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救國救民」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經受深重災難，遭受帝國主義多次的侵略，清朝政府**無能，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社會動蕩不寧，人民群眾遭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國向何處去，走什麼道路?如何救國救民，改造國家和社會?成為擺在求進步的中國人面前的大問題和艱巨的歷史任務。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偉大人格和偉大業績，是偉大的時代熔爐鍛造出來的。**童年的反抗雖是自發的，卻也是時代要求突破農村宗法倫理網羅和封建家長制的一種反映。**早年投身革命，長期處於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建黨建軍的前列，長期肩負領導核心的重任，他是一位創建黨、國家和軍隊的最偉大的創業者，這和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是分不開的。自然，也同他自身的素質、天賦、刻苦鍛煉，勇於實踐，深諳國情，精通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備，既有無畏的革命膽略，又有卓越的創新精神分不開的。**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於湖南湘潭縣韶山沖南上屋場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毛順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16歲時外出當兵，退伍后回到韶山在家務農兼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攢積下一點錢，贖回典出去的土地，後來又積累錢買了7畝水田，雇了一個長工，他自己做販穀子的生意，本錢逐漸滾到兩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沖，可算個財東。**後來回憶說：「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隻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積攢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毛順生勤勞倔強，精明干煉，脾氣粗暴，對**管的很嚴厲，時而打罵訓斥，並訓練兒子雙手打算盤，熟悉田間勞動，期望兒子能繼承家業，學會經商。**的個性受他父親性格的影響，也很倔強。他從小反抗父親的打罵、體罰和專橫。比如，他父親罵他「不孝」，他就引用經書上「父慈子孝」，也就是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話來回敬；他父親指責他「懶惰」，他就說大人應該比小孩多幹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紀，定會比你乾的活更多。有一次，毛順生設宴款待生意場中的客人，叫兒子出來殷勤待客。**非常厭惡這一套繁文縟節，不願奉迎。他父親當著客人罵他「懶而無用」。於是，兩人當眾爭吵起來，他父親更加惱怒，要動手打人，他憤而出走。毛順生也氣勢洶洶地追趕，一邊罵，一邊令他回頭。他便跑到池塘邊，恫嚇他父親說：「如果你再追近一些，我就投水。」由於以強抗頑，他父親只好「妥協」了。從此，**萌發敢於反叛的意識。他後來自己回憶說：「我從這件事認識到，當我用公開反抗的辦法來保衛自己的權利的時候，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保持溫順的態度，他只會更多地打罵我。」[1]**特別反對他父親的刻薄和自私行為。毛順生有個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窮困，不得不將賴以活命的7畝田出賣。毛順生要買進這7畝田，遭到兒子**和妻子文氏的反對。**認為這種只顧自己發財，不管他人死活和不盡兄弟情義的自私行為是極不道德的。雖然他們的反對沒有效果，卻增加了**的不滿情緒，由家庭延伸到舊社會的制度。這件事在**的腦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多次與堂弟談及。他說：「舊社會那種私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二叔是堂兄弟，買二叔那7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全無兄弟之情，什麼勸說都聽不進去。我後來思考這些事，認清只有徹底改造這個社會，才能根絕這類事，於是下決心要尋找一條解放貧苦農民的道路。」[2]**的母親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鄉縣唐家坨人。她的性情完全不一樣，善良敦厚，心地善良，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在村子里很受尊敬。文其美長著一幅中國婦女所羨慕的梨子型臉盤。**長得更像他母親而不像他父親，並在小時深受他母親言行的影響。因而，**在小時候就像他母親一樣，樂於助人，關心鄉鄰的疾苦。在韶山一帶，至今還傳頌著許多他們母子周濟貧苦的動人故事。**對他母親這種同情貧弱，兼愛眾生的風範，十分敬佩。1919年10月5日，**母親病故，他晝夜兼程，從長沙趕回韶山。他守在母親靈前，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寫出了一篇哀慟的《祭母文》。文中寫道：「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整飭成性，一絲不詭。手澤所經，皆有條理。頭腦精密，劈理分情。事無遺算，物無遁形。潔凈之風，傳遍戚里。不染一塵，身心表裡。……病時攬手，酸心結腸。但呼兒輩，各務為良。」[3]高度讚揚了母親敦厚誠實，勤勞儉樸的美德。當時，**還含淚給他的同學、好友鄒蘊真寫信，說世界共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損人的；可以損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親便屬於第三種人。一個人的性格是在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從慈母那裡繼承了善良、敦厚的天性，從嚴父那裡接受了倔強的個性，不同的氣質，在**的身上重疊組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雛形。**6歲開始做一些家務和農活，如，放牛、割草、鋤草，很勤快、紮實，特別是在13歲至15歲停學的日子裡，他整天在地里和長工一起勞動。這樣，自幼養成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畏艱難的習慣。