如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辛亥革命運動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胡繩武、金沖及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林家有主編的《辛亥革命運動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沈渭濱著《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均以不同的篇幅對同盟會的醞釀成立、組織演變、革命方略、政治綱領、歷史作用與影響等作了較為全面的評述。台灣學者張玉法在所著《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一書中，對同盟會的創立、組織、活動與意義亦詳加評述。在學術文章方面，主要圍繞同盟會的創立、性質及歷史地位展開討論（註：段本洛：《論同盟會的性質》，〔蘇州〕《中學歷史》1981年第2期；王本敏：《論同盟會》，〔西寧〕《青海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吳雁南：《中國同盟會成立時間補正》，〔鄭州〕《史學月刊》1982年第1期；何澤福：《同盟會成立新論》，〔北京〕《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郭漢民：《同盟會「非團體聯合」史實考》，〔武漢〕《湖北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郭漢民：《同盟會成立芻議》，《益陽師專學報》1987年第2期；桑兵：《也談同盟會的成立——與何澤福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何澤福：《再論同盟會的成立》，《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日〕寺廣映雄：《關於歐洲同盟會的成立和意義》，郭傳璽譯，〔鄭州〕《中州學刊》1996年第2期。周興梁：《武昌起義前同盟會在國內的活動和鬥爭》，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等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曾維君《同盟會綱領析評》，《邵陽師專學報》2000年第4期。）。2、關於同盟會較為重要人物的個案評述。同盟會中除了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外，還有大批骨幹成員，他（她）們在推動和領導各地革命運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現有的成果中，已分別對宋教仁、朱執信、陶成章、唐群英、曹亞伯、秋瑾、沈縵雲、江董琴、王穎、方君瑛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論述（註：唐文權：《同盟會倡始時期宋教仁心態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陳珠培：《宋教仁與同盟會戰略的轉移》，〔常德〕《武陵學刊》1991年第1期；楊金鑫：《朱執信是同盟會中真正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長沙〕《湖南師院學報》1981年第2期；陳梅龍：《論陶成章與同盟會：陶成章研究之二》，《寧波師院學報》1989年第2期；羅紹志、曾伯賢：《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唐群英》，〔長沙〕《新湘評論》1981年第11期；徐輝琪：《唐群英與「女子參政同盟會」（兼論民初婦女參政活動）》，〔貴陽〕《貴州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羅紹志：《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唐群英》，〔北京〕《文物天地》1984年第5期；汪承武：《同盟會首名會員曹亞伯》，〔北京〕《炎黃春秋》1997年第1期；郭延禮：《秋瑾入光復會先於入同盟會考》，〔上海〕《學術月刊》1982年第3期；沈雲蓀：《關於沈縵雲加入同盟會的時間》，〔上海〕《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鍾健英：《從同盟會會員到國民黨左派：江董琴早期在閩活動情況簡介》，〔福州〕《福建黨史月刊》1989年第4期；陸茂清：《同盟會女會員王穎》，〔呼和浩特〕《內蒙古婦女》1984年第3期；蔡德金：《同盟會女傑方君瑛緣何自縊》，南京《民國春秋》1996年第3期；陳隨源：《最早參加同盟會的河南人：曾昭文》，〔鄭州〕《中州古今》1989年第6期；周年昌：《同盟會員湯增璧先生二三事》，〔南昌〕《江西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等。）。還有人對同盟會的人物群體進行了專門研究，如關於南洋華僑之於興中會、同盟會和辛亥革命的作用，留日學生革命活動與同盟會的關係等。近又有人對同盟會日本籍會員的作用和影響從正反兩方面進行了評析（註：楊振華：《日籍會員對同盟會的影響》，《思茅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4期。）。3、關於同盟會成員在各地發動和領導革命活動。在這方面，受關注較多的是1906年同盟會領導的萍瀏醴起義。饒懷民的《同盟會與萍瀏醴起義》（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版），是筆者所見到的關於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之個案剖析的第一部著作。