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章結縭(2)

經過這場感情的暴風雨之後，喬冠華和章含之迎來了春暖花開的1973年4月。這年4月廖承志應邀率龐大的友好代表團訪問日本，同時韓敘奉命赴華盛頓組建中國駐美聯絡處。相應地，美國政府同時派助理國務卿詹金斯來北京商談建立美國駐華聯絡處。喬冠華為他獻身的外交事業的成就興奮不已，也十分忙碌。忙裡偷閒，喬冠華寫了《狗腿》的打油詩，使人看了不禁莞爾：友人送我一狗腿，對之想吃又生畏。忽思樓上既有黃花兄，樓旁又有紅蘭姐。人生會面不可常，何不三五成群，高談闊論，大嚼狗腿消長夜？！喬冠華和章含之兩人見面時間雖然很少，但彼此心中都有一首美好的歌。在章含之看來，喬冠華真是個極重感情的人，因為忙，他見不到章含之，他會在中午幹部下班時站在他辦公室那臨街的窗戶前等她下班取自行車回家那一瞬間看看她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連綿，晚上他打電話給章含之說：「今天中午看見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騎車擋不住雨，要著涼。再說也很不好看。買一件長的吧。真討厭我這個人沒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買。」章含之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當時品種少得可憐的商品市場推出的新產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褲。而她離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褲。喬冠華說那叫什麼新發明？穿上雨褲一定很臃腫，更難看，千萬不可穿！這些電話給他們之間增添了許多生活的樂趣。那時正值喬冠華與美方詹金斯談判比較順利，他在高興之餘，順手寫了三句打油詩，就念給章含之和其他參加談判的同志聽，說他正在徵求第四句。因為當時中日已經建交，廖承志正率領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團訪問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櫻盛開的季節；在地球的另一端，韓敘恰好正在華盛頓商談建立聯絡處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館名為「五月花」(MayFlower，1620年，英國約100餘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為「五月花」的船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大陸，在普茨茅斯登陸，成為最早在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者)，所以喬冠華的頭三句打油詩是這樣的：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歡歡喜喜詹金斯，……他問誰能想出佳句填最後一行。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喜上眉梢喬老爺」，有的又說是「洋洋得意喬老爺」。喬冠華都說不好。一時就擱下了。沒想到過了一天，**召集會議彙報中美談判情況。那天，**興緻很高，大家也很放鬆。有人說外交形勢大好，喬老爺詩興大發，寫了三句打油詩，可惜還缺第四句。**立即說，「我來給喬老爺填后兩句！」大家齊聲說好。**笑著說：「喬老爺，你的前兩句是：『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我現在給你填后兩句：『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你看如何？」在場的都懂得這段故事，於是大家開懷大笑，說主席這兩句真高明！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0～163頁。據章含之回憶，「1973年4月的那幾個星期大概是我記憶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我和冠華的結合雖然還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對。當時冠華希望耐心和時間會取得他們的理解，可惜沒有能實現。其實，子女反對父母再婚在中國不論在老百姓家庭，還是在高級幹部家庭都是很普遍的屢見不鮮的事。這中間有對逝去的父親或母親的懷念之情，但不可否認的是也存在經濟利益的問題。尤其是在高幹家庭，那實際存在的特權是一種極大的誘惑。遺憾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因為是發生在喬冠華家裡，就也變成了社會輿論。一時間，冠華家裡鬧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9月底他的孩子不經與他商量就把家裡搬空的新聞，紛紛揚揚幾乎傳遍京城。本來，到此也就結束了，但後來冠華和我身陷逆境時，多年前的家庭糾紛一夜之間又被人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變成了『兒子反對父親結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錯誤』，因此那次為經濟利益的搬家也變成了大義凜然，斷然離家而去，劃清界線了。沒有人去認真地查實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時間，冠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有什麼政治界線可划呢？這一切現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華的是他最鍾愛的女兒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於她不帶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問題，因此我相信她對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個公正的判斷。我們雖然沒有多少往來，但我相信我們會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視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員。」