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及拜占庭帝國的彈性防禦戰略
戰略作為歷史文化的產物在90年代日益備受學者關注。本文打算以戰略類型為中心，探討北宋的國防戰略。筆者選擇彈性防禦戰略為主題，是基於這個戰略類型較能解釋北宋對遼、夏戰爭的防禦作戰，同時由於這個戰略取向不僅為北宋所接納，也出現在西方約莫同一時代的拜占庭帝國(ByzantiumEmpire)。
本文第一部分介紹彈性防禦戰略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概述北宋對遼、夏戰爭中彈性防禦戰略的構思和應用，作一個鳥瞰式的觀察。第三部分討論拜占庭擁有的類似經驗，指出尼契科洛二世(NikephorusⅡorNikephorusPhocas)口述的《前哨戰》(Skirmish—ing)一書與北宋彈性防禦戰略的相似要點。第四部分討論元祐七年的洪德城戰役，作微觀分析。
一、彈性防禦的概念
彈性防禦(elasticdefense，又名機動防禦)是運動戰處於防禦形態下的一種積極戰略①。一般來說，防禦戰有三種形式，即前沿防禦(Forwarddefense)、縱深防禦(defenseindepth)和彈性防禦②。前沿防禦又可稱為戰線防禦(perimeterdefense)，目的是要拒敵於國門之外。縱深防禦的意圖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敵軍佔領和推進的困難，從而盡量減低其入侵的獲益。彈性防禦的意圖是集中兵力在局部戰場上構成相對優勢，擊潰或殲滅入侵的敵軍。
三種防禦形態各有優劣。前沿防禦採用最直接的途徑來達成戰爭的政治目的。若我們同意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Carlvon.)所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3），那麼防禦戰的政治目的自然是保護國家免遭敵人蹂躪。由於成功的前沿防禦可免國土遭受戰禍塗炭，很多國家從政治的考慮出發而採用前沿防禦戰略。
例如北約(NLW)的成員德國，在80年代堅持前沿防禦戰略作為留在聯盟的先決條件，其原因是西德30％的人口和25％的工業都位於距離前沿不足100公里的地方④。北約的前身西歐聯盟(WesternEuropeanUnion)曾遵循蒙哥馬利元帥(FieldMarshalMongomery)在萊茵河建立防線的構想，但這樣無異將德國推向蘇聯那一邊，結果北約還是採用前沿防禦（5）。不過前沿防禦能否成功，從軍事的角度看，取決於防禦者擁有的優勢，諸如火力、工事的堅固、對地形的熟悉等因素，能否消弭對方在兵力兵器上的相對優勢。在一般情況下，進攻者多半擁有較強戰力，而且能在主要突擊方向上能集中大量部隊，只要撕開一個突破口便能長驅直入。
縱深防禦正好避免這種情況。它強調節節抵抗敵人，今敵軍每攻陷一城一村，都遇到抵抗和付出代價。在深一層次上，這種抵抗不單是物質性的，也是心理上的。成功的縱深防禦將傳達一個強烈的訊息給敵人：「這裡隨處都有抵抗，要徹底征服本國的代價是很大的。」若對方在發動戰爭前已能深刻體會這一點，其發動入侵的可能性格大為降低。因此縱深防禦作為一種戰略姿態，可能收到武裝勸止(ArmedDisuasion)之效，而達成保衛國家的政治目的。但戰爭一旦發動，則雙方可能都是輸家，防禦者縱使趕走敵人，得回的往往只是糜爛的家園。因此，除全軍事上的因素，縱深防禦的成敗更多地取決於政治，如統治者的決心和人民對政府的支持。事實上，縱深防禦往往傾向進行持久戰，以游擊戰爭和人民戰爭的形式出現。
彈性防禦則不然。它避免將部隊分散在前沿漫長的戰線，也避免作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彈性防禦能同時擁有進攻者的機動和在本國作戰的便利，在戰役層次上常常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守軍可以在內線集中相對優勢的兵力，逐個擊破敵人幾個並進的外線軍團。守軍也可以憑對地形的熟悉，隱伏一定兵力，或派出一個迂迴部隊於敵人侵軍的側后，配合正面的大部隊同時前後夾擊。守軍也可以作大幅度的退卻，讓敵軍過度延長的補給線逐漸暴露后加以襲擊削弱敵軍整體戰鬥力，然後集中兵力決戰。彈性防禦並不必然意味著完全放棄前沿抵抗。若沒有給予敵軍相當的遲滯、騷擾和殺傷，則在縱深處會戰和反擊的效果未必很大。彈性防禦不要求人民無限度的支持，但卻要配備較機動化的野戰軍，和一體化的指揮機制。不同文化對軍隊角色的介定往往決定其對彈性防禦的接納程度。由於彈性防禦的戰略是要爭取有利時機來打擊敵人的入侵軍，而不是直接保衛國土，軍事和政治的優先常常發生紛歧，甚至脫節。愛德華•魯特瓦克曾分析這種困難抉擇：
那種把防禦與保護等同起來的線性邏輯很自然地會與戰略反常邏輯發生衝突，使得人們在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方面不能兩全時，面臨著因難的選擇。這一點在彈性防禦中表觀得尤為突出。彈性防禦解除了部隊的防護性任務．為了更好地防禦所有的地域，它並不要求專門防禦某一特定的地域。由於實行彈性防禦，防禦者可以行動自由地避開敵人的攻擊矛頭，按照自己的意願集中全部力量，從而使進攻者失去所擁有的主動權，而防禦者則持有地形熟、工事堅諸方面的固有優勢。從純軍事觀點看，這種通常被視為理想方案，但在那些統治者眼中這是最拙劣的方案，因為他們極力追求的只是財富、福利和控制權。相反，如果採用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前沿防禦方案，問題也同樣存在。阻止敵人在任何地方入侵雖然在政治上是最佳選擇，但在軍事上卻是最下乘的方案。（6）
