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日(1)?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喬冠華夫婦十年婚姻裡頭最開心的一年。

這一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使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

全年工農業總產值為4504億元，比上年增快119%。其中，工業總產值3219億元，增長151%，農業總產值1285億元，增長46%。

同時，全面整頓也是黨和人民反對

「左」傾錯誤和

「四人幫」的一場偉大鬥爭，喚起了全國人民空前覺醒，加速了

「四人幫」走向滅亡的進程。鄧小平主持整頓，得到了毛澤東一定程度的支持，因為毛澤東希望恢復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同時，他又不允許任何人否定

「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提出的

「三項指示為綱」實質上是把發展國民經濟放在首位，這是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

「文化大革命」的反正。而對經濟、科技、文教等部門的全面整頓，不能不涉及

「文化大革命」中所實行的許多錯誤政策，不能不逐漸發展為對這些錯誤政策的全面系統的糾正。

這一系列的重要整頓深得民心，還促使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更加深入地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不僅觸怒了

「四人幫」，而且也超出了毛澤東所能夠容忍的程度。於是，從1975年8月開始，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毛澤東對《水滸》一書的評論，發動了一場所謂

「評《水滸》」的運動，大批

「投降派」，影射攻擊要求糾正

「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9月，江青在山西昔陽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大肆活動，造謠說：「《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10月，王洪文向毛澤東彙報說：「七、八、九3個月，謠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謠言來自北京。」這時，毛澤東病情加重，他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繫僅僅通過毛遠新來傳遞。

據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披露：對於

「四人幫」發起這一場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來和鄧小平心裡非常明白。

9月15日，周恩來在與人談話時說：「他們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幫』)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間，鄧小平在部分省委書記座談會上說：「評論《水滸》是怎麼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讀了三個月，讀了以後，主席發表了這一通言論。有人借這做文章，想搞陰謀。」周恩來和鄧小平都知道，他們面臨的，又將是一場生死惡戰。

從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來忍受著與癌症作鬥爭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喬冠華等談話，還多次找王海容和唐聞生談話，甚至找江青等人進行談話。

他知道，他的時間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爭，他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同

「四人幫」作最後的鬥爭。據《周恩來年譜》記載，與喬冠華的談話可以確定的日期有9月17日等。

從9底到11月初，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彙報，攻擊鄧小平。他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把生產搞上去了。」

「擔心中央，怕出反覆。」這些話很惡毒，對於不允許有人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產生了很大影響。11月2日，毛澤東肯定了毛遠新的上述看法，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是

「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吳德傳達了毛澤東對該校黨委副書記劉冰等4人反映該校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問題的信的批示。

毛澤東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以傳達這個批示為起點，全國開始了所謂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對

「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批評。毛澤東希望在

「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出一個肯定

「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鄧小平婉拒，他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由於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對他的批判逐步升級。於是喬冠華來和章含之所遇到的那一幕，便悄然而至。

喬冠華和章含之那種忙中偷閑苦中作樂的日子，到1975年結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場滅頂之災。

這年10月，基辛格來訪。10月12日晚，毛澤東會見后，章含之參與整理記錄直至凌晨。

在場那位

「通天」朋友突然對她說：「你別打瞌睡了。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一定就醒了。」章含之問什麼消息，她說：「要批判鄧小平了！」章含之確實給嚇醒了，問怎麼可能？

她告訴章說，毛主席批評了清華大學的劉冰信件，並說鄧小平同志是後台，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事態急轉直下。在全國還未有動靜之時，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

「右傾」高潮。10月25日，部黨核心組開會學習毛主席談話，會上有人聲色俱厲批判喬冠華月初在紐約會見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談話都犯了右的錯誤。

與基辛格的談話錯誤是遲遲不指出美蘇搞新慕尼黑陰謀，與日本外相會談的錯誤是急於與日本簽和平條約，在原定會談之外又加了一次會晤。

據說這都是毛主席批評的。與此同時，宣布要擴大範圍，把使、領館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學習。