也因為他是農家子弟，從小受勞動鍛煉，與農民群眾有著天然的密切的關係，愛農民，了解農民，尊重農民，同情勞苦大眾，為窮苦人抱不平；支持窮苦人民起來造反，不失農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帶還流傳著他這方面許多真實動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節，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大家都忙著搶收曬在坪里的穀子，他卻跑到一家佃戶大娘那裡幫著搶收，然後才去幫父親搶收，致使自己家快要晒乾的稻穀又被淋濕，並被雨水沖走一些。對此他父親十分生氣。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學，路遇一個窮苦青年，穿著一件單衣，凍得打顫。他和這個青年談了幾句話后，就脫下自己一件夾衣送給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會同地主發生衝突，他對造反的農民寄予深切同情，將被斬首的鐵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災引起的長沙饑民暴動遭到殘酷鎮壓。**得知這一事件，與同學們討論了許多天，為他們遭到鎮壓而憤憤不平。這件事震撼著少年**的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並覺得非把他們從苦難中解救出來不可。幾十年後，他還深有感慨地說：「這件事，在我們學校里討論了許多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響了我的一生」[4]。這種為窮苦農民抱不平的樸素反抗精神，後來逐步升華為立志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思想，成為推動**投身革命的重要動力。**後來回憶說：「從韶山沖的情形來看，那裡的人大多過著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餓，就是挨凍。有無錢治病看著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糧被關進監獄后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沖里，我就沒有看見幾個生活過得快活的人。……我真懷疑，人生在世間，難道都註定要過痛苦的生活嗎?決不!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為世界上存在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數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淵。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不應該永遠存在的，是應該徹底推翻、徹底改造的!總有一天，世界會起變化，一切痛苦的人，都會變成快活的、幸福的人。」[5]這表明，**從青少年時代起，就下決心要尋找一條解放窮苦農民的道路。**8歲開始讀私塾，在韶山6年私塾，讀了「孔夫子的書」。他從小好學，勤思，特別聰穎，除了讀《論語》、《孟子》、《春秋》、《左傳》和《史記》、《漢書》等經史書籍外，還閱讀一些被視為「雜書」的《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精忠傳》、《隋唐演義》等民間流傳的小說，熟記其中的人物故事，傾心於造反的下層「賤民」那些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漢。這些書對他後來革命活動尤其是軍事生涯，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後來回憶說：「我讀過經書，可是並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於造反的故事。我讀過《岳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等。那是在很年輕的時候瞞著老師讀的，老師憎恨這些**，並把它們說成邪書。我經常在學校里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經書把它們蓋住。」「我認為這些書對我影響大概很大。」[6]6年私塾舊學，是中國古代文化在**身上最初積澱時期。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他還回憶這段私塾生活時說：「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孔孟儒學對**的思想發育有一定的影響，他後來還經常借鑒孔孟言論來闡述他的觀點。1917年8月，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7]，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這也表明，他那時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聖人出來救世。1906年秋至1909年夏，**停學在家。除白天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幫助父親記賬外，還堅持自學，經常在小油燈下讀書至深夜。一次，從他表兄文運昌處，借了11本書，內有《盛世危言》等新書，大大地開拓了他的視野。《盛世危言》的作者是清末改良主義者鄭觀應。作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方的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並批評當時中國頑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於人，指責洋務派學習西方的技術，不從事本國政治改革，是「遺其體而求其用」，「遺其精義而襲其皮毛」。主張變革以御外侮，要求設立議院，廣辦學校，發展工商業，與外國資本主義實行「商戰」以抵制侵略，挽回權利。這本書使**第一次接觸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以及「中體西用」的改良主張，開始憂慮國家的現狀和前途。與此同時，他還讀了顧炎武的《日知錄》等等，特別是讀了民主革命派陳天華的文集，使**深為嘆服。1936年，他回憶說：「現在我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它敘述了日本佔領台灣的經過，朝鮮、越南、緬甸等國被外國侵佔的情況。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我開始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9]**16歲的時候，父親打算送他去湘潭縣城一家米店當學徒，以便繼承家業，發家致富。