概言之，軍事專業精神越高的社會似較易接受彈性防禦，而強調政治優先的國家則或較不樂意。因為彈性防禦意味著暫時放棄某部分領土，而喪失某部分領土可能激起某種文化上或意識形態的反響。艾力•馮•曼斯坦元帥(FieldMarshalErichvonMan—stein)在1943年與希特勒爭論東戰場應採納彈性防禦，就反映了這種分歧；希持勒認為在頓尼茨(Donetz)流域進行機動戰會損害該地工業，而放棄某些城市則會使羅馬尼亞受到空襲而退出戰爭，因此極力主張前沿防禦。然而曼斯坦認為，希特勒拒絕的主要原因是放棄佔領地和下放戰區指揮權會令他的自我形象受到傷害(7)。當然，一旦嚴峻的軍事形勢蓋過了戰略決策中的政治和文化取向時，為求國家的整體生存和最終勝利，彈性防禦可能會得到認同。這就是為什麼彈性防禦經常出現在軍事上處於劣勢一方的原因。下面分析北宋的情況。
二、宋遼、宋夏戰爭時期的彈性防禦
大量史實說明，北宋的彈性防禦是歷史環境所造成。宋遼邊界的地理形勢使宋軍不容易建立鞏固的前沿戰線而寧採用彈性防禦。自滄州至順安軍邊吳淀，邊界有塘水阻隔。這段天然防線，按照何承矩計算，其直線距離「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⑥，但全長則「綿宜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水深自五尺至一丈不等，「深不可以行舟，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渡也。⑨」按照沈括的記載，「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10）」但邊吳淀西向至長城口不到一百五十里，「山阜高仰．水不能垢至，敵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尤其是端拱二年(989)易州、滿城相繼失守，遼騎直叩唐河，是邊防最嚴峻的考驗（11）。據沈括的調查，這一地段中又可分為兩段，即定州、西山、北平寨一段．和保州以東至順安軍一段。對於前者，宋軍可倚西山布陣，另以奇兵設伏，令局勢不致惡化。但後者則「平川橫袤三十餘里，南北徑直、並無險阻，不經州縣。可以大軍方陣安(長?)驅，自永寧軍以東直入深、冀，行於無人之地。（12）」這才是前沿的最大漏洞。
宋軍在前沿列置堡寨，作為體現主權、維持治安的機制，為巡檢司等小部隊提供基地設施，也作為難民的臨時庇護站。部分堡寨還有貿易功能（13）。可是這些堡寨未必能抵禦遼軍大部隊的進擊。縣邑的抵禦能力也似不強。《宋史•崔守素傳》說君子館戰役(987)之後「河朔諸州城壘多圮」，指的大概是諸州屬下的縣邑和堡寨。事實上，整個二十五年的宋遼戰爭中，宋曾經失陷的州城只有易州、深州和祁州，而失陷的縣城和堡寨則甚多。單遼軍端拱二年(989)的攻勢就攻拔了滿城、長城口、小狼山寨等多個宋軍沿邊的據點（14）。
在開國伊始，宋太祖似乎有從事前沿防禦的意圖，命郭進控西山、李漢超鎮關南、何繼筠領棣州、賀惟忠屯易州、張美鎮橫海、雖「少與之兵」，且「二十年不遷其任」，卻給與極大的自主權。
太祖任命這批前沿將領，歷受北宋一代文臣讚美，且作為一個典故在討論戰略問題的奏章上一再出現（15）。然而這是否便說明太祖具有前沿防禦的構想?似乎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論定。一方面，太祖時宋遼之間並宋出現持續的軍事對抗，諸將的任務可能僅在對付契丹的日常抄略。在開寶二年(969)圍攻太原一役，契丹援軍深入定州嘉山之後，才遭遇韓重贇所統禁旅伏擊而敗走（16），也反映出太祖對前沿防禦沒有寄以厚望。
因此，自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宋遼戰爭全面爆發后，「會兵設伏夾擊」（17）的彈性防禦方針就成為重要而必須的戰略。滿城會戰(979)是來軍第一場大型彈性防禦作戰。宋軍不在前沿的易州拒敵，而將鎮州、定州兩處屯軍集結在徐河待機。宋太宗為這一戰特地頒下陣圖，結果因不合符戰場實際，以致諸將必須臨時變陣出擊而大受史家詬病。（18）然而無可否認，宋太宗的戰役意圖「會兵設伏夾擊」是完全達到，而且鎮、定和關南二路大軍的協同也恰到好處。這一方面，崔彥進巧妙的側翼迂迴功不可沒。他「潛師出黑蘆堤，趣長城口」，恰好在遼軍在滿城方向敗退時從后截殺，因而將大量遼軍趕入西山坑谷，造成巨大的傷亡。宋軍在處理戰役上的成功，主要是能在縱深上的徐河鞏固一個堅強的正面陣地，同時得到一個有力的外線兵團威脅敵軍的退路。這種戰役法鮮明地體現了彈性防禦的特色。
此後，宋軍的正面陣地大體就以定州為樞紐，環繞著唐河、徐河、保州、威虜軍、北平寨等要點，隨敵情而修正位置。如馮拯曾作出置大陣於唐河、中陣於邢州、后陣於天雄軍的構想（20）。寇準對澶淵之役的種種構想，也是基於在定州設大陣的既定方針而變化出來。（21）與在定州設大陣這一相對穩定的措施相比，如何構建外線兵團，卻是煞費苦心的事情。宋軍很難再寄望契丹會重蹈滿城會戰的覆轍，輕易地讓關南部署司切入其後方；而且宋太宗也表現出過度留戀戰區指揮權，遲至關南(瀛州)部署司在君子館戰役覆沒后，才設置一體化的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司。然而要怎樣建立必要的迂迴力量，仍然沒有定論。