喬冠華完全被這突如其來的形勢變化打懵了。誰也弄不清這批評究竟是不是來自毛澤東，卻又不敢頂撞。

於是，從10月27日開始，喬冠華做檢查，違心地檢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對美、對日的右傾錯誤。

正在那時，章含之要陪同一個尼泊爾的皇室團去外地，她十分放心不下喬冠華。

她記得，出發前的晚上與喬冠華，相依相偎呆坐在沙發里很久很久。他們都為國家的前途、自己的命運感到無限迷茫。

章含之對喬冠華說，不管多大的風浪，我們都必須頂住。喬冠華嘆氣說，周總理病得那麼重，誰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講這些事。

他打過幾次電話請示小平同志，但他對這局勢已無能為力，不好再去請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這一次只好聽天由命了！

喬冠華接著說：「反正我早已有準備罷官。只要我們在一起，罷了官就『回家賣紅薯』！」章含之突然情緒激憤地說：「不行！憑什麼就這樣挨整！我們可以向主席告嘛！」章含之認為，後來的一切錯誤都是這情緒的激憤引起的，也難怪，由於他們對當時真正的政治形勢根本不了解。

外交部的批判已經從喬冠華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的所謂

「對待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以及黃鎮的所謂

「在使館執行錯誤路線，打擊青年幹部」。一大批老幹部又面臨危機。章含之果真被自己的性格衝動所驅，狀告

「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裡，並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會見美國總統福特之後對矛盾的雙方說：「老傢伙還是有點用處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輕視老傢伙！」又說，「你們是造反派，原諒原諒老傢伙，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叫滾蛋！」從毛主席那裡回家，他們精神振奮地認為形勢並不那樣緊張，只是打打招呼，做點檢討，小平同志也無事，外交部經過毛主席批評也無大事，只是今後關係複雜難處！

然而，告狀的事終於使章含之陷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黑黑的

「無底洞」。直到許多年過去，她也弄不明白這陷阱是從何時何人開始的。

總之，他們被一些虛假的現象所迷惑，以為公道可以戰勝邪惡，誰能料到最後卻是他們自己被定罪為

「借刀殺人」！根據杜修賢的回憶，喬冠華其時也曾向毛澤東反映過心中的

「不平」，當時他恰巧也在場。他說，「接觸毛澤東的機會，喬冠華也不少，他經常陪外賓進出毛澤東書房，可他從未在主席面前談什麼，特別是外交部的事情。但是一個無防人之心的人，最終卻被人害了！整喬冠華的浪潮幾乎與批鄧同時開始。那時，每次見到他，他情緒極壞，他說，『老杜啊，這官當不了了。丟了烏紗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賣紅薯！』我聽說外交部在批判右傾，很為他擔心。」

「記得在1975年12月，我去主席書房拍攝會見外賓的情況，喬冠華正好陪外賓也在場，他表情比較嚴肅，和以往不同，好像心思重重的，主席會見外賓以後，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別，當握到喬冠華手時，主席和以前一樣總要開心地叫他一聲『喬老爺』。可這次喬冠華沒有笑，而是將頭深深低下，像犯了錯誤的孩子，輕聲自責道；『主席我犯錯誤了。』主席先是一怔，後來說；『那不是什麼錯誤嘛。』我私下問外交部的人，他們偷偷告訴我外交部有人告喬冠華的狀，說是他右傾，在聯大和日本人會談，和基辛格會談都犯了錯誤。主席這樣一說，我覺得喬冠華心情頓時開朗許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現在他的臉上了，以為主席發話，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斂些。可是後來，喬冠華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滿危機。再以後江青也乘機插手，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和奇妙！我有點擔心，問老喬怎麼江青過問外交部的事。老喬嘆氣說：『沒有辦法，指定的，現在只有我同他有點內部矛盾，先解決部內的問題。』聽他這麼一說，我以為情況會好一些，可是沒過多少日子，就聽說『喬冠華在外交部犯錯誤了』，傳言說他是『借刀殺人』點名批評了他，開始我們不明白這句話的含義。後來知道是指喬冠華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鄧，而是『打內戰』。在當時，這一傳言就足以使喬冠華由輝煌的頂峰跌入黑暗的谷底。」杜修賢：《沉浮人生中的喬冠華》，見《我與喬冠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79頁。