亦有人以專文討論了同盟會領導此次起義的成敗得失（註：餘明俠：《從萍醴瀏起義看同盟會的領導作用》，《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餘明俠：《同盟會領導的萍醴瀏起義》，〔長春〕《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期；王岳塵、鄧啟沛：《論同盟會領導萍瀏醴起義的歷史影響》，《萍鄉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此外，學界還分別對同盟會在兩廣、雲南、陝西、山西、河南、山東、閩浙、四川、東北等地的革命活動進行了專門評析（註：沈奕巨：《同盟會在廣西邊境的三次武裝起義》，〔南寧〕《學術論壇》1991年第5期；黎國垣、林其昌：《同盟會在廣西發動三次起義的原因及影響》，《河池師專學報》1994年第2期；戴建國：《同盟會在雲南》，〔昆明〕《研究集刊》1981年第2期；曹成章：《同盟會在滇西傣族地區的活動》，〔北京〕《民族研究》1985年第5期；牛濟：《論同盟會在陝西辛亥革命中的歷史作用及其地位》，〔西安〕《人文雜誌》1995年增刊第2期；趙培成：《辛亥革命時期五台同盟會員的革命活動》，《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2期；周源：《同盟會河南支部成立時間考》，《中州學刊》1985年第4期；宏生：《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在山東的鬥爭》，〔濟南〕《大眾日報》1981年10月11日；馬庚存：《同盟會在山東》，〔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鍾春翔：《簡析清末同盟會在山東的辦教育活動》，〔濟南〕《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王其森：《同盟會員領導民軍光復汀州》，《福建日報》1981年10月10日；徐和雍：《浙皖起義與同盟會》，〔杭州〕《浙江學刊》1981年第4期；林成西、彭文：《試論同盟會在四川保路運動中的作用》，《成都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喬釗：《試論同盟會一九○九年的北方起義計劃與熊成基》，〔長春〕《博物館研究》1984年第1期；劉毅政：《同盟會早期在內蒙古的活動》，《內蒙古日報》1981年10月6日；武育文：《同盟會遼東支部與辛亥革命》，《遼寧日報》1981年10月21日；徐鳳晨：《中國同盟會在東北的三次活動略述》，〔長春〕《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4、關於同盟會的內部關係和組織流變。同盟會內部的思想分歧與派系爭鬥，是學術界較早關注的問題，章開沅、吳劍傑在1978年時就對此作過精深研究（註：章開沅：《孫中山與同盟會的建立》，〔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學報》1978年第1期，又載《孫中山研究論文集》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章開沅：《論同盟會的性質及其內部分歧》，〔北京〕《歷史研究》1978年第11期，又見章開沅：《辛亥前後史事論叢》，〔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吳劍傑：《論同盟會的內部矛盾及其分化》，《武漢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後來又有學者就同盟會內部關於三民主義的不同認識進行了專門剖析（註：林家有等：《論同盟會的民族主義綱領》，《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王永年：《論同盟會內部關於「平均地權」綱領的分歧》，《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金沖及：《民初同盟會人的幾種社會政治方案》，〔北京〕《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朝棟：《同盟會員對三民主義的認識與態度》，〔貴陽〕《貴州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隨著對其他革命團體研究的不斷深入，關於光復會成員在同盟會中的作為與影響、同盟會與光復會的關係、同盟會與共進會的關係等專題的研究亦不斷取得進展，漸有成果刊出（註：楊天石、王學庄：《同盟會的分裂與光復會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徐和雍：《光復會的革命活動及其與同盟會的關係》，《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戴學稷、徐如：《略論光復會與同盟會的分歧》，〔杭州〕《浙江學刊》1985年第2期；陳梅龍：《論陶成章與同盟會的關係》，〔長春〕《史學集刊》1986年第2期；曾永玲：《論光復會與同盟會的思想分歧》，《松遼學刊》1986年第4期；徐立亭：《章太炎與同盟會的分歧》，〔哈爾濱〕《龍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黨德信：《也談共進會和同盟會的關係》，〔西寧〕《青海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1911年7月成立的同盟會中部總會，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但以其對於推動辛亥革命的獨特貢獻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早在60年代就有人對此進行過專門評價（註：趙宗頗：《試論同盟會中部總會》，〔南京〕《江海學刊》1963年第2期；沈渭濱：《論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江海學刊》1963年第8期。）