宋遼戰爭期間，宋軍所施行的彈性防禦還有很多內在的問題。如八萬人以上構成的大陣中步兵比例高，以致行動和反應能力比較遲緩，後期的主將傅潛、王超作風保守，更大問題出在一體化的指揮難以達成。太宗、真宗雖然屢次頒下陣圖來劃一行動，但往往未能合符戰場實際。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對王超過於謹慎的作風似有微詞，索性將緣邊游騎的指揮權完全獨立出來，不受鎮、定、高陽關二路都部署，亦即大陣主將王超的指揮。宋真宗說，「本設奇兵撓其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四人無以自效。」（22）這樣無疑活躍了緣邊游騎的功能，但對於達成指揮一體化的目標而言，卻仍是迢迢無期。到慶曆時，邊患又再日益嚴重，朝廷仍在戰區指揮權的問題上出現分歧。程琳主張四路分帥，夏竦主張平時置四帥，戰時擇一位兩府大臣為總帥，而韓琦則主張分東西兩路。其問題徵結在於河北的政治重心在大名府，而軍事的重心則在鎮、定．「其勢倒置」（23），加深了建立一體化指揮的困難。
與河北相比，陝西雖然也發生指揮權不一的問題，而慶曆時期的宋夏戰爭中也確乎發生過關於四路分帥的爭議，但更大的困難似乎是由戰區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陝西一度是北宋土地開發量最高的三個地區之一，（24）但並非國家經濟命脈所在，尤其是人口比較不那麼集中的北部，即使淪為大型機動戰的戰場，也不會發生太大顧慮。可是，宋、夏之間的天然國界橫山，物產豐盛，遍布党項部族，西夏可以利用這些部族作為大型進攻前夕的補給站，陷宋於不利地位。宋初名將李繼隆取夏州時，曾提議築城山界久守，本來很有遠見，但宋太宗卻圖謀消滅李繼遷於一戰，而忽略長遠的邊防計劃，沒有好好鞏固前沿。（25）
失去橫山之險，北宋陝西前沿便按著延水、洛水、華池水、馬嶺水、涇水、胡蘆川及渭水的上游布防。上述河川除了胡蘆川西北向之外，全屬東南向，大致上縱深越大，地勢越低。大致根據各支河道的分水嶺，宋陝西前沿分為鄜延、環慶、涇原和秦鳳四路，而四路又隸屬內里的永興軍路，構成防禦縱深。可是，鄜延路邊面「西自保安軍，東自白草寨四百餘里」，難以分守。環慶路雖「素為險扼之地」，但慶州以東有西夏金湯、白豹二城，威脅延、慶兩路接合部。其南又有明珠、勿藏等強族阻隔於涇原、環慶的邊界，這使環慶路成為一個犬牙交鍺、互相楔入的戰線突出部。
涇原路接近西夏點兵的重鎮天都山監軍司，「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若勁騎疾馳，則渭州旦暮可至。自渭以東，緣徑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阻閡，彼若大舉為深入之計，須由此路。」只有秦鳳路的地理結構較為獨特。它是邊界貿易重鎮水寧寨所在路分，見出產巨木，經濟上較為重要，而「絕在西南，去賊界差遠」，比較安全。(26)本戰區的道路系統主要緣著河川走向，而各條河流之間的分水嶺則不易通行大兵。慶曆元年(1041)鄜延路都鈴轄知鄜州張亢指出「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風各逾千里，涇原、環慶各不下十程。去秋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斗，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27）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也批評「環州趙振引援兵，卻由慶州取直羅赤城路入鄜州，方至延州城下，約近十程。比至，則賊馬出境已數日矣。」（28）地形的阻隔嚴重降低了宋軍的反應能力。
宋軍既已不能快速應援防禦體系內薄弱的環節，就不得不分散兵力扼守前沿各處。這樣，不但前沿守不牢固，彈性防禦的格局又變得很難維持，陷於左右為難的地步。田況《兵策十四事》說：
「陝西雖有兵近二十萬，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近又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駐兵，於鄜、慶、渭三州大為屯聚，以備賊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萬六千餘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留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郡減屯聚一處，更會合都監、巡檢手下兵拼為一陣，極不上三四萬人。賊若分眾而來，猶須力決勝負，或昊賊自領十餘萬眾，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29）
張方平(1007—1091)也作出類似的批評。（30）很明顯，北宋在陝西很難建立如唐河大陣那樣十萬人上下的兵閉。那樣，宋軍每路三、四萬人的機動兵力，其戰役角色有待重新介定——它既不可能在兩夏的主要進擊方向上單獨抵禦，戰區地理形勢又限制了它們互相應援的能力，在有限的道路上它們不容易轉出外線進行遮斷或反擊。
可是，某些具有遠見的大臣已在探討如何在陝西戰場落實彈性防禦。在戰役層次上，重點有兩個：一是遮斷，二是淺攻：關於遮斷，王堯臣指出：