喬氏夫婦兩人容易情緒激動而感情用事，而這性格幾乎給他們招致殺身之禍。

哲人有云：「性格即命運」。喬冠華和章含之性格太相近，脾氣太相同，因而在一個人情緒衝動時，另一個不能用理智來抑制這種衝動可能造成的惡果，尤其是在政治遊戲之中。

多年後，喬冠華的一位老朋友對他說：「你那時只要再忍一忍，幾個月後就大不同了！」喬冠華說：「我忍了兩年，實在忍不下去了！」章含之嘆息著說：「也許都怪我闖的禍！」喬冠華動情地說：「不要這樣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頭是針對我的！」1975年剛剛結束，對中國人民來說，巨大的不幸降臨了。

元旦過後的一周，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周總理與喬冠華，多年來形成了一種十分親切默契的上下級關係，非常含蓄沉穩。

就連喬冠華的夫人也幾乎沒有見過他們之間有過任何私人來往，真可謂

「君子之交淡如水」。喬冠華的許多處世原則似乎默默地受到周總理很深的影響。

例如他從不愛在高級領導幹部之間串門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隊高級領導幹部打了多次電話請喬冠華夫婦吃狗肉，還要介紹幾位領導幹部的夫人與章含之認識。

喬冠華那些天實在忙，另外他也不習慣這種社交活動，所以婉言推辭了。

後來，因為這位領導再三邀請，而且直接打電話到章含之辦公室，喬冠華對她說：「不好意思不去了，就我一個人去，你不要去了！」章含之說：「人家直接請了我，為什麼你認為我不去為好？」他說：「我們最好不要多串門，現在那麼忙，你去了一次，碰見那麼多人，下次第二、第三個人請你，你去不去？去吧，時間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後你還要回請。人家說我六親不認，我看還是這樣好。應酬多了沒有什麼好處。以後再互相送東西，事情越鬧越多。你不要卷進去為好。」果然到後來，喬冠華處於逆境，他的一位老友來看他，埋怨他說：「當初你在台上，那麼多領導都願意同你來往，你總是除了工作，從不去走動走動。我過去勸你要多來往，你不聽，現在你有困難了，平時不走動，也不好有事幫忙才找人啊！」喬冠華則說：「我不後悔。我現在也沒有必要到處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黨中央會清楚的。」這裡不妨提及多年前的一件事。

1971年11月，喬氏夫婦參加第一個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六次會議。

當時，中美關係還是對峙階段，沒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間往來。初到美國，出奇地新鮮。

代表團中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說，要給周總理帶點美國東西回去，中國外交的突破，進入聯合國，他是奠基人。

於是，他們買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餅乾，這在當時的國內是從來見不到的

「洋貨」。回到北京，他們把這些東西送給總理身邊的小高，並且謊稱

「這是喬部長送給總理的」。他們當時不了解周總理與喬冠華之間三十年形成的默契，以為說是喬部長送的，總理就會留下。

誰知事情適得其反。東西送給周總理后不久，有一次總理召集外交部許多幹部開會。

地點就在人大會堂的西大廳。會開完后，周總理突然轉向喬冠華，很嚴肅地問他：「你為什麼要給我送禮？」喬冠華被問得莫名其妙，說：「我哪裡給總理送過禮？」總理說：「你從聯合國回來送了我餅乾和糖。你應當知道我的規矩，為什麼要送東西？我要當著大家問你，你把東西拿回去。」喬冠華更是糊塗，說他從未給總理送過這些東西。

