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想成為什麼樣的國家(1)

除了時下的各種危機之外，目前爭論最多的就是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國家戰略這一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即我們究竟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和什麼樣的國家的問題。我們先說戰略問題。從二戰結束到冷戰結束，美國奉行的是兩種相互依存的戰略——遏制和經濟全球化。美國和它的盟國達成的默契是：盟國不僅可以獲得美國的投資，而且可以進入美國巨大的市場，還可以得到美國的先進技術。但是，作為交換條件，盟國必須接受一種從地緣政治角度出髮結成的夥伴關係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美國為長，但也並不總是頭號夥伴。正如約翰·伊肯伯里所解釋的那樣：「美國的勢力並沒有擾亂世界秩序，因為美國用一套廣為理解和接受的共同規則把自身約束住了。」換句話說，其它國家之所以把自身的利益和美國的利益等同起來，是因為美國「使自己的勢力無法造成損害」。本傑明·施瓦茨和克里斯托弗·萊恩在2002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共同撰文，將此稱之為「再保險戰略」。文內描述了外國對美國的疏遠感、恐懼感和背叛感，指出造成這種感覺的首要原因是美國勢力增長的幅度相對過大。牛津大學教授蒂莫西·加頓·阿什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得非常恰如其分。他說，「我熱愛這個國家［美國］……與許多歐洲人的想法恰恰相反，美國勢力的問題並不在於它是『美國』的，而純粹在於『勢力』太大，即便是大天使下凡，握有這麼大的勢力也是件危險的事……即便是民主存在於超級勢力之內，也會滋生各種誘惑。」加頓·阿什過去雖然從來未對美國和世界其它國家間的分歧發表過評論，但他這番話也許是對的。我認為，這番話值得引起重視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它是在美國的戰略原則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情況下講出來的。這種轉變使得美國勢力在世人的眼中越來越「有辦法造成損害」了。美國在戰略原則上的這種轉變，始於老布希政府末期。當時，切尼手下一個由沃爾福威茨牽頭的研究小組先是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內容很快就泄露給了《紐約時報》）。文件要求政府制定一項旨在阻止任何挑戰勢力崛起的戰略。當時，這種戰略原則被看作是幾個不切實際的空想家的非正式想法，因而未被接受。但後來小布希總統在西點軍校講話中將其作了闡釋，這種戰略從此便一躍而成了美國的正式戰略，並於2002年9月寫入了國家安全戰略的文件。美國認為遏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對手擁有的自殺性心態，加上獲得與投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越來越容易，已使遏制首先打擊的戰略變得不合時宜。所以，新的戰略原則指出：「我們不會坐視危險增大，」也不會等到「蘑菇雲」升起。相反，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一旦我們感到危險大到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我們就會先發制人，預防性地實施打擊。這項戰略原則是打著對付由那些令人失望的國家和「無賴國家」所造成的動亂這一旗號並以此為措辭提出來的。為了消除一些大國擔心自己也可能成為打擊目標的恐懼，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還談到了要加強大國間的合作。但是，該戰略原則的第二部分卻一改這種令人放心的基調，堅持認為美國要保持自己與其它國家間的實力差距，讓所有國家連向美國挑戰的念頭都斷掉。這是一種依靠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來獲取絕對安全的戰略原則，在許多方面都很適合美國。不過，也只有美國擁有成功地將其付諸實施的人力、機構、自然和技術資源。這種戰略原則不僅迎合了美國人那種久已形成的認為美國人生來不可戰勝的看法，而且也迎合了美國人對優勢武器習慣性的信賴，同時也反映出了美國人具有的那種認為自己例外和與眾不同的感覺，覺得自己是上帝特殊的選民，理應可以獲得豁免。美國人還認為，世界上的其他人沒有怕他們的必要，因為上帝把「真理」賜給了他們，而「真理」使得美國人擁有自由，樂善不倦。因此，在總統關於「自由戰勝其所有夙敵」的言論中，惟我的善惡二元論體現得十分明顯。不過切莫搞錯，這種新的戰略原則實質上是屬於帝國主義式的，深受當代拉迪亞德·吉卜林拉迪亞德·吉卜林（1865～1936）：英國小說家，詩人，作品表現英帝國的擴張精神，有「帝國主義」詩人之稱。——譯者注們的歡迎，而這幫人是《華爾街日報》和其它一些右翼出版物培育出來的。這些出版物錯誤地將自己列為「保守」性出版物，號召美國「肩負起白人的責任白人的責任：即所謂「白人應將其文明帶給落後民族」的責任，語出吉卜林的詩作。——譯者注」。《華爾街日報》先前的一位編輯馬克斯·布特在《建立美利堅帝國之理由》一文中稱，「9·11」襲擊是「美國干預不夠和雄心不足造成的結果；解決的辦法是樹立更加遠大的目標，採取更加果敢的行動。」布特還說，「阿富汗和那些處於戰亂的國家，如今迫切需要那種曾經由戴著遮陽帽，穿著馬褲，信心十足的英國人實行過的文明統治。」《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說，「新帝國主義的理由令人信服得……無法抗拒，」並敦促以美國為首的秩序井然的社會「把自己的公共機構移植到那些無秩序的國家中去。」《大西洋月刊》也不甘落後，它的記者羅伯特·卡普蘭號召「在美利堅帝國軟力的影響下，把繁榮帶給世界上各個遙遠的國度。」這種觀點在兩個方面很有誘惑力。首先，新的非對稱威脅已經出現，而舊的威懾力量可能已經不足以抵禦這些威脅。這是不爭的事實。其次，對於任何一個生活在世俗的物質至上的現代西方社會的人來說，美國人管理下的有序狀況和經濟發展，似乎顯然比動蕩不安更可取。儘管那些支持該觀點的凡夫俗子們會否認，但是這跟麥金利總統當年提出的思想如出一轍。在決定將菲律賓納入美利堅帝國時，他談到有必要「提升他們並使他們基督教化」。絕大部分新帝國主義者都不願意跟「基督教化」沾邊，而代之於「美國化」，避免把二者聯繫起來，其實這兩者之間完全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