「見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近塞山原川穀，雖險易不同，而兵難行小道，大眾須由大川，大川之中，皆為寨柵控扼。然其遠引而來，利在擄掠，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若延州之金明、塞門寨，鎮戎之劉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寨，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齎至財貨，人馬疲因，奔趨歸路，無復鬥志，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逐義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
（31）
王堯臣批評了宋軍前沿的脆弱，針對西夏侵宋戰爭的掠奪性質，指出其退兵時戰鬥力嚴重下降的事實。透過這番論述，他重申了彈性防禦的適切性，認為宋軍應該避其鋒銳、擊其情歸。同時韓琦亦指出「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余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32）因此．宋軍井非無機可乘，可是當時兵、將的戰術水平還沒有達到以上的戰役要求。在好水川戰役前，韓琦曾授意任福「並兵自懷遠城趨德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擊之。」（33）這項戰役指導和王堯臣的主張並無二致，可是任福卻見敵輕進，不但沒有完成韓琦的構想，還全軍落入西夏的圈套。（34）定川會戰(1042)時，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也沒有聽從部將趙珣的建議向籠竿城方向撤退，而是死抱鎮戎軍大道不放，終於兵敗身死。（35）會戰後，元昊縱兵大掠渭州，環慶路主帥范仲淹立即出兵，打算遮斷西夏大軍的退路，而宋將景泰亦在潘原擊敗西夏前鋒，元昊虜掠數日後自動退兵。（36）大致上至慶曆二年，遮斷的概念已備受理論上的重視，也重新成為宋軍鮮明的戰役意圖，但執行時仍未能得心應手。
當陝西帥臣一再嘗試威脅敵軍退路的同時，也有論者主張從外線反擊。一路受攻．其他三路不能快速赴援的事實，說明了從內線合兵會戰的構想不切實際，但其他路從外線入敵界反擊卻未必不可能。那樣，即使受攻的一路遭受一定程度的破盪，只要主力未受重創，而鄰路又獲得一定戰果，未必不能得失相抵。
在《平戎十策》中，張方平提出從麟州方向對銀州發動反擊。⑧與遮斷的構想不同，淺攻的方案不強調獲取一兩次決定性勝利，反而強調戰略上的持久。這一點范仲淹在討論攻略橫山時極力強調。（38）因為全民皆兵的西夏不可能承受長期沒有決定性戰果的侵略戰爭，頻繁的調發成為經濟的負累，（39）如果在戰役層次上得不到可觀的勝利，本身已是戰略層次上的挫敗。淺攻的要義在於「淺」，不用特意搞補給，調發民夫，由於攻擊縱深不大，比較上容易安全撤回。如范仲掩所說，「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致有他虞」。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山界的藩部整個地招降或強迫遷徒入內地，積累地影響政我戰略力量的對比。（40）
彈性防禦需要質素較高的野戰軍，而根本的改革．是必須將野戰軍獨立於戍守部隊。本來北宋的禁軍都屬於野戰軍，但隨著疏於訓練，「東兵」不能戰已成公開的秘密；加以廂軍的衰落，禁軍也要負上較重的戍守任務。前引田況的《兵策十四事》巳指出陝西駐軍的戍守任務相當繁重。韓琦上疏主張「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紮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紮之兵，觀利整陣，拼力擊之。又於西賊未經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人大掠。（41）這其實已是將兵法的雛形，其精義在由固定將官編練和「預先分定部曲」，隨時可以投入作戰。同時，范仲淹也在延州設六將，成為後來蔡挺推行將兵法的楷模，這一點已為學者所熟知。（42）
同時，另一個重點是鞏固前沿。大部分建議者都知道沒有收取橫山之前，陝西不可能建立永久的前沿防線，但相對堅固的前沿，對彈性防禦的運作仍屬有利。另外，前沿的党項部族也是北宋國防力量的一部分，從政治或軍事的因素看，都不能拱手讓予西夏。因而，陝西四路相繼展開招蕃部、（43）築城寨、團結弓箭手的計劃。（44）以相對鞏固的前沿，來爭取時間重新訓練野戰軍，以備攻略橫山，這就是范仲淹的長遠戰略。有關具體措施，近年學者已作過一定研究。（45）
北宋的彈性防禦到了11世紀末可謂完全成熟，其戰術上和戰役上的基礎也更鞏固。經過熙豐改革，北宋的野戰部隊得到成長，將兵法在元祐舊黨回潮的階段沒有被廢除，至哲宗親政時已施行多年，也得到多種試驗的機會。例如把將兵按安南九軍法編練、把三將兵合成較高的指揮單位、將同等數量的弓箭手或蕃兵配屬將兵等等，都強化了將兵作為野戰部隊的角色。在1087年的洮河之役，宋將姚兕和種誼分兵兩路，一方面在青唐、西夏聯軍抵達講珠橋前先將大橋焚毀，另一方面則發動突襲，生擒敵將鬼章，（46）展示出典型內線作戰的範例。在防禦計劃方面，宋軍大致能從二至四個戰況，根據對方的主要進擊方向，來收縮兵力和策動遮斷，也大體能做到外線反擊。一路受攻，各路同時淺攻牽制。（47）在一路之中，也指定野戰部隊在外線活動，這是慶曆時代所沒有強調，而為章楶（1027——1102）所大力提倡的。（48）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戰兵在外，守軍乃敢堅壁」（49）在元祐七年(1092)，他根據這個原則贏得洪德城戰役的勝利。此後西夏轉入戰略防禦，宋軍便公然在天都山上築城，短短數年間幾乎盡據橫山。⑦哲宗去世前．宋軍已面臨一個更大的戰略抉擇，到底是利用橫山地勢轉入前沿防禦，還是改采攻勢戰略，徹底消滅西夏為止。無論如何，彈性防禦不再是國防戰略的重點所在了。這樣大的形勢轉變和西夏的中衰和內爭也有關係，然而宋軍戰略的成功，畢競歷歷可尋。