。進入80年代，關於這一同盟會分支機構的討論繼續展開（註：楊曉敏：《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楊曉敏：《同盟會中部總會與上海光復》，〔鄭州〕《史學月刊》1982年第5期；王學庄、石芳勤：《略論中部同盟會的成立和歷史地位》，〔保定〕《河北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岑生平：《關於中部同盟會的評價問題》，〔長沙〕《求索》1986年第6期；歐陽躍峰：《論同盟會中部總會》，〔哈爾濱〕《求是學刊》1984年第2期。）。還有人對同盟會內部風潮的生成原因、組織分裂的影響以及同盟會在武昌起義前的整頓和民國元年的改組等專題，作了不同程度的論述（註：李時岳：《同盟會內部風潮與孫中山》，〔廣州〕《廣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於建勝：《中國同盟會的分裂與孫中山讓位袁世凱》，《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王中茂：《論武昌起義前孫中山在同盟會整頓和建設方面的得失》，《史學月刊》1991年第5期；徐輝琪：《論武昌起義后同盟會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王中茂：《一九一二年三月同盟會改組再認識》，《史學月刊》1995年第5期。）。台灣學者在這方面亦作過精深研究，如朱宏源的《同盟會的革命理論》（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鄭憲的《同盟會：其領導、組織與財務》（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版）等就是較為重要的專題論著。

學術問題概覽

在同盟會研究過程中，學術界時有爭論，其焦點大致體現在如下幾方面（註：本文對學術界關於同盟會研究歧議的歸納，部分參鑒了劉湘雅、饒懷民、劉望齡、馬敏等人的相關綜述文章（分見林增平等主編《辛亥革命史研究備要》與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謹致感謝。：1、關於同盟會成立的時間。吳雁南在80年代初就撰文，對學術界通行的同盟會成立於1905年8月的認識進行「補正」，指出這一說法「是不夠確切的」。其源頭可溯自同年春孫中山等在比利時創辦的革命組織「同盟會」，應當「把1905年春在比利時成立同盟會到中國留學生在東京成立同盟會視作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形成過程」。同期，其他人也有類似看法，認為孫中山在歐洲成立的革命團體「是中國同盟會的一個雛形」（註：吳雁南：《中國同盟會成立時間補正》，《史學月刊》1982年第1期；陳旭麓主編：《近代中國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頁。）。後來，日本學者寺廣映雄對「歐洲同盟會」的意義作了進一步研究，指出「歐洲同盟會」「實際上是以孫文為中心，與湖北出身的革命學生之間熱烈討論的結果，這件事情不僅對興中會的革命方式給予了極大的影響，而且對數日後在東京成立的同盟會也有著重要的意義」。這個革命團體的產生，意味著海外學生「實質上承認了孫文在今後革命運動中的最高領導者的地位」。它的誓詞（即孫中山倡導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大綱領）和入黨方式，「在中國同盟會成立時幾乎是原樣照搬過去的」。所以說，這個革命團體「對興中會的革命組織和革命的方法進行了修正與否定，確立了新的組織與方法，形成後來中國同盟會這個革命組織和進行革命方式的基礎」（註：〔日〕寺廣映雄：《關於歐洲同盟會的成立和意義》，郭傳璽譯，《中州學刊》1996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領導創立的這個歐洲革命團體，最初僅簡單地稱為「革命黨」，直至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方被冠以「歐洲同盟會」名號。章開沅對「同盟會」會名的源流作了細微探析，指出「到1903年春夏之間，同盟會已成為愛國救亡志士們所熟知並慣用的名稱。兩年以後，孫中山在旅歐中國留學生中間組織革命團體，並未冠以興中會或其他名稱，顯然正在考慮代以當時革命志士更易於接受且有助於各團體之間相互聯合的新名稱」（註：章開沅：《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頁。）。2、關於同盟會的形成方式。在80年代以前，學術界有一種通行的看法，即同盟會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同華興會、光復會所等地方性革命團體聯合組成的。從30年代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到80年代出版的一些權威性較高的學術論著，如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胡繩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以及不少重要的史學工具書和教材等都持這一論斷。後來，漸有人對此提出不同看法。金沖及、胡繩武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時合寫的《同盟會與光復會關係考實——兼論同盟會在組織上的特點》一文，較早指出「很難說同盟會的成立是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個組織聯合而成的」（註：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44頁。）