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晚年(1)(圖)

在其後的兩年多時間裡，喬冠華因

「四人幫」的牽連而長期受審查，他和夫人章含之被隔離開來，他被軟禁在家裡，而章含之則被關在外交部，兩人不能見面長達785天。

在這期間，喬冠華多次寫信、打電話，找以前他幾乎天天見面的領導人，想訴說心中的委屈，可沒有人聽他的陳述，喬冠華心中是多麼的鬱悶！

喬冠華、章含之分別寫了上百萬字的陳述和申訴，全部如石沉大海，毫無反響。

事後，喬氏夫婦輾轉反側，仔細分析，認為各種因素夾雜在一起，喬冠華必然會被打倒。

據章含之透露：1976年1月8日總理逝世。全黨擔心張春橋會接任總理。

當中央宣布由華國鋒任代總理時，我仍記得冠華與黃鎮參加宣布任命會一起回到我們家時興奮不已，一定要我拿酒來祝賀。

當時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華國鋒身上。接下來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只知道一張無形的大網悄悄布開，冠華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個巨大的陷阱。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訪華，江青突然異常積極，不斷把冠華、我、禮賓司長朱傳賢及黃鎮大使叫到她的10號樓作各種吩咐，陪同看戲，送花送菜。

在這期間，江青說毛主席那邊告訴她，說是主席的意見，秘書不再接受我們的材料。

部分老幹部在我們家商議，都感到無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這短短的3月至5月間江青的過問成了喬冠華和我最終的悲劇。

沒有人出來說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沒有人出來承認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過的決定，也沒有人出來說當時喬冠華的孤注一擲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幹部在

「批鄧」運動中未受衝擊，更沒有人指出從6月份開始，江青轉而大肆指責喬冠華，並揚言要撤他的職。

那時候毛主席還在世。我們默默地承受著種種的屈辱和不公。冠華終於垮了！

他先是心肌梗塞，接著患肺癌！也許有一件事也是喬冠華必須被清除的因素。

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會見紐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陪見。

當天，冠華回家，告訴我說會見前，華國鋒要他在人大會堂等候。當時，毛主席的健康情況已很不好，說話已很不清楚，有時需要寫下來。

在此之前，這種情況已存在一些時候，毛主席身邊的人就撿那些條子收藏。

我曾對冠華說，哪天，我也拿幾張，留作紀念。當時，冠華說：「你千萬不要去拿這些條子。這些條子都沒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後，有人斷章取義利用某張條子，而它恰恰在你手裡，你如何是好？」這天，冠華說：「主席今天又寫了三張條子，是在外賓走後單獨與華總理談國內問題時寫的，被華總理收起來了。」他說見完外賓，華國鋒總理來到福建廳時，很高興地給冠華看那三張主席親筆寫的條子：「照過去方針辦」、

「慢慢來，不要招(著)急」以及

「你辦事，我放心」。也許是命運註定的劫數，冠華偏偏問華國鋒這

「你辦事，我放心」是講什麼事。當時華說他彙報了四川、貴州的

「批鄧」運動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熱衷打內戰，擬將兩派叫到北京，要他們集中

「批鄧」。華說主席累了，就寫了這個條，叫我去辦了。當天晚上，政治局開會傳達毛主席會見外賓談話及其他指示。

深夜，冠華回到家時對我說，「有件事很奇怪，華總理下午明明給我看三張條子，到了政治局會上，他只讓大家傳閱了兩張。那張『你辦事，我放心』沒有拿出來。」我隨口說：「你不是說過這類沒有上下文的條子日後很容易作任何解釋嗎？」冠華說國鋒同志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於謙虛，不拿出來。

此事我們也就淡忘了。五個月後的10月6日，粉碎

「四人幫」時，冠華正參加完聯大會議后順訪意、法兩國。在巴黎時聽到消息，他與曾濤大使舉杯暢飲，他哪裡會想到此時的華國鋒已對外交部領導說

「喬冠華大概要逃跑，我們可以派架飛機把他老婆送去！」同時，他把那三張條子發到全國，尤其是

「你辦事，我放心」，被說成是毛主席指定他當接班人的依據。敏感的西方記者嗅到了一點氣氛，在巴黎問冠華

「聽說你回國後有麻煩」。冠華仰天大笑，說他和全國人民一樣，心情舒暢，這是無稽之談。

他又哪裡知道，此時華國鋒已向外交部黨組說

「喬冠華是最先看到『你辦事，我放心』這張條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見，卻抵制毛主席指示，並向外交部黨組封鎖消息」。