三、拜占庭經驗
與北宋約略同時，西方的拜占庭帝國(ByzantineEmpire)、即東羅馬帝國(EasternRomanEmpire)，採用彈性防禦的經驗也足相比擬。彈性防禦在羅馬有一段較長的歷史。羅馬的地面部隊分為野戰軍(mittate)和邊防軍(limittatc)。野戰軍下轄軍團(legion)、縱隊(cohort)和騎兵團，作為機動部隊使用，邊防軍則只有縱隊而沒有軍團。當帝國西部覆沒時，君土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皇命所及的範圍內仍有東方(TheEAST)、色雷斯(Thrace)、伊利里琴(Illyricum)三個野戰軍，及同等級數的第一和第二殿前司(Emperor』s，Emperor』sPresentⅡ)。第六世紀時，查土丁尼大帝(JustinianⅠ)不但維持野戰軍的體系，更擴編了亞美尼亞(Armenia)野戰軍，又命東方野戰軍的名將貝利沙琉士(Belisarius)收復北非、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各添置一個野戰軍。可是七世紀回教帝國倔起，拜占庭在非洲、西班牙和敘利亞的領地全失；而背後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亞人又席捲伊利里琴和色雷斯。據華倫•切里高(WarrenTreadgold)的估計，東方、亞美尼亞和色雷斯三個野戰軍的殘部退人小亞細亞(AsianMi—nor)后，朝廷根據其防區設立三鎮節度使(Strategi)，兼管兵、民、稅收，分段防守、各自為戰，希望穩定版圖。這三鎮節度使根據原來所屬部隊，依次為安那多里亞(AnatoliaTheme)、亞美尼厄(ArmeniacTheme)和色雷斯安(ThracianTheme)，分掌小亞細、旺中、東、西三部分。（51）後來，帝國又將兩個殿前司部隊改組為鄂布西斯安鎮(OpscicianTheme)，進駐小亞細亞北部黑海沿岸。縱深防禦儘管收到效果，而阿拉伯人的攻勢亦一度被遏止，可是跟著來的是藩鎮為禍，引發連場內戰。第八世紀中葉．君士坦丁五世重組禁軍，編定精英(Optimate)、教導(Scholae)、警備(Excubitor)、城牆(Wall)、瞭望(Watch)、勢眾(Numera)等團隊(tagmata)。其中精英、教導和警備稱為「上三團」。其後任各代君主又陸續添置蕃落衛(Varaangianguard)、萬壽無疆(Immortal)等精銳團隊。（52）有了這些機動部隊之後，彈性防禦又重新變為可能。
在拜占庭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採用彈性防禦是很適當的。小亞細亞前沿不乏險要山地，如南路塔瑟斯(Tarsus)、中路卡感多西亞(Capadocia)的妥琉土山口(TaurusPass)都是雙方的必爭之地。安那多里亞台地四面被山脈阻隔，易守難攻。然而，前沿的複雜地形不等於可以輕易地拒敵於國門之外，阿拉伯艦隊可以從海上進攻君士坦丁堡，因此拜占庭絕不能把大軍都部署在前沿。同時，相較於安那多里亞，拜占庭基於經濟考慮而給與更大優先予溫暖濕潤的沿海地區，也不是難以理解的事。（53）《前哨戰》的作者指出，薩拉遜人在一兩天內就可以完成動員和集結，而其中薩加(Sake)騎兵的戰鬥力很強。相反，拜占庭方面則不能在短時問內集結大量合符規格的步兵，這也成為拜占庭採用后發制人的彈性防禦戰略的原因之一。（54）
第10世紀開始，拜占庭策動一連串反攻，恢復巴爾幹半島、克里特、塞普勒斯、重新攻佔亞美尼亞和安提阿(Antiorch)，按照軍史家奧文(CharlesOmen)的說法，「其兵鋒直叩大馬士革」。（55）自查士丁尼大布以來，這是拜占庭第二個軍事活躍期。雖然1071年曼西格之戰(TheBattleofManzikert）的慘敗使這個活躍期在約莫一個半世紀間匆匆結束，但這個階段卻留給後世一本討論彈性防禦的重要著作《前哨戰》(Skirmishing)。
《前哨戰》的執筆者宜稱此書是尼契科治二世口授，不但是其戎馬生涯的結晶，也綜合了其父祖累代將略。尼契科格本來是拜占庭禁軍大將，於963年乘前皇孤兒寡婦之危，發動兵變，篡位登基，但也有說她迎娶了守寡的大后，以副皇攝政的。（56）當時霍卡斯(Phocas)家族已至少三代為將，穩掌了帝國兵權，尼契科洛的弟弟李奧(Leo)和約翰(JohnTzimisces)分別為卡珀多西亞和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節度使，內外遍布黨羽。據英譯本編者喬治•丹尼斯(GeorgeDennis)的估計，執筆者若不是霍卡斯家族的成員，至少也具有節度使的軍階。（57）
