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2)

李敖雖然隱居在家，但是依然遙控著《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的出版。國民黨當局對李敖的書依然查禁很嚴，但李敖已練就一套功夫對付警總的搶書大隊。他說：在作業方面，我分了很多股，有明股、有暗股。換句話說，有的是跟國民黨捉迷藏的，有的是明著讓他們知道，因為我必須讓他們知道一些明的——當一群狼在追你時，你必須丟半條死豬給他們去搶，或者讓他們回去交差，否則他們騷擾得更厲害……我們組織了一個地下發行網，對抗國民黨特警的查禁。你現在看到的《千秋》、《萬歲》，由排字、完稿、曬片、印刷、裝訂到發行，每個階段都會被國民黨突擊，強行搶去，因此１０本書出來，便有５本「陣亡」。①在台灣，國民黨官方為了鉗制言論自由，非法搶書的行為，最初從李敖開始，在李敖身上也表現得最為突出。但李敖不僅沒有因此而收斂鋒芒，反而愈挫愈勇，更加激進，咄咄逼人。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４日，《千秋評論叢書》第２２期在裝訂廠被搶。當他的同仁葉聖康等神情沮喪地向他報告詳情時，他則談笑自若，講吳漢差強人意的故事給他們聽，鼓勵他們振作精神，不要怕任何困難。該期雜誌被搶，他又日夜加班，趕出第２３期來墊檔，一周后，《千秋評論叢書》第２３期又到了讀者手中。他相信，在人民爭自由求民主的歷史上，每一位有良知的歷史學家都不會忘記這最悲壯的一頁。李敖對當局的批評文字成為台灣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奇觀。一天，李敖逛舊書店，書店的老闆娘認出了他，對他說：「唉！李先生，你真想不開，你什麼都要批評，你看你多累！」說著，她送給李敖幾張「濟公活佛聖訓」，說：「這些都是我恭錄印贈的，你最好多看看。」李敖一看，樂了，那「聖訓」上寫道：一生都是命安排，求什麼。他家富貴前生定，妒什麼。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麼。前世不修今受苦，怨什麼。……一旦無常萬事休，忙什麼。榮華富貴眼前花，做什麼。看著這位極富態的老闆娘，李敖彷彿看到了成千上萬張臉在嘲笑著他，他們人人都有隨遇而安的本領，人人都能委屈求全，這種「平均人生觀」，使他更加感受到「喚起民眾」的艱難。但儘管如此，他與黨外同仁為理想而戰的行動一刻也沒有停止。１９８３年，留澳學者邱垂亮在海外發表《一九八三年台灣黨外的路線鬥爭》一文，描述了活躍在台灣民運中的四個派系：一是以康寧祥「立法院」的黨外「同志」、包括老委員林希平為骨幹的溫和自由民主派，他們有「**」傾向，但也不反對統一。二是繼承《美麗島》政治運動的「**」派，以許榮淑、林世煜的《生根》為主，周清玉的《關懷》和尤清的《博觀叢書》為副。他們支持台灣鄉土文藝和台灣「民族意識」的興建，反對大統一的「泛中華主義」。三是以李敖的絕對反國民黨、絕對反抗、絕對不妥協的絕對主義者和林正傑的「改革體制」主義為主的黨外勢力。《前進》周刊是其主要陣地，鄧維楨的《政治家》是跟進者，李敖是該系的導師。他們傾向於統一。四是陳映真、蘇慶黎等人以《夏潮》為陣地的「社會主義統一派」，他們屬於文化思想層次的黨外。①從這一劃分當中可以看出，李敖在當時台灣民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鬥牛士的性格使他並沒有因著書而忘天下，因隱居而放棄戰鬥。他的心與台灣的成長進步同在。１９８５年４月９日，李敖在差１６天滿５０歲生日時，再次寫下了他的戰鬥宣言《五十而不知天命》，表示他不會認命，他要向命運進行挑戰。對於天命，非不知也，是不服也。正是李敖的這種驍勇和悍氣，李敖在波瀾壯闊的時代里，無役不投。在他二次坐牢出獄后不久，他便已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冊，由四季出版公司老闆葉聖康出版。到１９８５年，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又隆重推出了達２４冊（另有附冊兩本）之巨的《李敖全集》。李敖「戰鬥性隱居」開花結果。在８０年代的頭四五年中，李敖出版的各種集子就已超過了過去２０年的總和。而這２４冊的《李敖全集》，也不過是收集了作者８０年代以前的文集，書信、日記尚不在其內。早在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２年），美國、香港等地的刊物曾經流傳過一篇金延湘寫的《我愛李敖》，該文一針見血地點出了李敖在台灣存在的意義：李敖的「天下」是什麼？從社會學的眼光看，李敖的「社會角色」，就是瓊瑤式「少女眼淚夢」以外的這個世界的「意見領袖」。在美國，沒有第二個拳手能像阿里那樣，把大眾傳播媒介逗得團團轉。在台灣，沒有第二個文人像李敖那麼深深摸透大眾社會心理。李敖是台灣文化界的一顆「星」、一個「現象」、一個「奇觀」。很難想象，這２０年的台灣文化圈，如果沒有李敖，是個何等單調、寂寞的場面。當然，作為一個文人，造成這種「李敖現象」的，不是他的學問造詣、不是他的大膽見解，更不是他的人格風範，而毋寧是他的特立獨行、奇峰突起的表演。正人君子們或以為這種表演術有失斯文，但是，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台灣，一個政治觀大體由黨團包辦，價值觀大體受商業擺布的急速全盤西化的社會，以「社會批評」作為專業的所謂「文人」，除了他的觀察力、透視力，如何在這樣一個冷漠的文化環境中盡量提高自己的功能？這是李敖出道以來首先得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說李敖的路是惟一的路，但也不能否認，李敖的確走出了他自己的路。試問：李敖當年提出來的讓保守派人士視若蛇蠍的那些觀點，有哪一點不是在２０年的社會變遷中一一兌現的？李敖就是李敖，你不能把他劃為哪一類，不能把他歸為哪一格，你如果貿然下個斷語，不久你就發現自己的荒謬，因為，李敖是個不能用正規方法或傳統觀念加以定性分析的文化人。李敖批評了他的時代、他的社會，他同樣也是他所屬的社會和時代的集中表現、戲劇結晶。打破這些框框，我們才能平心靜氣欣賞他的表演，看出他的表演術所帶動的社會變遷的力量，而且，有時也會驚異地發現，這些阻礙社會變遷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往往就是一代又一代地潛藏在五千年文化習染形成的中國人的頭腦裡面，於是，我們才真正看出，同阿里一樣，在這種看似瘋顛狂妄的行徑後面，李敖還是有一個始終如一的戰鬥對象。只不過，阿里的對手，是根深蒂固的白人優越感；李敖的對手，則是勢力更為強勁、內容更加盤根錯節的中國傳統封建包袱。①在文章中，作者把李敖稱為是「台灣文化界的一顆『星』、一個『現象』、一個『奇觀』。很難想象，這２０年的台灣文化圈，如果沒有李敖，是個何等單調、寂寞的場面。」在台灣文化史上，８０年代的波譎雲詭，李敖當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