。桑兵亦支持這一觀點，他認為同盟會是由興中、華興、光復三個革命團體聯合的通行說法「值得商榷」，「同盟會的建立是孫中山與留日學界中來自國內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結合的結果」；「在孫中山的旗幟下，同盟會聚集了全國各地革命積極分子的精粹，這實際上是當時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註：桑兵：《孫中山與留日學生及同盟會的成立》，〔廣州〕《中山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其後，何澤福進一步撰文指出：「同盟會決不是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三個團體聯合而成，也不是幾個革命團體組成的聯盟，而是孫中山繼興中會之後，『集全國之英俊』而成立的一個革命團體。」（註：何澤福：《同盟會成立新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同期，郭漢民亦對同盟會「非團體聯合」的史實，作了進一步的考辨，指出「同盟會不是，也不可能是各個革命小團體有組織的聯合，確切地說，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漲的形勢下，留日學生中的革命志士擁戴孫中山為領袖，風雲際會，乘時奮飛的歷史壯舉。」（註：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1980－1989年論文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5頁。）3、關於同盟會的組織特點與性質。**在《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文中指出，同盟會是孫中山「領導的黨」（註：《**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9頁。）。將同盟會定性為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已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爭議之點在於它究竟是一個階級的政黨還是幾個階級、幾個政治派別的聯盟。吳劍傑在《論同盟會的內部矛盾及其分化》一文中寫道：中國同盟會「是一個具有兩重性質的政治組織，既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又是一個包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資產階級自由派和地主階級反滿派的鬆懈的同盟」。這種立論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不少學者都有過相似的表述。章開沅則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具體而言，「同盟會不是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的政黨，它和1924年到1927年的國民黨不同，加入它的各種社會力量並沒有在會外保存自己單獨的政黨」。另一方面，「同盟會也不僅僅是幾個階級的反滿聯合戰線」，雖然它是20世紀初年，由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以及一部分反滿士紳組成的「更為廣泛也更為鬆懈的」反滿聯合戰線中起指導作用的政治力量，「但畢竟不能把它與反清聯合戰線等同起來」。章開沅在強調「同盟會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同時，還指出同盟會內部並不存在所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資產階級自由派和地主階級反滿派這樣三種力量的政治分野」。為了說明同盟會內部的政治分歧，章開沅將同盟會成員分成左、中、右三派，即以孫中山、朱執信為首的左派，以黃興、宋教仁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吳稚暉、汪精衛為首的右翼，他認為各派之間的政見紛爭，並不代表「路線鬥爭」（註：章開沅：《論同盟會的性質及其內部分歧》，〔北京〕《歷史研究》1978年第11期。）。近年來，關於同盟會之「性質」的討論已不多見。學術界較為感興趣的是同盟會內部的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案之爭，以及由此引發的歷次風潮。4、關於同盟會的派系爭鬥與不斷分裂。主張同盟會為幾個階級之「鬆懈聯盟」觀點的學者自然從階級陣營的角度去作解釋，認為「作為反清各派別的鬆懈同盟，它的成員沒有在同盟會綱領的基礎上真正地統一和結合起來，只有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觀點的前提下，以『反滿革命』為紐帶才聯繫在一起，這就埋藏著必然分裂的種子」；「對於同盟會的政治綱領真正能夠完整地理解、接受並擁護到底的，只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分子，其餘的絕大多數會員只是根據他們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的需要決定棄取」；「這種對於同盟會綱領的不同認識，乃是同盟會必然分化和解體的思想原因」（註：吳劍傑前引文。）。不少人則從地域性宗派之爭的角度來說明問題。