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4頁。1973年春天，喬冠華和章含之對未來充滿希望。因為當時外交部的政治環境大概是全國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動亂與災難此時基本都已得到糾正，黨組和部領導基本都是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老幹部。駐外大使也如此。周總理親自領導外交部的對內對外事務。在這樣優越的政治氣氛下，部內上上下下很團結，也很愉快。喬冠華和章含之當然有理由企盼著美滿的家庭生活……但是，就在喬章兩人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時候，一場**正悄悄向他們襲來。它也許是醞釀有時的，但喬冠華卻被這突然而至的風雲變化搞得不知所措。開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勢分析報告據說有錯誤，接著似乎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發現了「右」的傾向和錯誤。矛頭所指是周恩來總理，但喬冠華是外交部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對這些「錯誤」負責。喬冠華毫無思想準備，情緒很緊張。而此時，命運似乎為章含之設計了一個很好的解脫。該年6月中旬，她隨團出訪南亞歸來就病倒了，在家休息。她的父親章士釗已在一個月前根據**的指示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去了香港，最後一次為台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而努力。國務院管理局決定趁她父親不在京，對四合院進行一次大修，等父親回京，可以住上新裝修過的房子。於是她就暫時住在前院門口的傳達室。那時，章含之和喬冠華正在戀愛。他工作之餘來看她，他們就在那堆滿傢具雜物的傳達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長談，相互間超越年齡的差距，官職的懸殊，感情上達到了完全的融合。許多年過去，章含之還常常回憶起在那簡樸、擁擠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純真的時刻。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喬冠華沒有打電話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時急匆匆去看她，她猜是出了什麼大事，因為一般情況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沒有等章含之問他，他就帶著迷茫的神色對章含之說：「今天早上開黨組會傳達了一件事，和你有關，要你自己決定。主席昨晚指示，我們要培養女外交家，女大使。他點名說他的章老師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國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這些英語國家。這對你自然是個難得的機會。你會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們的事怎麼辦。」這天上午的黨組會上，時任外交部長的姬鵬飛傳達說**指示要派女大使，並且建議第一個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師」去加拿大。章含之頓時愣住了，怎麼也不相信這是真的，而且當時這類大事，通常都會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這一次她事先卻一無所知。章含之面對喬冠華，他似乎沒有什麼表情，但她知道這時他的內心正翻騰著波瀾。他多麼希望兩個人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於他的地位，假若章含之被派往國外，他自然不可能和她一起前往。三年五載他們將長期分離，而喬冠華那年已是整60歲了。顯然這時的章含之面臨著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擇。她後來是這樣認為的：「我的一生無論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決定永遠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時此刻，當我弄明白這不是玩笑的時候，我幾乎沒有要考慮一下權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脫口而出就對冠華說：『我不可能去國外工作。我既然對你做出了承諾，我會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選擇。你已不年輕，我不會離開你。如果在我們兩個人之間需要有一個為愛情做出在事業上的犧牲，那當然是我。儘管我對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會心甘情願把你的事業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國內也同樣有許多事可做。』」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5～166頁。章含之第一次看到喬冠華那種無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滿自信的，而此時他卻不知所措。喬冠華用憂鬱的眼光看著她：「可那是主席的決定呀!」章含之說由我來向主席報告吧。她知道在那個年月，違抗**的指示可能意味著什麼。但她故作輕鬆地對喬冠華說：「我對主席說，如果我去當大使，那就派你去當我的參贊。」但是他們兩人都笑不起來。後來，章含之向**請求不去當這個女大使，**並未堅持，但她知道他不高興。一年之後的一天，在見完外賓之後，**叫章含之隨他到工作人員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動地對她說：「你不聽我的話，你的心裡沒有我！」章含之緊張得不知怎樣回答，後來她就說：「主席，你這樣說，我承擔不起！全中國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裡敢心中沒有你！」