於是，在冠華踏上他深情鍾愛的祖國土地準備與全國人民分享勝利的歡樂時，一張天羅地網已經擺開，一項

「抵制毛主席臨終指示，反對華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莫大罪名己在等待著他。

冠華一介書生，還認為這些都是誤會，他說只要向華國鋒等人解釋清楚就可以了。

誰知，一個外交部長、中央委員此時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任何人都不接他電話，直到最後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都沒有一個中央的領導找他談過一次話！

往事不堪回首！三十一年前當我踏進外交部的大門時，我是個對政治鬥爭一無所知，對名、利也無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

70年代激動人心的外交以及我與冠華的傾心相戀給了我一個金色的夢。

但是殘酷的現實使這個夢只存在了一瞬間，它很快變得支離破碎。當1983的9月冠華最終離我而去時，這個夢也就被撕扯得無影無蹤了。

但是我卻始終遊離於殘夢與現實之間，難以擺脫。……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9頁。

1977年3月，喬冠華的心肌梗塞複發，住進醫院，病情稍稍穩定，又出院接受審查。

1978年1月22日，喬冠華寫了一首題為《有感》的詩，託人捎給章含之。

詩曰：長夜漫漫不肯眠，只緣悲憤塞心田。何時得洗沉冤盡，柳暗花明又一天。

不久，喬冠華患了肺癌，此時竟有人要將喬冠華關進牢房，幸虧被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阻止了。

同年8月，喬冠華住進北京醫院做肺癌切除手術，外交部有關領導又要取消他的

「高幹醫療待遇」，又是鄧小平、王震出面說話才作罷。在喬冠華受審查期間，大約是1977年夏秋之間，北京派人來到喬冠華家鄉江蘇建湖縣，聲稱是搞

「喬冠華專案」的，調查他的

「罪行」。來人在村子里住了幾天，開座談會，他們找了喬冠華的大嫂吳氏，還找了其他人，稱喬冠華是

「反革命分子」，家鄉的人根本不信。吳氏大嫂說：我公公喬守恆，一生清白。

我丈夫喬冠軍，早年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在鹽城集仙堂小學做教師，辦過革命刊物，已經病逝。

我兩個兒子，大的喬宗明參加抗美援朝，是志願軍偵察兵，犧牲在朝鮮戰場上，小兒子喬宗連是國家幹部，在鹽城紡織廠當科長，兩個女兒都在農村種田。

我二弟喬冠輩，思想進步，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喬冠華是老三，很早就參加革命了。

還有個老四(即喬冠華異母弟弟)，也參加了抗美援朝，後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休養。

我們一家都是革命的，哪來的反革命？左鄰右舍的人，都證實吳氏大嫂說的全是事實。

來人沒有撈到什麼

「油水」。1975年秋天，喬冠華陪外賓到揚州，本想順道回故鄉看看，無奈公務纏身走不開，正巧外交部有個年輕的女翻譯朱一冷是鹽城人，請假回家探望父母，喬冠華便囑咐她多拍一些家鄉新貌的照片，帶回去給他看看。

這位女同志自己未顧上拍照，便將此事託付給鹽城地區報道組組長，這位組長找人去喬冠華家鄉東喬庄和他讀過書的鹽城拍了十幾張照片，附了個文字說明寄去。

這本來是喬冠華思念家鄉之舉，是很平常的事。誰料到現在，竟也成了喬冠華的

「問題」，有人專門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脈。這恐怕是喬冠華始料未及的。

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版，第278頁。

1979年2月17日，喬冠華作肺癌手術愈后，章含之從醫院裡把他接回家養病，隔離了785個日日夜夜的一對恩愛夫妻，這才喜得重逢。

其時正是春寒料峭，一片蕭瑟的時節。喬冠華的身體十分虛弱，章含之為他流了不知多少淚，但畢竟歷盡劫難，他們又在一起了。

這時，章含之將主要精力撲在丈夫身上。曾經有人問章含之：「由於和喬冠華的結合，你是不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照顧喬冠華上。」章含之回答：「沒有，因為當時喬冠華也很忙，他也沒有什麼需要我去照顧他的。再說我也沒多少時間去照顧他，我後來在亞洲司當副司長主管南亞事務，我同時還兼一些重要的高級會談的翻譯，所以我也挺忙的。真正需要我照顧的是他後來賦閑以後，又得了癌症，那個時候他就非常依賴我了。」這一年，他們院子的梨樹

「老友」又以千朵小花慶賀他們的團聚。章含之那時心中不覺暗自產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似乎這梨樹真通人性，它的興衰也許顯示著冠華的安危。