即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派、以章太炎、劉師培、陶成章為首的江浙派與以黃興、宋教仁、劉揆一為代表的兩湖派。例如王永年在分析同盟會內部關於「平均地權」綱領的分歧時指出：「革命派內部由於社會經濟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形成的具有自己獨特思想觀念的地域性群體的存在，是導致革命派內部對『平均地權』產生分歧的兩個主要因素。」李時岳在總結同盟會的內部風潮時亦指出：「事態表明，辛亥革命前，在全國性統一的民主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內部，實際上是山頭林立的。各個山頭有各自活動的地盤，有各自聯繫的群眾。」（註：王永年、李時岳前引文。）原光復會成員是同盟會內的一個影響較大的政治派別，多次掀起「倒孫風潮」。1910年2月，光復會在東京宣告重建，正式從同盟會中分離出來。在如何評價原光復會成員在同盟會中的分裂行為和同盟會與光復會的關係方面，學術界也有不同的聲音。較早的觀點認為，「光復會是一個地主士紳領導的反滿的革命組織」，它和同盟會雖然在「反清鬥爭的大前提下」，有過並肩作戰的歷史，但由於「兩黨宗旨除民族主義之外，其他都不相同」，所以，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他們便不能繼續合作了。二者之間的鬥爭實質上是同盟會的三民主義和光復會的「一民主義」之爭（註：林增平等主編：《辛亥革命史研究備要》，第227頁。）。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漸有學者開始提出不同意見。徐和雍認為，同盟會分裂和光復會重建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原光復會成員的地域觀念「助長了宗派情緒」，導致「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宗派主義惡性膨脹」；而光復會之所以能重建，「又與它在江、浙、皖，特別在浙江有較為堅實的基礎，而且它的基層組織依然存在有關」（註：徐和雍前引文。）。楊天石、王學庄則著文指出，將同盟會的分裂歸咎於地域性宗派之爭或同盟會的三民主義與光復會的「一民主義」之爭的解釋，「都不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他們認為，「同盟會的分裂是個複雜的歷史現象，它是一系列政治、思想、策略和人事糾紛發展的結果。既有其時代原因，也有其社會原因」。「同盟會的分裂源於思想分歧，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思想分歧逐漸被掩蓋起來，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分散主義、行會主義和山頭主義逐漸上升，舊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結合在一起，引發出新的攻擊。終於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拾」。他們還特別指出當時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對同盟會成員的不良影響（註：楊天石、王學庄：《同盟會的分裂與光復會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也有人認為，光復會與同盟會的分裂「是由於光復會個別領導人在某些問題上與孫中山等的意見分歧而進行激烈的指責造成的」（註：戴學稷、徐如前引文。）對造成同盟會分裂負有直接責任的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學術界歷來較為關注。有關評價也不盡相同。例如關於陶成章，有人說他是當時革命派中「小生產者、特別是農村小生產者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主張道出了小生產者的心聲，他的鬥爭策略也是小生產者分散的生產和生活習性的一種反映。他是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參加同盟會，進行反清革命的；他同樣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上和同盟會搞摩擦、鬧矛盾。隨著革命運動的勝利發展，他和同盟會的相一致的東西越來越少，矛盾也就越來越大，雖然有孫中山的極力調解，也毫無結果，致使陶成章自己成了這種矛盾的犧牲品」（註：何澤福：《陶成章與同盟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也有人認為，陶成章雖然「囿於宗派主義觀念和思想上的偏狹、片面，以不應有的派別活動干擾和影響了同盟會的團結，擴大了光復會與同盟會之間的裂痕」。但他並「沒有背離同盟會的綱領，他與孫中山的矛盾，仍然是革命隊伍內部的矛盾，而且造成矛盾的責任也不應由他完全承擔」（註：陳梅龍：《論陶成章與同盟會的關係》，〔長春〕《史學集刊》1986年第2期。）。還有人在評價章太炎與同盟會的分歧時，亦對學界關於其不顧革命全局利益「鬧分裂」的傳統提法，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是一種錯覺和誤解」，「將內部矛盾的政治責任推到一人身上，是不公正、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章太炎與同盟會內部分歧有關聯，卻並非一無是處，稱之為分裂主義者，更是極不妥當的」（註：徐立亭：《章太炎與同盟會的分歧》，〔哈爾濱〕《龍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近來，又有人從孫中山自身的性格特點方面，剖析了同盟會的幾次大的風潮。