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里斯的預言

「冷戰」時期，美國國務院的官員用放大鏡在地圖上，找出了我可以去一所大學講學的路徑。回絕了阿富汗司法部長的任命，熟悉阿明的阿裔美國法學教授告訴我，阿明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背景，他在阿推行社會主義，是為了讓蘇聯像美國當年陷入「越戰泥潭」一樣陷入阿戰。對駐美的蘇聯外交官而言，「冷戰」期間在美國的旅行並非小事一樁，當然，對駐蘇的美國外交官也一樣。許多城市和地區是「不開放的」，甚至到「開放」城市的旅行也需要國務院的特許。有時，城市也許是「開放的」，但附近的機場和公路卻是「不開放的」。我就曾經遇到這一次這種情況，當時我在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擔任一秘，1979年夏天應邀到明尼阿波里斯大學講學。在收到我的申請之後，國務院認為，雖然明尼阿波里斯對蘇聯外交官開放，但周圍的道路和機場卻是不開放的。但是，邀請單位並不打算取消我的這次講學，自行堅持要求國務院找出可以使我成行的辦法。此後，專程到華盛頓處理此事的大學代表告訴我，他們與國務院的工作人員一起，將地圖攤開在桌上，藉助放大鏡，終於發現明尼阿波里斯市周圍的紅線並未合攏，而在缺口處正好有一條鐵路線穿過。這也許是監督人員的疏忽，沒能將紅圈畫圓，但這卻使我有可能乘火車抵達明尼阿波里斯。實際上，在這條荒廢的支線上旅客列車在離城最近的車站每天僅通過一次，並且在凌晨四點。我不得不先飛到開放的羅徹斯特市機場，然後乘汽車到荒無人煙的小站「紅翼」，等待這趟火車。我的講課很成功，課後，我應邀與該校教授們一起共進晚餐。席間我的鄰座是一位中年東方人。我們攀談了起來。我的鄰座告訴我，他是阿富汗人，在美國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該校教授法學。當天早晨已經知道，塔拉基在喀布爾被殺，阿明成為阿富汗新總統。自然地，我與鄰座的話題——他名叫阿赫麥德——轉到了這些事件。「我很熟悉阿明，」我的鄰座說，「他也在美國上過學，曾是阿富汗留美學生組織的主席。我們大家都清楚他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係……」我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的新交在革命和塔拉基掌權之後沒有回到阿富汗。「曾經給過我司法部長的職位。但是，在了解到新政權上層的爭鬥之後，我回絕了，並決定暫時留在美國。」「我喜歡塔拉基。他似乎是個著名學者，可惜他死了。現在會怎樣呢？」「我毫不懷疑是阿明組織了這起謀殺。」阿赫麥德說，「我還可以預測，現在會發生什麼。他會將你們拖入阿富汗的戰爭。」「我們如何以及為何要這樣作呢？」「您有沒有想過，阿明從中央情報局領受了這樣的任務？接下來，阿明馬上會將自己打扮成莫斯科的忠誠朋友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堅定追隨者。他會在國內開始加速社會改造，而這個國家依然生活在古老的教規和伊斯蘭宗教領袖的巨大影響之下。建立「集體農莊」，沒收大多數阿富汗人看作自己善主的地主領地，限制宗教自由，甚至試圖過早地改變阿富汗婦女的地位——這一切就將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也許，阿明的「改革」將會引起這個國家非常脆弱的行政機構內部分裂。將會開始逮捕那些阿明認為在「消極怠工」的人。同時，阿明會請求莫斯科派遣顧問進行援助。來自「不信神國家」的人將會進一步增強反對阿明制度的力量。屆時喀布爾會向你們發出新的呼籲：派遣軍事專家，此後是派軍隊。而克里姆林宮內部則未必會想起英國人「征服」阿富汗的厄運，和阿富汗人民抵抗域外奴役者的力度。你們的軍隊會很快進入，而你們也會在阿富汗得到自己長期和血腥的越南。可以設想，白宮內部將會如何高興？對付「罪惡帝國」的說辭將會獲得無限可能……」對這個趣味盎然的阿富汗分析我以外交官的沉著回答說，雖然阿赫麥德的分析聽上去有先見之明，但這些未必會兌現。但是，回到華盛頓之後，我把此次與阿赫麥德的談話寫了一份詳細報告，交給了多布雷寧大使。他的反應相當特別：「你怎麼能夠讓我把這種東西傳到莫斯科去?昨天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阿明，擁抱了他並且許諾在阿富汗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會提供各種幫助和支持……」這樣，我擬好的密電始終沒有發出。可是即便克里姆林宮收到了，事情的進程會改變嗎？就憑我國當時老朽昏庸的領導，1979年12月開始在阿富汗血腥的冒險未必會被制止……1983年，當我結束自己的外任回到莫斯科時，向當時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負責人阿爾巴托夫也講述了此事，他囑我就此為安德羅波夫寫一份詳細報告，其時後者在勃列日涅夫死後已經成了蘇共中央總書記。此後不久，阿爾巴托夫告訴我，安德羅波夫認為這個信息有意義，並對它未能及時上報表示了遺憾。然而，我再次自問，它會改變什麼嗎？畢竟安德羅波夫當時說話算不了數。