部分史家曾懷疑尼契科洛以策動一連串攻勢，收復大量失地而名垂史冊，不應以防禦戰稱著，（58）但也有的史家視此書為描述十世紀戰爭的瑰寶。（59）《前哨戰》一書的主要疑團在於書中提及大量步兵的使用，與歐洲普遍的騎兵化趨勢相違背，如軍事史家戴布琉克(Delbruck,1848—1929)因發現普羅科庇厄(Procopi—us，六世紀中葉)的義大利遠征記很少提及步兵，相信拜占庭的主要兵種是騎兵。（60）可是從收復義大利到《前哨戰＞的成書年代已差不多有四百年，時移勢易，而且本書針對的是前沿節度使轄下的鎮兵(thematicarmy)，與遠征軍不可相提並論。近年的研究也指出，第十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擁有約13萬兵力，騎兵只佔不別4萬。（61）
《前哨戰》一書有鮮明的戰略主張。裡面所討論的各種跟蹤、伏擊、追襲的戰術細節，都是完成其戰略構想的必要環節，不宜視為一般的戰術指引或入門書籍。儘管內里各種戰術細節都備極詳盡，有如耳提面命，但讀者似不應因此而忽略其主幹。
《前哨戰》的書名突出了彈性防禦中前沿的角色。本書第四節是包舉大綱之作，作者指出：「在條件許可之下，這位將軍一定要給予最大的優先向敵人發動秘密而不可預知的襲擊。如果他很擅長這一類戰役，他用很少的兵力就可以擊潰敵軍很大的兵力。如上文所述，如果他在山口找到一處可以從兩邊夾擊敵人的地方，他就應該毫不猶疑地展開攻擊。將部隊編成正確的陣勢，在神的協助下，他將能擊潰敵軍。
「與其在敵軍正在侵入羅馬領土的時候與其正面對抗，在他們從我們的國境退回本土時，有更多有利而易行的方法去施以打擊。經過一段時間在羅馬的領土上作戰，敵軍施受傷病和減員的困擾，也應已因輜重、俘虜、牲畜過多而行動遲緩。他門人馬疲累，不能再戰，只想快一點回到他們的國土。羅馬順延幾天反攻的時間，也有利於集結更多的軍隊，不止從山口附近的地區而是從更廣遠的範圍內徵集，以更充足、更適切的裝備來投入戰鬥。像我們已經探討過那樣，此後勝負巳決，我軍將不分日夜，大舉反擊。
「因此，一位將軍切勿令敵人安返家中。在敵軍取山路入侵的時候起而迎擊，不但難於實施，也會浪費很大戰力。
一方面，在短短的時間內，我軍不可能集結大量裝備合符規格的步兵；另一方面，敵軍的銳氣正盛、裝備齊全，實在難以抵敵。相反，在對方退卻時才加以襲擊，較能發揮上述的有利條件。對方會慢慢從失敗的恐懼中領取教訓；而我軍則充分控制各山口。那樣過一段時間之後，對方或將停止對羅馬藩鎮的持續入侵。」（62）
內文有許多戰術層次的指導，如主張在山口設伏夾擊，但這些說話都是緊扣著一個主題：即不要從事虛耗實力的前沿防禦，而應該在敵軍疲怠退卻的時機，利用地形險阻，加以包圍和殲滅。這和王堯臣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也合符二十世紀戰略家李德•哈特(LiddellHart)對間接路線戰略的詮釋。李德•哈德認為從特洛伊(Troy)到「六日戰爭」，大部分決定性會戰的勝利都是由「間接路線戰略」(IndirectApproach)達致，亦即先顛覆了敵軍的平衡，然後再實施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63）
《前哨戰》一書有一個很獨特的著眼點，全書的重心不在野戰軍最後反擊階段的正規會戰，而在於前沿部隊與敵軍糾纏．從劣勢中逐漸爭取局部優勢的階段。雖然全書的章節安排不無凌亂，若干文句語饒重出，但無論從理論上和歷史條件上看，這個著眼點都表達了作者的識見。一個成功的彈性防禦有賴前沿小部隊能盡量消耗和拖垮敵人，而其先決條件是這些小部隊必須避過敵軍攻勢的鋒頭，然後反過來遮斷敵軍的退路。這些部隊的指揮官必須具備敏銳的眼光和靈活的反應。作者說：
「這種方法有很多優點。它今我們當中一些指揮官，只用上很少兵力就得到很令人觸目和驚嘆的成就。……我們強調這種戰法，並不是由於偏好使用小部隊而不喜歡大部隊，也不是由於我們覺得它有什麼一定勝過其他計謀和戰術的地方，而是由於這種戰役法本身證明了它對將領們大有幫助。當他們處於不能和敵軍正面對抗的情況下，採取這種方法將使他們本人及其國家兔遭危害。」（64）
在第十和十一世紀，指揮小部隊似乎已成為拜占庭節度使的必經歷練。經過二百年來不斷的割裂和添置，帝國的版圖約增加一倍，而節度使的數目則由開始時的五個大幅激增，單965年至1025間新置的鎮和同級軍區競達52個。（65）於是，拜占庭的節度使已失去作為軍區指揮官的功能，約莫等於北宋一個知州或知軍的角色，而在其上的公爵(duke)才是真正的戰區指揮官。相對來說，一個節度使能指揮三千人以上的部隊兵力已不算少，像塔瑟斯節度使那樣控五千精騎的，已算是異常雄厚的兵力。（66）
作者在書中不斷重申，策略要根據兵力多寡來取捨。兵力多於五千、多於三千、和低於三千的情況各有不同，要隨機應變，其應對措施散見於各章節。部分章節顯示，他主張擁有五千兵力以上的將領已不用猶疑，應即按常規列陣應敵。但兵力僅及三千或以下的，則應循前哨戰的技巧，先削弱敵人，再合兵會戰。（67）在第十七節，作者甚至討論—支三百人的分隊如何防衛一個村莊。（68）另外，作者又主張先消滅搶掠村莊而拋下步兵的敵軍游騎，但當敵騎空群而出時，則又應當先攻擊其輔重。（69）此外，守軍還可以透過夜襲來打擊對手，待其傷疲交困、踏上歸途時再在山口施以伏擊。（70）
作者在第二十節討論了淺攻牽制，舉出尼契科洛的祖父霍卡斯(Phocas)在約莫900年的亞丹那(Adana)戰役為例。當時薩拉遜人正深入安那多里亞，霍卡斯把抵禦的任務交給安那多里亞和鄂布西斯安兩鎮節度使．自己親率各鎮援兵和直屬團隊殺入西里西亞(Cilicia)，(71)在亞丹那城外擊敗一支敵軍．於是沿海長驅，焚略而還。作者又概括地指出安那多里亞和卡珀多西亞一帶有不止一條道路通往塔瑟斯方向，敵軍從那一條路上入侵，拜占庭軍隊可以立即取另一條道路反擊。他又指出邊境重鎮賴根多斯(Lykandos)的主將，曾經多次在遭受入侵之時向安提阿和亞勒坡(Aleppo)方向發動反擊。（72）