指出如果用革命領袖的標準來衡量，那麼，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在所言所行方面「又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具體而言，主要有三方面：(1)軍事策略上偏重兩廣和南方邊地，相對忽略了內陸地區尤其是以兩湖為中心的長江流域的革命工作。(2)主觀思想上疏遠與內地誌士、與東京同盟會總部的聯繫，對同盟會的領導基本上局限於南方各支部。(3)實際行動上偏重於籌款、外交，相對來說從事艱苦細緻的發動、組織工作較少。孫中山性格的「否定規定性」表現出來的「偏激固執、我行我素等特點」，與同盟會上層分歧的產生和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繫」（註：劉雲波：《孫中山與同盟會上層分歧》，《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第1期。）。5、關於同盟會與中部同盟會的關係。中部同盟會是1911年由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在上海成立，「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力主「長江革命」，對推動武昌起義和領導上海起義發揮了重要作用。關於同盟會與中部同盟會的關係，學術界亦有多種認識。有的論者認為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是「同盟會自身分裂過程的一個必然產物，是對同盟會的一個分裂行為」；是一部分革命黨人「不依靠人民力量，看不清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在表面上似乎強大的反革命打擊下，產生的悲觀失望的思想潮流的必然發展」（註：林增平等編：《辛亥革命》（中國史專題討論叢書），〔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版，第275頁，第282頁。）。尤其是宋教仁等發起組織中部同盟會沒有按組織原則辦事，又擅自修改既定章程，「是背離盟章的，負有分裂黨的責任」（註：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9頁。）。對此漸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如有人在60年代就認為，中部同盟會的成立「雖然內部含有分裂的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它是在「同盟會日趨渙散、無人領導」，而「廣大中下層革命志士要求繼續革命的情況下」成立的；也是「在宋教仁、譚人鳳等總結了歷次武裝起義的經驗教訓、堅持把革命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敢於肩負起領導責任的情況下」成立的（註：林增平等主編：《辛亥革命史研究備要》，第244頁。）。王學庄等人後來明確指出，那種把中部同盟會的成立說成「是自立門戶，是一種分裂活動」的觀點，「不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他們認為，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是譚人鳳、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為適應長江流域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所作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是一個革命的創舉」；「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是革命的產物，它是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同盟會領導下的一個分部，它為辛亥革命作出了很大貢獻」（註：王學庄、石芳勤：《略論中部同盟會的成立和歷史地位》，《河北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歐陽躍峰則進一步撰文指出，中部同盟會「既承認了它與同盟會的主從關係，又規定了它與南方支部的平等關係，這與同盟會的章程條例、組織原則並無悖謬之處」。雖然中部總會未向同盟會本部申請批准，在手續上顯得很不健全，「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不足為怪的」。他的理由是，「孫中山將美洲和南洋的同盟會會員改稱『中華革命黨黨員』及胡漢民等設立南方支部，都未經過健全的組織手續。這個問題反映了當時中國資產階級在建黨問題上普遍水平不高，而不能說中部總會與同盟會本部關係不正常」（註：歐陽躍峰前引文。）。6、關於同盟會的軍事策略。學術界一般認為孫中山注重西南邊境，忽視長江流域，犯有軍事冒險主義的錯誤（註：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30頁。）。有人則就選取起義突破口的是非曲直，提出不同見解。沈奕巨指出：「事實表明，1907年南方邊省的革命形勢的確比其他地區優越，孫中山選擇在南部邊疆發動武裝起義是無可指責的。」（註：沈奕巨：《論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廣西邊境武裝起義》，《學術論壇》1980年第4期，又見《孫中山研究論文集(1949－1984)》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頁。）金沖及亦認為，綜觀同盟會發動的一連串武裝起義，其領導人都「是經過苦心籌劃的，並且在進行過程中不斷在總結經驗教訓」。