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出家了嗎(1)
關於順治出家，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說順治並非在二十四歲亡於天花，而是在這一年脫去龍袍換上袈裟，於五台山修身向佛，並於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左右圓寂。
期間，康熙皇帝曾經數次前往五台覲見父親，但都沒有得到順治的相認，所以康熙才會寫出
「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的詩篇。至於其出家的原因，則是因為愛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擄獻進宮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
選擇五台山修行，則是因為夢見董小宛在那裡。這種說法的有關記錄，主要存在於《順治演義》、《順治與康熙》等野史和文學作品中。
尤其是當時著名才子吳偉業（梅村）寫的一組《清涼山贊佛詩》，詩文影射順治在五台修行，並用
「雙成」的典故和
「千里草」代指
「董」姓。由於吳偉業的詩素有
「史詩」之稱，而他苦戀著的，是與董小宛齊名、才高氣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
而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關的附會。另一種說法，來自於《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旅庵和尚奏錄》、《敕賜圓照茆溪森禪師語錄》、《北游集》、《續指月錄》等僧侶書籍的記載。
這些書用語錄及偈語的形式，記載順治曾經在十七年（１６６０）十月中旬於宮中，由湖州（浙江吳興）報恩寺和尚茆溪森為其舉行了淨髮儀式。
但剃了光頭本已出家的順治，又在茆溪森的師父、報恩寺主持玉林琇的諄諄誘導和要燒死茆溪森的脅迫下，回心轉意，蓄髮留俗了。
如此，我們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順治帝在二十四歲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明朝、清朝遺留的原始檔案一千餘萬件。在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中，最受其時皇家尊崇保護的，是《實錄》、《聖訓》和《玉牒》。
它們在漫長的清朝統治時期，被單獨專門保護在皇史宬（位於北京南池子）的金匱里，由專職守尉看護。
其中的《實錄》，是由繼位的皇帝組織人員，依據各種文書檔案，按照年月日的順序，為去世的皇帝編寫的事實記錄。
由於精心的保護，《清世祖實錄》金黃色的綾面到現在還像新的一樣。
在該《實錄》卷一百四十四，這樣記錄著：「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視朝。免諸王文武群臣行慶賀禮。孟春時享太廟，遣都統穆理瑪行禮。壬子，上不豫……丙辰，諭禮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親詣行禮，用展誠敬。茲朕躬偶爾違和，未能親詣，應遣官恭代。著開列應遣官職名具奏。爾部即遵諭行。上大漸，遣內大臣蘇克薩哈傳諭：京城內，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各項罪犯，悉行釋放。丁巳，夜，子刻，上崩於養心殿」。
這段話的意思是：在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順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賀禮儀，而且當日應該舉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廟的禮儀，也派官員前往。
初二日，順治帝身體不適。初六日，順治帝傳諭，應該由自己參加的大享殿禮儀，因為身體不適，需要派官員代祀，讓禮部列出代祀官員的名單，並且因為病情迅速加劇，又傳諭赦免京城內十惡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
初七日的凌晨相當於現在零點到一點這段時間內，順治帝就去世了。從以上《清世祖實錄》的詳細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皇帝被明確記載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則
「大漸」了。
「大漸」這個詞在皇帝身上應用，應該是非常慎重的。因為這個詞表示病情急劇加重而且很危險。
至於去世的具體時間，記載是
「丁巳，夜，子刻」。這裡，「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記日。
「子刻」，雖然相當於現在的二十三點到一點，但在舊曆的記時方法中，表示的是
「開始」——記時是從
「子時」開始往後按子丑寅卯的順序推算。所以
「丁巳子刻」，應該是初七這一天的凌晨零點或一點的時候。中間的
「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學研究專著中，都解釋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將順治的去世時間，拖延了十二小時。
這樣，從原始的《清世祖實錄》這一史料中證明，順治皇帝病逝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
但病因未述。檔案館藏有的《玉牒》，則是清朝皇帝的家譜。它從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開始記錄。
塔克世子孫後代這一支，稱
「宗室」，使用黃色；塔克世兄弟的子孫各支，稱
「覺羅」，使用紅色，而且在家譜格式上，分
「橫格」和
「豎格」兩種版式。橫格玉牒只簡單記錄世系，豎格玉牒則不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還詳細記錄該人的生卒和婚姻。
記錄順治皇帝情況的《玉牒》，其去世的時間，與《清世祖實錄》的記載相同，但同樣沒有說明病因。
另外，檔案館還存有順治皇帝的《遺詔》。該《遺詔》長五百四十八厘米，寬九十三厘米，黃紙墨跡，捲軸狀保存。
遺詔中，順治皇帝對自己漸習漢俗、早逝無法盡孝、與親友隔閡等事做了自責，同時宣布由八歲的兒子玄燁即皇帝位。
這份遺詔，由於充滿了自責，使不少人猜度它並非出自順治帝，而是出自順治帝的母親孝庄皇太后，因為自責的內容，多是皇太后對順治帝的不滿之處。
但僅以自責內容就判定《遺詔》並非出自順治帝，也有些牽強。如果沿著順治帝的成長軌跡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礎和思維方式，這種白責也並非解釋不通。
首先，順治是一個初主中原的滿族皇帝，對這片土地與人民、生活與文化充滿陌生，要實施統治，就不得不儘力熟悉與適應它，並且迅速地背離自身的傳統，這是一種深深的矛盾困擾，其自責，在情理之中。
另外，順治早年曾深受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思想影響，一度篤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懺悔的性格。
在位期間，他經常把各種災害或者動亂歸於自己的
「政教不修，經綸無術」，屢次下詔白責，並要求各種文書不能稱自己為
「聖」。在十六年１６５９正月討平李定國實現一統大業后，面對各種舉行祝賀的請求，他冷淡地說能有今天的這種事業，並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實現的，拒絕賀禮。
十七年１６６０，在祭告天地、宗廟時，他對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過簡單的總結，通篇是自譴自責之詞，並且下令暫時終止官員上給自己的慶賀表章。
這些史實都可以在《清世祖實錄》中翻看到。所以說，這份《遺詔》充滿自責，也並不完全違背順治皇帝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