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一次戰略抉擇如何演變成個人糾紛…

楊元慶在北京發布「E系列」的那一天，倪光南來到上海，加緊追求他的新理想。他的上海之行讓公司的很多人興奮不已。至少香港聯想的呂譚平、吳禮益、還有副總裁張祖祥是這樣的。他們與倪光南一起在上海呆了三天，與復旦大學和長江計算機（集團）聯合公司達成了合資建立「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公司的意向。「設計中心」的目標是「集成電路」，也就是開發製造計算機的控制晶元。毫無疑問，它在計算機產業的「微笑曲線」上屬於高端產品，所以倪光南一說起來就會兩眼放光。好幾個月來。他一直在這件事情上傾注著自己的熱情。他甚至想到僅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術人員還不足以擔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聯想至少再招聘15個研究人員，還試圖在美國尋找晶元設計專家。這兩件事情經數月推進全都進展不利，於是他便來到上海開闢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有證據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總裁室會議上將「上海計劃」向柳傳志和曾茂朝報告，當日的會議記錄寫有「柳傳志等同志表示贊同」一句。但是也有證據表明，柳傳志當時仍在權衡此事利弊，所以總裁室的會議並未形成決議。從倪光南的立場上說，他急於將自己的全部熱情和智慧投入到「集成電路」，是有理由的。當日「聯想漢卡」的頹勢已無可挽回，而微機事業部的誕生以及楊元慶的大權獨攬，又決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導「聯想漢卡」那樣來主導「聯想微機」的未來。在公司最重要的產品中不能擁有一席之地，這和一個總工程師的身份無論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個技術領袖不能在公司的技術方向上發揮主導作用，那麼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會發生動搖。但是我們更願意以廣大而積極的眼光來看待倪光南的選擇。90年代中國大舉拆除貿易壁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呼聲響徹四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開放的進程反而刺激了國內「民族主義」的潮流。外國公司大舉進入，讓潛伏著的社會分歧涌到表面，成為1994年國內輿論的一個焦點。有三個人，楊桃源、壟和安、何君臣，聯合起來在《國際電子報》發表文章，題目叫做《中國計算機產業何去何從》，裡面開列兩種意見，都有代表性：——我們缺少強有力的集成電路和工業基礎，又不掌握技術制高點。現實的選擇是「一退到底」，去選擇那些外國人不願意做、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產品。——不能再退了，搞一個丟一個，我們還能退到什麼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觀，應當加強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這一塊。我們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聯想公司楊元慶和倪光南主張的兩種技術方向，正是中國社會潮流的反照。從純粹技術的立場上來看，1994年聯想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楊元慶發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國芯」，都是在試圖發起對於外國微機的阻擊戰。不過，戰鬥卻是指向兩個相反的方向，楊元慶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則是向高端前進。假如振興民族計算機產業真的可以被當作一場戰爭，那麼楊元慶是在採用避其鋒芒攻其不備的戰術，這有點像**當年的游擊戰，而倪光南則是在敵人最強大的地方展開攻堅戰。主張搶佔「技術制高點」的輿論顯然佔有道義上的優勢，其中又以研製「中國芯」的呼聲特別時髦。「晶元」本是集成電路的俗稱，只具有純粹技術和經濟的含義，但是「中國芯」偶然地與「中國心」諧音，於是立即就被賦予強烈的民族情感。這一年3月比爾?蓋茨來到中國，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布產品信息，會晤政府高官，在千人大會上演講，還成了國家主席**的座上客。本來這些活動並無惡意，可卻刺激了中國社會那根最敏感的神經。有個媒體的記者請王選發表評論，這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北大方正集團總工程師利用中國文字中的一對同音字闡述自己的看法：「計算機領域的國際競爭，是鬥智。決定成敗的因素固然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認為，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是鬥志，那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競爭。」用這話來對照當日的聯想，那麼很顯然，楊元慶是在「鬥智」，而倪光南是在「鬥志」。中國人對「中國芯」的熱情隨著氣溫的升高日愈高漲，在夏天達到頂點。人們只要一想起英特爾壟斷著80%的中央處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這個制高點拿下來，中華民族就要滿盤皆輸。中央政府特別熱中推動此事。他們鼓勵那些最有實力的計算機企業奮起研究，甚至制訂了政府投資計劃，就連胡啟立部長和周光召院長也對柳傳志表達了對「中國芯」的期待之情，希望聯想也能參與到這件事情中來。看來倪光南的「上海計劃」迎合了時代潮流。但也正是在這時，柳傳志的頭腦冷靜下來。就像我們在前面反覆敘述過的，柳傳志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他同時也是個現實主義者，既「鬥志」又「鬥智」。當理想與現實不能統一的時候，他寧願屈從現實，也不會貿然行事。他接連幾個星期把這件事情思前想後，仔細計算晶元的投資，又估量市場銷售的前景，結果讓他大吃一驚：原來竟是一個「賠本賺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給呂譚平和倪光南寫信，委婉但卻堅決地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