「在同盟會成立后的最初幾年間，在華南發動武裝起義的客觀條件要比長江流域好得多。同盟會當時把武裝起義的重點放在粵、桂、滇邊境，應該說是正確的」；「甚至在1910年初發動廣州新軍起義時，還很難說同盟會這個決策是錯誤的。因為當時廣東新軍革命化的程度比湖北要高得多。」（註：金沖及：《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二題》，《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同盟會所依靠的武裝力量，早期偏於會黨，後期轉向新軍。有人認為：「大體說來，這個轉折點是在1908年的夏秋之間。」（註：金沖及：《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二題》，《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而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則提出，「雖然，由於武裝起義的多次失敗，有的革命黨人把失敗原因片面地歸咎於會黨散漫，不足於謀事，主張專力新軍。但是，不能因此認為，同盟會自1908年後就放棄了會黨，而『目標專註於新軍了』。應該看到，同盟會做新軍工作並非自1908年，而這一年以後，不少過去與會黨有聯繫的同盟會員，仍然堅持聯絡會黨。」（註：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中冊），第271－272頁。）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同盟會對會黨雖有聯絡、運動，但並未對其進行教育與改造（註：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31頁。）。而《辛亥革命史》的著者則指出，「不能認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會黨只有聯絡利用而沒有對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可以說，革命派同會黨的聯絡利用的過程，也是一個對會党進行改造的過程。改造的基本內容則是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把一部分會黨置於革命黨人的領導下，設法把會黨的鬥爭，納入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的範圍中來。」（註：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中冊），第271－272頁。）7、其它方面。關於同盟會的學術分歧還有不少，例如在同盟會與共進會的關係方面，有的認為共進會是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有的認為兩者之間是親緣和離合的複雜關係，也有人認為共進會「獨樹一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盟會的分裂。還有人則說，共進會的成立從某種程度上維護了「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團結」，共進會領導的起義也是「在同盟會的指導下並按其部署進行的」（註：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第329頁；林增平等主編：《辛亥革命史研究備要》，第252頁。）。再如關於武昌起義后同盟會的演變，較早的看法多持批評態度，甚至認為「同盟會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已經不能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組織起領導作用」了；對於當時各省致力於革命鬥爭的「參加了或未參加同盟會的」積極力量，「同盟會本部卻不能領導和組織起來」（註：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6頁，第888頁。）。尤其是對1912年3月改組后的同盟會，有人指摘其收卷了民族主義的旗幟，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導致了同盟會在政治上的「蛻化」（註：方誌欽：《析同盟會的衰亡》，〔廣州〕《學術研究》1980年第2期。）。但也有人認為，對於同盟會的演變，應該進行具體分析。「既要看到它的妥協性，又要看到它的鬥爭性。既不能籠統說它妥協和倒退，更不能以其失敗的命運而抹殺其為『爭取自由和徹底民主的制度』所作的努力。」（註：徐輝琪：《論武昌起義后同盟會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有的學者則明確指出，同盟會在武昌起義后一段時間內「仍舊是歷史的積極推動者，它的主流是進步的，革命的」（註：王來棣：《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兼與胡繩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近年又有人對同盟會1912年改組后的政治綱領提出新的看法，認為改組后的同盟會提出的「力謀國際平等」的政綱，「與原來的單純反滿的民族主義相比，反對帝國主義的色彩應該說更明顯、更直接一些」；改組后的同盟會「不僅把以平均地權為中心的民生主義作為宗旨，而且還試圖將它付諸實踐」（註：王中茂：《一九一二年三月同盟會改組再認識》，《史學月刊》1995年第5期。）。此外，關於同盟會個別重要人物的一些細節亦有分歧。例如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有人認為是唐群英（註：羅紹志等前引文。），也有人以為是何香凝（註：吳恩壯：《中國同盟會的第一位女盟員——何香凝》，《羊城晚報》1981年10月7日。）。關於蔡鍔是否加入了同盟會，有不同說法。曾業英等通過縝密的考證，認為蔡鍔早年加入的當是興漢會，而非同盟會（註：王學庄、曾業英：《蔡鍔的同盟會會籍問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關於秋瑾加入同盟會的時間，有人說是1905年9月上旬，有人則認為應是同年8月（註：郭長海：《秋瑾入同盟會時間考》，《浙江學刊》1984年第2期。）。類似的問題還有不少，主要是因為辛亥革命的當事人留下了許多回憶錄，這些資料因當事人記憶和感受的差異，對個別人物與事件出現不同的表述，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學術研究的辨析難度。

