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筆貼樓(四)解惑

第一百三十七章筆貼樓(四)解惑

第一百三十七章筆貼樓(四)解惑

不知道在這房間呆了多少天,把這本書翻看了多少次,在紙上寫了多少文章。批語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四個學子總算是把馬克思科學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發展關係、商品、價值以及經濟規律弄清楚了,

今天,原本旁邊緊鎖的門終於打開了。

四個學子走進新房間,發現裡面的書比外面的多多了。外面只有一本,這裡有六本

許根成好奇拿起一本書,念著名字:「《大國崛起——葡萄牙、西班牙》?」

「這本也是《大國崛起——『海上馬車夫』荷蘭》!」

「還有這本大國崛起——法蘭西》。」

「這些不同了!《大國的衰落——葡萄牙、西班牙》。」

「咦,這也是《大國的衰落——『海上馬車夫』荷蘭》。」

「怎麼沒有英吉利的?」

「法蘭西的也沒有!」

四個學子又在相互的手中看了看。

許根成問:「是不是沒有拿過來?」

「不會!」

「恩?」

「你想啊,道光二十年英吉利才和我大清打了一仗,還打贏了,現在英吉利肯定是如日中天,怎麼會衰落?」

「那法蘭西也一樣了?」

「想必是的!」

「算了,不要猴多了,先把這些書看完了再說,趙普能以半部論語治天下,那是融匯貫通,我們先把這些書弄明白就行了。」

「恩。」其他三個學子拿著書,走向書桌。

我口述,別人寫出來的系列稍有不同,我這裡可是重點的點出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

最後還加上一本《中華的衰落》,那中國的比較,說實話,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進行的資本原始積累並不比歐洲光彩多少,只不過少了一個黑奴貿易,血腥味淡了不少。

還指出了中國無法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根本原因——變質了的儒家文化。

三人行必有我師,這是孔子說的,可是道光二十二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敗北之後,也就當年十月,奕山奏報廣東仿造西式戰艦一艘,並且提議停止建造舊時戰船,經費用於建造西式戰艦。此事最終不了了之,沒有半點向西方虛心學習的樣子。

明清兩代,中國人口和糧食產量都增加約五倍。先進地區耕作方法向落後地區傳播,稻麥間作和雙季稻的種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產品種的引進和經濟作物的顯著發展,農產品的增加,為資本主義萌芽,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持。

也就在這種變質了的儒家文化氛圍下,所有人都盯著「士農工商」中的「士」,平民百姓都想著讀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就連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想方設法的買地,以洗白身份,為子孫後代算計,斷地轉化為新的地主和舊式富農,沒有向資本主義前進。

而歐洲就不同,歐洲的分封制盛行幾千年,國王、皇帝只不過是大一點的封建領主罷了,甚至德意志的皇帝,幾百年間都是靠選舉產生的。

中國中央君主集權制根深蒂固,皇帝以及大地主們直接掌控全國土地與人口;歐洲封建領主雖掌握土地卻缺乏對市民階層的控制,封建關係較為鬆散。中國廣大自耕農民以自產謀生又極度貧困,既缺乏消費欲,又沒有購買力,消費市場無法形成;歐洲廣大城市平民沒有土地以經商或手工業為生,購買日常商品是生活必須,有利於市場形成。中國因為地大物博,廣大破產的農民沒有食物、沒有去處,就只好造反了,最後不是一個朝代替換另一個朝代,就是直接當了肥料;歐洲因為地小,廣大破產的農民沒有去處,要麼進了手工場,要麼就上了探險船,去對外擴張。中國消費品生產主要面向高級消費,絲綢、金銀加工、高檔瓷器等基本是上流社會的奢侈品,市場範圍小,資本主義發展空間有限;歐洲商品生產服務對象廣泛,棉紡、毛紡、制鐵等大多是廣大群眾的日常消費,市場範圍大且穩定,資本主義發展後勁實足。小理中國國內市場低靡商人普遍缺乏資本無力開展對外經營,小農經濟倚賴土地沒有海上開拓的**,具體表現即閉關自守;歐洲市場活躍資本運作通暢,財富的擴張必須繼續擴大消費,同時急需勞動力與資源,對外擴張事在必行,具體表現即組織航海拓展殖民地。

最可惡的就還是那些滿嘴孔孟程朱的文官士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先天下之憂而憂」,實際上肚子里一肚子的壞水,確確實實的「先天下之樂而樂」。