這時，開會當中的與此事有關的幾人只好承認是他們乾的，用了喬部長的名義，沒跟他打招呼。

周總理聽說后口氣溫和多了，說：「是你們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給工作人員大家嘗嘗，美國來的嘛！不過以後不要這樣做了，我從來不收禮物。」然而，在這嚴肅的背後，周總理與喬冠華之間又是如此深情地關懷著對方。

1974年春天，周總理手術之後，開始恢復得很好，但過了幾個月病又複發了。

第二年秋天，當喬冠華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又來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時，周總理的病情惡化了。

喬冠華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國時，喬冠華同章含之商量想帶點東西給總理。

章含之說：「你不是從來不給總理送禮的嗎？」喬冠華神色黯淡地說：「可是總理現在是病人啊！我想他會懂我的意思。」於是，他們從自己當時的十美元零用錢中買了一盒蘇打餅乾，一大盒夏威夷果。

喬冠華說總理生平最愛吃花生米，他一定會喜歡這夏威夷果。他說路過巴黎時再讓曾濤準備點總理和鄧小平最喜歡的法國新月形麵包。

回到北京，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他們夫婦倆只能秘密地讓司機把這些東西送到總理醫院。

那時，除了見外賓，喬冠華等人都見不到總理了。過了些時候，周總理在醫院會見外賓，恰巧陪見是喬冠華，章含之是翻譯。

見完外賓后，周總理招呼兩人留一下，他談了些其他事情，喬冠華請總理多多保重。

最後周總理頗為動情地對他們說：「你們送來的餅乾、果仁、麵包我都收到了。冠華是知道我從不收禮的。不過這一次我懂得你們是送給病人的慰問。所以我收下了。難得你們想得周到，我很愛吃。」這時，章含之看到喬冠華眼中閃動的淚光，他有點哽咽地說：「總理，你千萬要把身體養好！」這一次，當他們離開醫院時，周總理和喬冠華緊緊握了手，時間很短，但從他們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最真摯的深情。

回家途中，喬冠華沉默了一路，章含之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終於，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臨了。

元月8日上午，李先念突然取消了一次由外交部亞洲司負責的客人會見。

章含之打電話問喬冠華出什麼事了。喬冠華只說了一句：「可能總理情況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會堂開會。

喬冠華回到家時極度悲傷，他說了一句

「總理去了」，再也無法繼續。歇了好一陣，他才告訴夫人，中央通知他去開會，成立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

他到達大會堂時，在台階上碰上當時的衛生部長劉湘屏(謝富治夫人)。

她告訴他，從7日開始，周總理病情惡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說他最後還要見見一些同志，有些話要講講。

本來當天下午安排要見喬冠華，但中午總理已經很疲乏，醫生勸他下午不要再會客，第二天早上再見。

總理點頭同意了。沒想到8日清晨，病情急劇惡化，他未能如願見到喬冠華和另幾位數十年在他領導下工作的同志。

喬冠華哭了，劉湘屏也哭了。章含之勸慰他說：「我知道你最後沒見到總理難過。不過他最後挂念的幾個人中有你，這是種安慰。」在此之前，喬冠華利用一次見外賓的機會，對1973年底發生的對周總理不公正的批評，當面向總理表示當時自己的發言也是錯誤的，對不起總理，請他原諒。

周總理非常寬容地說：「那怎麼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喬冠華覺得當時在總理需要幫助時，他未能做什麼，心裡一直十分內疚自責。

周總理則安慰他說：「不要這樣想。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周總理逝世之後，喬冠華惟有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機會向總理表示過自己的自責。

圍繞著周總理的喪事，當時的中央內部發生了重大鬥爭。由於

「四人幫」的淫威，國務院發了一道道禁令不許群眾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

全國人民、北京人民激憤異常，置禁令於不顧，從白天到黑夜，成千上萬的群眾湧向天安門。

喬冠華在那些日子裡，一面忙著治喪委員會的事，一面為人民的奮起激動不已。

周總理去世后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當時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趙稼來看喬冠華夫婦，說起天安門廣場的情景，都很激動。