彈性防禦在北宋和拜占庭都是作為扭轉劣勢、消滅危機的戰略而存在，企圖更有效地運用國防力量，從而更好地防衛領土。它針對戰區的特徵，在既沒有鞏固的天然屏障，也不能在向前沿快速集結和展開兵力的困難時，強調主力收縮、集中兵力、后發制人。和北宋中葉的戰區指揮官相類似，《前哨戰》的作者在主張后發制人的同時，十分注重前沿的角色．認同較靈活、堅韌的前沿抵抗對後續部隊的反擊有利。在戰役法上，北宋和拜占庭的軍事家都論述了遮斷和淺攻牽制的要義。這些主張也都合符二者以步兵為主、步騎夾雜的兵種構成。因此，可以說兩者對系乎國家安危的複雜戰略形勢作出了適當的回應。
四、宋夏洪德城戰役（1092）：彈性戰略的範例
如果純以斬級的數量來計算，元祐七年的洪德城戰役並不算是宋軍很大的勝利，將傷亡和斬級扣除之後，所獲更是有限。可是這場不大的戰術勝利，背後代表著不容輕估的戰略意義。環慶路經略司經過慎重的研究和決策，挫敗了西夏傾國而來，以壓倒性優勢打擊宋軍一路的戰略。這個以寡擊眾的問題在慶曆年間還沒有完全解決。宋軍不但保存了所有州、軍、城、寨和部隊，更在宋夏戰爭中惟一一次擊破西夏的「中寨」、即中軍御營。同時，這一役也是宋軍爭回戰略主動的一個里程碑。此後再經過延安之役和平夏城戰役，西夏就轉落於下風，宋軍達成了慶曆以來築城橫山、建立鞏固前沿的戰略構想。這一役的成功和將宮折可適傑出的指揮水平分不開，而章楶對彈性防禦所作出鮮明精闢的演繹，更是功不可沒。此外，洪德城戰役在宋夏戰爭的記載中算是比較詳盡，除了紀傳、墓誌和《長編》的概述外，《長編》注中還收錄了章楶覆奏樞密院的一份黃帖子和他所上折可適功狀所附的兩份小貼子，這些文件對戰鬥序列和作戰經過有較深入的描述，這也是洪德城戰役值得重視之處。
元祐年間舊黨回潮，摒棄了新黨的開邊政策，但對於如何鞏固邊防還是大費思量。司馬光主張盡數退回熙豐時所佔的城寨、州、軍，但得不到舊黨內部的一致認同，主要在於沒有人能保證西夏奪回城寨之後真的洗心革面，反而憂慮對方會變本加厲，又來犯邊。結果朝廷採用了折衷路線，保留蘭州作熙河帥府，只退還幾個城寨，看看西夏的態度，結果發現西夏求和的誠意不大。事實上西夏后族梁氏執政期間，政爭激烈，透過軍事勝利非鞏固權力的企圖並不因宋的緩和政策而降溫。於是，如何介定邊防戰略又再度成為重要的課題。
自元祐六年二月獲除環慶路戰區主帥以來，章楶先後上奏討論邊防戰略。針對是年十二月降下的御前札子，章楶對「堅壁清野」的指示作出了理論上和現實上的回應。對於戰略概念，章楶持有一種互動的觀點，反對生搬硬套。他認為「堅壁清野」是自古御成之策，但不可「只循一軌，使賊知我無通變之路，反為賊所制伏。」他批評片面強調「堅壁清野」而不討論如何打擊敵軍的被動防禦，指出當時所謂「堅壁清野」僅指前沿堡寨而言，縱深二三百里內已是「居民甚密」，頻繁的清野會影響經濟活動和人民生活。在軍事上，各處將兵都「束在城寨」，並非上策。他舉出元祐二年鎮戎軍之役為例，當時「十一將兵盡在城內，蕃眾擄掠三百里以上，如行無人之境」。到敵軍退卻時「一夕而遁」，根本無從迫襲。他又指出沿邊城寨城門的闊度只可「并行人馬」，設若—萬人的守軍要出城集隊，也要花一個上午，怎可能及時追擊?（73）
經過細心考慮，章楶強調野戰軍的角色，提倡「大抵戰兵在外，守軍乃敢堅壁」的主張。他計算環慶路城寨共三十多處，若西夏動員二十萬精兵，盡圍各城寨，每處便不及一萬，無足深患；若不盡圍，便無法阻止宋軍互相策應，進行機動戰。具體的措施是，一旦探知西夏入侵，帥府應即下令各將兵馬出城，「亦不使便當賊鋒，令逐將與使臣、蕃官分領人馬，擇利駐紮，高險遠望，即不聚一處。賊馬追逐，又令引避。」那樣，敵軍有後顧之憂，便不能從事持續的攻堅或抄掠。西夏若敢長驅深入，則宋軍可扼其退路伏擊。（74）經過章楶的修訂，前沿將兵在外線威脅敵軍的角色得到明確介定。這是當年年底洪德城戰役成功的主要關鍵。雖然古今用語有別，他對彈性防禦的理解已和現代的意義沒有很大差距。
元祐七年十月十二日，西夏粱太后大舉親征，沿馬嶺水發動強大攻勢，同日圍環州(今環縣)及其西北四十裡外的烏羊、肅遠、洪德及水和等寨。西夏兵力的具體數字似已失載，環慶經略司的文件多處都作「數十萬」（75），失於含混，但西夏既然國母親征，與章楶事前估計的二十萬應不會有太大出入。宋環慶路駐軍約五萬，扣除各城寨基本戊守部隊盾大約剩下二萬六千人左右的野戰部隊，編成七將，另外可以調發四千名下番兵。此外，涇原路雖曾派遣援軍，但未抵戰場前西夏已退兵。總兵力對比是環慶路宋軍以數倍落後於對方，章楶後來在戰報中亦不諱言兵力寡弱。自環州於十二日受圍，章楶在十四日自慶州派遣都監張存率五千兵赴援，在十六日又再派出副都部署李浩和一支不到2萬的援兵后，「已別無重兵相續可遣」，「只是虛張聲勢，以示相繼遣師討擊之勢」而已。（76）
兵力對比雖然對宋不利，但章楶卻能先於敵軍展開兵力。在西夏舉兵之前．他已透過問諜得悉對方主攻重點在環州，便先在初八日派出「府州折氏」的後起之秀、皇城使第七將折可適兼統第二、第六將，合三將兵共約一萬，與慶州方面三將兵分頭控扼，另派人在環州近城百里的水源下毒。當地食水來源有限，洪德城一帶時至今日仍有「河水苦澀」的地理特徵，可作參照（77）。章楶的戰役指導是「賊進一合，我退一舍，被必謂我怯，為自衛計，不復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間，伺間以擊其歸。（78）」於是折可適先於十二日移師至馬嶺（79）。
從十二日至十四日，西夏完全握有主動權，前鋒深入環慶二州之間的重要路口木波鎮(今環縣木缽鄉)，但所獲有限。到十四日，折可適探得西夏開始退兵，於是將部隊中「手腳遲鈍之人」留下由權第七將許良肱暫時照管，會合第六副將劉珩、同管幹第六將黨萬、權第七副將張禧，合兵八千四百八十八人，取間道往環州以北的安塞寨。（80）同日，章楶派出都監張存率兵五千赴援環州，開始進入反擊階段。折可適到達安塞堡后又收到諜報，說木波鎮西夏軍「翻寨下環州，日夕頭回，並取洪德大川路」。當時按章楶奏報所形容，「洪德、肅遠、鳥蘭三寨至環州相去共只四十里。其烏蘭之北，儘是西賊駐紮之處，賊勢至重，道路不通，」宋軍第二、六、七三將兵只能在蕃官帶領下，取道「賊寨傍偷路前去洪德下寨」。（81）