**沒有說他為什麼生章含之的氣，但她猜那是違抗他的指示，沒有去當新中國第一個女大使。當天，聽到章含之堅定的回答，喬冠華的眼眶潮濕了，他激動地承認說：「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亂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的心太純了！怕我太自私！」章含之說：「我從小生活里缺少溫情，總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給我的這份愛。有此足矣！」喬冠華默默地看著章含之，取下眼鏡，要擦眼中滾動的淚水。章含之接過他的手帕，替他擦乾淚水，她說：「你不是說為了這份愛，你可以不當這個部長，這都是身外之物嗎？既然你說服了我，我也可以不當這女大使。」對她這一選擇，章含之感慨萬分，她說，「很多年過去了，當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歷史的陳跡，當我已失去了冠華，失去了當年盛極一時的事業，只剩下我孤單單的獨自一人時，我也曾飽含辛酸地回首當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種抉擇，今天又會如何？殘酷的命運似乎從我降生之日起就開始捉弄我！」對章含之來說，1973年的夏天是個「多事之夏」。當喬冠華和章含之面臨種種壓力時，7月1日凌晨，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兩天，周總理通知她，香港方面報告她父親病危。周總理立即指示組成醫療小組，並派專機護送她父親立即回北京，要她們7月2日啟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3時左右，喬冠華給章含之打來電話，說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親的噩耗。章含之從睡夢中被電話鈴驚醒，馬上直覺到出了大事。她抓起電話，傳來了喬冠華沉重的聲音：「我告訴你個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頂得住。行老剛剛在香港去世。我現在在叫司機，馬上過來陪你。」這雖然是章含之預料之中的，但她仍然接受不了這現實。她顫抖著哭了起來，說道：「就差一天了，為什麼沒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愛妞妞！」「你千萬別太激動，老人家畢竟九十三歲高齡了。我馬上來！」喬冠華安慰道。此時，章含之似乎清醒了一些，她堅持說他不必來看她，她會冷靜的。章含之理解到，那時喬冠華政治壓力極大，要做「檢討」，工作又忙，凌晨跑到她這裡陪到天明，難免又出閑言碎語，他們那時還未結婚。喬冠華拗不過她，嘆氣說：「你這個人有些事那麼勇敢果斷，偏偏有些事又那麼顧慮重重！」她掛上喬冠華的電話后，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電話，說周總理指示由連貫作代表同家屬一起赴香港料理章士釗的後事。在香港先開追悼會，骨灰由專機迎回北京再開正式追悼會。值班室並通知她當天下午在政協禮堂開治喪委員會籌備會。章含之放下電話之後，不知道該做什麼，心裡一片慌亂。她一直認為父親在她的生活中並不牽連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離去了，她才突然感到自己是他的女兒，他的逝去使她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塊。她睜著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親的種種往事都浮現出來。我們之間從沒有父女深情，因為在我童年時代他就去了大後方重慶；抗戰勝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邊，我只在下午放學回來偶然見到他。我的少年時代是極其孤寂的。父親忙於他的律師公務和應酬，母親忙於社交，幾乎天天打麻將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學，她剛剛睡覺。我下午放學，她又在麻將桌上，或出門赴宴。孤獨的我常常幾個小時地坐在樓頂平台上看小說，看天空，看自由飛翔的小鳥。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長樂路天主教堂做禮拜。家庭對我來說只是個嘈雜的房子，只有神父的佈道和唱詩班的歌聲才帶給我寧靜和夢幻。1949年我隨母親遷來北京后，與父親才天天在一個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養不出那種父女、母女的殷殷之情了。我很快捲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鮮打仗，想去三門峽造水電站。只要為了革命，我毫不留戀這沒有多少溫情的家。到了六十年代初，是**教育我要正確對待父親，他說血緣關係並非人與人之間決定親疏的惟一依據，我不應忘記父親對我的養育之恩。此刻當我意識到再也見不到父親時，他對我的那些點滴關懷都記起來了。在我上大學時，周總理有一次去看望父親，父親把我的一張照片送給總理，請總理關照我。後來，總理的秘書打電話到學校詢問我的情況。我知道后反而對父親很生氣，我說我不想當民主人士的女兒，受照顧，我要成為**的一員，走自己的路。父親到了晚年很想彌補我們之間的感情，但卻不知道為我做些什麼才好。……父親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醫院，有一段時間，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後他病情好轉了，有一天，我送家裡做的餃子給他。父親吃完后叫我坐在他床邊，非常動情地對我說：『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話我要對你說。我覺得對不住你。……章家到最後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點都沒有為你做點什麼，你是靠自己奮鬥成才的。我到這個年紀，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總算我章門有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動情，一時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親之間從來沒有這樣開誠地談過話，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時耳朵已經完全聾了，我寫下來給他看，要他放心，我不會辜負他的期望。