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威廉姆斯、斯派克·米利根和「汪汪」笑話
在1939年版的《紐約時報雜誌》中，加拿大幽默作家斯蒂芬·利考克寫道：「只要讓我聽某一個國家的笑話，我就能夠告訴你這個國家的人民是什麼樣子的，他們彼此如何相處，以及他們將會經歷什麼事情。」我們所收集的數據可以讓我們探究不同國家在幽默上的差異所在，從而能夠以科學的方式驗證利考克的觀點是否正確。當然了，我們並不是第一批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
在第一章里，我描述過英國著名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教授在占星術和個性研究方面所做的開創性研究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艾森克逐漸對幽默心理學產生了興趣，並針對英國、美國和德國雜誌上的卡通漫畫做了一項特殊的調查。實際上，僅僅獲取相關的素材已經被證明遇到了諸多棘手的問題。大批的美國雜誌因貨輪在大西洋上失事而沉入了大海，許多英國的資料因英國博物館遭受轟炸而被摧毀，而可以獲得的德國素材又僅限於英德兩國陷入敵對狀態之前出版的雜誌。儘管面臨重重問題，但艾森克還是經受過了考驗，並最終成功地從各種雜誌上搜羅到了75種卡通漫畫，這些雜誌包括英國的政治漫畫類雜誌《笨拙》、美國的知識分子類雜誌《紐約客》和德國的《柏林畫報》。
隨後艾森克把德國的漫畫翻譯成了英文，並把它們拿給英國人看。他首先會請每個人評估這些漫畫的好笑程度。艾森克發現這三個國家的漫畫在好笑程度上其實相差無幾。接下來，他請參與者猜測所看的漫畫是來自英國、美國還是德國。實驗者會分析漫畫的好笑程度和參與者猜測的漫畫國籍之間的關係。與被認為來自英國和美國的漫畫相比，人們普遍認為來自德國的漫畫得分都比較低。深入的分析更為大家對漫畫國籍的刻板印象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在分析人們認為來自德國的漫畫時，艾森克發現裡面有眾多的負面元素，其中包括胖女人、穿著打扮很糟糕的女孩以及老式的傢具。
在研究的第二部分，艾森克請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志願者（事實上他們都是因戰爭而逃離家園的難民）對相同的笑話和打油詩進行評估。該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與英國人和德國人相比，美國人會覺得這些素材比較好笑，但不同國家的人覺得好笑的笑話在類別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來自笑話實驗室的數據完全支持艾森克的研究結果。不同國家的人對笑話好笑程度的看法可謂大相徑庭。最難被笑話逗樂的是加拿大人。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由於這些笑話的質量並不是很高，所以我們可以說加拿大人有比較獨到的幽默感。相反，他們也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幽默感，所以覺得什麼事情都不好笑。德國人覺得笑話的好笑程度比其他國家的人都要高。在刊登我們研究結果的非德國報紙和雜誌上，幾乎每一家都對這種結果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一家英國報社把德國人認為最好笑的笑話講給了倫敦德國大使館的發言人聽，據說他聽后笑得非常厲害，以至於把電話的話筒都掉了，通話就此結束。其他就沒有太大的差異了。總體而言，來自同一國家的人會普遍認為同一則笑話好笑或者不好笑。喜劇演員和音樂家維克多·保格曾經說過笑話是人與人之間最短的距離，如果他的說法是對的，那麼只要不同的族群因同一種笑話而發笑，或許就可以因此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在我們的實驗即將接近尾聲時，我們已經收到了4萬多則笑話，來自70個國家的35萬多人對各種笑話進行了評分。這項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實驗讓我們贏得了吉尼斯世界紀錄，並登上了《紐約客》雜誌的封面。美國人投票選出的最爆笑的笑話是下面這一則：在閱兵時，上校注意到有些事情不太對勁兒，於是就問少校：「巴里少校，瓊斯中士的隊伍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他們看起來怎麼好像都在亂扭亂跳啊。」
「報告長官，」巴里少校觀察了一會兒后說道，「似乎有隻鼬鼠在咬他的士兵（私處）。」