但是，**並沒有走上父親所安排的生活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條尋找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道路。少年**通過勞動和讀書的實踐，使他的思想開始由同情勞苦群眾受壓迫受剝削的樸素感情向立志救國救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升華。他後來回憶說，《盛世危言》這本書，進一步激起他恢復學業的願望，有感於「國家的安危，不安心種田」，於是，立志走出鄉關。他不顧父親的反對，與母親商定，邀請老師毛麗鍾、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運昌等到家勸說，幫助說服父親准許他繼續讀書。1910年秋，**第一次離開家鄉，去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讀書。臨行前，他改寫一首詩贈給他父親。詩云：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頭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首詩是根據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西鄉隆盛青年時的詩略加修改而成。**把改寫好的詩，夾在他父親的賬簿里，此詩後來一直由文運昌珍藏著。走出鄉關求學，從此離開了束縛身心的家庭和閉塞的韶山沖，來到當年的一所新學堂，這可說是**人生歷程的第一個轉折。**在東山學校雖然只讀了半年書，但初次打開了眼界，接觸到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當時，他尤其喜讀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誦出來，深受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在東山小學，他還在同學蕭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傳》，讀的很用心，用墨筆畫了許多圈點，其中圈得最密的是華盛頓、林肯、拿破崙、彼得大帝、迦德鄰女皇、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傳記。**對這些人物的歷史功績，深表欽佩，希望中國也有類似的人物出現，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當年還書時對蕭三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鮮、印度的覆轍。你知道，中國有句古話，『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而且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顧炎武說的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還說：「中國積弱不振，要使它富強，獨立起來，要有很長時間。但是時間長不要緊，你看華盛頓，經過8年戰爭之後，才得勝利，建立了美國嘛!我們也要準備長期奮鬥。」[10]**懷有救亡革新，改造社會的志向，在離開東山小學前給自己取名「己任」，把救國救民視為自己的責任。**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深受他的啟蒙老師楊昌濟的立志修身和愛國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楊昌濟，世居長沙東鄉板倉，曾留學日本和英國共10年，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當時改名懷中。1913年他學成歸國，任教於湖南高師和第一師範，1918年應聘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是一位具有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教育家，他在《論語類鈔》第一編「立志」中的「子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一條，就講道：「有不可奪之志，則無不奪矣。」「人屬於一社會，則當為其社會謀利益。若己身之利益與社會之利益有衝突之時，則當以其身之利益為社會之犧牲。雖然，犧牲己之利益可也，犧牲己之主義不可也。不肯拋棄自己之主義，即匹夫不可奪志之說也。」[11]楊昌濟諄諄教導他的學生，要立大志，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造社會、國家的偉大抱負，做一個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特別喜歡**。1915年4月5日，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於致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務農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即曾國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過兵半年，亦有趣之履歷也。」[12]他還稱**和蔡和森為「當代英才」。**是楊昌濟最得意的門生，自然會受到楊的熏陶。他十分敬仰楊昌濟的學問和品德，在第一師範讀書時與蔡和森、陳昌林等志同道合的同學，常在星期天到楊昌濟老師家去聆教，或討論立志做人的道理，或縱談天下大事。他經常對同學們說，有志青年，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強調「要立一理想，以後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13]。**後來回憶說：「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楊昌濟。」[14]還說，他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師範這個時期「開始形成」。這裡說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國救民，改造舊世界，亦即他當時講的宏偉理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要為勞苦大眾主中國大地之「沉浮」。**在求學時期，就有了為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宏偉志向，並努力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尋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