懷著這種念頭，每年春天，她都焦灼地等待老梨樹的信息，盼它一樹錦繡，象徵喬冠華這一年吉祥如意。

此後，章含之記得，「1983年的春天在憂慮中來到我們的小院。這時冠華第二次癌症複發住進醫院。我的心情壞極了，我知道訣別已在眼前。每天當我翻過一篇日曆，我的心都不禁抽泣，我和冠華的日子又少了一天！那時我天天在醫院陪住，中午趁冠華午睡，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為他取中藥、牛奶和他想看的書。我無心照料庭院，總是來去匆匆。但是在一個春天的中午，我無意中看到老梨樹枯萎了，連樹身都伺倭著彎曲下來。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花蕾無精打彩地掛在零亂的樹梢上。我不禁驚呆了，馬上想起了多年來心裡神秘的聯想。我詛咒自己為什麼把冠華的命運和這棵草木之軀連在一起。我突然再也忍不住心裡積壓的悲痛，抱住老梨樹，失聲痛哭。難道這樹木真有靈性？難道它真的顯示了冠華生命之火正在熄滅？我的心突然一陣陣絞痛得厲害，不敢再往下想……」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52～253頁。

喬冠華出院后，休養了一段時間，又住進北京醫院化療。1980年秋，他再次出院回家療養。

此時，外交部送來一個

「改正」通知，說：1958年批判喬冠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批錯了，撤銷當時所給予的

「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令人啼笑皆非。可是，這有什麼用？他到底是不是

「四人幫」的骨幹，審查了兩年多，此時尚沒有結論，喬冠華對此泰然處之。

他曾仿唐劉禹錫《再游玄都觀》一詩，改寫了一首述懷詩：百畝園中儘是苔，艾蕭未盡蘭花開。

邊緣戰士今何在？前度喬郎今又來。喬冠華的老友蘇州李顥，得知喬冠華出院，特地派次子來北京探望喬冠華。

喬冠華很高興，臨行前(1980年8月21日)，喬冠華特地寫了一首《懷李顥》的詩，並寫成條幅，讓李顥兒子帶回去。

詩云：長憶寒山寺，江楓映火明。何時一杯酒，促膝話生平。喬冠華1980年8月21日李顥說：「這首詩是我們終生友誼的象徵。」這麼多年來，李顥教授一直珍藏著這首詩。

梁奎峰：《人間自有真情在--喬冠華與李顥》，見《我與喬冠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45～246頁。

這年冬天，在《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的老友崔奇去看喬冠華，見他玻璃台板底下壓著

「新年開筆，大吉大利」八個字，便問他：「你在養病，還準備開筆寫什麼呀？」喬冠華說：「我現在已不能恢復工作了，但還想做兩件事：一件是想寫一部外交回憶錄，『開筆』是指寫回憶錄，不過到今天一個字也未寫成。還有一件事，就是把過去寫的文章編集出書。」過了一些日子，崔奇接到喬冠華的一個便條，上面寫道：「因感冒又去醫院住了兩個禮拜，大前天星期日下午回來的，如有空，希近日來舍下小坐。」崔奇應約去了喬冠華府上。

除了閑談，喬冠華談到編書和寫回憶錄的事，希望他協助。崔奇說：「編書很簡單，我可以替你把過去的文章通讀一遍，做一番校勘工作，文字上需要改動的地方，我同你商量一下就是了。」關於寫回憶錄，崔奇建議：「你現在身體狀況，不宜伏案疾書，日試萬言，最好你來口述，我可請一位新聞系研究生來採訪和記錄，整理出來你再加工修改。還有一個辦法，你自己回憶起哪一件事，就對著錄音機自言自語，或請含之同志陪著你談，旁邊放著錄音機，先記錄下來再整理。」喬冠華很贊成后一種辦法，希望崔奇能抽空到他家去，同他對談，並幫他回憶一些往事，崔奇欣然答允了。

喬冠華在抓緊時間整理舊作的同時，已經在構思他的《外交回憶錄》。

他對崔奇說：「我寫這部外交回憶錄，不想靠檔案，也不需要調檔案，只想把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記錄下來，而且，有些材料檔案里也沒有。過去常有這種情況，關於某個重大問題的決策，只有很少的人參加了議論，毛主席、黨中央作出決定后，就立即分頭去執行，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和檔案。再說，我的這部外交回憶錄，既不是為個人宣傳，也不就事論事地僅僅寫那些具體的外交活動，而主要地是寫毛主席、周總理、中央對每個歷史時期的國際局勢和重大國際事件曾作了怎樣的戰略估計，根據這種估計作出怎樣的外交決策，制定了怎樣的方針政策，主要地是寫主席的戰略思想和周總理的外交藝術，也就是要寫出新中國外交的新風貌。為此，不僅有個了解情況的問題，還有個如何理解和評價的問題，從而使這部外交回憶錄能夠為後人研究新中國的外交史，總結歷史經驗，提供比較豐富的思想資料。從這個意義上講，也不是靠調檔案可以解決的。」喬冠華具體介紹了如何寫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周恩來的外交藝術，中央的外交方針政策的想法，他說：「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極其豐富生動的內容的，它體現於我國的全部外交實踐活動之中」。