他寬慰地點頭。這一切在當時是些生活中的瑣事，而如今父親離開人間二十年了，我才覺得幸虧有那次談話使他得到些許安慰。」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67～169頁。第二天清晨，喬冠華又給章含之去電話，問她睡一點覺沒有。她謊說睡了。他不信，又說要去。章含之推說有許多事情要做，不必了。她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說不定晚上也見不到他了，她還要去學校把女兒妞妞接回來。她說她一星期就回來，要他保重。這天下午，章含之去政協禮堂開治喪委員會的會議。散會的時候，天下起雨來，下得很大。她站在政協禮堂外的台階上，望著那傾盆大雨，心頭說不出的惆悵。正在這時，一輛汽車急駛過來，她當時的那位「通天朋友」從車上下來，匆匆找到她，說來給她「打招呼」--說在她離開北京的一周內，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傾錯誤是肯定的，喬冠華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並說要有思想準備，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線一邊還是死心塌地跟「喬老爺」走--章含之嘴上說謝謝她趕來打招呼，但心裡已亂成一團麻。這天晚上，章含之儘管非常忙亂，但還是希望能見喬冠華一面。無奈他也忙，活動完了又去周總理那裡開會。章含之知道那些會總要開到凌晨。他們兩人只通了一個簡短的電話，互道珍重。章含之很想給他也打個招呼，應付可能出現的政治危機。但她怕電話中說不清，反而增加他的壓力。7月2日，章含之懷著傷感和忐忑不安，離京赴廣州，再轉赴香港。當天深夜她從廣州給喬冠華寫了一封信的。信中她說：這次離開你很感不安。也許我把事情看得過重。我不放心你，擔心你的身體，也擔心你處理不好那些複雜的困難。不過我深信你對黨的事業的赤誠之心能使你在複雜的環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間最大的一致是我們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這一條，我們就可以永遠問心無愧。不管今後生活道路如何曲折，鬥爭的風暴如何狂烈，風裡雨里，我們總會在一起，這將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廣州的夜晚經過一場暴風雨的洗禮現在異常的清新和寧靜。剛才我在院中漫步抬頭看見晴空中明亮的一彎新月，想起你是多麼喜歡皎潔的月亮。我相信我們此刻正懷著同樣的感情望著同一個新月。生活與鬥爭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離。祝你一切都好。章含之在撰寫《十年風雨情》時飽含深情地寫到：「事隔二十二年，當我今天重讀這封信時，我難以抑制自己萬分的激動。在當年那撲朔迷離的政治變幻中，我對自己堅定的愛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這當初的山盟海誓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但我對所愛的人的信念，我對承諾的愛情的忠貞始終使我無悔無愧。」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第172頁。一周后，章含之捧著她的父親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兒妞妞乘周總理派的專機回到北京。飛機下降時，她從機窗里一眼就看到了喬冠華在等候骨灰的領導人行列中。他安然無恙，章含之頓感心頭的重壓消失了。在機場的忙亂中，喬冠華抽空對她耳語說晚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情況告訴她。不過並沒有等到晚上，她已經知道這「重要情況」了。就在章含之剛剛把殷夫人、章眉安頓在北京飯店住下之後，7月1日出發前給打招呼的「朋友」趕來飯店告訴她，在她離開北京期間，發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確定是犯了右傾錯誤，喬冠華被點名為「喬老爺的賊船」。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喬冠華面臨的是難以預見的命運。在那個年代甚至後來的相當長一段歲月中，誰又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呢？晚上，喬冠華和仲曦東一起來看章含之。他們兩人尤其是喬冠華心情很緊張，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厄運。喬冠華說為了不把她牽連在他的問題中，他盡量少來看她，因為她有著很強硬的「關係」，她只要不受他的牽連，她的事業會很順利。章含之望著喬冠華那疲憊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說什麼才好。這種局面，她雖略知緣由，但也遠非她的力量所能改變。她只得嘆口氣對他說：「有什麼必要講牽連呢！如果你是『賊船』，我早已上了這隻船，下不來了！」仲曦東也在一邊嘆息。此後的一段時間裡，喬冠華的處境一直十分困難，而章含之卻必須周旋於兩種勢力之間，內交真是比外交複雜得多。喬冠華和章含之的交往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煩，轉入了「半地下」的狀態。每當喬冠華晚上去章含之家，他就同老仲講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說喬冠華在他家，大約×小時后回家，有文件那時再送他家。如果是電話請示，則由老仲打電話到章家，再由喬冠華給部里回電話。實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喬冠華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為章、仲他們住同一衚衕，章在西頭，老仲在東頭，相隔二十多家，走過去不消幾分鐘--可以在交通員的文件到達前先到。如今來看，這真是何等的荒誕！為了這不可捉摸的政治，喬章兩人本來是正大光明的戀愛竟要用這避人耳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