他們就的地主士紳階級的利益代表,明朝末期時,國家絕大多數的土地都被那些文官政府所代表的地主士紳操控在手裡,而他們卻不需要繳納,或者只是象徵性的繳納那麼一點點的賦稅,盡而導致沒地或少地的農民承擔著高昂的賦稅重擔,再加上小冰河時期的天災,使得農民無地可種、無衣可穿、無物可食,這才造就了明朝幾十年都剿不完的匪,王二、高迎祥、李自成、王嘉胤、王大梁、王左卦等等。

對於工商稅,明朝的管理更加混亂,萬曆初首鋪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時,徵收商稅,惹惱了以東林黨為首的江南士紳商人。結果死後清算,被抄家奪謚。到了泰昌元年,東林黨執政,第一件事就是廢除商稅礦稅。再後來到了天啟年宦官魏忠賢執掌朝政,遼東軍情緊急,國用不足,魏忠賢又撿起張居正留下的稅法,重新向東林黨的後台江南士紳商人伸手徵稅。所以東林黨會把魏忠賢視為了眼中釘,肉中刺,百般詆毀攻訐,想方設法要逼著魏忠賢重新廢除商稅礦稅。到了崇禎登基,清算了魏忠賢。東林黨乘機徹底解決宦官對工商稅的威脅,忽悠得崇禎說什麼派太監收礦稅商稅什麼的是典型的暴政,讓崇禎召回了除南京留守太監之外的各路內監。因為所有的工商業都跟這些士大夫的家族切切相關,皇帝要收工商業的稅就等於從他們口袋裡外往掏錢,所以他們拚死也要阻攔!這樣,全國各地的大型工礦「國有企業」就全部落入了的東林黨之手。

於是乎,大明的財政狀況急轉直下,以前那些「國有企業」和工商稅雖然被宦官們搜颳得厲害,但是每年還是能夠保證有幾百萬兩銀子的收入,但是崇禎的變革之後,一句「不與民爭利」,工商稅是一錢銀子也收不上來,「國有企業」卻是年年虧損,為了保證前線將士還有武器用,不得不還往裡面貼錢。

國家的動亂和士大夫的腐朽短淺,完完全全斷絕了中國向資本主義前進的道路。

這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什麼闖賊流寇和滿清鐵騎。

當然,又留了個問題,問:明朝沒有能力剿滅闖賊流寇,反而被攻破了北京城,那大清又能不能剿滅太平軍了?

這真是個極度誅心的問題,放在外面,那可就是滿門抄斬的還是誅滅九族的問題。

但是在我之前的引導下,他們迅速給出了差不多正確的答案。

清朝有八成的勝算!

一、經濟方面,雍正在位的時候就大刀闊斧的改革,實行了三大德政:攤丁入畝、耗羨歸公、官紳一體納糧。

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又稱「攤丁入地」。清代初期的稅制是延續明朝的一條鞭法而來,丁稅與田稅仍是分開徵收,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所謂人丁稅,就是成年男子不論貧富,不論有地無地、地多地少,均須繳納的人頭稅。而以農為生的平民為了生產需求必定需要大量人丁,如此一來丁稅成為了窮苦平民的嚴重負擔。康熙時,聖祖康熙皇帝頒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使丁稅數量成為定額。雍正時正式廢除丁稅,將康熙永不加賦之後已經固定的丁稅額併入田稅之中,則無田產的貧苦民眾不需要再擔負稅務。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是謂"攤丁入地",一舉取消了人頭稅。

此舉有損富益貧的作用,將賦稅負擔更合理化、平均化,保證了政府的稅收,也結束長久以來的稅制混亂。此外「攤丁入畝」的實施也有節省稅收成本的效益。清初人口增加迅速,使得在戶口的統計上難以掌握,如此在人丁稅上的計算也顯得費時又困難,將丁稅取消則政府在徵稅的成本上可以有所節省。

而且是用田地來訂定繳稅金額,此舉就有了減緩地主兼并土地的作用。

火耗歸公:

清代人民繳稅時多用民間流通的銅錢,徵收上到地方政府之後,但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繳納的稅款卻是白銀。地方政府在銅錢兌換白銀和白銀鎔鑄的過程中時會造成銀兩的損耗。因此官員多會額外徵收銀錢,這被通稱為「火耗」或「耗羨」。耗羨無法定徵收額,這些額外增收的銀錢是由官員自行訂定的,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徵收,有的抽正稅一兩、耗羨達五六錢,人民負擔甚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才成為普遍現象。因此常有官員將「火耗」作為私用圖利,造成了國庫收益的損害也使人民在賦稅上有多餘的負擔。