接著，他列舉了以下幾個方面，他激情澎湃地說：--我要寫新中國外交那種不怕武力威脅，不畏強權政治，不屈從於任何外來壓力，那種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誰想損害我國的獨立主權

「連半個指頭也不行」的頂天立地的氣概。--我要寫毛主席如何運籌帷幄，高瞻遠矚，打出一張外交的牌就可影響世界，調動全局的那種雄才大略。

--我要寫毛主席在兩強對峙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在諸大國之間，如何縱橫捭闔，作出既維護我國的安全和獨立，又有利於我國國力的壯大和走向繁榮富強的英明決策。

--我要寫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戰略思想和策略原則，如

「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理有利有節」，「不為天下先」，「以鬥爭求團結」，「區別對待」，以及團結大多數和統一戰線思想等等，在外交上，在國際關係中，得到怎樣有聲有色地運用和發展。

--我還要寫毛主席、周恩來關於

「凡文事必有武備」，「弱國無外交」的思想，關於國家的實力是外交的後盾，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又為增強國家實力創造有利的國際條件；關於軍事鬥爭、外交鬥爭以及宣傳工作互相配合和統一指揮，等等。

最後，喬冠華概括說：「總之，要說明新中國的全部外交都是為了實現這樣幾個戰略目標：一是維護我國的獨立和主權，二是維護我國的安全利益，三是創造有利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走向繁榮富強的國際環境和條件，四是有利於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正義事業。」對《外交回憶錄》的寫法，喬冠華也有打算，他說：「我的外交回憶錄和官方外交史不同，外交回憶錄不僅寫事，還要寫人，不僅寫國家領導人，還要提到眾多的新中國外交工作者，包括對外交工作作出貢獻的新聞工作者和翻譯工作者……我是以個人身份來寫外交回憶錄的，所以我對親身經歷的國際事件、國際會議以及直接間接打過交道的外國政治家、外交家，從杜勒斯到基辛格，從莫洛托夫到馬利克，都要作出我個人的評論。」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著重強調，當然也不是只寫戰略和策略思想，也要寫具體活動，包括一些有意義的細節。

周總理有一句名言：「外事無小事」。有時候，我們的政策思想就表現在一字一詞的爭執上，表現在一言一行的不同處理上。

從喬冠華的這些談話中，可以知道，對於怎樣寫這部回憶錄的一些設想，他已考慮得相當周到了。

最後他還說要在全書的扉頁上從《楚辭》中抄一段話作為題辭，崔奇建議說那就用魯迅所集的

「望崦嵫而勿迫，恐鵜鶘之先鳴」這兩句吧。他表示同意，說

「是要抓緊時間啊」。但是很可惜，他的《外交回憶錄》的錄音工作沒有正式開始，他就病倒了，而且一病未起，寫《外交回憶錄》的願望，終於未能實現。

崔奇：《憶喬冠華二三事》，見《我與喬冠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50頁。

其時，喬冠華夫婦劫後餘生，過著賦閑的生活。他過去的老朋友、老戰友並不嫌棄，紛紛送來人間溫暖，溶解了他們心頭的冷霜。

除了上面我們提到的李顥、崔奇之外，徐遲來了，馮亦代來了，夏衍來了，黃苗子、郁風夫婦來了，吳祖光來了，李慎之來了……李慎之友是喬冠華的舊交。

這兩位在50年代惺惺惜惺惺的才子，曾經有過一段密切交往的經歷，他們一起臧否人物，評點風雲際會的國際形勢。

後來，李慎之被錯劃為

「右派」……80年代喬冠華落魄后，門庭冷落，但李慎之卻常去看他。

喬冠華去世時，李慎之寫的輓聯一直掛在他和章含之最後的家中。50年代，他們從政時曾經相互傾訴各自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說，他最想成為一個大學校長，辦好一所大學；喬冠華說，他最想成為一張報紙的主編，辦好一張報紙。

遺憾的是，這兩位

「把一生交給黨的」知識分子，卻無法實現他們心儀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把辦好一所大學的願望也降低到了