喬冠華站起來說：「走，我們也去天安門。」夫人章含之和趙稼都提醒他

「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讓去，他是高級幹部，如果被人發現要惹麻煩。

「怕什麼？悼念總理，何罪之有？」喬冠華回答很乾脆。於是司機老楊開車，章含之和趙稼陪同喬冠華到了天安門廣場。

那已是晚上八九點鐘。冬日夜長，天安門廣場周圍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關部門故意把一部分燈光熄滅了。

但廣場內人聲鼎沸，許多人打著手電筒在念悼詞，場外絡繹不絕地有人往場內送花圈。

儘管是黑漆漆的夜，卻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楊把車子停在人大會堂東門，他們四人就進了廣場。

喬冠華很快被人們認出來了，於是他周圍聚集了很多人，歡迎他參加群眾的悼念活動。

老楊怕出事，堅持把他拉回車旁去了。章含之也怕招來政治上的禍事，勸他早點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喬冠華就心情憂鬱。10點多鐘，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楊開車去天安門廣場。

他們到達時，聚集的人群幾乎填滿了寬闊的廣場，紀念碑上上下下放滿了花圈。

喬冠華夫婦走上了紀念碑。光天化日之下，喬冠華當然被一眼認出來了。

人們歡迎他，說了許多感人的話。從紀念碑往下走時，碰上了幾位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記者正在現場採訪。

他們驚異地發現了喬冠華，搶先幾步，倒退著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鏡頭。

夫人問他：「把你拍進去怕不怕惹麻煩。叫他們不要拍吧！」可他卻說：「拍吧，就拍我喬冠華在天安門和群眾一起悼念總理。」如果

「新影」還保留了當年的資料的話，人們真應該重溫一次當年在重重陰霾下，喬冠華那勇敢無畏的氣魄。

可是，令人做夢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後那些真正做過對不起周恩來總理事情的人競搖身一變大講如何忠於總理，繼而利用手中的權力把

「反總理」的帽子扣在喬冠華頭上。80代初，黃鎮在談到這段往事時曾氣憤地說：「老喬對總理的感情我知道。總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門都告訴過我。」然而，當有人決意要把喬冠華置於死地時，有誰會尊重歷史事實呢？

喬冠華為周總理的後事投入了全部感情。1月10日那天，他護送總理遺體去八寶山火化，車隊到了八寶山公墓大門口，那裡早已圍著許多群眾要求再看一眼總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總理遺體不要火化。

於是哭聲、喊聲又起，經一再做工作后，方才慢慢地平靜下來，但一直到半夜12點多鐘，人群依然聚集在那裡。

安放在玻璃棺內的周總理的遺體移送到公墓火化爐前暫停，鄧穎超雙手扶著棺蓋，眼睛看著安詳地躺在裡邊的周總理，她守候在旁噓唏不止。

醫療組、警衛、秘書、服務員、幾位治喪委員會成員把屋子擠得滿滿的，人們大聲哀號不止。

殯葬人員一再過來勸告大家：預定火化的時間到了，請大家讓開。爐門已經開啟，裡邊冒著熊熊烈火，他們不說則已，經他們這麼一說，人們一下子擁到玻璃棺前將它團團圍住，大聲哭叫著：總理啊，您醒醒吧！

總理啊……喬冠華此時也異常悲慟，他實在太難過了，人們還從來沒見他這樣動感情。

他扶著總理的靈柩哭著說：「總理，你一生沒有孩子。今天讓我充當你的晚輩送你一程吧！」在場的人聽他這些話哭得更傷心了。

您不能走啊!他們拚命地哭喊，把嗓子都哭啞了，眼淚嘩嘩地往下流，這種發自內心的悲傷痛徹心肺，大家用手使勁地抱著棺蓋不準殯葬人員過來碰一下，惟恐把總理奪走。

按照鄧穎超的囑咐：總理的骨灰要純、要乾淨。警衛、護士等都到火化爐後面的房間去等候。

喬冠華等幾位部長、國務院辦公廳負責人、部分醫療組成員及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也都守候在爐旁。