戴夫·巴里的號召看來非常奏效，他成功地讓跟鼬鼠有關的笑話登上了美國最爆笑笑話的冠軍寶座。感謝上帝，他對非美國網民的投票比較沒有影響力。我們對手頭的海量檔案庫進行了仔細瀏覽，並找出了其中最好笑的笑話。在參與實驗的所有人中，有55%的人覺得下面的這則笑話非常好笑：兩個獵人走在森林裡，其中的一個人突然倒地不起。他看起來已經沒有呼吸了，兩眼翻白。另外一個人急忙拿出了手機，呼叫緊急救援服務。他喘著粗氣地說：「我朋友死了！我該怎麼辦？」接線員回答說：「請冷靜，我能夠幫你！首先，讓我們來確認一下他真的死了。」一陣沉寂后，接線員聽到了一聲槍響。打電話的獵人回來繼續說道：「好了，現在怎麼辦？」
起初，排在首位的還是有關福爾摩斯、華生和帳篷神秘失竊的笑話。但就在不久前，有關獵人的這則笑話已經取代了前者的冠軍位置。我們聯繫到了福爾摩斯笑話的提供者傑夫·安南達帕，告訴了他這個壞消息。傑夫欣然接受了失敗的結果，同時他還打趣地說：「我真不敢相信竟然在最後一輪比賽中被打敗了！我本來是可以贏的……我想重新比一次，這一次我要使用下流的笑話了。你聽過女演員和大主教的笑話嗎？」
資料庫中的資料顯示，摘得冠軍桂冠的笑話是由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精神病醫師古帕·格薩爾提交的。我們聯繫了古帕，他解釋說自己有時候會給患者講那個笑話，好讓他們振作一些，他說：「這則笑話會讓大家感覺好一些，因為它能夠提醒患者，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人在做比他們更蠢的事情。」
我和英國科學促進會在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我們的研究成果。我們最後一次租用了巨大的小雞服裝，我的一位博士生有幸成為巨型小雞的扮演者（參看圖片）。
我們把冠軍笑話印在了巨大的橫幅上，向等候已久的媒體揭曉。媒體訪問了當初幫《蒙蒂·派森之飛行的馬戲團》創作世界上最爆笑笑話短劇的喜劇演員泰瑞·瓊斯，請他發表自己的看法。他覺得這則笑話非常好笑，但可能笑點有些過於明顯了。另一名記者訪問了好萊塢明星羅賓·威廉姆斯，也請他談談對冠軍笑話的看法。和瓊斯一樣，威廉姆斯也表示這則笑話還不錯，不過他又解釋說全世界最爆笑的笑話可能比較下流，所以你不會對彬彬有禮的人講此類的笑話。
為期一整年的搜尋全世界最爆笑笑話實驗到此結束。我們真的設法找到了這樣的笑話嗎？事實上，我認為所謂全世界最爆笑的笑話這種東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們有關幽默的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什麼的話，那就是每個人感興趣的事物都是不同的。女人喜歡男人看起來比較愚蠢的笑話，老年人會對有關記憶力減退和聽力下降的笑話發笑，無權人士會拿威權人士開涮。沒有哪個笑話能夠讓所有人都捧腹大笑。我們的大腦就不是那麼工作的。從很多方面來說，我都覺得我們找到了世界上最平淡無奇的笑話——那種每個人看了都會微笑但很少有人會捧腹大笑的笑話。不過，很多探索歷程都是如此，過程本身要比目的地更為重要。在整個實驗過程中，我們探索了什麼會讓我們發笑、笑聲如何能讓你變得更為長壽、幽默能夠如何將不同的國家團結在一起，此外，我們還發現了世界上最好笑的喜劇型動物——鼬鼠。
研究結束五年後，我收到了好朋友大腦掃描科學家艾德里安·歐文的電話。他說自己剛剛看了一部有關喜劇演員和《暴徒》共同創作人斯派克·米利根的紀錄片，並說節目中提到了我們冠軍笑話的早期版本。那部紀錄片叫作《我跟你說過我病了》，名字源於斯派克的墓志銘，片中含有從1951年的英國廣播公司節目《倫敦娛樂》中節錄的《暴徒》片斷：邁克爾·班汀：我一進來就看到他躺在那邊的地毯上。
彼得·塞勒斯：哦，他死了嗎？
邁克爾·班汀：我覺得應該死了。
彼得·塞勒斯：你是不是最好確認一下？
邁克爾·班汀：好的。稍等。
（隨後傳來兩聲槍響）
邁克爾·班汀：他死了。
要追蹤某則笑話的來源通常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笑話的最初版本可能早已消失在時光中。斯派克·米利根在2002年去世，但在紀錄片製片人的幫助下，我聯繫上了斯派克的女兒賽爾，她確認那素材十有八九是她父親寫的。於是我們宣布已經找到全世界最爆笑笑話的作者了，於是笑話實驗室再度登上了媒體的頭版頭條。
在後續的採訪中，幾名記者問了我一個我每次提及笑話實驗室都會碰到的問題：在那一年裡湧入檔案庫的上萬則笑話中，我最喜歡的是哪一則？我每次給出的答案都是一樣的：一隻狗走進了電報局，拿了一張空白的表格，然後寫下了電報中的文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工作人員仔細看了看錶格，然後很有禮貌地告訴那隻狗說：「這裡只有九個字。你還可以再加一個『汪』，反正價格都是一樣的。」
那隻狗看起來很迷惑的樣子，隨之回答說：「但是那樣就毫無意義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喜歡這則笑話，反正它就是能讓我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