相關研究末議

由前可見，建國后國內關於中國同盟會的研究已經較為全面和深入了，但也並未達於止境。專家學者在總結以往研究狀況的同時，亦對如何拓展學術視野、改進研究方法提出過不少建議。諸如應「突破政治史框框」和正統觀念，將同盟會研究同經濟史、思想史研究「橫向貫通」，重視當時非正統思潮（如無政府主義、暗殺主義、國粹主義、軍國民主義等）的影響，加強對孫中山以外的重要領導人物（如黃興、宋教仁、朱執信、汪精衛、胡漢民、劉師培、吳稚暉、陶成章等）的研究，開展橫向與縱向比較，等等。誠然，這些主張和建議對學術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學術界也循著這些方向作了不少進一步的研究工作，無須贅言。不過，為推進同盟會的研究，筆者不揣譾陋，妄提一點拙見，以供參考。既然同盟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那麼它的內涵核心應是「政黨」，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的」，這是它區別於舊式革命組織和同期其它革命團體的重要標誌。所以應著重從政黨學的角度去剖析和評價同盟會的組織運作與成敗得失。具體而言，當著意於如下幾方面。首先，是同盟會的政治性。關於同盟會政治性，學術界無疑已作了較為充分的探討。但以往的工作，普遍著眼於階級鬥爭和政治革命，是一種政治史或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我們強調的是同盟會作為政黨的政治運作及其成效。包括其理論創建、政綱構築、領袖形象塑造、權力角色配置等。其次，是同盟會的文化性。包括同盟會產生的文化背景、同盟會內部非正統思想流派的發展演變及其影響、同盟會內部的政治信仰與態度等。很顯然，我們關注的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文化，它對於政黨研究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政治文化影響著政治體系中每一個政治角色的行動」（註：〔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等：《比較政治學》，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再次，是同盟會的社會性。馬克斯·韋伯說過：「政黨組織的現代形式是民主的產兒，群眾性的選舉法的產兒，大規模競爭和群眾性組織的必然性的產兒，領導的最高統一和最嚴格的紀律發展的產兒。」（註：〔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下卷第767頁。）作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政黨的開創者，同盟會尚未達到政黨之「現代組織形式」的標準。但正是為了弄清同盟會與現代政黨之間的差距，所以必須對同盟會的社會構成、組織機制、運作方式等進行專門剖析。第四，是同盟會的經濟狀況。就一般意義而言，政黨的財政狀況「是一個對政黨行為」和其「實質方向」發生影響的「至關重要的核心問題」（註：〔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上卷第318頁。）。經濟問題直接關係到同盟會的政治運作與軍事行動，也是造成同盟會不斷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對同盟會各個時期的經濟行為與經濟效果，必須進行儘可能全面的梳理和剖析。在研究過程中，應多採用政治學、社會學的有關方法，注重實證研究，尤其是結構分析。首先釐清同盟會各個階段的社會構成、文化與思想流派，以及領導權勢分佈等基本問題，然後通過綜合歸納與比較分析，總結同盟會發展演變的階段性特徵及其種種制約因素。也許有人會提出，對同盟會進行詳盡的實證性分析會受阻於相關史料的匱乏，此言有一定道理。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就已經發掘出的諸多史料，進行一些這方面的初步探索，我們關注的是研究思路的轉換。

同盟南寧支部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中國同盟會南寧支部成立。最早加入同盟會的有雷沛鴻、陳少白、雷在漢、周仲歧、周君實、潘賦西、張文燦、班繼超等數十人。他們大都是知識界、商界的人士，利用他們的聲望，積極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開展反清活動，提倡新學，革新教育，興辦實業。雷在漢為支部長。當時，雷在漢在恆益號經紀行（南寧城倉西門碼頭旁）任司理，他以該店為秘密聯絡點，發展會員，開展革命工作。經他發展的會員有梁烈亞、杜少廷、葛乃斌、譚昌、謝伯強等60多名。同盟會在南寧的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為廣西的辛亥革命運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