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與美國文化傳承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

使歐洲和美國分離的力量不僅存在於經濟領域，文化因素也在起作用。我們不能將文化與經濟截然分開。歐洲文化推崇不可知論，追求和平與平衡，這些對於當前的美國社會是很陌生的。亨廷頓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將他所說的「西方世界」列入美國的統治範圍。為了給美國的攻擊性披上文明的外衣，他拿穆斯林世界、信仰儒教的中國和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當靶子，提出西方文明圈的存在。這個文明圈的性質哪怕用他自己提出的標準來檢驗都是不確定的。這個雜亂的「西方」概念將新教和天主教納入同一個文化和宗教圈裡。這種合併使人反感，尤其那些研究神學和宗教禮儀衝突的學者或熟知16、17世紀這兩大教派教徒間血腥戰爭史的人。亨廷頓提出的研究變數中包含宗教，雖然他自己在這一點上也未能做到前後一致——這個我們暫且不論——如果我們嚴格地以此為尺度來衡量當前的情況，我們很容易看出歐洲和美國之間潛在的對立。美國人在宗教上喜歡漂亮而空洞的詞句，一半的美國公民嘴上說去做周末彌撒，實際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去了。受不可知論的影響，歐洲人幾乎不怎麼遵守教規。但歐盟更好地遵守了《聖經》中禁止殺人的教義。歐盟廢除了死刑且擁有極低的犯罪率，每年100000個公民中僅有一人犯罪。在美國處決犯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犯罪率略有下降后現在仍居高不下，每年100000人中有6～7人犯罪。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觀念不同，而不是因為它的普世精神而令人神往。它的暴力電影妙趣橫生，但當這種暴力以外交和軍事的方式對外輸出時就讓人無法容忍。歐美文化差異之大簡直沒有盡頭，作為人類學家，還必須提到的是美國婦女的專橫和霸道讓歐洲男人擔憂，就像阿拉伯男人的全權讓歐洲女人擔心一樣。還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歐美觀念分歧更深刻、更古老的原因是其社會形成的進程，在這一分析層次上習俗與經濟已很難區別，可以用更合適的一個概念，即「文明」來取代它們。歐洲社會是靠處境悲慘的農民祖祖輩輩的辛勤勞動而成型的。在多少個世紀中它因其領導階層的好戰習性而飽受其苦。歐洲很晚才享有財富與和平。日本和舊大陸（歐、亞、非三洲）的大部分國家都有相同的經歷。通過世代相傳的某種遺傳密碼，它們都對「經濟平衡」這一概念有一種天生的理解力。在道德方面它們會把勞動和報酬聯繫起來，在財富方面則把生產和消費聯繫在一起。與之相反，美國社會是近代成功的殖民主義的產物，還沒有經過時間的檢驗。它依靠無限的礦產資源、未經開墾的土地和已經脫盲的外來移民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里得到飛速發展。美國並沒有認識到它的成功來自對上述資源無成本的開發與消費，而這些資源並不是它所創造的。歐洲、日本或者任何其他一個歐亞民族都懂得維持生態平衡和貿易平衡的重要性，這是長期農業社會歷史的產物。從中世紀開始，歐洲、日本、中國和印度不得不同土地和自然資源枯竭現象作鬥爭，而沒有過去的美國看到的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美國經濟不再注重對有限資源的合理配置，而是一味追求不顧平衡的活力。美國拒絕《京都議定書》和奧尼爾對貿易逆差的輕描淡寫在一定程度上源於其文化傳統。美國在發展的同時耗盡了它的土地，浪費了它的石油，並從別國找來人才為其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