火耗歸公即是將多徵收的火耗銀全歸於中央,再定額配給地方官員作為補助的「養廉銀」,此舉是將附加稅變成正稅,也不再隨官員喜好訂定徵收額,且新制定額亦比原來的火耗銀為低,減輕人民的負擔,增加國庫受益。另外因養廉銀被要求開銷支出要記錄清楚,也要受中央的監督,剩餘部分更須歸還國庫,如此也有澄清吏治之效。雍正時就因火耗歸公而清查出虧空,懲處了貪官,打擊地方官員的任意攤派附加稅。

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

中國自古以來對讀書人就較為禮遇,在國家義務的行使上有許多的豁免權。在清朝時旗人及仕紳(讀書人)是不用擔負人頭稅不用納糧稅的,反倒是一般的平民必須承擔賦稅義務,而有田的地主多將田畝依附在官紳之下,因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雍正為確實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於是取消了滿清旗人和仕紳的特權,此二者多位於地主階級。

想一想,地主多交了稅,心裡能高興嗎?

想一想,官員們巨額的「合法收入」被剝奪了,能不恨得咬牙嗎?

想一想,失去了高人一等的特權,官員士紳們能不恨之如骨嗎?

雍正在大幅減輕百姓負擔的前提下大幅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十三年間,國庫存銀從康熙晚年的七百萬兩驟增到五千萬兩。這五千萬兩不是來自貧民百姓,而是從貪官污吏和地主士紳的嘴巴裡面摳出來的。

「攤丁入畝」整了地主,「火耗歸公」整了天下的貪官污吏,「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整了特權讀書人。官僚、地主、士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特權受損,能不同仇敵愾,群起而攻之嗎?

可以說雍正的三大德政,像三大棍子一樣打倒了全國的官僚、地主、士紳。當年**只準備了一百口棺材,就混成那樣了,可以想象雍正有多大的壓力。

就是這三大德政,使得清政府現在能挺直了腰板和太平天國斗,有銀子發給把腦袋綁在褲腰帶上的綠營兵,讓他們有點心思和太平軍拚命。

二、不得人心。

太平軍現在依然在堅持流寇作戰的方法。除了石達開控制的江西等少數地區外,都沒有建設根據地的想法,都是打了、搶了就跑。

《天朝田畝制度》關於平分土地並沒有被真正實施,後來的規定被拋棄了,「照舊交糧納稅」實行了。從楊秀清等給天王的奏章中,看不出「照舊交糧納稅」是一個權宜之計,臨時措施。實際上,它一直實行下去。既然「照舊交糧納稅」,農民得不到利益,如何能支持太平天國政權?在常熟、無錫、吳江等地區都爆發過農民與太平天國地方政權的衝突,包括搗毀收租局、殺死鄉官等內容。太平天國脫離了農民群眾。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國領導層日益腐化,他們貪圖享樂,大興土木建造宮室,並實行嚴格的階級制度(早年由南王馮雲山制訂),愈來愈脫離民眾。加上太平天國強制推行一些違背民意的措施,例如在首都天京強制男女分開居住,凡此種種皆不得民心。

三、太平天國以耶穌立教,貶孔子、斥菩薩,把中國人的一切舊信仰統統划入「邪魔妖鬼」,把自己孤立於中華文化之外。相反,清廷反而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這樣做顯然失去了同廣大人民,尤其是絕大部分士大夫們在文化心理上的聯繫。

而太平天國的領袖們雖然也宣傳「胡人滿洲,竊據天朝,其禍尤烈」,但與這宣傳洪門上帝相比,這個聲音實在太小、太微弱了。由於太平天國沒有高舉「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旗幟,反而強制推行一些中土迥異的風俗、信仰,不僅使士大夫們不敢從其行,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認為是數典忘祖的旁門左道。再加上耶教的傳入有其特殊性,這個時候的耶教已經不象明朝那樣是和平傳入,而是靠著洋槍洋炮的威懾,使國人在心理上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拒絕心理。

相反,清廷卻以維護中華道統自居,曾國藩就以桐城文派自榜,竭力維護孔孟的正統,這樣,太平天國就把民族主義這面大旗拱手相讓。

這樣的答案估計可以打七十分了,其他還有些原因,領導人爭權奪利,最後引致領導集團的分裂;洪秀全晚年用人唯親,不太信任外人,政事混亂,生活糜爛,軍心更加渙散;太平天國未能爭取外國支持,損害西方國家的利益,因此英、法兩國跟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后即支援清軍對付太平天國;戰略錯誤等等,都不是現在他們能知道的。

在我看來,這四個學子能有這樣的見識算不錯了,再培養一整子,就可以緩解我這陣營中文人不足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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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塔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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