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學家的圍攻(2)

在暨南大學做的演說，題目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影響特別深遠。魯迅一開始就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和藝術家之間的「同一」是暫時的，衝突則是根本的，永遠的。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文藝家偏偏敏感,又不安分,而且總要開口，這就難免要成為政治家的眼中釘,被擠了出去。外國許多文藝家在本國站不住腳就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頭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在中國，個人主義者為多，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狀的人道主義者就很少。在政治家眼裡，人道主義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衝突常常在他們之間發生。魯迅指出，文藝家的命運註定要碰釘子，要站不住腳。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也贊同過，但是到革命成功以後，政治家便把從前所反對的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了。他直率而幽默地說道：「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關於革命文學，魯迅認為，革命是不能和文學連在一起的，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做文學的人總得閑空一點，正在革命中，大家連想麵包都來不及，哪有功夫去想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後，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其實是頌揚權力者，和革命有什麼關係?所以說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哪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政治家和文學家的每一次衝突，勝利都屬於政治家，這是有史為證的。但是，人類的歷史並沒有因此便完。魯迅諷刺說，「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平安。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俄國的文學家被殺掉的充軍的不在少數，革命的火焰不是到處燃著嗎?」他以十分堅定的語氣說，「政治家想不準大家思想，而那野蠻時代早已過去了。」在系列講演中，魯迅所取的立場，明確地是反對黨國的立場，民間的立場，人道主義者的立場。在方法論方面，則顯得十分靈活，不斷變換視角，既有社會學的，也有生理學和心理學的；既有階級分析，也有文化綜合，充滿智慧和創見。其中，關於知識分子的論述，內涵豐富，尤其具有獨創的意義。國民黨的「清黨」事件，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轉捩點。四一二以後，蔣介石以「國民革命」的天然領袖自居，繼續北伐，聯合桂、馮、閻三派新軍閥，對奉系軍閥張作霖作戰，迅速佔領京津。1930年，國民黨政府宣布將直隸省改稱河北省，北京改稱北平，正式開始了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中國**在血泊中站起身來，發動過多次暴動，都先後以失敗告終。革命進入了低潮。就在這時，上海文學界的一批年輕的**人，高揚「革命文學」的旗幟，開始圍攻魯迅。由創造社的元老成仿吾挂帥，糾集了剛剛從東京留學回國的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李鐵聲諸人，籌辦了一個新刊物《文化批判》。而蔣光慈、錢杏等則同時成立了「太陽社」，創辦《太陽月刊》。在有關「革命文學」的發明權和領導權方面，創造社和太陽社之間有過頗為激烈的爭論，但在倡導同一性質的「革命文學」以及攻擊魯迅等「老作家」方面，步調是一致的。《文化批判》創刊號發表了馮乃超的長文《藝術與社會生活》。文章列舉了白話文運動以來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惟一的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的，就是郭沫若；對於魯迅，則說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該刊和二期接著是李初梨的長文《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照例標榜創造社和郭沫若，把魯迅和周作人、陳西瀅等並列，把他們的作品一概稱之為「趣味文學」。成仿吾和郭沫若都發表了文章。郭沫若一反從前的「天才論」和「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強調文藝的宣傳作用，號召文藝青年「當一個留聲機器」，否則，「那就沒有同你說話的餘地，只好敦請你們上斷頭台!」他裁定徐志摩一類為「有意識的反革命派」，語絲派為「不革命的文學家」，批評了魯迅、茅盾、郁達夫等，宣告自己已經「轉換」了方向，「克服了小有產者的意識」，「向新思想新文藝新的實踐方面出發去了。」錢杏對魯迅的攻擊最厲害，他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被《太陽月刊》編者鼓吹為「實足澄清一般的混亂的魯迅論」的論文，文章斷定說，「魯迅終竟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他說魯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滯了，創作是只有過去，沒有將來的。又說，魯迅完全是受了自由思想的侵害，若不把領袖思想、英雄思想從腦中趕掉，是沒有出路的。最後宣告道：阿Q時代早已死去，我們不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當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鋪天蓋地的攻擊，火力比現代派的正人君子們兇猛得多，他們是共產青年，是他自己先前曾經打算聯合的對象——這是為魯迅所預想不到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