大家的眼淚早已哭干，嗓子哭啞，只是靜靜地等待著。他們通過火化爐鐵門上的玻璃孔觀看遺體火化時的情形，大約經過四十多分鐘，一塊塊冒著青煙、滾燙的白骨放在一張鋪著白布的桌子上，工作人員洗乾淨雙手，用酒精消毒后戴上醫用手套，將炙手的遺骨捻成粉末，小心翼翼地裝進白色綢布袋，再將袋子放進骨灰盒裡。

隨後喬冠華又護送總理骨灰去勞動人民文化宮。章含之一整天沒有見到喬冠華。

當晚，杜修賢打電話給她，電話中，老杜的聲音聽來似乎蒼老了許多，他說：「你這些天要多照顧點喬老爺，我怕他挺不住了。……」當時，章含之確實怕自己的丈夫頂不住了。

她後來回憶道，「我聽著老杜的電話也落淚了。我深知冠華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忘情地為總理送行的。就在總理逝世前一個半月的七五年十一月下旬，外交部『率先』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當時，在外交部的黨組會上，有人指著冠華，聲色俱厲地說：『外交部這次批右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喬部長。你在紐約同基辛格談判時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蘇在搞慕尼黑陰謀』。你在同日本外相談中日和約時右傾妥協！你的錯誤是1973年總理右傾錯誤的重複和延續！』一個半月後，冠華頂著政治上滅頂之災全身心投入地送總理最後一程。果然，就在喪事完畢后不久，外交部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譏諷地在會上說：『喬部長，聽說你在八寶山說要當總理的兒子給他送終，你可真是個孝子賢孫啊！』然而，此後又過了十個月，當形勢發生巨變時，同一些人卻又像慨激昂地批判冠華『反對周總理』。今天，當我的心已平靜下來可以面對無情的歷史時，我已不再激動，留給我的只是苦澀的清醒和心靈的一片空白。」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03－204頁。

周總理喪事的最後一件事是勞動人民文化宮的3天群眾悼念。各國使領館也前去向總理的骨灰告別。

當時

「四人幫」控制的中央把守靈規格壓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級別低的政治局委員守靈。

給外交部的

「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級領導輪流值班。如果按此執行，每個正、副部長只需守半天靈。

當時，喬冠華很悲憤。他在黨組會上說：「這是最後一次為總理送行了。我們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說的辦。但我本人準備三天全部時間都在場。」他還對夫人說：「各國使節來向總理告別，外交部長怎麼可以不在場呢！這種規定太過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風凜冽。

在大門洞開的大殿里，溫度降至零度以下，喬冠華已勞累一周，堅持在靈堂替總理守了3天靈。

3天過後，喬冠華終於心力交瘁，發高燒住進了北京醫院。住院期間，外交部要召開

「反擊右傾翻案風」動員大會，要求喬冠華出來主持會議。喬冠華因病請假，其他兩位副部長也生病。

最後在動員大會上，有人諷刺說：「外交部不景氣，部長們病了好幾個。不過今天早上給北京醫院打電話問喬部長病情，醫院說他今天的體溫是365度。」言下之意自然是喬冠華假裝生病，抵制運動。

章含之參加會議後到醫院告訴他，他長嘆一聲說：「隨他們去吧！總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樣了。」這時章含之不知為什麼聯想到1957年，喬冠華幾乎被打成

「右派」，是周總理愛惜人才，把他保下來了。即使這樣，到了1958年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周總理處境困難時，喬冠華還是被定為犯有

「右傾」錯誤，受到

「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喬冠華對她講到那段時期時曾感慨地說：「那時候真鬼都不上門啊！連帶有親戚關係的也怕沾邊，不來了。」章含之有一種直覺，現在周總理不在了，能像總理那樣了解冠華的又有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