「下輩子作中學公民課教員」。著名作家徐遲與喬冠華同庚，他才華橫溢，學貫中西，但同樣百般推崇喬冠華。

他在題為《祭於潮》的一文中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以後，有一段時期我曾同他一起工作。但是我們的接觸反而不能如以前那樣的多了。在他初次去聯合國之前的別宴上，聽到他詠螃蟹的詩句：『一去成功湖，此物最相思』，為之莞爾。在開城板門店，也曾見了一面，感到他對於敵方真能針鋒相對，遊刃有餘。以後，卻隔行如隔山，幾乎沒有再見面了。但他的風韻，他的文采，還能從新聞電訊中，甚至從外交文件中，隱約窺見。此後之事，眾所周知，無需贅述。但時常看到他身負重任，尚能稱職，還是欣慰莫名的。只能笑語自慰，他是在跟基辛格、尼克松、田中角榮、瓦爾德海姆、馬利克、葛羅米柯這等人物打交道，吾輩可是不容易見到他了。就這樣闊別了二三十年，久未和他通上音訊了。」

「有趣的是人生誠如螺旋。到了他的晚年，我們又能見面敘舊，說些老話了。他仍然警語甚多，妙趣橫生。雖然他重病在身，是不治之症，但是風貌不減當年，並未形容枯槁，他還可以息影書齋，閉戶讀書。惜乎天不假年，滿月西沉，千秋功罪，自有公評……」徐遲：《網思想的小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頁。

據章含之撰寫懷念徐遲的文章披露：「記得是有一年的深秋，冠華接到徐遲的電話，說他在北京，想來看我們。冠華很高興，請他來共進晚餐。於是，我第一次見到作家、詩人、冠華的老友徐遲。那時候他很健康，步履輕鬆，看上去比他實際年齡要小很多。他高高的身材，很瀟洒，很有風度，也很健談。晚飯時，冠華囑我溫了紹興加飯酒與徐遲對飲。他們談了很久，兩個人看上去都神采飛揚，似乎又回到了他們談得最多的30年代在香港的種種往事。」

「後來，我問冠華為什麼過去徐遲沒有來過。冠華頗為感慨地說大概那時候他官大，門檻高，這些老朋友就都敬而遠之了。他不無遺憾地說他那時一年到頭忙，也很少想到和老友重聚。由此，我想到亦代、李顥和其他一些冠華的老朋友。在我們的門口車水馬龍的年代，史家衚衕五十一號的院子里從未見到過他們的身影。而如今，這院子門可羅雀，他們卻紛紛來到了冠華的身邊，給他那寂寞的賦閑生活帶來了許多友情和樂趣……」以後，「冠華同徐遲時有往來。徐遲把他的書寄給冠華，冠華都認真地註上收到的日期。再後來，冠華離開人世，徐遲寫信來，開始是要我節哀，後來他的信卻都是鼓勵我寫作。我那時很沒有信心，我說我的文字功底太差，怕寫不好。徐遲那時並沒有看過我寫的東西，卻『盲目』地相信我能寫好。我感覺到他並非是一般性地鼓勵我。徐遲是個極認真的人，他以滿腔熱情推動著我去握起筆。那時，我請他考慮是否可以由他寫一部《喬冠華傳》，我當他的助手，他卻說這傳記是一定要寫的，而且一定是一本『好得不得了』的傳記。不過，徐遲說，這傳記一定應當由我執筆，他幫助我。為這事，徐遲不厭其煩地一而再地想推動我開始去著手準備。可惜我畏懼困難，始終沒有開始。……」章含之：《祭徐遲》，見《那隨風飄去的歲月》，學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01～402頁。

在這突如其來的逆境中，喬冠華絲毫沒有動搖他的共產主義的理想與信念，所謂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此時的喬冠華的真實寫照。

80年代初期，當時的年輕人有一個時髦的話題叫

「信仰危機」。有一次，一群年輕人來訪，其中一位問喬冠華：「喬伯伯，你一生廉潔，忠心耿耿，卻被整得這麼慘，你不對自己的信仰動搖嗎？」喬冠華激動起來，認真地說：「我不是工農出身，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不是因為自身受壓迫，而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16歲離家，尋求真理，在清華園裡，我就開始讀馬克思的書。後來在德國，我研究康德、黑格爾，研究馬克思的學說，最終決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如果我現在對自己的信仰動搖，豈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30頁。

喬冠華還抄了一首《訴衷情》詞，送給這位年輕朋友作紀念，詞曰：先烈忠貞為國讎，何曾怕斷頭！

而今祖國紅遍，江山靠誰守？雖未終，鬢已秋，長驅倦。你我後輩，忍將夙志，付與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