十月十六口，折可適、劉所、張禧、黨萬及蕃官孟真各帶領所屬部隊進入洪德城。另據李之儀《折渭州墓誌》所載，折可適分兵二千給蕃官慕化和摩勒博，潛入烏蘭、肅遠二寨待機，並約定舉火為號。（82）同日，章楶派副都部署李浩率四將兵赴援。李浩兵力不到二萬，但已是當時環慶路最大的兵力集結。李浩接受命令后晝夜兼程，當日自中午前出兵，傍晚抵達故府寨，次日午後趕到木波鎮，在一日另兩個時辰趕了一百四十里路。過了木波鎮，西夏重兵在前，不能像先前那樣趕路了，便下寨休息。十七日一整天，折可適和慕化分頭在洪德城和肅遠寨整頓待機，而西夏大軍則大概在深夜從環州撤圍。（83）
十八日凌晨稍後，折可適看見肅遠寨舉火為號，確認了西夏大軍取道洪德城出塞，即時下令黨萬、孟真率部在路旁險要設伏，並親自在城中整頓伏兵，放西夏前鋒過去。大約卯時，或說辰時左右，西夏「前軍已遠，中寨方來」，折可適認明西夏梁太后旗號，出其不意，大開南門出戰，其餘各處伏兵亦相繼殺出，截斷大路。慕化在肅遠方面也揮軍殺出。接戰至緊要關頭，折可適從西門放出勁兵急攻．西夏中軍大亂。（84）另一方面，李浩在午後未時抵達環州，因不知折可適確實方位，更晝夜行軍，人馬疲乏，便在州城內外稍事休整，喂飼戰馬，同時派遣部將張誠率蕃漢精兵追擊，然後再相續派人馬接應。據章楶事後解釋，李浩沒有全軍立即投入戰鬥，是考慮到西夏「自來行兵入境，則精銳在前，出境則精銳在後」，而當時「殿後者皆鐵騎，又隱輕騎於其間，其氣可吞我軍。……行陣壯堅，勢甚雄偉」，令李浩不敢輕敵急擊。章楶戰後檢討說，當時權第四將馬瓊追擊太急，反被西夏軍包圍，經全體將士奮力營救．才最後脫險。（85）
洪德城方面的戰鬥持續至午後出現反覆，宋軍第二、六、七將一度處於下風。章楶的奏報和《小帖子》中所述戰況開始吃緊，說未時以後「賊軍鐵鷂子數萬迫近洪德寨」，後來又提及西夏「后軍繼亦奔潰」，顯示西夏后軍曾經加入戰團。（86）再結合前述西夏以鐵騎殿後的特點，及李浩不敢對敵軍尾部施以太大壓力來看，似乎西夏后軍約莫在未時抵達戰場，以精銳的鐵鷂子把宋兵又趕回城寨。當戰情出現逆轉，折可適敏銳的轉入防禦，讓部隊得到歇息。他的部下自卯時至戌時「血戰不已」，巳達八個時辰。他組織部下向敵騎來路撤鐵蒺藜，在城上設神臂弓、硬彎交叉射擊，「然猶奔沖不已」。最後宋兵以虎踞炮加入，矢石交擊、至午夜，西夏軍駝馬受傷漸多，開始登山引避。在三更時分，折可適再開門出擊，西夏軍馬「自相騰塌，墜入坑谷，駝馬、甲士枕籍積疊死者不知其數。」（87）梁太后「幾不得脫」，從間道走免。（88）
章楶事後下過一番工夫來核實戰報，力求避免「以易為難，奪甲為乙」。此役宋軍只斬得首級千餘，扣除宋軍三將兵的損失，「除亡失與所獲准折，計獲首級三百二十一級」。以一日一夜的惡戰而言，的確戰果不大，這與中間一度退入洪德城．不能始終佔領戰場或有關係。同時，「其落崖撲死，乃散在民間不在此數」；誤飲經已下毒的泉水，「人馬被毒」，失足墮入坑谷而死，及重傷而死的都已無法統計了。宋軍繳獲馬六百餘匹、駝九百親匹。駝多於馬．顯示出宋軍確攻擊了敵軍的輜重。另外，繳獲監軍已下銅印二十四枚及梁太后衣服、龍牌等，也證明宋軍確衝擊了敵軍的指揮中樞。（89）
宋軍在洪德城戰役的成功有賴主帥章楶嚴密的戰役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將外線機動部隊第二、六、七三將兵在作戰前四日派出，以免被西夏大軍圍困在沿邊堡寨，而李浩麾下的四將兵則在開戰後四日，當對手萌生退志時才派去，這八天的時間差是整場戰役的關鍵。同時，宋軍也充分發揮了對地形的掌握，否則折可適的外線機動不大會成功。洪德城戰役也體現了彈性防禦戰略對指揮官的要求，必須靈活敏銳、顧全大局、不能搞個人英雄主義。折可適伏擊、退守、再出擊的判斷，和李浩赴援迅速，而追擊則轉趨慎重的表現，比起早期時劉平、任福等可說稱職得多。美中不足的是李浩到達環州時沒法和折可適聯絡上，不能最大地發揮前後夾擊的威力，將整場戰役發展成一場殲滅戰。這也反映出事前章楶對諸將相互策應的可能性估計得太樂觀。
結論
彈性防禦是運動戰處於防禦形態下的一種積極戰略。不同於戰線防禦，彈性防禦戰略不是要將敵軍拒於國門之外；相反，它以將正在入侵的敵軍殲滅或擊潰為戰略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防禦者必須解決集結兵力、隱蔽兵力、維持交通線、及戰役機動等課題。有利之處，是它保證了軍力的集中、靈活、可以在熟悉的地形上作戰，及向敵軍施以意想不到的打擊。不利之處，是它將不可避免地任由國土遭受一定的破壞，妨礙了日常的經濟和社會生活。
北宋一代雖有保持完整國防線的構想，但沿邊堡寨多非堅固的永久要塞，在戰爭中不能阻止遼、夏騎兵侵入。因此，彈性防禦成為一個重要的戰略考慮，不但可行，而且必須。基於類似的背景和原因，西方的拜占庭帝國在10世紀也發展出一套具有特色的彈性防禦戰略。《前哨戰》一書討論了前沿防禦的種種不利之處，強調后發制人，總結了前沿部隊在彈性防禦中的角色。
書中對埋伏、跟蹤、淺攻等軍事手段的說明，與北宋范仲淹、韓琦、王堯臣的戰略思想可堪比擬。北宋雖然欠缺這樣一本著作，但宋軍在洪德城戰役的成功反映了彈性防禦戰略的日臻成熟，在實際運用方面已是不逞多讓。為了方便訪問,請牢記bxwx小說網，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